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s, craftsmanship and democratization of education in Holst’s musical visions
有感而发瞎写一通。
读到了Holst society会长近日在Portsmouth Institute发表的一篇题为“Gustav Holst, William Morris and Education”的演讲(见下“参考资料”），很有启发。文章提到在1890年代由威廉·莫里斯主导的哈默史密斯社会主义社团中，存在一种“Arts & Craftsmanship”这样相辅相成的模式：“艺术和手工艺从业者通过借鉴与前工业化相关的作坊实践，直接挑战了将工匠与磨坊和工厂的重复惯例联系在一起的精神和强大力量。”这一时期同时也是political liberalism的高峰：工会运动、女性选举权、贫民福利、初等教育普及（尽管这一时期音乐教育资源仍十分匮乏）等问题受到重视，在艺术领域的表现则是“众多合唱团、铜管乐队、业余管弦乐队、流行音乐的兴起。”如今的人们仍难以想象，即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工薪阶层也可以承受原本高昂的音乐会门票价格。
“艺术作为加强民主和个人发展的工具的理念同样是霍尔斯特愿景的核心，但他明确认为，音乐才能的发展最好通过创造性参与来促进。 为此，他将手工艺工作坊的原则外推到他自己在更正式的教育背景下的音乐教学。 例如，莫利学院、圣保罗女校或霍尔斯特教授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安排‘音乐鉴赏’课程。 霍尔斯特的女儿伊莫金表示，‘音乐鉴赏’是她父亲‘深深不信任’的一个科目，因为它是发展音乐才能的一种过于被动的方法。”为此，霍尔斯特不仅支持和赞助学生的演出和创作，还支持学生作品的出版，这在当时普遍只教授旧式童谣和爱国歌曲的公立学校当中是独一份的存在。当哈罗公学的孩童们还在百无聊赖地哼唱John Peel, Annie Laurie, Scotswa'hae和The Ash Grove时，莫利学院、圣保罗女校的学生们在霍尔斯特的指导下促成了《仙后》（The Fairy-Queen）自普赛尔逝世三百年来的第一次演出；1918年《行星组曲》非公开首演时，她们在《海王星：神秘主义者》结尾处站在幕后轻吟着缥缈的六部女声合唱，在圣灵降临周音乐节（Whitsuntide Festival）上则演唱了巴赫的康塔塔：“（原本的）男高音部分由霍尔斯特先生编排，让女孩们唱，她们的父亲和朋友则被邀请来唱低音部分……男高音部分由年长的人唱，有时升，有时降。 每当女高音升到G时，为了低年级的孩子，这句就会降低一个八度。 这并非是绝对‘纯正’的演唱——但大家的的确确像是在唱着真正的巴赫。”
和莫里斯一样，霍尔斯特认为他所说的音乐教学或表演中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没有什么艺术价值。1929 年，霍尔斯特在耶鲁大学首次发表演讲，带着近乎传教士般的热情谈到：“如果作为教师的我们，将学生强制性嵌入同一个模子，或让他们随波逐流，那么我们就不是艺术家，而是‘量产学家’。有人告诉我，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对于制造汽车来说非常有利， 有时亦对于写作侦探小说来说相当有效，但这对人类来说是不公平的，对艺术来说也是不可能的。”霍尔斯特担心，当英国音乐活动呈爆炸式增长时，学生和其他业余音乐家仍没有足够的机会进行音乐创作，在他看来，还有一种音乐文化与装配线的标准化和机械化非常接近——这“对人类来说是不公平的，对艺术来说是不可能的”。两年前我头一回读到这段话，我为这样一位八九十年前英国音乐教育先驱的先进理念感动得热泪盈眶，拉着我正儿八经在音乐学院学音教的朋友激情讨论了一个晚上（她在最近刚刚站上讲台！）。（这篇演讲的全文可在Ursula Vaughan Williams and Imogen Holst, ed., Ralph Vaughan Williams and Gustav Holst: Heirs and Rebels中找到，非常推荐志在从教的人们一看。）
霍尔斯特坚信“好的”音乐教育的民主化和“边做边学”（learning by doing）的价值：他“相信无论有没有特殊音乐天赋的学生都可以学习该课程。 没有面试或入学测试。 加入他的合唱团的唯一条件是全心投入和定期出席——它们向所有人开放。” 读到这里，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价值已然超出音乐史范畴，首先它提到late-Vic民间铜管乐队兴起及其象征的社团本质，对应了我上一篇小文讨论的ideological (i.e. democratic & socialistic?) implications in "Hammersmith" (1930)；其次也令我进一步思考我所参与的“学术”社群本身。我的犹太史老师总说Doing a PhD is not just about writing a 300-pages thesis but an overall process of training/learning through hands-on practices—You see, I couldn't imagine that I could fluently read fragmentary manuscripts written in medieval Hebrew and Arabic when I started my PhD, but my 3-year's doctoral experiences allow me to benefit (financially and spiritually) from this vibrant scholarly community in a lifelong journey. 学术无非是启发-培养-训练-雕琢-突破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我内心依然固执而天真地追求这样一种具有“前工业化相关的作坊实践”的学者社群，反对大部分以量化标准衡量学生潜质的筛选机制和由特权（必须说：母语也是一种特权）打造出的优异。并非我不愿承认现实的残酷，而正是因为我切身体会过看着privileged white people拿着一大笔奖学金轻松辞退一份高薪工作重返校园镀金，而许多真正想投身学术的第三世界青年几乎别无选择地live on loans，更不必说她们/他们当中有人要用第二外语研究第三/第四外语通行的世界。我由衷但也不抱希望地希望，有一天任何等次的高等教育（无论文理）都能像霍尔斯特先生的业余合唱团一样，随时平等地向所有热爱知识的公民开放。相比1900年代的人们，我知道我们或许要克服更多的阻碍，我知道人人均在各种围城、怪圈内外，但我仍相信小部分愿意亲身“下场”投身实验和变革的人们渺小的推动力量。我们信任彼此的存在——就像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大师信任绘制同一幅壁画的亲近学徒一样——相信这“有一天”终会到来。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