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德维杰夫：我为什么写叶利钦
在研究已经如此丰富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依然决定凭我不多的研究基础来写这样一部有关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的书呢？
由于我参加了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运动，而叶利钦那时是一个反对者，所以在此问题上，我不能将自己视为一个完全客观的评价者。此外，作为一个苏联与俄罗斯历史的专家，我无法摆脱所处时代和叶利钦的影响。
对于俄罗斯而言，20世纪末并不仅仅意味着艰难的时刻，更是长达10年的混乱与衰退，民主也没有繁荣起来。民众不能指望在这一时期出现什么就像本时代的米宁与波扎尔斯基那样的英雄。鲍里斯•叶利钦既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英雄，所以我们很难为“叶利钦时代”感到骄傲。
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是不能只选择那些“最好的阶段”去研究的，而是需要去写那些困难的，甚至是耻辱的时期与事件。我本人也想做这样的一种尝试。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自1985年12月起就已经开始关注叶利钦。
那时这位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领导人一跃成为莫斯科党组织的负责人。在一众“重建工程师”中，他显得比较有特色而且很强力。我第一次与叶利钦见面是在1988年秋的中央团校，那里每周都会设定一个“讨论日”，邀请某位尽管不是官方的，但也是比较有成就的知名作家、文艺工作者或社会活动家。
我那时去作了一个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报告。每一个发言都完全是“有备而来”的。当时时间已经比较晚了，鲍里斯•叶利钦整晚都在回答与提问中度过。他在无准备的情况下，以一种很开明的政治家的身份回答各种问题超过了4个小时之久。之后我数次同叶利钦通过电话进行交谈，但这都是在1989年和1990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们都是苏联人民代表。
在最高苏维埃之外，经常会有人向我问起对叶利钦的评价。我一般都是相对克制的，有时甚至会进行批判。那时全社会都出现了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不满的情绪，转而拥护叶利钦，我曾为此深感不安。我和我的朋友都不认为叶利钦是无可替代的。
虽然叶利钦是易于接触的，对他可以直接地指出问题，他能够真诚地面对错误。在拥护者和摄影师的簇拥下，他会来到某个缺医少药的社区诊所，解决就诊困难的问题。当然，他丝毫不会向选民们提及他在克里姆林宫的私人医生。
1990年，叶利钦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选举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工作上，当时这个机构还没有多大权力。与此同时，成立单独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工作也正在进行。
我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俄罗斯联邦所有的人民代表大会与党的会议。这些公开的和半封闭的会议有许多重要的政治家出席，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伊万•波洛兹科夫、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我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计划出任苏联总统，并将其独立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情况十分担心。我对伊万•波洛兹科夫将俄罗斯共产党从苏联共产党中独立出来，以及鲍里斯•叶利钦图谋掌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且将其最终从联盟中分离出来的意图也感到担心。1991年的6月，我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选举中站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一边，通过印刷品和电视来反对叶利钦。虽然雷日科夫取胜已经没有希望，但我们想把选举拖入第二轮，我们认为不能让叶利钦就这样轻松地成为胜利者。
苏联解体之后，我加入到了劳动人民社会党的工作当中，创办了《左翼报》，积极发声来反对叶利钦和盖达尔的政策。我希望并不仅仅是以政治观察家的立场来评价和分析所有事情，还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去完成它。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这样一种窘困的状态。鲍里斯•叶利钦远不是一个健全的人，这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一个原因。他时常无法搞清楚，他的所作所为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他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们可以从政权的范畴与个体的感受等不同的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评判。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并不仅仅是俄国历史的断裂。
鲍里斯•叶利钦在这些年里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他亲身经历了苏联与苏共的覆亡，并组建了新的国家——俄罗斯联邦。他参与并决定了许多国际问题，同20世纪90年代所有的大国领袖进行过商讨。这一切塑造了他的政治形象，因此将这一历史时期命名为“叶利钦时代”并不为过。
但是，就叶利钦个人而言，他是一个相对浅薄、粗鲁和缺少教养的人，会耍弄政治阴谋。他这一点与戈尔巴乔夫很像，在意志坚定方面他还有所超越。作为改革者，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都不是有建树的人。但是，这些人曾经在大约15年的时间内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角色。
在这些年里，我们经历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我会在我的这部书中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