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说《西游补》首回短思

首回中，作为作者的董说在文中对“文字禅”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观点，这个不一样——是指自唐以降，特别在宋代与禅学有着极紧密的关系“文字禅”的作用—— “借文字之用而离文字之执” ，其与《金刚经》之“舍伐登岸”亦有相类处，董说在此抛出了一个否定的观点，其以为：“文字禅无关正果，多用心反召妖魔。”但他并不在自己抛出的问题中多作纠缠——此倒与其“多用心反召妖魔”句相契，只认为“去此二病，好上西方”。对于僧俗“同道”（可作无法塑封的状态解——或谓僧众无可避免的与世俗社会存有不同程度的接触），董说则作如此理解：“他是在家人，我是出家人。共此一条路，只有两条心”。此比王充刻意为之的“避世离俗”要高上一着。几句话，把问题讲明白了，其虽谓“文字禅无关正果”，此处却还是在用此一方法去接引读者。

董说有“拾石为研（同砚），折梅为笔，造泥为墨，削竹为简”句，此与今人所谈之“侘寂风”的东方美学特质是同源的。

又其有“张、钱、徐、赵，难占古塚之碑”句，从句意一端出发，此四姓自然代表碑学四家，清际碑学四家自推“笪重光、冯敏昌、何焯、姜宸英”，显然诸条件（主要是时间）皆不合；又，若从明万历时期所兴起之“前碑学”诸家入手，则惟赵崡一人可勉强适配，遂此处不能以曾国藩的“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马之文章”（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班固、张衡、左思、司马相如）句相类比，《西游补》毕竟是小说，所谓“张、钱、徐、赵”亦可用“甲、乙、丙、丁”或“A、B、C、D”代之，实非究竟话头，不必纠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