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杜根的诗是如何让法西斯主义的身体暴露的

对安妮·塞克斯顿的醉酒回忆

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见到我的前恋人安妮·塞克斯顿 是在一次抗议亚洲 反宪法战争的诗歌朗诵会上 一个学术界的狗娘养的， 为了考验她醉鬼的名声， 在我们阅读后给了她一杯 盛满葡萄酒的啤酒。她一边 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 一边把它喝光了，然后说： “我才不在乎你怎么想， 你知道的”，好像我是 她的什么前任，男友、丈夫、恋人 还是什么。就在我 正要说我爱她的时候，不知怎么的 我被我美丽的敌人 戈尔韦·金奈尔打断了，他对她说： “正如传闻所言，你的眼睛， 你有一只蓝眼睛，一只绿眼睛” 然后他们就在那里 两个美丽的诗人 凝视着彼此美丽的眼睛 在我喝她的酒糟时。

（阿兰·杜根）

打败法西斯的只能是本质上截然不同于法西斯的力量。不懂这一点就不要谈尼采与哲学。1，使人民的力量向着反法西斯的力量转化，至少脱离法西斯力量的影响；2，能打败右派的法西斯，左派的法西斯就无所遁形，所以不用动第二根手指头。3，艺术可以用最难以接受的感觉，非道德的、善恶彼岸的感觉，来驾驭反法西斯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隐藏在作品之后的，它同时消灭了纠缠在一起的各种法西斯力量，左派的和右派的。例如阿兰·杜根的《对安妮·塞克斯顿的醉酒回忆》一诗。可以说这里面“全员恶人（全员法西斯）”，作者对安妮·塞克斯顿身上的法西斯主义也丝毫不留情面。

首先，故事上演的场所是一场政治性质的诗歌朗诵会，它要抗议的是“亚洲反宪法战争”，换言之，它支持某种宪法运动，维护法律、法制。按说诗人们应该正襟危坐，活动结束后也并不会迅速切换到社交模式，否则就失去了它的政治正确的意义，但诗歌从第一行开始就充满玩玩世不恭的戏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前恋人安妮·塞克斯顿”，意思是，只要是仅仅见过安妮·塞克斯顿，就可以宣布自己曾是她的前情人，这种正经的回忆语气也是为了故意让人们知道这种情况是荒谬的，是在光天化日下造谣，是睁着眼说瞎话，但它存在于其它类似的诗歌活动中——已经是过来人的“我”知道有人这么做过，甚至很多人这么做过，并且让这种说法成为社交台词。参加这次活动时，“我”可能还不知道，也许正是因为这场活动的经历，“我”才了解这些不可原谅的、匪夷所思的套路。这种套路会毁了一个本就精神崩溃的女诗人，会让她的名声更加不堪。实际上，这场朗诵会正在朝这个方向进行。

首先出场的是一个向她敬酒的男诗人，以和中国类似的酒桌文化的方式，验证她是否如传闻中一样是个烂酒鬼，如果情况属实，接下去就会有相应的社交方式，或对待她的方式。

安妮·塞克斯顿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他的算计，她可能是单纯的嗜酒，见酒就喝，于是就不知不觉倒霉了，也可能早就熟于应对，见招拆招。但不管怎么说，她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路线，年轻时她曾是模特和演员，可以说她会尤其在这种场合表演爱情，表演她对男人邪念的理解以及一个演员该有的对策，她一上来就已经为现场所有人布置了一个舞台，也为他们安排了爱情演员的角色：现场所有人都是情人，都带着一种彼此了解的关系模式和习惯经验，她迅速把男人与男人安置在一张关系网中。她接过前一个人的酒，却喝给“我”看，仿佛通过做有害身体健康的事情伤害“我”的感情，这给了“我”一种和她有特殊关系的感觉，这种感觉实际上首先是传递给现场所有人的，在人们的目光中“我”已然是特殊的，并对她拥有了一种特殊关系下的权力，例如监护权。“正要说我爱她”，要么表明“我”被这种轻浮俘虏了，要么表明在她一饮而尽时“我”也开始洞悉社交规则，打算轻浮地对待她。这时，另一名诗人就像“你们怎么不带我玩”、“你行我更行，人人都可以”的乡巴佬儿一样，不可或缺地加入进来。安妮·塞克斯顿于是借此依次推走了敬酒人和“我”，瞬间让两者成了“前任”——前任最明确的指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从而打破了前两人刚刚升起的幻想，专注于和那位“我”的美丽敌人互相凝视。“我”虽然幻觉破灭，但仍依依不舍地接过了她喝剩的酒。一种令读者反感的氛围达到了极点。

这一定唤起了读者的强烈冲动，认为这是一个该被烧毁的现场。我们不要忘了，这是一场政治性质的诗歌朗诵会，和宪法、法律有关，而现场这些诗人都徘徊在反宪法的边缘。包括对弱势性别的策略性戏弄，对女性的不尊重和人格打击。但安妮·塞克斯顿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呢？她显然已经是这种活动的常客和热门嘉宾，是圈子里的精英和名人。她无法不借机重复一种爱情表演。这种表演既在现场，又向场外衍射。她也在对场外的某人说“我不在乎你怎么想，你知道的”，就好像那人是她的某个真正的前任。她的这种表演时刻都是职业高度的表演。这揭示出，这场诗歌朗诵会整个是为一场早就发生的灾难而准备的商业演出，试图让灾难的承受者再背负一次道德的惩罚。也就是必须接受爱情表演所演示的情爱关系，这是商业绩效所要求的。这可以被定义为诗歌圈的恋人商务 lover business，根本不是恋人，而是文化产业强加的。作为爱情表演的受害者正在场外，要么不可能参与这种活动，要么已经弃绝这种活动。这种对他的强加就来自法西斯主义。

当时隔多年，“我”对这次醉酒活动的回忆之所以这样展开，之所以是这样一种叙述角度——层次分明地呈现了一个令人愤慨的把戏，那正是因为作者想让它发生在反法西斯背景中，它隐藏的力透纸背的力量就是作者所驾驭的反法西斯力量。这种力量毫不留情地既摧毁了猥琐的男诗人，也摧毁了学术圈业务中的爱情表演，没有同情任何人。

但更深一层的是，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 安妮·塞克斯顿可能已经自杀去世。写下这样一首诗，是否仍构成了对死者的不宽容。唯一的问题就在这里，作者显然已经不顾一切，他要把围绕着 安妮·塞克斯顿的这个死亡现场扔给那些仍在组织和进行这种表演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并以 安妮·塞克斯顿的名义预言这就是他们的死亡。

这就像在汉语世界中，为什么当代汉语男诗人需要拿命运一词回应杜甫？因为，既然杜甫是命运，那么一个汉语男诗人若和诗人杜甫一样厉害，那他就会预言自己的命运，而如果他不厉害，他就会知道诗歌与音乐之神的厉害。

如果他没有写入 安妮·塞克斯顿这个名字，法西斯主义的身体就仍是隐蔽的。法西斯主义是极端的父权制主义，也就是男性优生学，在它的对立面的女性身体不代表别的，它的存在只有这一个作用——当有需要时，它立刻仅仅成为亵渎的对象、道德惩罚的对象、复仇与侮辱的对象、群体攻击的对象。而这已然并非是两性对立，而是权力对它的完全的去人类化和去性别化，确切说也不是要让女性为自己的性别赎罪——就像她比女人更加女人，她由于分外是女人而需要被割除于社会——与此同时，一个人只要在性别上是男性，就有了一种对社会问题和个体生命的全权处理权，这是一个让所有男人都参与到共谋中的机会，而这个统一体的身体是无法被反击、损坏的。换言之，它已经是反宪法的，但已经僭越了宪法、破坏了宪法，然而宪法有可能会对它无能为力。

为了暴露出这个法西斯的身体、极端父权主义的身体，就必须让它在文学作品或艺术中生成一个脆弱的形象，一个它转而攻击自己的形象，一个被它自己吞噬的形象——猥琐的男诗人要和安妮·塞克斯顿找到共同的归属。这就是 阿兰·杜根的伟大发明。 这种手段不是过激的，而是必要的。法国电影导言戈达尔曾深刻指出：剥削者从不谈自己是如何被剥削阶级剥削的。法西斯主义也从不谈自己的身体是如何死亡的。 这必须被谈论。

沙织，2024.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