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的尼采主义，起源与永恒回归

1、起源

我选择德勒兹作为思考的开端几乎是偶然的。在我的学习和思考中经历了和一些被称为德勒兹主义的内容太多的擦肩而过，我决定阅读德勒兹本人的文本。就像德勒兹对他的哲学对象那样，把文本从中间切开，从中间开始阅读。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目的，是标记一些思考的方向、节点，进行一些记录，以及在其中希求一些可能发生的思想进展，把一些抉择记录下来，把一些阻碍也记录下来，或许某种可能发生的真正的失败才能标定接下来的努力方向，在短暂的中断之后。这篇文章将开启一项长期的哲学工作。

无论是在各种民族神话、宗教神话中，还是在精神分析话语中，起源（genesis）都被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至少是一个吸引人的位置。笛卡尔处在一个断言者的位置，“我思”建立了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超越论的端点。无论是对某种称之为科学的在逻辑上的延续性的发展，还是对它的反思或怀疑（其中包括了对其逻辑起点的反思），科学或者现代哲学总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既成事实了。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我思，也将被看作一个指称哲学开端的虚拟标点（在德勒兹那里，虚拟virtual这个术语几乎取代了超越transcandent）。德勒兹称开端是“本身就是重复的差异”。在重复中，所有的差异都在里面；在差异中，重复是差异之为差异的标识。开端本身就在非全之中，所有的差异都呈现为一种异质他者，暴露在开端的自由面前。

哲学史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点是谢林。在《世界时代》手稿中，过去-现在-未来中的过去，也就是一种潜藏起来的开端，这也是谢林唯一完稿的部分。开端被埋藏在过去，因而呈现出一种绝对的敞开。当我们把未来也看作同样的自由时刻时，就得到了“第二个开端”的构想。弥赛亚主义与密特拉信仰为我们呈现了某种未被哲学中介的“先行实践”，在被压迫的古代底层劳动人民那里，救赎被放在了与创世等同的地位，对新天新地的期盼取代了创造天地的神话。在精神分析实践里，也存在相似的场景，分析者开始期待某种“彻底的改变”，就如同那种被假设为决定了分析者历史的俄狄浦斯时刻一样。一旦新天新地来临了，整个历史就如同创世之前的空虚混沌一样，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而历史将在新的端点上把前历史收束起来。在德勒兹那里，奇点（singularities）就是这样的开端，它们一方面是浮动的能指，另一方面是结构的匮乏或者“未给定者”。 “这些非人称和前个体的游牧奇点构成了真正的超越场域。（德勒兹《意义的逻辑》）”

这种奇点，可以和拉康的主人能指视为类似的概念，也就是能指链上的第一个能指。能指链并非只能是单一的线条，它们可以被确认为单一的线条，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是在未确认中，它们未被认识论化，于是就处于多样性之本体中，当某种结构主义的理解展开，单数还是复数的主人能指就会回溯性确认其预设。我们会看到，在拉康派临床上，单数的逻辑端点会指向“偏执狂的逻辑”，也就是逻辑的单一性或者一致性在作为一种实在的重复，不断降临在偏执狂主体的身上。而所谓“正常”的神经症主体，因为种种的原因（笼统地说是因为有一个被压抑的“无意识”）并不真的相信自己的逻辑。在实在中重复的逻辑一致性，处于一种实在的逻辑失败中，或者说逻辑自在地到达了边界，它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边界。我们作为旁观者或许可以看到某人处在妄想之中，而妄想中的那个人却看不出来。另一种说法是，逻辑一致这个意向性已经被接受下来了，因此妄想就是一种总已经确认了的妄想。妄想就可以自己弥补自己，永远处在确信之中，这似乎到达了偏执狂与倒错的模糊地带。在倒错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于逻辑一致性的恋物癖，逻辑一致性成了否认符号学阉割的特殊客体，主体占据着这个客体就不会丧失原乐。我们似乎可以谨慎地做出区分，偏执狂的妄想往往在某种“只能如此”的绝境之中，而倒错的强辩则往往附带着一种轻松。如果说德勒兹所提倡的多元主义有一种倒错的版本，那么在这个倒错版本里，多元主义就会呈现为，一种僭越的总体性视角，一种“施舍”，一种“东方主义”，而非实际的多元性。

巴迪欧在他的尼采研讨班中，把尼采与开端的问题联系了起来。巴迪欧称，尼采的哲学与政治学处在一个“事件的宣言”的位置。在一个“总体性世界”中，尼采预言一个绝对的断裂，但也仅仅是预言，并没有跃入。最高的否定与最高的肯定达成了一致，虚无的意志最终毁灭了它自己，激进的虚无主义以相反的方式达成对整个世界的酒神式的接受。在这个未来中，做出预言的哲学家并没有位置。就像摩西一样，立法者永远被排除在了律法的世界之外。

在倒错或者具体到恋物癖那边，立法者并不是摩西，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宗教大法官是一个活着看到预言的预言者的形象，或者说，宗教大法官的法律是连续一贯的，他知道颁布某条法律的完整动机。整个法律在宗教大法官那里被看成一种欺骗人民的工具，而欺骗的主体，就是大法官自己。在恋物癖幻想中，有时候恋物癖主体会占有这种剩余享乐，有时候会让一个（可能是某种阴谋论的）他者占有这种享乐。我们今天过于泛滥地使用 “中心化”、“去中心化”这些概念。我们必须看到，在俄狄浦斯叙事下的神经症主体，他们的象征秩序绝非是中心化了的，他们只是处在妥协与僵局之中。 只有恋物癖的方式才能通过享乐把秩序中心化地组织起来。在政治上，无论激进或保守，神经症都代表着一种现实主义，而这种神经症的超我，内在由一种恋物癖支撑着。这种恋物癖远远不是现实主义的反面，而是支撑现实主义的现实本身，是理性主义反噬自身的非理性。

2、永恒回归

永恒回归本身就蕴含着物质性的重复，尼采预言在一个生命得到充分肯定而非否定的未来，这种重复彻底地改变成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重复。尼采称之为喜讯。被视为悲剧的永恒回归将被视作快乐。德勒兹在这里说，悲剧是纯粹的肯定和多样的肯定，肯定是悲剧的。这似乎是一种已经身处实现了的预言中的口吻。在这里，事件已经发生了，否定生命的虚无主义已经溃败了，因而对于悲剧的否定意义也已经取消了。事实确实如此，思想的事件的确已经发生了，德勒兹的尼采主义应当被看作一种完成了的尼采主义，尼采已经沉入了前历史的混沌驱力之中，通过写作，挖掘出来的是那个快乐的尼采。

“往昔如何能在时间中形成？此刻如何能消逝？流逝的时间倘若不同时是既已过去的，又是即将来临的和此刻的，它将永远不会消逝。（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循环时间的假设被看作是虚假的。过去和未来都应该看作真正意义的过去以及未来（也即谢林意义上的过去和未来），永恒回归并非同质化的存在者的回归，而是生成之优先性的自在的肯定。哲学家的视角不得不锁定在当下，过去已经过去了，而未来正在被肯定（精神分析术语里的历史一词，在这里处于未来之中），永恒回归成了共时性视域之下的轮轴，不断承接着迎面而来的生成。在尼采的另一种说法里，永恒回归是终极的虚无主义，它拯救了种种被动性，使被动性的力变为主动性，以主动性的新面目再次回归。

一种力作为强力意志仅仅是因为想要，这难道不是一种主动与被动的悖论式结合吗？当一种力连其主动性被一并夺去的时候，就应当看到其潜在的另一种力。最反动的力一定关联着它所压迫对象的要把自己解放出来的力（具体起来可以想象一种在思想禁锢中的受压迫者自我解放的场景），而一旦对抗得以发展，整体的态势就发生了变化，因而在时间上就可以说进入了新的瞬间。我们还会看到一种系谱学的困难。如果将系谱学纳入政治实践，就如人们一直不得不做的那样，这也将成为政治实践上的困难。尼采说，意识是力里面最被动的。按照这个思路发展，就会走向一种纯粹的抵制，一切精神建制都将被视作意识形态或者霸权或者规训。解放的意志只会从意识里逃逸出来，但是哲学家仍然在承担一种在其意识中的超越主义，哲学家自己将面对超越主义的终极困境。关键在于，政治必须，或者不得不有其超越性场域，或者说政治必须有自我察觉、自我判断的“自我意识”。又或者说，政治的自我意识，如同哲学的自我意识，都是不断重复的物质驱力，它们从物质力量的内在僵局中诞生，又陷于自己的内在僵局，但是又从其内在僵局中逃逸出新的创造，哲学依然用着哲学的名字，但是它们与旧的哲学具有绝对的时间隔绝。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意识也许表现为被动，但是没有意识的话，政治和哲学的事件都无法获得发起，主动与被动都不存在了。在尼采主义中，永恒回归也成为了意识中的一个内容，永恒回归成了罪人，而在预言的意义上，永恒回归将拯救意识。而在现实上，诞生新的创造的土壤总是有污点的，而阻绝创造的土壤，否定事物普遍获得开端的愿望，则是最卑鄙的虚无意志。如果政治或者哲学一定要走入一种自我中介，一种迂回，直接否定这种迂回将是最轻易的错误。

哲学在一个称之为开端的点上诞生，它的前历史并不会直接消失，它们只是在哲学的视线上得到了新的审视，新与旧之间或许产生一种对抗，或许产生某种合谋，无论哪种情况，总要与物质力量结合，或者变得解放性，或者变得反动，但是哲学家并不能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得到最终的确证。哲学得到了其内在发展，物就直接把自身纳入到哲学中，哲学将成为物的战场。尼采主义的意志的肯定与否定之分，力的主动与被动之分，将会把争论的焦点让渡出去，物质的偶然性将实现它的优先性，永恒回归终以发生。或者说，一种哲学（可以是尼采主义，也可以不是），将会把理论的内在争端交由实在定夺，理论的延展在这里成了被动侧，一定会遭到某种优先的、强力的、不可避免的实在创伤的入侵。至少在局部，这将导致哲学的新的开端。哲学的新的开端，也在其内在多样性之中，事实上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的总体性图景，作为多样性的一个项，也处在与各个项的关联之中，总体性图景总是显露出一种特权，但这并不总是体现意识形态的被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