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涉及的一些重要人物

[按语]历史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还原“真实”，对于人物的研究，很多时候，对于一些比较“great”的人物，我们很容易将之神圣化，或者神秘化。其实，为什么很多人物的形象过于完美，其实无非是拥有了权力之后，加上一帮御用文人的鼓吹，再禁止一些对之不利的历史叙事出现，政治的神话就诞生了。至少，在我看来，看一个人的真实性如何，就是看其描述得浮夸不浮夸，要运用我们的常识和理性加以判断，要剔除感性因素的干扰。还有一种很好的办法，通过与其直接有所接触的人的看法加以综合判断。故而，对于一度很红的叶永烈氏的名人传记，可以当成文学作品看，而非历史作品。 尽管余家菊存在价值观念的成见，但是看看他回忆涉及一些重要人物的内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参考。

（1）涉及青年党几个党魁：

曾琦、李璜：“曾琦擅长记忆，富于想像，善于辞令，所以能游说，他很能把握住每个人的性格和倾向，私室晤谈，必能使你满意而出，公开演讲也能避免各方的忌讳。领袖欲强，坚决要做一个领袖，在这些事情上党内其余诸子都不及他。对于人们具有亲和性的只有一个李璜，李璜善于迎合人意，只是所出的诺言，往往不能兑现，所以人们对于他的爱戴，不十分稳定。”p36

常燕生：“二十年患难生活，淡然处之无怨言。为人坦夷旷远，淡于权势功名之欲念。其孜孜不倦以谋革命谈国事也，一出于国家主义之责任感，不但无所希求，亦且不感兴趣。其兴趣在学术，不在政治。其过问政治，实迫于异物感。吾谓其奔走政治非出于权利功名之想，下士闻之，鲜有不大笑其为欺人之谈者。人之度量，相去本远。人之论人，p66率以自己为准依。平允之论不易得，而知心之谈，尤难得人而吐。故燕生貌平庸如常人，绝不标异于群众。燕生持身卑约，柔弱自守，虽面受侮辱，夷然处之。自识燕生以来，未见其与人忿争。”p66-67

（2）涉及GCD的几个人物：

李汉俊：“民国十三年十月十日，发行《醒狮周报》，正式表明anti-共，其时我在武昌大学，正与GCD的李汉俊作艰苦的周旋，他们看见我的名列在anti—共队中，对于我发出总攻击，终于在民国十四年春使我离开。”p37

毛润之：“到的人，有十多位。谈论了一阵之后，有一位会友走到我面前，操长沙口音，问我‘你老是湖南人不？’我说：‘不很远，我是湖北。’他从袖筒中拿出一张传单交给我，是鼓励驱逐张继尧的。山东的徐彦之坐在我旁边，他也看了这个传单，他顺手拿过这张传单，在袖筒里撕成碎片，走进炉边轻轻巧巧地投入火炉，回头坐下后，他低声向我说：‘谨防侦探。’果然，几分钟后，便有两个侦探来检查我们所拿的零星物件。他们似乎很失望了，为什么明明看见的传单，居然不见了，既然一无迹象，他们也就不敢搜索身上了。如果搜索身上，这位送传单的先生——后来GC革命的领袖MZD,他身上是否还有剩余的，我想是个问题。”《来今雨轩》p120.

余家菊和🐱氏因为参加少年中国会的活动，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谋面。时间可推断在1920年8月19日。

（3）涉及其他人：

张君劢：“他是一个朴实的人，没有花言巧语、好谈大道理、又注意不离事实。少年时代从梁启超游，颇有浑厚的意味，我在民国八、九年便认识了他，不夸张不骄矜，数十年如一日。”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