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先生的话
今年8月的《中华读书报》枕边书系列之167期，刊登了《朱正谈枕边书》一文，当谈到朱正先生最新出版的《拾零新集》（花城出版社2023年6月）一书时，记者问道：“您写随笔最注重什么？”朱先生回答说：“我有话想说给人听的时候，我就写文章。”我是很爱读朱先生的文章的一个人，至今所读不下十种，受益很多。近日又将《拾零新集》快读一过，随手记录下朱正先生的一些话。
这本书如朱先生在自序中所言，为《随笔》文丛之一种，内容很杂，“有述往事的，有怀故人的，有读书笔记，有给朋友和自己的书写的序，有正正经经的议论，也有和人开玩笑的文章。总之，杂得很。”在这杂多的文章中，我首先爱看的是述事怀人的文章，大概因为这些正是袁枚所说的言情之作。朱先生193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新中国成立前后参加工作，在肃反和反右等运动中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打入另册，蹉跎了很多年的时光。随着极端年代的渐行渐远，朱先生重整旗鼓，发愤著书，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多位学术界前辈的关心和帮助，本书中写到的就有冯雪峰、孙用、曾彦修等先生。如《遗札盈箱有泪痕》一篇记载，在收到朱正先生寄送的研究鲁迅回忆录的稿子后，冯雪峰先生写给朱先生一封信（1976年1月5日），既对朱先生的正误工作表示肯定和赞赏：“觉得你‘正’的是对的，你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重要的工作”，又对朱先生文章中的口吻和锋芒提出了异议：“在这种口吻中又流露了你的似乎压制不住的骄傲”“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出于对朱先生的爱护，冯先生将稿子转给了好友孙用先生，二人商议后，决定先将稿子寄回朱先生修改，并曲折述说了这样做的理由。这件事令朱先生很感动，他在文章中动情地写道：“冯先生是在知道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把我介绍给他的至交孙先生，托他接着照看了我好几年。”接下来即记述同样素昧平生的孙用先生对他的“照看”，此不多及，只看1978年12月15日，孙先生致信安慰朱先生：“您二十年来的生活道路，真也经历了千辛万苦！但愿‘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纸短情长，不尽欲言。”即可看出长者的殷殷深情。在孙用先生去世多年之后，朱先生拆阅孙先生的来信，“仿佛又回到那岁月去了。”“‘身废唯馀长者知’，那时，除了他之外，再没有一人这样看重我，关切我，帮助我了。”知遇之感，跃然纸上。挽孙先生诗中“从今请益知何处，遗札盈箱有泪痕”句，即是此文题目的出处。
《曾老与〈鲁迅选集〉》一文记作者与曾彦修先生的交往。我从前读过曾先生的《平生六记》，觉得他是一位忠厚朴实、肯负责任的老先生，这篇文章的记述完全印证了我的观感。曾先生想在他曾主政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比较理想的《鲁迅选集》，先后邀请朱正、倪墨炎、邵燕祥等先生共襄盛举。他为此撰写了很多篇通告和书信，不厌其烦地讨论编纂体例、注意事项等，从中既可看出老先生的认真和热心，也可看出他对包括朱正先生在内的晚辈的信任和关照。此书最后因故没能出版，朱先生写道：“我只知道两点：一是分配给我的任务我是完成了的。二是这部选本终于没有出版，我猜想是营销的预测欠佳。”“今天纪念曾老，我把这件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他晚年曾经有此宏愿，而且他在编注方面很多意见都是值得重视的。”闲闲叙来，云淡风轻，却分明让人感受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的担当和报答知己、“发潜德之幽光”的愿力。诗人公刘，江西南昌人，出生于1927年，与朱正先生年相仿、志相近，谊在师友之间。《两面之缘》一文写到两人的交谊，今日读来，倍觉意味深长。上世纪五十年代，朱先生常在报刊上读到公刘的诗作，“很喜爱，很佩服他的才气。”九十年代在合肥第一次见面，两人“就跟久别重逢的知己一样交谈”。公刘则很看重朱先生关于反右的著作《1957年的夏季》，誉之为“董狐之笔”，当然，也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艰窘的写作条件制约着作者的视野和才力，使得本来可以写得更好的书，留下了若干遗憾。”二人可谓互相敬重，惺惺相惜。公刘去世之后，朱先生写道：“我跟他，不过匆匆两面之缘，加起来聚谈也不过几小时吧。现在他不在了，我才感觉到，他是我最好的知交之一。我且写下这点滴的交往给他送别吧。我想我也不必做更多的文章，他的诗文，必将永远为他赢得后世的知己。”原来友情可以如此不拘形迹，平淡而真醇。
朱先生在学术界以鲁迅研究著称，这本书的内封介绍也唯说朱先生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说法自然不算错，集中以鲁迅命题的文章就有六七篇，涉及到鲁迅的文章更仆难数。曾听一位朋友转述朱先生讲过的一段有意思的话：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研究鲁迅（1956年出版《鲁迅传略》），只觉得他伟大，是仰视；八十年代研究鲁迅，年龄跟鲁迅一般大，是平视；现在九十多岁了，再看鲁迅，鲁迅成了一个年轻人。——可见鲁迅研究正是朱先生一生的志业，他对鲁迅及其著作很熟悉，很有感情，但也并不盲从。在《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一文中，朱先生指出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是深刻而辩证的，既看到了病态的一面，也看到了伟大的一面，“他对外国人讲中国的书，认为说得对的，就接受，认为不对的，就反驳。一直到后来他都是这个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与尼采》一文是朱先生给闵抗生《尼采遗稿夜读记》作的序，其中写道：“鲁迅批判过、五四运动批判过专制主义文化传统，这个历史任务至今还没有完成，不时还有死灰复燃之势。”可谓别有幽怀，并借闵著呼吁：“不做一切人的奴隶！——这就是鲁迅对20世纪中国人的告诫。”在《〈鲁迅杂文选集〉序言》中，朱先生为鲁迅、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说辩护：“西方一些国家，现代化起步比我们早，走到我们的前面去了，我们要赶上去。这里的‘西化’可以看作‘现代化’的同义语。胡适就是这样辩解的。”同样在这篇文章中，朱先生对鲁迅加入左联之后的表现提出了异议，认为他的《我们不再受骗了》，“就是通篇全面为苏联辩解的文章，他轻信了苏联官方的宣传，又转过来帮同宣传。”《“光明所到……”》和《王道诗话》（瞿秋白代笔），“这两篇的论据和论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并总结说：“他后期虽然也写了许多很好的文章，可是因为受到了误导，也写了一些成问题的文章，这却是以前没有的事情。”此外，如《重读〈为了忘却的纪念〉》，朱先生指出，通常所说的“左联五烈士”并不是因为参加左联的活动，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而是因为参加非委（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活动，以非委的身份被捕、被杀的。”《重读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则细述鲁迅和徐懋庸之矛盾的由来，并感慨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权威，以及党内作家对党外作家的宗派主义态度。这些都是既有考证又有启发的好文章。
朱先生擅长写作交游考，早年撰写的关于李大钊和白坚武交谊的《两个朋友》，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并曾钩稽史料，完成《鲁迅的人际关系》这本专著。本集中关于交游的文章计有《傅斯年与周氏兄弟》《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事》《陈独秀与章士钊》《谭延闿与孙中山的交往》《〈谭延闿日记〉中的江霞公》《陈独秀和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交往》等篇，收得多而精彩。看完之后，对傅斯年的率真、宋庆龄的无奈、孙中山的热情、谭延闿的好吃都会有更多的认识，而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好几篇中提到的陈独秀其人其事。我对陈独秀了解不多，以前读王彬彬老师写陈的《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佩服于他的侠肝义胆。朱先生此书中大量征引了陈独秀的文章，略加按语，逸态横生。如1914年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第四号上，陈独秀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解释他曾说过的“国人唯一之希望在外人之分割”的意思，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若其执爱国之肤见，卫虐民之残体，在彼辈视之，非愚即狂，实则国人如此设心，初不为怪。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夫贪吏展牙于都邑，盗贼接踵于国中，法令从心，冤狱山积，交通梗塞，水旱仍天，此皆吾人切身之痛，而为印度、朝鲜人所无。”朱先生评论此文为“痛快淋漓的发挥”，并总结说：“文章对袁党及其政府残民祸国的统治做了深刻的揭露”，就很有片言折狱的风范。从陈独秀跟周氏兄弟的交往，则可看出陈氏怎样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一步一步转变的过程。三人的友情，也一步一步发生着变化。鲁迅逝世一年后，陈独秀发表了《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对创作社和太阳社“一班无知妄人”忽而把鲁迅骂得一文不值，忽而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上的做法表示反感和愤慨，“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这大概也是深得朱先生认可的一段话，故在引用之后评价说：“这也就是他对亡友鲁迅最后的评定和怀念”。
朱先生写文章有个特点，就是太史公说的“述往事，思来者”，说的是过去的人和事，着眼的则是当下，或者未来，集中多篇文章很有警世的意义。“除四害”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发起的一场大张旗鼓的群众运动，具体而言，要清除的“四害”即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等四种动物。《赦免麻雀的“说法”》就记载了“一场向麻雀宣战的人民战争”，男女老幼齐上阵，各种战略战术都施展出来，报纸副刊上也出现了丑化麻雀的作品，试图对麻雀实行“清零”。打来打去，麻雀在短暂减少之后，又重新繁衍，继续存在，且有科学家对把麻雀定案为害鸟表示了异议，于是消灭麻雀的政策在1958年出现了松动，到1960年就决定赦免麻雀，把“除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虫。即便赦免，也要找一个奇妙的理由，说是“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现在看来，就跟当年砍伐树木大炼钢铁一样，这只是一场不尊重自然规律的闹剧。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朱先生在文章最后感叹：“麻雀的冤案得以平反，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呜呼！雀犹如此，人何以堪。”就有很深沉的感染人心的力量。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布道，却因“两种文化的差异、隔膜和冲突”，导致教案频繁发生。集中《公式的缺陷》和《从曹州教案到普方协会》两文，详细讨论了1897年山东曹州教案的来龙去脉和启示意义。跟2000年4月在江苏南京发生的德国人普方被杀事件一样，曹州教案原本只是一场入室行窃导致杀人的刑事案件，而近人编纂的历史著作写到这一段史实，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文过饰非，或者干脆回避。他们往往套用了同一个公式，即朱先生总结的“凡有教案，罪责总是在教会、传教士和教民一方”，也就是不顾事实，只根据态度和立场确定是非曲直。我读近人著述，在天津教案、马嘉理事件中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朱先生对此提出忠告：“历史研究所面对的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生活，恐怕很难归纳到简单的公式里去。从以论带史进一步到以论代史，似乎并不是个可取的办法，我看，还是让我们从具体的史料中来了解历史好了。”
说到史料，集中《史料和史料学》《“精品”成书记》两篇很值得注意，在我看来，这两篇不啻朱先生的“夫子自道”，最有读书治学的方法论意义。在引用了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和刘知几“史有三长：才、学、识”的名论之后，朱先生指出：“只有对史料作了深入的研究，才能够说是入了史学之门”“没有在长时间里积累广博的知识，治学就难免空疏，就如同木匠没有木料和工具一样。”基于以上认识，朱先生对包括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在内的三部解密档案进行了深入的阅读和研究，一方面充分肯定这些档案的价值，另一方面，凭着他广博的知识和渊深的学养，当然，也借助各种工具书，发现这些档案中存在不少误译、误注的地方，因而撰为文章解“解密”。这些研究成果得到了主编、责编和出版社的高度认可和重视，并结集为专著出版，即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推出的《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北地三才”之一的邢邵曾说过“日思误书，更是一适”的话，朱先生也在《史料和史料学》文中说：“我以为阅读这些有缺点的译文，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史学的训练，要能够在这些缺点错误后面看出它没有正确译出来的本意、看出它的价值、它的重要性来。我就是以这种态度读这些书的。”二人当可相视一笑。对于朱先生的这些工作，他的好朋友邵燕祥先生撰写《勘误的学问》一文，总结也呼应了朱先生的治学之道：“他重视史料的积累和辨别，进而对史料深入研究，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入了史学之门。”记得社科院文研所赵园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有人推许朱正为当代‘朴学’大家，怕的是朱后无人。”（《历史情境与现实关切——关于治学与写作》）言外有颇多感慨。“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面对朱先生走过的这样一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之路，晚辈如我者除了景仰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最后还要说说这本书的装帧设计，深蓝色封面，小三十二开，裸背精装，既典雅又可爱，实现了钟叔河先生所说的“翻到哪页看哪页”的方便。不过出版社在校勘方面，似乎还有可以改进的余地。第337页引用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劳动者的国家……”之后再无第二，显然有所漏印，检陈氏原书，此处应作：“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此外，如第329页第2行，“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同前来劝架的钱玄同的谈话”，“劝架”是否“劝驾”之误？第241页倒数第2段记鲁迅对冯雪峰说：“你已经给我抢替过两次了”，“抢替”是否“枪替”之误？因手头没有原书，后边两处我也不敢肯定，大概近于所谓“理校法”，期待读者们的指教。
盛夏暑热，读完《拾零新集》，如同喝了一大碗酽酽的凉茶，沁人心脾。“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以上就是我顺手记录下来的朱正先生的话，供如同我一样爱读先生著作的朋友们参考。如果有误会朱先生并且误导读者的地方，那自然是我的过错，要请大家多多包涵。
筱堂2023/8/8于湖大背光室（未删节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