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以君臣論之”新探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言：

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吴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吴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吴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

其中“以君臣論之”五字當有異文。結合前後文意可知，此處蔡澤與應侯之對話，當是對於古時聖人的評述，閎夭、周公與文王、成王，當是君臣之典範。然後論商君、吳起等人，將此三人與閎夭、周公作比較，而不言其所奉之君主，未免文意有所不同。疑此處當有異文。

瀧川資言《史記會註考證》引《戰國策》言“《秦策》‘君臣’二字，作‘聖’一字。”王叔岷《史記斠證》言“案《秦策》鮑本‘君臣’二字作‘聖’，姚本仍作‘君臣’。”也就是說同樣在記錄這則故事的時候，《史記》與《戰國策》產生了差異，且《戰國策》的不同版本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何建章《戰國策註釋》對此句註解道：

鮑本下句為“以聖論之”，無義，疑即“忠”下“聖”字誤倒。《禮記哀公問》“以繼先聖之後”注“先聖，周公也。”則此言“忠聖”即指閎夭、周公。當據姚引一本及《蔡澤列傳》補“聖”字。舊時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通達萬物之理者為“聖”。

《戰國策》此處所採用的材料當與《史記》爲同一處，二者表述並未有太大出入。何建章認爲此處的“聖”字當是一個倒文，但若是將此字去掉，則文意亦不通順。筆者認爲此處《史記》的記錄當與鮑本《戰國策》一致，作“以聖論之”，“君臣”二字當是由“聖”訛誤而來。

在今日所見的漢簡之中，“聖”有如下寫法：

而“君”字則有如下寫法：

“臣”則有如下寫法：

可以看到的是三者很容易產生訛誤。“聖”字的上半部分“耳口”與“君”字的結構差別不是很大；又下半部分的“王”與“臣”亦容易出現訛誤。二者之間並沒有可以相通的意義，僅僅就是因爲字形相近而被後世所訛誤一體。古時書寫多從上而至下，這種上下結構的字很容易在傳抄的過程中產生一點變化。而漢簡之中，書寫並沒有特別明確的行數要求，故而每一簡上的字數、結構不一定是固定的。因此很有可能是“聖”字在傳抄的過程中，結構逐漸松散，以致後人難以判斷，故以“君臣”二字進行記載。

案：2024年3月14日旁聽趙生羣老師《史記研讀》課程，期間有同學提到了這個問題，故而下來之後進行記錄。產生這點想法的依據是曾經讀了張沛林老師的《〈漢書儒林傳〉“免中”辨》一文（《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4期）。文中對《儒林傳》所提到的“免中徐公”一詞進行了考證，但是關於文意怎麼也解釋不同。最後開了一個腦洞，即“免中”二字當是“魯”字的異文。因此在講到“君臣”與“聖”的區別之時，第一反映即是可能是這樣的訛誤，故進行了簡單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