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步在下坡路上

26岁一结束，人生就快步在下坡路上了。

不到20岁时，听过一个说法：26岁是人的智力巅峰。很巧，爱因斯坦的光子说，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都出自他们的26岁。于是，尽管那些年的脚步一点都不像赶路的样子，却也迷信般相信，26岁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最高光的一年。

后来我更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白夜》，契诃夫迈向成熟的《苦恼》，都写在26岁上下。

半年前回家，妈妈说，今年是润农历，你的生日是五月初五，不是六月初五哦！原来我已经27岁一个月了。27岁的头一天，我在做什么呢？是我和大熊一起去深圳接猫的日子。那26岁的最后一天我在干嘛呢？我载着机关里最漂亮的晓洁去博罗了。那晚到家，还和她聊张爱玲《色戒》到很晚。照我对她有限的理解，能聊到这份上，已经很接近这个小女孩的极限了。而恰恰是在27岁的早上，我和她第一次聊崩，之后不联系了有一段时间。如果放大这一次小小的冲突的份量，直可悲观说，在雯雯走后两年里，仅有的一些美好的人和事，连同谷子、妈妈，全都停在了26岁以前。

之后，我已经隐约感觉到什么，于是在自己的总结里自嘲“缓步在下坡路上”。哪料想，这下坡的速度比我想象中快得多。

妈妈去世了，爷爷也在一个月后去世了。一个月去两次殡仪馆，这体验绝无仅有。但这些都还没有摧垮我，因为自己很早出远门读书的经历，也因为自己这些年加快了主权正外部性的建设，我还在这间隙中偷得喘息，感叹自己比想象中强大。

可是就在刚刚，朋友圈刷到晓洁结婚的消息，多不想承认也好，眼前的游戏，就是不太打得下去了。

我不太想去文学美化，说，一个明明不重要的人结婚了，之所以搅起这么大的波澜，是因为这半年不容易的遭际太密集，以至于当最后一根芦苇飘落肩上，人就垮下去了。不是，实事求是地讲，不应该是这样。

这是我最真实的体验。

晓洁很漂亮，但晓洁也是个很普通的女孩。她和我同年同月同星座，还都复读过。在我们有限的接触里，我所绘出的她的肖像，和她展现给同事，自信的形象相当不同。

她应该是相当保守的。甚至都用不上“现代”这样的概念，晓洁是个都还没有独立的女孩，无论是人格上，还是经济上（这可能决定了她妈妈催她结婚，她就必须去“找个丈夫”）。在那些日子的来往里，更让我感到后怕的是，我在她身上感受不到什么真正的“感情”，哪怕是她一天给我打三次电话的时候。

在我们彻底聊崩后很久，我还和同事雨婷聊起这个事。一向毒舌我的雨婷说，感情这个这么讲直觉的事，你当时连亲近她的冲动都没有，现在后悔什么？感情是最经不起复盘的。

多么简单的道理，我怎么会不懂呢？

她半年内结了婚这个事，伴随着各种细节吧，其实恰恰验证了，我理性的那部分对她的解读。我因着自己对她的偏爱，一直不愿意去正视“这个”晓洁。如今，事实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自己是对的，却并没有什么成就感，只是内心的海面，不平静。

妈妈去世这个事，我还没有去真正翻页。但妈妈的去世给了我空前的行动的冲动：要和过去说再见了。

在足够华丽的26年生命中，因为妈妈的离开，“过去”又再添上重墨的一笔，它已悄然从一朵乒乓菊开成了罂粟花，意志稍有不慎，人生就会活成“倒放”：这26年太好，而人生已经开始下坡；过去成了一剂常饮的鸦片，每日吸食就无须面对现实。

叙事总是迷人的，正如大熊对我说，“作家是要这样的。”我不妨也像当时不断安慰自己说，“晓洁毕竟不可爱”那样，把这一次的命运解读成：晓洁结婚，在在提示我，不应该再留在这里了。因为和她浅浅的缘分并不深刻（但却可能是难得一回认真），只要离开这里，一切都好，无旧可怀。

我搁浅在这里，毕竟太久了。

和过去说再见前，最后一次，我想起雯雯，想起她陪着我走过了本该孤立无援的复读。

最后一次，我想起妈妈，想起她陪着裸辞在家的我备考研究生。

这两者共通在于，她们都没有陪着我的义务。雯雯过去爱我，但复读这种事，我平白无故拖累她、损耗她了；没有这段陪伴，我们那段感情也毫不减色。

妈妈一生爱我，但裸辞这个事，我又像小时候那样，寄居于她了。那年我25岁，一个自称完成了现代化的人，竟愿拱手让出经济自主权。妈妈实在没有陪着我的义务。

这过分的索取，像两笔锚在未来的高利贷，命运终于十倍拿回：她们都从我生命中消失了。

还好，最糟糕的时候，难道不是已经过去了？这不过是我在毕业时亲口预言的：

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