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杜根的《论希罗多德》与汉语传统的杜甫

论希罗多德

据说希罗多德是个骗子 根本没有得到赫拉女神的祝福， 也没有得到神圣的灵感 作为礼物，他只是一个聪明的操作者 对现在所谓的“历史” 进行“研究”或“调查” 作为一个比通常更容易犯错的人。 我声称他根本不是一个骗子： 他只是编造了他认为 是事实的东西。这是有区别的。 你必须是一个古希腊人 才能知道其中的区别，你不是所以你不能。 在某些情况下，他撒谎，在另一些情况下 他说实话，在其它情况下 他说别人想听的话， 就像其他作家一样，有时 他只是把别人告诉他的话写下来， 尽管他不会或无法理解 任何不讲他的希腊语的人。 你必须是古希腊人才能明白 除了古希腊语没有其他语言是什么状态 而我不是，所以我一定是错了。 （沙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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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可以把我下面所写的这段话和这首《论希罗多德》放在一起读。我和杜根都设想了一种情况，类似“除了古希腊语没有其他语言是什么状态”。——

按照某诗人的看法，以汉语的诗性为经验，可以分为杜甫和李白两种诗性经验。但为什么诗性经验是可分的？我认为按诗性经验，恰恰无法将李白和杜甫划分开。除非这里的诗性经验被替换为生存的历史性和地缘性经验在两位诗人身上、在他们的性格和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分化。问题在于如果李白和杜甫不是SM，这种分化和分别就没有意义，用他们建立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没有意义了。虽然杜甫的诗涉及更多历史和地缘元素，但他不是对这两者抒情，老实说它们不可爱，不是抒情对象也不是情感本身。就汉语的诗性情感来说，李白和杜甫是不可分的，诗仙和诗圣对仙和圣的情感都是一样的，他们的诗性就在于都能既超越世俗又能与世俗完美融合。如果认为需要历史和地缘元素做挤压情感的钳子，那诗性从何而来？谁能说自己知道杜甫的诗是对被生存危机逼出来的喊叫进行的修辞组织？如果真是这样，杜甫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于当代汉语中——那种叫喊作为文化延续下来，持续堆积，情况会如史蒂文斯《黑暗的统治》一诗：只有树叶的、铁杉的、炉火的、孔雀羽毛的、星星的、宇宙的喊叫。这里面不会再有叫做杜甫的诗人，因为这是黑暗的统治，在它的统治下，一切都只是黑色的叫喊。那还有什么？是汉语吗？该不会，那片黑暗就是作为母语的汉语？想想看，和它签订契约！需要和它签订契约的是什么人？反正后果是可以推测的：汉语和汉语诗人的双重的穷凶极恶，两个黑洞的互融——所谓诗人不过是准备迎向总体战争的人罢了，要做凶狠者中最凶狠者。

人是言说的存在，这并不是说人们都能竞相发言或撑到最后的反唇相讥，而是说对语言的运用是突破语言系统的制约的活动，这也是语言运用的结果和目的，因为语言的可悲处境是无论任何东西都无法补偿的，即便“更人”也不行。如果只是因为他人和自己不在一种由自己强加的契约关系中就让他成为身外之物、赤裸生命，那么他就只有他的自我，这个自我或许只懂统治权、归摄权，这是真正的既没有门也没有窗但也没有协奏和横向兼容的房间，这是一个没有自我接纳基础的自我。这会让诗也有一瞬的疑惑，如果过去的他并没有因为语言和社会地位让自己置身于一首诗中，而且归根结底，他是永不会让他人在和自我的关系中拥有任何实在性的地位的，那么他会在哪里呢？ 他是 一类女诗人，就像把先知忒瑞西阿斯弄瞎的赫拉，毕竟她认为作为女人没什么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