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当理想派女性主义遭遇哈耶克
今天跟人讨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女方出轨，生出了非男方的孩子，法院判决离婚，但是男方依然要给这非自己的孩子付抚养费，并且将一部分家产转移给女方。
借此，大伙顺势讨论了近年来的一些司法案例：在判决离婚的时候，似乎女性从来都是受到优待的；这是否有悖于法律的公平性？
然而，法律却是有待“经济弱势方”：在本地，女性往往是两性之中经济弱势的一方。因为经济弱势，所以被优待，这是情理之中。
但，为何女性往往会处于经济弱势地位呢？我想，可能跟现在的文理分科有关：因为传统观念和就业市场选择的影响，女性有比男性较高的比例选择读文科；
而当今时代，文科非常弱势，遑论本地，就算是发达如美国，文科生的选择都比之前少了很多；在本地，文科生，如果不是攻读法学的话，除了考公和当老师，似乎也很难想象得到有什么比较好的出路。或者去某个国企挂个行政管理的职位，当吉祥物，或者就要去一些不靠谱的私企，忍受着较低的月薪和频繁的PUA。没有编制的话，很大程度上就和高收入绝缘了。
而因为高中阶段分科的选择，男性攻读理科的比例较大，经济也就相对处于较好的地位。
而面向低学历的男女，血汗工厂，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男性也有着较女性更多的选择：一些比较高风险，但是又有着高回报的岗位，男性往往被认为是比女性更合适的。比如矿工，比如土木工人，比如电工，焊工，钳工等。而带有服务性质的——像是服务生，前台，则被认为更适合女性；然而此时，这样的工作收入又相对较低。而对于需要长时间静坐的工作，像是流水线工厂，理论上男性跟女性受青睐程度相同，男性也更被青睐。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女性潜在的生育的可能性；因为月经而引发的劳动能力波动；在体力上可能存在的女性弱势（正如初高中时制定的体育标准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女性体型差异与安全生产工具不适配而导致的额外成本（以往的工具设计都以男性平均指标作标准；像是俄乌战争期间，征召女兵的时候，拥有较大胸部的女兵发现没有适合她们的防弹衣，军火商被迫重新设计了一批衣服给她们，这增加了成本）。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来月经的女性适不适合下矿呢？如果不适合，那下矿的时间表，也是要由经理所制定的，因为不规律的月经，经理要考虑的时间安排将会变得更加复杂，这会导致用人成本的增加；而如果只招聘男性的话，这样的困境就不存在了。
女性主义者呼吁男女平等。然而在这些方面的平等就很难做到。主观理想不能去挑战客观规律——呼吁平等，不意味着自由市场会赞同平等的理念。“看不见的手”会帮大家做出选择：按下“不平等”这个按键。
私以为，如果不实现经济上的平等，男女平等恐怕也只是一纸空言。哪怕在法律的地位上是平等的，因为经济的不平等，也会引发舆论的攻击。而这，在本地，则反映为对男性群体“彩礼”的攻击。
“彩礼”最为难办的地方在于：舆论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参考的评判标准。如果是是其他的女性主义的议题，像男女法理学平等、跨性别男女平等、服美役、粉红税或者其他，在外国，都已经有了相当详尽的讨论了，我们只需要抄一抄作业，就可以把许多正在热议的话题导向明确的、行为主导的解决方法的落实。但是彩礼这个现象是本地的特色，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我们要讨论，完全找不到可以“旁观者清”的论述，作为现成的参考答案，去运用。
如果有留学生能够联系到她们学校的哲学教师就好了。可以看看外国人是怎么评价彩礼的。说不定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呢。
话说回来。因为彩礼的存在，男性工作的成果，就这样被转出去一部分来补贴给经济弱势女方了。当然这是一般情况。看上去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然而事实上又可以细分出很多的问题：
1.高价彩礼问题：如果说彩礼是为了弥补收入差距，那额度要多少才合适呢？十多万的彩礼，也可能是一位男性一整年不吃不喝的收入了（广州的人均收入中位数都只有八千左右，一半的人年收入不到十万也是正常的，除非说，收入少到这个程度之后男性不配结婚）；
2.同性婚礼彩礼问题：女性和女性之间结婚的话，是否需要彩礼呢？如果是的话，是谁给谁呢？
3.彩礼用途问题：如果女性后来出轨，那彩礼的钱财，男性是不能完全收回的；虽然这是当今法理承认的既定事实，但是这部分的损失（对男性而言），算是“男女平等”的部分吗？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而因为海量个例的存在，实际的情况要变得更加复杂。再加上各种抽象反串的言论，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
而如果说要追求男女的平等，那彩礼的问题又该何去何从呢？一方面，女性的经济弱势地位确实存在；一方面，“平等”是要求一部分人拿出钱来补贴给另一部分人吗？如果是的话，那“女性”这一群体，对之于“贫困儿童”和“流浪汉”等这些同样处于经济弱势的群体，有着什么道德上的优先性，更加需要这些钱？
或者说，如果真有解决“彩礼”这一问题的方法，会不会是——结婚的时候，经济优势的一方掏出钱来，给某个山区贫困儿童加餐？资助某个贫困大学生上学？
而且，当一方依附于另一方，这种情况下真的会存在“平等”吗？
理想的女性主义概念似乎并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答案。但哈耶克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要解决女性主义的问题，那当然是要从经济问题上下手吧，怎么能够增加女性的收入呢——在合法的前提下（当然，你不会想说，通过男性的彩礼吧）？我觉得，这才应该是当前最为急需讨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