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自序、尾声和后记
自序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里流行着一个说法：人去世了不说“见上帝去了”，而是说“见马克思去了”。这倒不是说马克思的地位等同于上帝，而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谁都没有亲眼见过马克思本人。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去世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还没有出生，“马克思”这个名字，在当时的中国没有见诸报刊、没有人知道。等到天安门城楼上飘扬五星红旗的时候，66年已过，就算让马克思再活一次，65岁的他也去世了。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故。我们今天的成就，能无愧无悔、自信自豪地告慰马克思的在天之灵吗？如果他老人家还活着，看到我们因之艰苦奋斗的种种不易成就，他会作何感想呢？可惜，一切都只是我们生者的美好愿望，大概只有去世之后到另一个世界才能“神会马克思”了。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是多么想跟马克思聊聊天啊！谈谈社会主义，聊聊共产主义，谈谈中国，聊聊世界，谈谈理想，聊聊人生。朋友易得，“同志”难求啊！
在19世纪，跟马克思本人聊天只能通过写信或者登门拜访，不像在21世纪还能几万人同时在线收看直播。于是，马克思本人那个“唯一者”去世消散后，我们每个想要跟马克思聊天的“大众”就把马克思这个“跟我对话”的形象拆解成了无数个“我之对象”——让马克思成为那个“我期待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家希望“让马克思进华尔街”，大众传媒希望“让马克思进B站或抖音”，诸如此类。而如果这里“B站或抖音”只是出于随便举举例子，又不免遭到“马克思不配上小红书吗”这样的抬杠了。
一旦当马克思成为如此这般的“公共空间的符号”，那么挂在墙上也好，写进书里也罢，总归是被特定权力主体任意处置的对象。这样一来，人们不是通过阅读马克思来达成共识或者塑造理想，而是相反，通过处置马克思来进行话语斗争和意义割裂了，因而大众话语下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就岌岌可危了。当然，这种情形一再发生，是因为数字时代的权力主体不是害怕舆论斗争，而是害怕舆论沉默，只要劳动者内部借用“概念化的马克思”而交相攻讦，那么资本力量是不会介意把马克思设计成巨型广告牌或者“流量密码”的。
这很尴尬，不是吗？它陷入了如同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谈到的“走向否定的启蒙”相似的境地——启蒙本来是通过科学反对无知，但科学的工业化和神圣化却塑造了另一种“无思的无知者”。当符号化的马克思从思想家本身被剥离出来之后，人们不知道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具体写过哪些书（除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这些名著之外）、研究过哪些思想（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概念之外）。类似的事情也包括“共产主义”，人们往往用各种各样俯拾可见的流俗案例来“证伪”自己设定出来的共产主义概念，而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也未必见得理解这个概念全部的理论内容，而是与那些反对者一样，支持自己认同的概念设定罢了。
“那怎么办呢？”“这样可不行呀！”但没有办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且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必然发生的历史情境与历史命运。只要它肩负着教育和宣传使命，不断在广大人民中施展自身的领导力与影响力，其间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过程。“反者道之动”，这就如同火车的车轮整体向前滚动时总有一部分轨迹同时向后运动，是一样的道理。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总体性”时，他已经预感到了无产阶级先行通过某一部分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时，不同“部分”之间的争斗会妨害甚至破坏体系的统一性——总不能让马克思的左膀和马克思的右臂“互殴”嘛！那样的话，“全世界无产者”如何能“联合起来”呢？
当一个强大的苏联和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联合起来共同构成了足以跟资本主义阵营“五五开”的批判力量时，西方知识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名为“马克思学（Marxology）”的派别，表面上看，它确实旨在恢复和弘扬马克思学说的哲学性与思辨性，但却首先大张旗鼓地反对恩格斯来为马克思“祭旗”，例如诺曼·莱文甚至专门写过一本书，题目叫《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言下之意，恩格斯的那些独立的思想成果表明他不配成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甚至在《自然辩证法》等多处文本中远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既有成果。而苏联接受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恰恰是经由恩格斯阐释和改造的，因此表面上看，西方“马克思学”从马克思的生平和文献出发来为马克思“翻案”，实则一来要把恩格斯定位为“埋伏在马克思身旁的最大不确定因素”，试图还原一个不经恩格斯成分掺杂的、纯之又纯的“马克思哲学”，二来要把“马克思哲学”和由苏联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用“马克思还原法”来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主流意识形态。更有极端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的脑袋构想出来的，并打上了鲜明的“蒙昧主义的印记”。于是，“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就被炮制出来了。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截肢”，而是“眉毛以下截肢”的做法了。无论是“马恩差异论”还是“马恩对立论”，其基本学术主题皆是“去主义”化，即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独立区分出“马克思哲学”，然后将“主义”视为意识形态的统治方式，把“恩格斯哲学”甚至“恩格斯主义”连同“列宁主义”一道容纳进来。如此，马克思便同“主义”劈分开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问题便降格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或者与列宁等等）之间的解释学问题，在这一解释框架中衍生出了“马克思反对恩格斯”“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等等结论，甚至连同马克思本身也被“肢解”，例如著名的“认识论断裂说”，以及用“青年马克思”反对“老年马克思”，抑或相反。
西方“马克思学”通过反对恩格斯、制造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的内部分裂，进而打造让马克思在哲学史具有所谓的“无可撼动的地位”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借用恩格斯讲过的“我打的是麻袋，但指的是驴子”这个德国谚语，西方“马克思学”看似是在抽打恩格斯这个“麻袋”，实则指的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这头“驴子”，要动摇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无可撼动的地位”，要让马克思成为华尔街精英的服务员，不是吗？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人们用不着再将恩格斯作为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物”，意识形态斗争的“驴子”不在了，“恩格斯麻袋”也终于偃旗息鼓。这里我们回顾的是美苏长达近半个世纪“老冷战”的已有思想史问题，随着中美“新冷战”初见端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会不会也遭到类似的“学术阳谋”呢？
中国人总是“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好的努力”，“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总还是必要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审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问题、难题，就是把马克思作为“当代思想家”来平等对话，保持对话渠道的通畅。在这里，我们不必拘泥和纠缠于“马克思本人会不会这么讲”，马克思主义不是原教旨主义。思想创造不同于文献考证，正如绘画创作不同于照相摄影一样，我们希望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陪伴在我们身边的好老师、好同志、好朋友，使我们有兴趣和有志向于进入到思想创造的事业中来，更好建设社会、服务人类。
所以，《跟马克思聊聊天》这本书不啻为一种大胆的尝试，书中的对话者“我”的设定，其实就是当代广大青年朋友。当然，跟马克思之间聊天对话，也时时刻刻受到“可对话性”的挑战，双方的差距不能太大，不能“我”只是问“马克思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啊”，马克思回答说“因为我所理解并参与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感性—对象性的活动”，这样的对话“我”是不可能听懂的，也会直接吓跑许多读者。所以，双方的角色是“双向奔赴”的，“我”需要在对话中不断成长，马克思也要尽可能做到风趣幽默、通俗易懂。
感谢每一位亲爱的读者朋友，来吧，我们一起“去见马克思”。
尾声 总有聊不完的话
写到最后，让书里的“我”换成作者的“我”来说两句吧！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到田晓霞去世的时候，疯疯癫癫、痛哭不已，给弟弟打电话要他赶紧来一趟。弟弟以为路遥遭遇了什么重大变故，一路奔波赶到后才听路遥说，是因为笔下的人物“田晓霞死了”，于是免不了一番责骂。
初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抱着“吃瓜群众”心态看待的——这不过是一个在自己的创作中迷失小说和现实界限的“痴人”。
但是，路遥这种情况竟也发生在了我身上。当我用尼采的话来开完书中马克思最后一个玩笑的时候，时间已是2023年12月26日的凌晨，我瘫坐在转椅上，久久无法起身。虽然没有像路遥那般疯疯癫癫、痛哭不已，但却真实地感到：从动笔到完工的这半年时间，是我将马克思“复活”的半年，“我们”聊了七个话题、开了各种“没大没小”的玩笑。虽然马克思本人早已于1883年3月14日下午离世，但在这个凌晨，我仿佛恭恭敬敬、无比沉重地与笔下复活的马克思挥手告别、目送远去。
这一刻也正是毛泽东同志130周年的诞辰。我想到的不是别的，是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泪飞顿作倾盆雨。总有聊不完的话。
中国人讲缘分，缘分这东西，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好事多磨。马克思和恩格斯，够有缘分了吧？但恩格斯在《莱茵报》编辑部第一次拜访马克思时（实际上已经是第二次上门拜访了，第一次来没见到马克思），马克思对这个“小迷弟”很是冷淡。也难怪，恩格斯自报家门时说自己是“青年黑格尔派”一分子，并且跟埃德加·鲍威尔往来甚密。没想到，马克思跟布鲁诺·鲍威尔——也就是埃德加·鲍威尔的哥哥——已经开始决裂，其实也等于是跟过去那个不成熟的自己相诀别，不料恩格斯正好“撞在了枪口上”，马克思对恩格斯初次见面的不友好是显而易见的。
最终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伟大的友谊”。
老实说，我和马克思的“初次见面”也不那么友好。这里的“初次见面”，当然是作为高中政治课而言的。一大堆概念击倒了我，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看得我甚至不太想上学。死记硬背的后果，当然是考试的低分，和心理上的厌倦，以至于高二文理分科时，我果断学了理科。后来我才明白，考试当然首先考的是知识点记得牢不牢，但马克思主义仅仅是“纯知识”吗？
“知识不等于智慧”。这是我的硕博导师吴晓明教授在给研究生上第一课时的开场白。知识固然是“学”来的，但智慧更多是“思”来的。“思”是什么？是好奇，是困惑，是顿悟，是感同身受，是同一问题域中的共振共鸣。好在我读大学期间，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本科就读于中文系。班主任陈国安老师倡导我们“敞开肚皮读书”，总是向我们谈起他那个时候拿着一个馍在图书馆里呆一整天的经历。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有没有一笑而过、仅仅当个故事听，我是个老实孩子，当真了，当时拿着一套煎饼果子就去了图书馆。按照中图分类法，一进书库就是A类，老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码得整整齐齐，黑色的书脊像一面宽大的墙一样横亘在我面前。于是我取下了第一卷，翻开了第一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嗬，居然还是繁体字版，好在认繁体字是中文系学生的基本功，不算是什么阅读障碍。
于是，18岁的我见到了24岁的马克思。我再也没放下。
文中，马克思犹如冲向风车一般的堂吉诃德，而我竟也成他的桑乔·潘萨了。
于是，我考研跨专业进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并有幸拜读于吴晓明教授门下。2015年博士毕业后，我顺利入职上海市委党校。很多人问过我，很想读马克思的原著，但感觉太难了，先读哪一篇比较好。我的回答是：任何一篇都可以，先找来原著，随便读一页试试，找找感觉。如果实在不知道先读哪篇，那就不妨跟我一样，先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开始吧！
于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科普，也成了我格外重视的一件事，但距离形成系统性和针对性的文字，似乎还差了点“催化剂”。好在2023年有一件事，真正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
这一年夏天，承蒙上海市级机关团工委和团市委的关照，我参加了年度“阅读马拉松”的开幕式，认识了活动的发起人姜涛，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是一个“书痴”，请我们吃火锅聊书时，鸭肠和毛肚下进锅里就再也没想到要捞出来。我跟他讲，能发动四千人一起读书，这事儿绝不简单。这么好的平台和条件，针对当前青年基层公务员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这事儿，我能否做一些调研？也很简单，就是问一问大家，如果马克思还活在今天，你最想问马克思什么问题？
姜涛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他发给我一个excel文档，我打开一看，好家伙，里面有3963个问题——
“马克思先生，你知道你的理论著作会流传这么广吗？”
“马克思先生，您的大脑为什么那么厉害？我怎么能像您一样有洞见？”
“马克思先生，您好，目前就业形式严峻，很多大学生无法找到心仪的工作，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
“请问尊敬的马克思先生，人类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何时会实现？”
“马克思先生，您认为人类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
“马克思先生，您认为以当今世界的格局来看，必然王国是否还有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可能？如果依然可能，那么如何实现？”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请问你觉得共同富裕是什么样子的？”
“请问马克思先生：如果这个世界上的贫穷被消灭以后，人类进步的动力是什么？”
“马克思先生，我是否应该为房贷、车贷感到焦虑？”
“马克思先生您好，如何能像您一样找到一位志同道合，互相支持的挚友？”
……
我几乎认真读完了每一个问题，并想象着马克思会怎样回答。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题目，《跟马克思聊聊天》。
当然，跟马克思聊天首先会面临“可不可能”“可不可行”的问题，毕竟马克思早已去世，我们谁也无法取代或者假设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活动。但是对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这种聊天“必不必要”。我想任何人看完这3963个问题都会感慨：太有必要了！
不仅是提问青年的热情，还有他们的困惑、焦虑、迷茫、犹疑，这些问题表明，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确实存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民间话语三种倾向，也确实存在一些“失焦”“失语”的情况。是时候在“结合部”这个阵地上做一些思想工作了。原因无它——马克思生前开辟了人类认识自身历史的新时代，而马克思去世后，人类历史呼唤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错，恩格斯曾多次强调马克思本人否认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所反对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大概是知识界把马克思的思想做成“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同把拉萨尔的思想做成“拉萨尔主义”、巴枯宁的思想做成“巴枯宁主义”基本一致。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者”就如同“拉萨尔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一般具有了强烈的贬义色彩。
中国共产党人和有志之士当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样子呢？或者说，除了人类学上的东方面孔之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展现了哪些精神特质呢？
他如一位睿智的长者，慈祥和蔼又亲切，眼中偶尔一闪而过的锋芒表明充分洞悉复杂事物的本质，抿起的嘴角又体现了豁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他又如同一个赤诚的婴孩，身上散发着简单的、直接的、纯粹的对世界对人间的热爱和眷恋，你甚至分辨不清他是年事已高，还是鲜衣怒马。
他如一位勤勉的教师，哪怕双腿再累也撑着讲台给学生们讲课，家里堆满了书，总是希望能在字里行间求索出一些历史与社会的规律或者秘密。但他又如同一个充满求知欲的学生，脑海中盘桓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不知疲倦地行走在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脉，再多一些生活体验、再充实一些人生阅历。
他如一位狮子般的雄辩者，在人群中大声说出看到的问题，尽可能详细地描绘着痛处，以理性分析摆出事情的内在矛盾，以唤醒人们对于合理和公正发自内心的渴望。但他又如同一位安静的聆听者，让更多的人发声说话，表达各种各样的情绪和看法，以便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事实材料，不至于以偏概全。
他会落泪，但从不懦弱；他会大笑，但从不自傲；他懂得察言观色，但从不阿谀奉承；他懂得社会现实，但从未放弃理想。
马克思就是一个这样的人。马克思也喜欢跟这样的人聊聊天，交朋友。
后记
这是一本“不那么学术”的书。
2023年，上海图书馆东馆6楼的“马克思生平展”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从“马克思红绿灯”到“手绘马克思家谱”，几乎是把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中的信息和陈设原汁原味、全须全尾地搬了过来。从筹备到开展，经历了将近五年。夏天，一群由小学生和初中生组成的“小小讲解员”来这里培训，我问他们：你们同学知道“马克思”是谁吗？有一位女同学忽闪忽闪地眨着眼睛说：他们以为马克思是那个造火箭的美国人！
我呆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不是马斯克吗？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就是这样：饶是你再聪明、再有学问，或者哪怕经历再丰富、成就再伟大，一旦生了个孩子，要开始做下一代的教育工作了，就必须放低姿态、收起脾气，从最高深退回最简单。这大概也是理论工作者的必须要经受的考验。它不是来自象牙塔内部，而是来自于人类这个物种的基本规律。
所以这本书我是“收着写的”，如果真是刻意模仿马克思，我的“知识考古学”的能力差得太远了；而就算模仿得像马克思本人，我担心会不会也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样，钻研起来难度如同“天书”一般，实非本愿。毕竟我读研究生时，曾被马克思的一些表述虐得死去活来，例如：
“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好家伙，他在说什么？
所以，对于广大青年，特别是有志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事业的青少年来说，从“致敬马克思”到“理解马克思”，就需要经历一道“脱毛关”或者“分娩关”——总而言之，某种“质变”吧——使“马克思可阅读”转换为“马克思可对话”。那种“阅读过程中理解沟通的无力感”，至少我在初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是体会过的。
思来想去，我决定“冒马克思之大不韪”，以这种“对话体”的形式成书。当然我十分清楚，这既是一种创新，更是一种冒险——书里的马克思是什么样的马克思？就其发展、建构和创新出的马克思的语言、观点、思想来说，它跟“真正的马克思”之间存在多大的距离？以及书中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凝聚读者身份的普遍共识？倘若这里的“我”是一位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教授，而又极其不可思议地能够超越时空与马克思开展一番对话，可能大概率会首先揪住马克思让他把“断更”的文章“完结”，或是把那些已经散佚缺失的段落补全，或是让他本人亲口回应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的某些争议、还原某些“公案”了，不是吗？
因此，我在此必须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最后的那句“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作为我自己的立场。不过，后面那句“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我是绝无马克思那样的胆识和底气的。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向师友们请教和询问，如此这般合不合适，幸运的是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励和支持。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陈胜云主任、张春美教授、科研处朱俊英老师都对这本书倾注了许多心血，我的挚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陆凯华副教授看完了全文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和勉励意见，我的“开山大弟子”李家琳同学帮我查找了许多资料。向他们表示无比衷心的感谢！
还必须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沈骁驰女士，从《马克思的20个瞬间》《恩格斯与我们的时代》到这本书的面世，她的首要功劳是当之无愧的。这本书的题目我曾脑洞大开地向她提了三十多种“不靠谱”方案，都被她“无情而负责”地一一否决。可以说，是她把这本书带到了正确的、同时我写起来又非常舒服的方向上。我也曾在行文过程中屡次感到言不及义或者话犹未尽，她总是开导我说，没关系，写下一本呗！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巴山女士。她不是学术从业者，对于哲学的“弯弯绕”她既看不懂、也不感兴趣。唯因如此，我在写作过程中全程由她把控着“科普性”，差不多每写一页就要让她看一看，能不能读懂，哪里觉得别扭，诸如此类。她的意见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广大读者的阅读感受。这半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她的每日陪伴，写作成书是不可能的。这正应了歌德《浮士德》的最后一句：
永恒的女性
引我们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