米塞斯：理知是人的特征，自由主义者维护生产手段的私有权
作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
经济学家，思想家，哈耶克的老师
理知是人的特征。至于理知是不是认知最后和绝对真理的一个适当工具，行为学不必提出这个问题。行为学之处理理知，只就其“能够使人行为”这一点上来处理。
所有一切成为人的感觉、知觉和观察之对象的东西，也都呈现于动物感官之前。但是，只有人能够把一些感官的刺激变成知识和经验。因而，也只有人能够把他的各个知识和经验安排在一个有条理的系统中。行为之前是思想。思想是预筹将来的行为，并回顾过后的行为。思想与行为是不可分的。每一行为总是基于一个关于因果关系的特定观念。思考一个因果关系的人，是在思考一个理论。没有思想的行为，不要理论的实施，是不可想像的。推理可能错误，理论可能不正确：但思考与推理在任何行为中都是有的。另一方面，思想总是想到一个可能的行为。甚至一位思考一种纯理论的人，他会假定其理论是对的，也即，假定按照这个理论的行为，其结果将是这个理论所预料的。至于这个行为是否行得通，那就与逻辑无关。思想的，总归是个人。社会不思想，正如同它不食、不饮。人的理知作用，从原始人的天真想法，演进到现代科学的精密思想，是发生于社会里面。可是，思想本身则是个人的成就。我们有联合的行为，没有联合的思想。我们只有“保存思想，并把思想传递给别人，以刺激他们思想”的传统。可是，人没有其他的方法占有前辈的思想，除掉一再地去思想它们。自然，他可以根据前人的思想再向前想。传统的主要工具，是语言。思想与语言相联，语言也与思想相联。概念体现于名词。语言之为思想的工具，正如同它之为社会行为的工具。思想与观念史是在世代与世代间的谈话。后代的思想产生于前代的思想。如果没有这种刺激，知识的进步就不可能。为后人播种而在前人耕耘的土地上收获，这种不断的演进，也表现于科学和观念史的上面。我们承袭于祖先的，不仅是一些构成我们物质福利的财货；我们也同样地承袭了一些观念、思想、理论和技术，我们的思想因此而益丰富。但是，思想总是个人的显现。
指导行为的理论，往往是不完全的、不如意的。它们可能是冲突的，不适于纳入一个周全而一贯的体系。如果把那些指导某些个人和集团的行为的一切命题和理论，看作一贯的复合体，而尽可能地把它们纳入一个体系，也即一个周全的知识体系，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世界观。一个世界观，如同一个理论，是对一切的一个解释：如同一个行为规律，是关于消除忧虑的最好方法的一个意见。所以，一个世界观一方面是一切现象的解释，另一方面是一种技术。“解释”与“技术”这两个名词，都是广义的。宗敎、形而上学和哲学，其目的都是要提供一个世界观。它们解释宇宙，它们敎人们如何行为。意理这个概念比世界观的概念较狭。当我们说到“意理”的时候，我们只想到人的行为和社会合作，而不管形而上学的问题、宗敎的“独格码”（dogma）、自然科学、以及来自它们的技术。意理是关于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那些原则的总称。世界观和意理，都超出了加在纯中立的学术的研究之限制。它们不仅是科学的理论，而且也是关于“应该”的一些原则，也即，关于人在世间所应追求的一些终极目的。
禁欲主义吿诉我们：人能够用以消除痛苦、获取完全平安、满足、和幸福的唯一方法，是摆脱俗虑而不烦心于富贵荣华。要求解脱，只有排弃物质福利的追求，忍受人生旅途的苦难，终身致力于为享受永恒至福作准备。可是，坚决遵守禁欲主义的人毕竟太少。禁欲主义所提倡的那种完全忍耐，似乎是反自然的。生活的诱惑终于胜利。禁欲的原则已不纯粹。即令是最圣洁的苦行者，也不得不向那些与严格原则不相容的生活和俗务让步。但是，一个人一旦考虑到任何俗务，一旦把世俗的观念代替纯然植物性的理想，他就和那些追求世俗目的的人们没有性质上的区别。于是，他与其他的每个人就有了一些相同的地方了。有些东西，推理和经验都不能提供它们的任何知识，人们关于这些东西的想法，会差异到永不能达到同意。在这方面，也即在自由的幻想——旣不受逻辑思考的限制，也不受感官经验的限制——的方面，人可以充份地发泄他的个性和主观。关于“超越物质界的超绝物”（transcendent）的一些观念和影像，是最具“个人性的（personal）”。语言文字不能够传达关于超绝物所说的是什么；谁也不能确定听的人所想的是否和说的人所想的一样。
关于超越的东西，永久不会有同意。宗敎战争之所以最残酷，是因为没有任何调和的希望而作战的。但是，在涉及世俗事务的地方，人与人的自然相亲以及保持生命的生理条件之一致，就会发生功用。分工合作的较高生产力，使社会成为每个人达成他自己的目的的主要手段，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些什么。社会合作的维持及加强，成为每个人所关切的事。任何世界观和意理，凡不是属于完全无条件的禁欲主义，凡不是完全属于隐居生活的，就必须注意到“社会是达成世俗目的的大手段”这个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关于某些较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组织的琐事，也有个共同点借以获致同意。各种意理不管怎样相互冲突，它们在一点上是和谐的，即在社会生活的承认这一点上。人们有时看不淸这个事实，因为他们遇到哲学和意理的时候，总是多注意它们关于“超绝物”和不可知道的东西所讲的一些话，而少注意它们关于现实界的行为所说的一些话。在一个意理的各部份之间，也常有不可塡补的鸿沟。对于行为人而言，实际重要的，只是那些归结于行为规范的敎义，而不是那些纯学术性而不适用于社会合作架构中的行为的学说。我们可以不管那种绝对一贯的禁欲主义的哲学，因为那样严格的禁欲主义，最后一定使它的支持者归于毁灭。其他所有的意理，在认可生活必需品的寻求下，或多或少不得不考虑到这个事实：分工比孤立的工作较有更大的生产力。因而它们承认社会合作的必要。行为学和经济学不适于处理任何敎义的“超绝物”和形而上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任何宗敎的或形而上学的独格码和敎条，也不能使那些“从正确的行为学推理发展出来的关于社会合作的定理和理论”失效。如果一种哲学已经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繋有其必要，那么，就社会行为问题的发生来说，这种哲学的立场就不容再转到那些经不起科学方法检验的个人信念上面去。这个基本事实常常被忽视。人们以为，世界观的一些差异，产生了一些不可和解的冲突。
由于世界观的差异而形成的各党派，其间的基本敌对，是不能靠妥协来解决的。它们导源于人的心灵最深处，而且是表现一个人天生的与一些神秘而永恒的力量之交通。被不同的世界观分开的人们，其间决不会有任何的合作。但是，如果我们检查一下所有各党派的纲领——精巧设计而又公布了的纲领，以及那些党派当权时实际上固执的网领——我们会容易地发现，上面的说法是错误的。现在，所有的政党都是争取世俗的福利，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的利益。他们的诺言是说，要给他们的追随者更如意的经济情况。关于这一点，罗马天主敎与各派新敎之间，就其干预到政治的社会的问题时而言，没有区别；基督敎义与基督敎以外的宗敎之间，经济自由鼓吹者与各牌马克斯的唯物主义者之间，国家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之间，种族主义者与种族间和平主义者之间，都没有区别。不错，这些党派有许多是相信，要牺牲其他的人群才可达成他们自己的幸福，甚至于以为，完全消灭或奴役其他的人群，是达到他们自己福利的必要条件。
可是，消灭或奴役别人，并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而是达成他们所想达成的最后目的——自己集团的福利——的一个手段。如果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计划是被错误的、揑造的学说指导，并不能达成所希望的目的，他们将会改变他们的纲领。关于不可知的和超乎心力的东西，人们所作的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陈述，包括他们的宇宙观、世界观、宗敎、神秘主义、形而上学，以及概念的一切幻想，彼此间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意理的实际要义，也即，关于世俗生活中所追求的目的，和达成这些目的的手段的敎义，则显得很一致。在目的与手段方面，诚然有些差异和敌对。可是，关于目的的一些差异不是不可协调的；它们不妨害在社会行为方面的合作与和善的安排。仅就手段与方法来讲，那是纯属技术性的问题，因而可以用合理的方法来检讨。当党派冲突到了火热的时候，某一方面会这样声张：“我们不能与你进行和谈，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触及我们的世界观；在这一点上，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我们听到这种话，只要仔细査究就可看出，这种宣吿所描述的敌对，比实际的情形要尖锐些。事实上，就所有顾及人民的世俗福利，因而承认社会合作的一切政党而言，关于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之处理的问题，不是最后原则和世界观的问题，而是意理的问题。那都是些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没有一个政党愿意社会解体，陷于无政府状态，乃至回复到原始的野蛮阶段，而不肯牺牲意理的某些观点以期解决。在政党纲领中，这些技术问题自然是最重要的。
一个政党总会主张某种手段。推荐某些政治方法，而排斥所有的其他方法与政策。一个政党是一些急于想用同一方法，以达成共同目的的人们的结合体。使人们有分别、使党派得以结合的，是手段的选择。因此就政党之为政党而言，选择的手段是它的基本要素。如果其手段已证明无效，则这个政党也就注定完蛋了。政党的领袖们，如果他们的威望和政治业绩是繋于党的政纲，他们会有很多理由不许对它的原则作无限制的讨论；他们也许把那些原则看作不容置疑的最后目标，因为它们是基于一个世界观。但是，从人民（党魁们自以为是受他们的委托而行动的）看来、从投票者（党魁所想拉拢的）看来，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他们不反对就政党政纲的毎一点加以检讨。他们只把党政纲看作达成他们自己的目标——即世俗的福利——的手段之推荐。
今天，有些叫做世界观的党派，即涉及最后目的的基本哲学决定的党派，分裂这些党派的，只是关于最后目的的表面上的不一致。他们的敌对或者是发生于宗敎的规律，或者是发生于国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发生于生产手段所有权的问题，或者是发生于政治组织的问题。所有这些争执，我们可以看出，都是关于手段而非关于最后目的。让我们从一国的政治组织问题讲起。民主政制、世袭君主制、贵族统治、沙皇式的独断，都有许多拥护者。诚然，这些政纲之被推荐，其理由常常是说到：神圣的制度、宇宙的永恒法则、自然秩序、历史演化不可避免的趋势、以及其他一些神秘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一些说法只是附带的点缀。到了向选民说话的时候，这些政党又拿出其他的一些说法。他们急于表示，他们所支持的制度将比其他政党所鼓吹的制度更可成功地实现人们所追求的目的。他们列举过去、或在他国已经达成的有利的结果；他们指出其他政党的失败，以诋毁其政纲。他们既用纯粹的推理，也用历史经验的解释，以期说明他们自己的建议的优越，以及敌对政党的建议之无效。他们主要的论旨总是：“我们所主张的政治制度将使你们更幸福，更满意。”在社会的经济组织方面，自由主义者维护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干涉主义者则鼓吹第三种制度。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旣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在这些派别的冲突中，也有很多关于基本哲学问题的议论。
人们常说到真正的自由、平等、社会正义、个人权利、社会、联立关系、和人道主义。但是，每个党派都想用推理方法和历史经验，来证明只有它所推荐的制度才会使人民幸福和满足。他们吿诉人民：实现他们的方案将可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准，而提高的程度不是其他党派的方案所可赶得上的。他们坚决宣称他们的计划是便利的、有效的。很明显地，各党派之间的区别，不在目的方面，而在手段方面。他们都自以为是在企求大多数人的最高物质福利。国家主义者特别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是不可调和的，而一国内部各分子的正当利益，彼此是和谐的。一国的繁荣只有牺牲别国才可获致；一国的各个分子，也只有在国的繁荣中才可生活得舒适。自由主义者有一不同的见解。他们相信各国之间的利益和谐，并不逊于一国之内各集圑、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和谐。他们相信和平的国际合作比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更适于达成他们和国家主义者都想达成的目的——他们自己的国家福利。他们之主张和平与自由贸易，亦不是像国家主义所指责的违反本国的利益而有利于别国。恰相反地，他们认为，和平与自由贸易是使本国富裕的最好手段。使得自由贸易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分离的，不是目的，而是达到他们双方所企求的共同目的的手段。至于宗敎敎条的冲突是不能靠推理的方法来解决的。
宗敎冲突，本质上是不能调和的。可是，一个宗敎团体一旦进到政治行动方面，而试图处理社会组织问题时，它就不得不考虑到一些世俗问题，不管这种考虑如何与它的“独格码”和信条是如何冲突的。在一切敎外活动中，从来没有一个宗敎敢于坦白地吿诉大家：实现我们所计划的社会组织，将会使你们穷困而有害于你们的世俗福利。那些始终坚守穷困生活的敎徒们，退出了政治舞台，逃遁于隐居。但是，那些以传敎为目的，以影响敎徒们政治社会活动为目的的敎会和宗敎团体，则采纳了世俗的行为原则。在处理人们的世俗生活中，他们与任何其他政党，没有什么区别。在游说宣传中，他们对物质的福利比对于天堂的至福更强调些。社会合作是达到人类一切目的的大手段。这是理知的考虑所明示的。对于这个事实能够置之不理的，只有一种世界观，即这个世界观的抱持者，否认一切一切世俗活动。因为人是社会动物，他只能在社会里面生活得好。所有的意理不得不承认社会合作的特殊重要性。它们必须企求最满意的社会组织，必须赞成人们促进物质福利。所以，它们是站在同一的立场。使得它们彼此分离的，不是什么世界观和不可合理讨论的超绝的问题，而是手段与方法的问题。这样的一些意理的对立，是可以用行为学和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彻底检讨的。
对于大思想家们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加以批评，常常会揭发隐藏在那些似乎条理一贯的思想体系中的罅隙和缺陷。提出一个世界观的人，即令是天才，有时也不免有矛盾和错误的推论。一般舆论所接受的那些意理，更是受人心缺陷的影响。它们大都是些彼此绝不相容的观念的杂陈，经不起逻辑的检验。它们的矛盾是不能消除的，也无法把它们的各部份并成一个互相协调的观念体系。有些著作家指出：从逻辑的观点来讲，妥协或调和，尽管是不能叫人满意的，但为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倒有好处。他们用这个说词来辩解一般人接受的那些意理的矛盾。他们犯了“生命与现实是不合逻辑的”这个常见的错误想法；他们以为，一个矛盾的体系也许由于运作得满意，而证明了它的便利、乃至它的真理，而合乎逻辑的体系反而有害。这种谬见，没有再加驳斥的必要。逻辑思考与现实生活不是两个各别的轨道。对于人而言，逻辑是处理现实问题的唯一工具。凡是在理论上冲突的，在现实界同样是冲突的。逻辑的不一贯，决不能给现实问题提供一个满意的、可行的解决。一些矛盾意理的唯一效果，是把真实的问题掩盖着，因而妨害了人们及时寻求适当的解决法。不一贯的意理，有时会延缓冲突的明朗化。但是，它们确实是使它们所掩盖的那些坏处更甚，而使最后的解决更为困难。它们使痛苦加倍、使仇恨加深、使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如果认为意理的冲突是无害的，或甚至是有益的，这是个严重的大错。行为学和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要拿一贯的、正确的意理，来代替常见的冲突敎条的调和折衷。除掉理知提供的方法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防止社会解体，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保证人的情况之不断的改善。
人们必须就其心智所及尽可能地想透一切有关问题，决不要轻易地接受前辈人传下来的任何方法，必须经常封每个理论、每个定理加以懐疑，决不要懈于扫除谬见，以寻求最正确的认知。我们必须掲发假冒学说，展示真理，以对抗谬见。这里涉及的一些问题都是纯知识方面的，因而要以知识问题来处理。如果把它们看作道德问题，而把那些持相反意理的人骂之为坏人，那是很不幸的。如果坚持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是好的，我们的反对者所追求的是坏的，那也是无益。宗敎集团和计划主义所特有的、僵硬的“独格码”，终归于不可和解的冲突。它总是先发制人把所有的反对者骂成作恶者，它怀疑他们的诚实，它要他们无条件投降。凡是有这种态度流行的地方，社会合作就不可能了。现在的倾向并不较好，时髦的风气是把不同意理的支持者诬蔑为精神病人。神经健全与神经错乱之间的界线，在精神病理学上是模糊不淸的。外行的人们干涉到精神病理学上的这种基本问题，这自然是荒谬的。显然地，如果一个人有了错误的见解，而照他的错误见解来行为，这个人就可叫做精神病人，那么，我们就很难发现可称为正常的人了。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把前辈的人称为精神病人，因为他们对于自然科学问题的观念及其相随的技术，都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同。
因为同一理由，后辈的人们也将把我们叫做精神病人。如果犯错误是精神病态的特征，那么，每个人都可叫做精神病患者。一个人的见解不同于同时代大多数人所持的见解，仅凭这个事实决不能说他是个精神病人。哥白尼、伽利略和Lavoisier是精神病人吗？一个人抱持新的观念，与别人的观念冲突，这是历史的常态。有些新观念，后来被当作真理而纳入大家接受的知识体系中。“神经健全”这个形容词，只可用之于毫无己意的庸碌之辈，而不可以用之于所有的创新者吗？有些现代精神病的医生们是荒谬绝伦的。他们完全不懂行为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他们所熟知的那些现代意理，是肤浅的、未经批判的。可是，他们却爽爽快快地把某些意理的支持者叫做妄想的狂人。有些人，常被称为“货币的幻想者”。这种“货币的幻想者”主张用货币措施为每个人谋福利。他的计划是虚妄的。可是，那些计划却是现代舆论所完全赞成，也是几乎所有的政府所采纳的货币意理的彻底应用。经济学家对于这些意理的错误所提出的反对，得不到政府、政党、和舆论的考虑。那些不了解经济理论的人们，大概都相信：信用扩张和增加货币流通量，是把利率降低到永久低于自由的金融市场所维持的高度以下的有效方法。这个学说完全是幻想。但是，它对于几乎每个现代政府的货币信用政策发生指导作用。现在，在这邪恶意理的基础上，没有有效的反对可以提出来抗拒Pierre Joseph Proudhon，Ernest Solvay，Clifford Hugh Douglas和一些其他所谓的改革家们所提倡的计划。他们只是比别人更贯彻些。他们想把利率降低到零，因而彻底消除“资本”的稀少性。凡是想驳斥他们的人，必须对一些大国的货币信用政策所依据的那些学说，加以攻击。精神病的医生们也许不同意，精神病人的特征确是在于不温和而走极端。
正常的人，有自我节制之明，疯狂的人则越出一切范围。这完全是个不满意的辩解。凡是认为靠扩充信用即可以把利率从5%或4%减低到3%或2%的那些议论，也同样有效地可用来认为利率可减低到零。从一般舆论所支持的那些货币谬见的观点来看，“货币幻想者”确实是对的。有些精神病医生把那些拥护纳粹主义的人叫做精神病人，而想用治疗学的程序来医治他们。这里我们又遇到同样的问题。纳粹的一些敎条是邪恶的，但它们在本质上并无异于别族舆论所赞成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那些意理。纳粹的特征只是把那些意理，贯彻地应用于德国的特殊情况而已。像所有的现代国一样，纳粹党要政府控制生产事业，要求本国经济自足。他们政策的明显标志是他们决不承认、也不默认，如果别国也采用同样政策，势将使他们不利。
照他们的说法，他们不准备永久“被困于”人口过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物质环境使得劳动生产力低于别国。他们相信他们的人口多、战略上的地理优势，以及武装部队的活力勇敢，足使他们有机会用侵略的方法来补救他们所悲伤的缺憾。凡是接受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理，而把这个意理视为真理、视为国策标准的人，不可能拒绝纳粹党从这两种主义导出的那些结论。接受这两种主义的外国，若要抗拒纳粹，那只有一个方法，即用战争来打败它。只要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世界舆论上占上风，德国人或其他国人，一有机会就会一再地尝试靠侵略征服来达成目的。如果我们不探究侵略心理之所从出的那些意理的谬误，就没有希望根除那侵略心理。这不是精神病医生的事情，而是经济学家的任务。
德国人的错处不是他们不遵守福音敎义。没有一个民族是遵守的。除掉那个小而无影响力的敎友派（the friends）以外，实际上所有的基督敎会和宗敎都赞美战士们的武功。在老辈的德国征服者当中，最残酷的是那些借基督敎义作战的日耳曼的武士们（the teutonic knights）。今日德国的侵略，其根源是由于德国人抛弃了自由哲学，而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理代替了自由贸易与和平的自由原则。假若人类不回复到时下所毁之为“正统”的“Manchester哲学”的、和“自由放任”的那些观念，那么，要防止新的侵略，唯一的方法就是剥夺掉德国人从事战争的手段，使他们成为无害的民族。人，只有一个工具可以战胜错误：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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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人的行为》（遠流版） ，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写作也是将头摁进黑夜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