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十月里的十八天》第二十二章
22. 禁运
当美国人谈到“阿拉伯人”时，他们指的是沙特阿拉伯。他们不在乎叙利亚或伊拉克是否喜欢他们。
——阿巴·埃班
1973年4月18日，理查德·尼克松向国会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关于能源的总统演讲。该政策声明指出，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6%，却消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石油。声明接着描述了增加国内石油产量的长远措施，指出“我们对能源的需求增长得太快，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现有的供应量。”
这一历史性的讲话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像当年夏天石油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每日620万桶一样，因为1973年4月，尼克松解雇了约翰·迪恩，并接受了司法部长以及他的两位最亲密助手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和H·R·霍尔德曼（H. R. Haldeman）的辞呈。1973年中期，美国人民对水门事件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经济走势的兴趣。
六个月后，1973年10月17日，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来到华盛顿，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阿拉伯人的期望很高。基辛格在前一天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沙特外交大臣奥马尔·萨卡夫（Omar Saqqaf）说：“能够解决越南战争的人……可以很容易在中东地区问题的解决和实现的和平方面发挥良好作用。”
基辛格认为尼克松“巧妙地”处理了这次会议。但他的意思是，尼克松在告诉阿拉伯人他们不想听的事情方面做得很好。尼克松解释说，对以色列的空运武器是为了与苏联“保持平衡”，是在莫斯科派出“300多架飞机”后才开始的。对于阿拉伯要求迫使以色列回到1967年边界线的要求，尼克松承诺“在第242号决议的框架内开展工作”。发言尴尬地结束了，尼克松断言，尽管基辛格是犹太人，“他不会被这个国家的国内压力所打动。”(科威特外交部长萨巴赫泰然处之，说：“我们都是闪米特人。”)但每个人都对媒体说了些善意的话。然后，基辛格安排沙特外交大臣萨卡夫私下会见了尼克松，以便尼克松总统能够亲自为沙特所扮演的“非常温和且建设性的角色”而感谢他。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尼克松和负责处理危机的特别委员会（WSAG）开会，感谢大家的努力。最糟糕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了。基辛格说：“总统先生，这是你入主白宫以来处理得最好的危机。我们（向以色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运，但你却站在这里，在玫瑰园接受阿拉伯人的赞美。”
就在会议结束时，一则新闻打破了每个人洋洋自得的情绪。在科威特开会的阿拉伯石油部长们宣布，他们将立即减产5%，并在接下来的每个月再减产5%，直到以色列撤回到1967年的边界。前一天，来自波斯湾的代表宣布，石油公司向产油国支付的“挂牌价格”提高了70%，达到每桶5美元以上。这一举措将定价与恐慌的现货市场保持一致，给石油公司留下的利润寥寥无几。石油公司对此束手无策，因为美国或其他地方第一次没有多余的产能来填补石油产量的突然损失。正如基辛格所说，“越来越明显的是，产油卡特尔几乎可以任意设定价格……战后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这一举动震惊了美国官员。一份来自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的电报描述了与科威特财政和石油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提奇（Abdul Rahman Ateeqi）的一次会面，阿提奇告诉他的美国同行，“最初减少5%的累积效应……旨在导致对美国的全面石油禁运。”华盛顿的一位国务院官员读了电报后，在页边空白处草草写了一句评论：“真的吗？”
当工业化国家对石油市场有了新的认识时，安瓦尔·萨达特也对战争有了一些旧的认识——即战场上的事情从好变坏的速度有多快。在运河以西，埃及人继续撤退，越来越像是在逃避不可避免的命运。10月21日，一名以色列坦克指挥官登上杰贝勒·吉尼法山顶，看到了他所说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在他的下面是农田、花园和大苦湖（尽管在他的上方炮弹如雨点般不停地呼啸而下）。在杰贝勒·吉尼法摧毁地对空导弹似乎是一个转折点。摩西·达扬写道，从那时起，以色列空军可以做它最擅长的事情：为向南推进的坦克提供近距离地面支援。10月21日又是以色列空军没有损失飞机的一天。
事件的突然转变并没有在以色列将军之间创造和谐。从10月19日到22日，关于埃拉扎尔是否应该解雇沙龙的争论在最高层激烈进行。这次的争端是关于密苏里山，那座蛋形的山丘就在中国农场的北面。一连几天，沙龙被命令去攻克它，一连几天，他都拒绝了。
在被称为“将军之战”的所有争议中，这一场是最激烈的。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是那些被派往战场的人，他们的兵力太少，无法完成任务。有26辆坦克攻击了密苏里山，只有四辆返回。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派遣更多兵力会不会有所不同。但沙龙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辩护。这座山从未被占领，而走廊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坚持了下去。
如果这场争论没有在战后突然出现在报纸上，这场战斗可能只是一个注脚。值得注意的是运河以西的战斗，在那里，最后阶段开始成形。10月22日，以色列空军对埃及地对空导弹发起了最后一次任务。新战术现在已臻完善。以色列人又摧毁了两组导弹系统，而没有损失一架飞机。这样一来，埃及的防空系统基本上不复存在。并非巧合的是，10月22日，以色列空军在运河上空飞行了441架次，是战争中单日飞行次数最多的。一名飞行员说，空中太忙了，他们需要一名交警。埃及军队完蛋了。
10月19日，尼克松向国会提出了所谓的22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一个“例行的、主要是预算性质的决定”，旨在支付向以色列进行的空运的费用。国家安全事务办公室团队成员威廉·昆特（William Quandt）在描述这个决定时用了更不客气的措辞，称基辛格“主张为以色列提供一项非常大的援助账单”。根据昆特的说法，基辛格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即将到来的外交工作可能会非常艰难，他需要获得“在以色列方面的最大信任”。当然，考虑到他对犹太国家的情感联系，渴望伸出援助之手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不管动机是什么，基辛格写道，没有人警告他们会有“阿拉伯的反应”，而且“最坏的情况被认为已经过去了”。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人们预计会引起摩擦的是武器的空运，而不是资金的转移。
正如经常在中东这个气候炎热、情感激动的地区发生的那样，事态迅速超出了预期。 援助计划的消息引爆了阿拉伯世界压抑已久的愤怒，这种愤怒很快超过了对空运武器的愤怒。沙特阿拉伯的一位王室官员告诉一位美国外交官，“费萨尔国王是我所见过的最愤怒的人。”给华盛顿的电报描述了当时的情况，说有人听到国王号召发动“圣战”。
至少勃列日涅夫呼吁立即停火。苏联人没有试图掩饰他们的绝望，他们在10月19日发出的莫斯科谈判的邀请中附上了一份紧急的请求：“如果他（基辛格）能在明天，即10月20日过来，那就太好了。”基辛格答应了他们。用他的话说，推迟可能会导致苏联以“提高军事赌注”来回应，而且基辛格认为前往莫斯科的长途飞行会给以色列更多在战场上的时间。他兴高采烈地离开，知道自己手中有更强大的牌。他自信地告诉舍尔辛杰、穆勒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我们不能太过羞辱苏联。”
在飞往克里姆林宫的途中，基辛格得知了一项消息，用他的话说，这个消息“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几乎一直困扰着他。”沙特阿拉伯宣布对向美国的石油出口实施全面禁运。在10月16日涨价和10月17日减产5%的措施之后，这一消息对市场的心理影响是强烈的。随之而来的是恐慌性购买。到了12月中旬，石油的售价达到每桶17美元，是10月16日之前的价格的六倍。
基辛格仍在拖延时间，降落后礼貌地告诉苏联东道主，他不会在长途飞行后进行谈判，直到第二天早上，即10月21日才会有时间。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时，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拖延，甚至不能以寻求尼克松同意的借口。尼克松发了一封不明智的信给勃列日涅夫，告诉他“基辛格博士代表我全权谈判。”基辛格后来写道，“历史不会记载我拒绝许多被授予权力的情况。这一次我极度不满；这是‘全权’如何在谈判中阻碍而非增强灵活性方面的经典案例。”
冷战期间，冲突通常在多年谈判后结束。莫斯科会谈只持续了四个小时。苏联在每一个实质性问题上都让步了。提交给联合国的决议草案是就地停火。协议中没有提及萨达特一周前所要求的“撤军”。决议中也没有包含耶路撒冷一贯反对的另一个词：“巴勒斯坦”。该协议无视阿拉伯国家反对与以色列谈判的禁忌——“三不”之一——声明“谈判应由有关各方在适当的主持下开始”。另一个“三不”也被推翻了——不和平，谈判的目的是“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也没有提到1967年的边界，只是“执行安理会第242号决议”。
苏联得到的回报是速度。该决议草案将立即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一旦通过，射击必须“在该决定通过后的12小时内”停止。
在一般情况下，以色列会认为这是一笔极好的交易。但这不是一般情况。基辛格从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得知，迅速停火将阻止以色列包围埃及第三军。在耶路撒冷看来，胜利和失败只差几个小时了。从开罗出发，有两条东西向的公路和一条南部出发的公路为第三军提供补给。以色列人占领了两条东西向的公路。如果他们无法控制第三条道路，那么第三军将继续战斗，以色列人将发现自己在埃及深处的过度拉长的战线上进行消耗战。
基辛格对这一切都不关心。他面临着与苏联的潜在危机，他需要避免；他面临着阿拉伯国家实施的禁运，他需要解除。以色列将不得不将就。在华盛顿，尼克松的幕僚长亚历山大·黑格将军把决议草案交给了以色列大使迪尼茨，并告诉他一个字也不能改。果尔达试图直接联系尼克松，请求再给他一点时间，但尼克松毫不让步。以色列人曾得到的承诺是，基辛格不会给他们一个目前现状。但基辛格现在正是这样做的。他首先向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大使发表讲话。这些是他现在认为重要的国家，因为他需要这些国家来推动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
基辛格如此匆忙，以至于协议的一个方面似乎让他忽略了：这笔交易对美利坚合众国来说是可怕的。
这是华盛顿对阿拉伯人最有影响力的时刻。埃及第三军的溃败迫在眉睫。如果有一个时刻要求结束禁运和5%的减产，那就是现在。鉴于目前的市场状况，10月16日的价格上涨几乎不可能回落。但基辛格本可以很容易地联系在莫斯科的费萨尔，并以欧佩克同意对消费者停火为条件来拯救第三军。很难想象国王怎么会拒绝他。
那么，基辛格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他的一名助手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只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位退休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对笔者说了同样的话。基辛格最大的仰慕者之一、前美国大使马丁•因戴克（Martin Indyk）在他的《游戏大师》一书中写道：“基辛格过于关注他与勃列日涅夫即将进行的谈判，而没有意识到费萨尔决定的重要性。”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这个重要性对全球每个驾驶者都显而易见的时候，基辛格只在与果尔达·梅厄尔的一次谈话中提到过利用第三军的困境作为解除禁运的杠杆的可能性。
从表面上看，赫尔蒙山上的叙利亚军队令人生畏，有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但从后勤的角度来看，它已经岌岌可危了。叙利亚一侧没有通往赫尔蒙山的公路，所以主要的补给方式是直升机。以色列人用大炮监视着这座山，每次听到旋翼叶片降落的声音就开火。这使得叙利亚人只有一种补给方式，那就是驴。
直升机将是以色列10月21日夺回这座山的行动的核心。叙利亚的火炮可能同样会阻止以色列直升机着陆，但一名以色列军官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学习期间学会了如何克服这个问题。因此，行动以以色列战斗机的轰炸开始。这座山的高度让他们正好进入叙利亚地对空导弹的最佳射击范围，所以从黎巴嫩方向飞来的飞机把喷气发动机推到了极限，剧烈地转弯和俯冲，以至于一名飞行员说他着陆时“把我体内的一切都吐了出来，包括我的灵魂。”
这些飞机不仅投下炸弹，还投下烟幕弹，为从狭窄的谷地飞上来的直升机提供掩护。叶片在稀薄的空气产生的升力要求直升机只能携带正常情况下所能携带人数的一半，所以在叙利亚赫尔蒙高地上，它用了27架次才把626人投下。伞兵们在日落时分出发，向山下的以色列赫尔蒙山进发，战斗了整整一夜。这是一次优雅的行动，到了早晨，军队已经控制了山的较高部分，在他们脚下的以色列赫尔蒙山附近停下来。只有两名以色列人被杀，而39名叙利亚人被杀，另有17人被俘。
更大规模的战斗发生在更远的南部，第二支以色列部队向高地进发，从下向上夺回以色列赫尔蒙高地。叙利亚人选择在一个被称为“16号山”的地方坚守阵地；战斗持续了八个小时。知道停火即将到来，以色列人没有时间设计任何复杂的东西，所以他们用蛮力征服了它。在整个战役中，他们发射了1.3万枚炮弹。叙利亚的记录中充满了对他们突击队的赞扬，称他们一直战斗到弹药用尽。但最终，来自戈兰尼旅的以色列部队回到了战争最先开始的地堡，并在天线上悬挂了他们的国旗。在这场战争最令人难忘的电视时刻之一，一名操着浓重塞法迪口音的以色列士兵对着镜头说：“我们知道赫尔蒙山很重要。他们告诉我们这是以色列国的眼睛。”从那时起，它就被称为“国家之眼”。
基辛格决定在从莫斯科返回的途中在以色列停留，于10月22日下午早些时候降落在罗德机场。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在停机坪上会见了他，并说果尔达正等着见他。埃班的语气听起来像是要去见一位严厉的女校长。那天早上，埃班看到了果尔达的愤怒，他知道基辛格即将经历的一切不会很好。
当然，果尔达对基辛格空运物资说了几句好话。(“我知道你做了什么。如果没有你，我不知道我们会到什么地步。”)但她有很多值得生气的地方，而且并不羞于表现出来。没有商量过，她怎么知道华盛顿和苏联之间有没有附带协议？基辛格说没有。没有关于战俘的规定，“我怎么能面对这些人的母亲和妻子？”夫人问。基辛格说：“我有勃列日涅夫的荣誉担保。这随然没多少价值，但我们可以利用它。”当他看到这没有多大作用时，他软化了态度，告诉果尔达，在所有战俘都获得自由之前，她不必谈判。
当然，果尔达愤怒的最大原因是时机。以色列军队正在取得胜利，现在却被告知必须停下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约瑟夫·塔科阿（Yosef Takoah）为以色列国防军争取了一些时间。他把安理会会议推迟了六个小时。然后，苏联大使雅科夫·马利克（Yakov malik）——这位将俄语“nyet”这个词引入英语世界的语言拳击手——与中国大使大吵了一架。塔科阿通过火上浇油和迫使临时休会，争取了更多的时间。然后他刺激沙特代表就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展开辩论。然而，当基辛格与果尔达坐下来的时候，决议已经通过，停火计划在六个小时后生效。
果尔达没有透露以色列人多么接近包围第三军。她甚至暗示她的军队还有一段路要走，她告诉基辛格，“我们几天后就会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因此，基辛格认为他有一些余地来缓和形势。随后发生了以下的交流：
基辛格：如果晚上我在飞行期间发生了什么事，你不会受到华盛顿的强烈抗议。明天中午之前华盛顿不会有任何动静。
果尔达：如果他们不停止，我们也不会停止。
基辛格：即使他们停止了……
在没有观察员监督之前接受停火，就好像在没有法官执行之前接受法律一样。穆罕默德·海卡尔告诉萨达特，这就是为什么埃及应该继续战斗，至少直到观察员进入战场。萨达特拒绝了，因为他知道任何给以色列人继续向南推进的借口都可能带来灾难。当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轻微地支持海卡尔的观点时，萨达特爆发了。“你怎么了，哈菲兹？你是个军人，应该知道得更清楚。”这番爆发使伊斯梅尔濒临泪如雨下。
关于在10月22日宣布停火后发生的情况，以色列和埃及的记录的显著分歧或许超过了任何其他方面。埃及的沙兹利将军只愿承认“在苏伊士南部的道路上，一些下级军官通常会向他们（以色列人）开枪。”以色列的说法同样坚定的认为，他们的部队受到了袭击。一位以色列中校说：“我们在那里看不到任何停火的迹象；敌人继续像平常一样射击。” 另一位战地指挥官，他的部队有伤亡——有2人死亡，7人受伤——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他们为过夜挖掘工事之后，埃及人“从各个方向朝我们开火，导弹、反坦克炮火、迫击炮和轻武器。”
以色列的档案本身就与军方意图方面存在矛盾。在10月22日政府的紧急会议上，达扬告诉果尔达和她的部长们，如果埃及人真的停止射击，那么以色列将别无选择，只能遵守停火。而事实上，政府一致决定授权军队继续战斗，但前提是只有在遭到攻击的情况下。
然而，南方司令部的其他人并不打算让胜利从他们手中溜走。从10月8日开始，戈南知道战后会有调查，所以他在指挥部放了一台录音机。10月22日，当他和其他人讨论违反停火协议时，他关掉了录音机。当录音机重新打开时，可以听到戈南向阿丹将军的助手多夫·“多维克”·塔马里将军解释说，他应该做好进攻的准备，因为埃及军队将在10月23日上午7:30向他发动进攻，此时距离停火生效已经过去了大约12个小时。塔马里想知道戈南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情报，于是和他来回交谈了几次，直到戈南最后说：“我现在告诉你会发生什么。”塔马里说：“哦，现在我明白了。”南方司令部爆发出一阵笑声。
在与果尔达的一次秘密会面中（会议细节直到几十年后才被解密），巴列夫强烈暗示，他的部队可能会以“与前沿阵地联系”为幌子，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向更南边推进。幸运的是，他们在停火生效后遭到了射击，因此他们有理由声称他们只是在遭到射击的情况下前进的。而且，巴列夫干巴巴地补充说，“反正没人能证明什么。”
如果萨达特在一架小型飞机上画上“UN”的字样，并在10月22日的战场上拍摄照片，他会对自己的事业会有所帮助。此外，他本可以派记者去记录各方的位置。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停火生效时的战线在哪里。事后看来，海卡尔和伊斯梅尔的继续战斗的建议并不那么愚蠢。不管哪个版本的故事是真实的，停火声明似乎使以色列人更容易向南推进。沙兹利写道，以色列国防军“未经任何抵抗就越过了满是伤员的行政基地和休整营地”。以色列的报道描绘了一幅更加暴力的画面。但巴列夫在秘密会议上告诉果尔达，以色列人在宣布停火后整整前进了12英里。10月23日太阳落山后不久，埃及第三军就被完全包围了。
苏联感到愤怒。克里姆林宫以异常强硬的措辞指责以色列国防军“卑鄙地袭击了埃及军队和和平的居民地区”。然后，克里姆林宫不祥地表示：“苏联政府警告以色列政府，继续对埃及和叙利亚进行侵略行动将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苏联向美国发出的信息更加危险。在整个冷战期间，人们担心的不是重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即一个大国公然侵略另一个。担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景，其中复杂的联盟将地区冲突演变成了全球性的冲突。在进行这方面的模拟中，军事规划者早已确定中东是巴尔干半岛的当代继任者。
各方之间的不信任加强了一种1914年黑暗历史可能会重演的感觉。在与葛罗米柯打过交道的所有的国务卿中（总共有九位），他总是单独提到基辛格。他说：“不要给他一个手指，否则他会咬断你的手。”在打破礼节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于10月23日早晨发送了一条消息，不是给尼克松，而是给基辛格。这条消息通过电话用不太完美的英语朗读，表明是匆忙写成的。它指责耶路撒冷“公然欺骗”，要求美国动用一切手段“制止以色列的行为”。勃列日涅夫向基辛格强调了此事的“紧急性”，并坚持要求立即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