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No.26《图像与社会》-3
◇ 中国哲学与艺术中“自然”与“自由”的共生
万物万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眹迹，而亦终不得，则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郭象《庄子注》
庄子的透视主义排除了个体之物能够引发自身而存在的可能性，道家自然在起点处就意味着独立于神权。对庄子来说，不合自然之事就是体现人类机巧的仪节和器具。这里的机巧指的是处事技巧、人为规范，它侵害了人类所共享的，来自于自然天性（即“德”）的自由与平等。
庄子主义者们理解的个体独立，即天放，不仅仅是基于经济独立或自耕自食能力的，人心与生俱来的自主权是导致这种独立的另一根源。“心”既不会被自然约束，也不会为自由舒服。只有当心选择如此时，它才是自然的；只有当心是自然的，它才是真正自由的。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中古时期的中国，陶渊明的精神没有得到足够认同，其价值是被中唐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重新发掘出来的。柳宗元讨论“天放”，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社会与精神理想，他发现了关于他自己的、个体释放之自然镜像，是“上与造物者游”。
同样，即使盲考制度出现在宋代，早在唐中晚期，白居易与柳宗元也早已对世袭特权给予批判，柳宗元还明确指出世袭制阻碍了出身平凡的贤才获得为社稷效力的机会。白居易的“岂无吾平生志？拘牵不自由”中的“自由”很明显地是指能够随心所欲地作为，特别是政治语境中的言其所欲言。
在世界范围内，宋代的讽刺文学都呈现出空前的兴盛镜像。司马光曾颁布诏令号召天下臣民尽言疾苦，并且“公论”的意义也得到了广泛认可。宋代社会为个体“放其言”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开阔且令人瞩目的选择范围。
综上所述，中国的“自然”成为一个概念乃是将上帝从世界体系中移除的逻辑结果，因此所有的社会规则和差别是约定俗成的，不仅可以被质疑、甚至可以被重写。庄子、陶渊明、白居易、柳宗元和司马光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质疑了约定俗成的规则，他们之中有些人也促成了这些规则的改写。
在18世纪中叶之前，英语中的自由（liberty）像权利（rights）一样，指的是特定的世袭特权，并没有政治自由的抽象意义。这些都要等到身份世袭制度被推翻后才能获得全新定义。而中国早在宋代就已经在如此这般做了。
◇ 中国山水画与欧洲风景画的评定
到了19世纪的时候，风格已经变成了传递被建构出来的国家身份的媒介。这类研究经常会使用一些“非常规”的修辞形式，比如双重标准、特殊引证、选择性记忆等等，一些知识分子还会将其他族群的成就据为己有，使之变成他们自己所属国家族群的成就。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比较，同样地具有攻击性。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越是变得出类拔萃，西方独特性的论调就会越甚嚣尘上，这种傲慢心态是建立在西方文化高人一等的认知的漫长历史之上的。然而这种排他主义的叙事方式所要付出的真正代价，不仅仅是偏颇与欺骗，还会把真正有意义的历史现象记录成种族精神的产物。一个人只需要将地方性的实践看成一种普遍的标准规范，就可以把任何食物都变成一种“西方观念”。
在实施科举制的宋代，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法律制度，或是艺术批评，都不再匍匐于“贵族阶层与教会神职的监管”之下了，画家们开始表达对艺术自主权的强烈主张，这样的情形与约1000年之后的欧洲极为相似。怎么能说艺术的自主权就就只是一个西方概念呢？再比如，面对中国山水绘画压倒性的丰富、复杂和历史悠久，在地理学上对风景画是一种西方独一无二的艺术宣称，就无法成立了。
事实上，许多看成是现代和西方的实践，在源头上都是混杂的。例如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事实上都来自于中国的社会实践。这些理念包括：一个摆脱了贵族政治权力的独立的国家机器；平等主义的、以贤能才干为基础的政体参与机制；一个世俗的政治理论；公共的政治批评；宗教宽容，如此等等。在启蒙运动时代，一个欧洲人是没有能力想象一个没有“贵族血统”的统治秩序的，那么关于平等自由这些概念出自欧洲人的结论就无法令人信服了。
一个被构建出来的“西方”其实大量参杂着亚洲、中东与非洲的思想资源和实践。事实上，在大概16世纪之后，不论对于中国艺术，还是欧洲艺术，都需要考虑到文化嫁接的过程。
中国山水画有什么特殊性？
「扫千里于咫尺，写万趣于指下。」画家利用布局、光线，以及树木与岩石的形状，以达到某种诗意化的效果，但我们最后从画中感受到的，却是就像我们身处于那个“真实”的场景中。但这种“真实”本质是为了传递画家的个人思想，中国的山水画家们经常运用中国丰富的诗歌传统，来将他们的社会理想译成密码，但对于不同能力的欣赏者，这些社会密码可能会被诠释成不同的意思。
长久以来，中国山水画没有致力于对自然之物进行细致的刻画，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笔法、纸墨和其他反映画家物理存在与特有风格的物质材料上面。山水画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对个人的艺术选择的记录，来为自己构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公共领域的人格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