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精英》摘要和笔记（20240301）

这是关于智力类型以及所选择和形成的理智质量的问题，是评估实质理性在人的生活、性格和行为中作为主要价值观的问题。这种评估正是美国权力精英现在缺乏的。在权力精英中存在“权重”和“判断”，它们在精英的显著成功中药比任何心灵的精妙或智力力量重要得多。

政治关系取代了理性争论，操纵以及未经辩论的权力决策取代了民主权威。从19世纪开始，随着行政取代政治，越来越多重要的决策甚至未曾走过理性讨论的过场，做出这些决策的是上帝、专家以及像威尔逊先生一样的人。

与此同时，在这些渠道中，政治修辞和文雅和敏感程度似乎在不断下滑。这种面向大众或被认为是大众的人进行的愚蠢传播所能达到的顶峰可能就是那种煽动性的假设，即如果能经常进行充分的重复的话，怀疑和指控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犯罪证据，这就像关于牙膏或香烟品牌的重复主张会被假定为等同于事实一样。

现在，我们要应对的正是所有公共力量的心不在焉，我们要应对的是对那种可能释放公共相关性的对知识的不关心和恐惧。这些现象导致了那些没有合理辩护理由的决策，而智力能够应对这些辩护，并加入辩论。

虽然存在理智被从公共事务中放逐、成就的不道德性以及有组织不负责的普遍流行，但高层圈子的成员仍然能从他们统治的制度领域的总体权力中获益，因为这些制度的实际或潜在权力都被归于作为决策者的高层圈子成员。他们的地位、活动甚至他们个人都被这种权力归属神化。

地位不再主要根植于本地群落，它现在追随拥有全国规模的大等级制度。地位追随有钱人，即使有钱人有点像恶棍。地位追随权力，即使它没有任何背景。在大众社会以及下方，通向地位的旧有道德和传统障碍已经崩溃，美国人在高于他们的圈子中寻找卓越标准，他们会用这种标准来做自己的榜样，并判断自己的自尊。

对大众来说，存在来自名人的地位分神因素以及来自战争繁荣的经济分神因素；对那些的确留意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存在来自本地至上性和权力中层的政治分神因素。这些都维持了一种幻觉，认为美国仍然是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如果大众媒体聚焦于职业名人，那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会聚焦于聒噪的中层。职业名人和中层政客是制度中最明显的人物。实际上，他们加起来往往就能垄断大众社会成员看得见的传播或公共场景，因此就能掩盖和转移来自权力精英的注意。【职业名人和中层政客数量和影响力足够大，他们能够占据社会舆论的主流，引导大众的注意力，并掩盖那些权力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想法和观点。】

美国的权力精英中并不包含那些自身行为和性格构成美国人模仿和励志典范的代表人物，并不存在一组能让大众成员正确和乐意识别的人。从这个根本意义上来讲，美国的确没有领袖。但这就是大众的道德讽刺与政治上未指明的不信任的本质，它能轻易被排除，并且不会产生实际的政治影响。在经历过去30年的人和事之后，这进一步证明了在当今美国为了道德上无瑕疵的目标找到和使用明智的政治手段的极端困难性。

作为一个没有保守派思想的保守国家，美国现在在世界面前呈现的是一种直接和恣意的权力，而且它的决策者们经常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将他们不切实际的定义强加到世界现实上。二流的头脑正在指挥笨拙的陈词滥调。自由主义修辞中的模糊以及保守情绪中的非理性被提升为原则。公共关系与官方机密、琐碎的竞选以及笨手笨脚造成的可怕事实都在取代关于现代美国私人经济、军队优势和政治真空的理性政治理念辩论。

高层圈子的人并不是代表人物。他们的高层位置并不是源自符合道德的品行。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也并不与值得称赞的能力有牢固关系。位居高位和有权势的人可能是用他们社会中流行的权力手段、财富来源和名人机制选出和形成的。他们并不是由一个与知识和情感世界有关的行政部门选出和形成的。他们并不是由那些在全国负责的政党所塑造的人，其中这些政党会就这个国家现在面对的如此愚蠢的一些问题进行公开和清楚的辩论。他们并不是那些将进行辩论的公众与决策顶层联系起来的自愿联盟的大多数所支持的人。作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权力指挥官，他们已经在美国有组织的不负责制度中取得了成功。【这并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这是在官僚社会和科层组织中共同存在的问题。个人并不愿意完全按照自己真实的想法去行使权力，他们宁愿按照这个体系和制度的通常做法，按部就班的去做就可以了。去实践自己的想法需要冒过大的风险，并且还不容易被大众社会所接受。在这个体制中，保持安全是首要的，特立独行并不会受到嘉奖。】——“第15章 高层的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