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阳关道，我们走独木桥 ｜邹波《现实即弯路》
野獸按：2016年，我也讀到了余杰的這篇書評，還在公號上轉載推送過。只是現今公號也早就被永封了。在為不良書商打工的兩年出版日子裏，鄒波的《現實即彎路》是出版的諸多書籍中讓我特別自豪的一本。
以下是一篇發表於2016年的書評，作者名字不可說，這篇書評內地的書友大多沒讀到過。
他们走阳关道，我们走独木桥 ——邹波《现实即弯路》
一位古希腊哲人说过，旅行是另一种写作；邹波也说过：“写作，先要去旅行。旅行得越多，对中国天马行空的想像就越少，记忆之宫完全和中国地图重合，和村落街道的结构一样，当我闭上眼睛，一切都是确凿的，我不再能凭空思考。”《现实即弯路》是邹波十九次“边走边看边写”的成果。邹波所走的都是弯路，所到过的地方都是边陲，所写的也都是黑暗的故事，以及黑暗中不灭的人性的光芒。
邹波在大学毕业后当过警察，在武汉火车站广场的派出所维持治安，处理过毙命街头的乞丐的尸体，也追捕过杀人不眨眼的劫匪，三教九流，阅人无数。他曾爱上过一名按摩女，还为此擅离职守。在今天的中国，警察很容易变成恶棍，人们都认为，一旦当上警察，就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为所欲为，法律不是约束警察的。只是，邹波过于笨拙，连堕落的姿势也不如同僚们美妙，最后只好辞职。邹波放弃了警察的职务与特权，自我放逐于体制之外，成了一名在中国地位更为低下的诗人和记者。
邹波如凯鲁阿克那样“在路上”，不仅看风景和人物，也在“读现实这本大书”。在这个过程中，他努力将世界的荒谬感、黑暗感与自己内在的矇昧、失败感两者区分开来，用他的话来说：“读历史时区分哪些是人祸——政治之祸、恶之祸、愚蠢之祸，哪些是天祸。在非虚构写作中，他人的命运就是‘天’，其他的黑暗就是我自己。”中国的苦难，很大一部分是由那些“高等华人”所造成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全民的“共业”，是由所有人的“平庸之恶”凝聚而成的。旅行和写作之于邹波来说，是一种自我治疗和自我洗涤的方式。
官媒上不会出现的“河殇”与“人殇”
邹波去过的地方，很少是人山人海的风景区。他写到不少美丽到江山，如神秘莫测的神农架、绵延起伏的兴安岭、阳光灿烂的云南高原；但是，他描写的重点并不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地方，而是被自己人毁坏的山河。
邹波写到河南项城那些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癌症村。项城是袁世凯的出生地，被后世冠以“窃国大盗”恶名的袁世凯，在家乡却被人怀念。在遭到大清摄政王罢黜的日子裡，袁世凯闲居于离项城不远的安阳洹上村，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却并不是“独钓寒江雪”的“孤舟蓑笠翁”，正如他那不太高明的诗句所说：“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那个时代，河裡还有鱼虾，袁世凯真的钓上不少鱼虾；今天，从河南项城到沉丘县的河流，早已鱼虾绝迹，而且杀机四伏。
邹波写了一篇名为《河魂》的报道，其实更好的名字不妨借用八十年代着名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他写道：“各种顔色的工业废水重得无法流动，每个村庄喝下不同顔色的水，等于慢性吞金，患上不同的病——红色的泉河流经袜子村，袜子村的人主要患的是各种结石、心脏病、各种癌——其中以乳腺癌、肠癌河胃癌为主。”人们即使明白污染的害处，也得继续喝被污染的水，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他们买不起昂贵的淨水设备。
河南有艾滋病村，河南也有癌症村，死神如期而至，从不迟到：“吃到肚子裡也是红色的，富积起来，形成结石，化学物质在血液裡又发生新的化学变化，拉肚子，拉肚子，拉空了，癌就要填满那肚子。癌在三十年前方圆三十里才出一个，一辈子也听说不过一两回的东西，这些年起每年都有那麽多人陆续疼痛到死，各种癌最后的表现和艾滋病差不多，免疫系统完全崩溃了，只是癌不会传染，你可以拼命地亲近临死的亲人。”但是，能说癌症患者比艾滋病患者幸运吗？
谁要为污染负责呢？民主社会，在地的环保运动一定风起云涌。但这里一切如死水微澜。污染源之一是中日合资的莲花味精厂，莲花味精来此开厂二十多年，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它再衰落也不会轻易被取消。数年前，日本环保学者与日本企业家在河边对质，而那个下午当地居民却成了沉默的旁观者，彷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一幕，跟一百多年前刺激鲁迅弃医从文的幻灯片有什么差别呢——在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中，无数中国人伸长脖子、踮起脚尖观看那一幕免费的戏剧：日本军人正在处决几名被当作俄国奸细的中国人。
学者资中筠用一句话形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百多年了，上面还是慈禧太后，下面还是义和团。或许，当政者可以借此掀起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切都是日本人害的！邹波在跟当地人闲聊后却发现，当地人并不怎么怪日本人，而且日本人早已撤资，转到四川建新厂去了。人们以一副听天由命的口吻说：“即使没有了日本人，情况也不容乐观，因为污染在中国太普遍了，太容易了。”是的，连云港要偷偷填埋的核废料，天津神秘的化学武器大爆炸，以及遍地开花、重度污染的石化项目，跟“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有什么关係呢？
谁也不会想到“地大物博”的中国居然是严重缺水的国家。不过，中国人的想像力无穷无尽，邹波提到，“有一本书叫《西藏之水可以救中国》”，曾经下狱的富豪牟其中也曾发出豪言壮语——如果用核武器炸开西藏的雪山，源头活水就滚滚而来。然而，当邹波沿着青藏铁路与公路走的时候，却发现一个绝对荒谬的事实：“这裡自身的用水格外缺——成了西藏之水的死角，那些河流奔流向东，源头的地方却缺水——从西大滩开始，往南，泉水成为最重要的水源，格外珍贵。当地一个中等的饭馆，按照定额，每月交泉水公司二百五十元，每天能得到三缸用水。”
在陝北之北的黄土高原，惟一可发财的行业是採矿。“採矿业相当粗放，私人或县裡的集体煤矿，利润高，技术含量去相当低。陝北直至与内蒙接壤的煤炭矿区，像盗墓一样，很多十多米厚多大型煤田往往只毁灭性地採到煤层中央很小一部分，其馀则被揉碎溷合在地层中，再也无法得到，一个富矿往往就这样被掏空。”矿藏被挥霍还在其次，无数人命也被漆黑的矿井吞噬。电影《盲井》并非出于虚构，现实的残酷超过了小说家和电影导演的想像。邹波写道：“人也不值钱，从土裡来，到土裡去。皇陵县七丰沟煤矿的新鬼，名字被隐瞒，连有正义感的报道裡也没有。伤者被迅速转移，灭口一样被藏起，私了也可以让死亡不用注册，死人彷佛没有出生过，如土融回到土中。”这段话让人想起圣经的经文：“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
没有一个村庄，有桃花源那样的诗情画意
当现代化遇到挫折，反现代化思潮就会兴起，某种关于农耕文明和乡村生活的浪漫想像就成为知识阶层的兴奋剂。
邹波的脚踪避开车水马龙的都市，走在田野、乡村与森林之中，他的文字并非矫揉造作的田园輓歌。桃花源是陶渊明一厢情愿的想像，没有一个村庄，可以那样和谐美好；没有一个农夫，可以那样从容地晴耕雨读。
乡村、草木，包括太阳和星星，都不能充当都市人“换一种活法时“的点缀。邹波说：“我对中国神话缺乏直接的感情，我始终不能像诗人海子那样，对那些古老的太阳如此夸张地释放情感，我没有，我不在这种感情之中。”所以，他在神农架寻访会唱民间史诗《黑暗传》的老人的时候，亦无高行健那种朝圣者的心态，而保持了质疑与反省的视角。多年以前，我也从近似的角度批评海子对农村的美化，对“太阳”以及“太阳”背后的宏大叙事和偶像崇拜的赞歌。同样，在邹波的书中，乡村不是春暖花开、以马爲梦的乌托邦，乡村只有挥汗如雨、土中刨食和勉强餬口的人生。
邹波来到陝西的农村，跟农夫们一起收土豆，他居然扛得动将近一百斤一袋的土豆。必须跟大家一起干活，才能与农夫们建立起真挚的友谊。他看到农夫们跟收购者发生激烈争执——一袋土豆究竟算九十六斤，还是算九十三斤？每一斤土豆的收购价是四毛多，一块多钱值得半天争执不下吗？钱有多么重要呢？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告诉邹波，他们的土豆注册了绿色产品的品牌，却支付不起印有该品牌的袋子的费用，只好使用一般的、便宜的袋子包装。
五个僱工一天收了三百袋土豆，每袋一百斤，就是三万斤，于我而言简直是一组天文数字。邹波如此描述僱工中的“老头”、已经五十八岁的高全才：“他在夕阳裡缓慢地站起来，但还不止于此，他那几乎弯曲爲九十度的背似乎也尽力伸直，像劳动者在伸懒腰。我几乎听到骨头在风裡响，一个驼背忘乎所以的时候，看着让人揪心啊。”晚上他们睡在一张炕上，高全才在邹波耳边说：“人要不停劳动，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可惜，在这个“窃国者侯”的国家，有多少人尊重任劳任怨的劳动者呢？
即便在被人们视为中国最富裕的省份的广东，也有若干困窘而萧瑟的村庄。在《树上的孩子》一文中，邹波描述了广东韶关犁市镇梅塘小学的老师和孩子们，孩子们在树上游戏，梦想如同小鸟般飞翔。有一个被拐卖来的女老师的故事，则如同《聊斋志异》的现代版本：“她爲别人生了两个儿子，当了乡村教师，总是穿着很好看的布鞋，长髮披肩，裡面穿着长裤，卷到膝盖，外面再套上好看的裙子。她悲伤的时候，还在坚持上课，学生们认为老师要教给他们知识，哭的知识，眼泪。后来等她自杀了，学生们才发现那一切知识，都建立在老师的痛苦之上，他们所学到的，可能全是被侮辱的女人的偏见；他们也才发现，老师总穿的那双红鞋子，那原是通向地狱的鞋子，是冥鞋，就像童话裡那五百双熊皮鞋子，爲了趟过地狱之河。这个故事很悲伤，故事中的孩子后来穿起了这样的鞋子，而这裡听故事的孩子们只是沉默。”
那是怎样的一双冥鞋呢？这段对被拐卖的、自杀的乡村女教师的描述，以一双鞋子作为结束，让我想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梵高那幅农妇的鞋子的名画解读。海德格尔写道：“在那黑煳煳的敞口中，鞋子磨损的内部赫然是劳动者步履的艰辛。在这硬邦邦、沉甸甸的鞋子上，聚集了她那迈动在寒风瑟瑟中一望无垠而又千篇一律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与滞缓。……鞋子里回响着的是大地无言的呼唤，是大地对正在成熟中的谷物的悄然馈赠，是大地在冬闲荒芜田野里的神秘的自我选择，这一器具浸透了对有了面包后的无怨无艾的忧虑，弥漫了再次经受了匮乏的无言之喜，还有生命来临之前的颤抖以及来自四周的死亡威胁的战栗。”农民的鞋子上沾满了泥土，而泥土已被汗水浸湿。
有多少人，根本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与呵护？
邹波选择的旅行路线，大都延伸向帝国的边陲，他遇到的人，很多都是被权力践踏、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弱者。他感叹说：“有时在弱者中，我只是更弱者，因此反而不需要过度表达同情。”他曾经供职于一家具有民间色彩的媒体，没有央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八面威风，地方政府不会畏惧并以高规格接待他，当然在採访过程中更难以免受刁难和阻拦。
另一方面，由于不是权威官媒的记者，使邹波常常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无权者是无法帮助无权者的，正义感和良心的份量比纸还轻：“过去的旅行中我遇到不少需要帮助的人，但都没有成功帮到他们，大部分因我的无力，一小部分是因对方不能清晰表达自己的愿望。”就后者而言，邹波遇到过很多底层民众，是不识字的文盲，甚至是连话都说不清的同胞，他们身处文明之外的蛮荒地带，思想和情感懵懂、迟钝、麻木。那绝对不是老庄欣赏的“浑然天成”的状态，邹波戳破了那些自欺欺人的说法：“我在中国，感受过很多没有文化而给人造成的智力迟钝的结果，全然没有小说裡那种纯真天然的乡村激情和智慧，那种耕牛一样的沉默和木讷，感受不到什么乐趣。”无知当然是不美的。
要改变命运是那么地难。陝北绥德职业中学的高校长为了给残疾学生讨要国家补助，拦住县长的轿车，却遭到拘留。那些残疾学生有多可怜呢？文艺班的女生郭静天生髋关节脱位，校长“用两袋辣椒贿赂了西安的人”，从全省两百名残疾学生免费手术的名额中争取到一个，帮她做了左腿的手术，可右腿手术至少还需要四万元。但对同一个人，国家再也没有重複的政策，目前孩子仍然无法正常行走，过了二十岁，就完全没有可能自然恢复。时间如沙漏一样进入倒计时，但周遭的人们无能为力——孩子的父亲每天只挣几块钱，无法筹划手术费。当邹波再次来访时，郭静的哥哥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母亲悲伤过度脑溢血走了，只剩下一父一女还在人间。惟一幸运的是，郭静成了学校的代课老师，每天蹒跚走到讲台前，讲课一气呵成。
人们不尊重生者，甚至一般不尊重死亡。在松花江边的依兰，邹波发现几名警察在江中的滩涂上处理一名自杀女子的尸体，没有船伕愿意运送尸体，警察到了下班时间只好自行离去，将尸体遗留在原处。后来，邹波知道了更多的细节：她三十六嵗，头髮很长，乳房饱满洁白，腹中有一子，一早就被丈夫的语言杀了。“这件事在城裡应该是一闪而过的事情，如落叶到脸上，在这裡却比任何事都缓慢。”孩子们在岸边旁观，他们还无法理解死亡的含义。
邹波感兴趣的人物，不是养尊处优的官方一级作家感兴趣的人物：比如，在河南淮阳的伏羲庙会上，残疾二人组的民间艺人，健康的叔叔假装盲人，身边是小儿麻痹症的女孩——女孩不吃不喝，因为不想被叔叔端起去尿尿。人们围着她转来转去，又俯下身去摸摸她的头髮，头髮裡全是死苍蝇。比如，四川地震的倖存者们，他们咳嗽、腹泻，认为是吃了地震时扬起的灰尘的缘故。医生说那时那是迷信，那是一种恐惧症，建议他们用藿香正气水来医治。
邹波还写到各种奇特的职业：青海海拔最高的派出所的警察，冻土测量员，一生研究木牛流马的新疆工学院副教授，在云南乡村服务的志愿者，热爱文学的农民作家，收集民间语文的杂志编辑……他们足以组成一部《畸人列传》。或许，邹波一生只跟他们有一面之缘；除了邹波以外，他们或许不会被其他的作家和记者写入书中。这是充满爱与痛的写作，邹波说：“刺激我游荡的，如今刺痛我。”这种刺痛感，正是优秀的写作者灵感的源泉。（略有删节）
目录
自序/1
一、文学是一块遮羞布
在云南继续写诗/3
一间小房，门里的门，没有窗，白天采访诗人，夜晚不用来阅读他们的作品、准备提纲，而是试着也写些分行句子。我假装自己也在写诗，我甚至逐渐喜欢上这种写法，无论好坏，它让人肃穆，慎独，暂时放弃絮叨，在深夜也有所敬畏、有所珍惜。
致昆明诗人余地的信/14
舍丽·杰克逊在《难忘山居》里说：“没有任何活物可以在绝对现实的条件下神智清楚地长久生存;一些人认为,甚至连云雀和蚂蚱也有做白日梦的时候。”
文学是一块遮羞布/17
荣誉就是一本书，印出来比手稿小很多，有时你以为你写了那么多，曾在大腿上写，在膝盖上，在屁股上，在胸脯上，在脚背上，在额头，在指甲盖，在一切大大小小的平面上，它们的密度不均匀，统一印出来其实只有那么一点，你自己首先脸红了，也许就这么死了当作家的心。一本精美的书后面是饥寒，子女失学，家庭危机。
二、门外的自我
灵山史诗/43
他手中的歌词，和天与地一样混沌，既包含着一切秘密，又不可继续穿凿，如远古顽石，除了凝视它，你不可能有别的破解它的方法。
寻找木牛流马的幽灵/53
王湔一生苦于不能有充分的机会把话说完，连1996年的那期《实话实说》也没有给他充分的时间——尽管“小崔是个厚道人”，但小崔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当王湔准备辩护他的古机械项目并非伪科学时。小崔赶紧说：“打住打住，想不到知识分子争起来也挺……”
狮子岩村的老同学/62
有人评价他：与农民结合得太紧，说话也越来越像农民，他在和领导交谈的时候，越来越直率，反而毫无艺术可言，乡村干部的工作严重改变了他，用他的话说，“思想越来越琐碎……”那是一次关键的理论考试，但他发现自己再也写不出当年那种挥斥方遒的文章来，代之以一种朴实的风格，一个完全抽离掉套话的老百姓的口述……
青藏铁路漫游记/74
它是青海海拔最高的派出所，如果你在这里当警察，“一定要记住，追捕嫌犯的时候，冲刺不要超过20米……跑过了，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了……这时候该开枪就得开枪……”子弹壳落在地上，滚来滚去。
三、现实感
自由的森林/93
“火烧得那么大，我都保持着理科的头脑”，但这清醒并未在救火的时候帮助他提防以后的陷害，“我平日很谨慎，可救火的时候顾不了那么多陷阱……”——而且庄学义并不在生人面前掩饰自己也曾精神几近崩溃，特别是坐牢的那一年，虽然连那些一同关押的盗窃犯、杀人犯和强奸犯都尊敬他，他们都曾是林区的职工。
河魂/115
且让我们仅仅观察一下河南省项城市至沈丘县的那些河流，各种颜色的工业废水重得无法行走，每个村庄喝下不同颜色的水，等于慢性吞金，患上不同的病——红色的泉河流经袜子庄，袜子庄的人主要患的是各种结石、心脏病、各种癌——其中以乳腺癌、肠癌和胃癌为主。
樟市电站采访记/132
为了养家，他开始寻找更多的工作，考乡上的水利员，最老的一个，开始接政府工作队的活，去乡村担任计生干部，曾是最暴力的工作。查电的时候始终当自己是政府的人。这个民间小水电的合伙人仍然经常幻觉自己是人民公仆，执行罚款，村民则永远认为他们是电老虎，私有化之后，为大家干活更是理所当然。申报烈士的时候，县里犹豫，一个股份制电站的站长，不是国家电力的人，其修电的动机是否出于自己的私利。
重生/149
儿子既已回来，罗美婷不再有什么可期盼的，生活几乎又回到从前了，只有活着的痛苦，地震并没有化解从前的痛苦。地震反而让人一时发懵，忘记平时的痛苦。
布吉舞者/164
女孩子嘛，若要爱持久，就得持久花钱，“这就是深圳”。他们经济仍然拮据，收入忽多忽少，龙岗夜总会大火烧死那么多人，市政府从此对任何表演噤若寒蝉，户外的促销演出全取消，接着是金融危机。
卓别林在北京/182
等雨停了，我们看见彩虹，他扯掉防雨布，不小心抖落西服内衬数张折过的报纸，像雨后飘落的梧桐叶——报纸上全是他那张照片：翘着屁股，伸出拐杖，像被摩登时代的生产线拉扯的卓别林。他慌乱地用大头皮鞋接住一张。但仍彻底弄脏了。他的复制过的形象落在泥水里，水像火一样侵蚀了他每一张面目——他立刻向一个还在滴水的大屋檐的报亭跑去，我从没见过卓别林那样奔跑。
冻土测量员/186
……然而，在南方遥远的高原，山上的观测工，通过山上长年累月的工作转正希望也很渺茫，孙师傅也永远是个工人，何况他们——现在这个阶级日益形成的社会，身份转化越来越难，比起路遥写《人生》那会更难了，那时一个高中毕业的农村子弟进城甚至还充满着出人头地的希望，身份禁忌和歧视也少，活动范围也要大一些。
在轮下/202
他六十多了，眼睛深邃，但除了真正的智慧，还有其他许多黑暗的气质也能造成那样深沉的眼神，比如老谋深算，比如衰老，比如疼痛。人群貌似怀疑，挑剔，其实轻信，你在一个道理绕上一个弯子，或者说出了好听的顺口溜，他们就觉得深刻可信了，于是他算命，写卦挣钱。
奋斗/212
他说话让人产生好感，当年是白衬衣的清秀的小生，现在母亲的优雅仍然活在他眉宇和皱纹之间。带着母亲那样纤细的面容，他去郑州无论做什么，拉煤，收废品，卖猪肉，都招人喜爱，都交到了各种朋友，从省长到科长，到科长的太太、居委会主任大妈，人人说他白面书生干啥都可惜了，干啥都仍是个白面书生，像藕洗干净了塘泥。
平凡的世界/225
不过说到声乐班的女生郭静，高校长则显得相当内疚：为这个天生髋关节脱位的贫困生，校长“用两袋辣椒贿赂了西安的人”，从全省200个为残疾学生免费手术的名额中争取到一个，“帮她做了左腿的手术，可右腿手术至少还需4万块钱”，目前孩子仍无法正常行走，过了20岁，就完全没有可能自然恢复——但“机会已经用完”，对同一个人，国家就再没有重复的政策，孩子的父亲一天才挣几块钱，无法筹到右腿的手术费。
秋收/237
随着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然后村逐渐解体，村委会一解散，当事人一跑，许多项目贷款也成了坏账。这比个体农民生产亏本导致的坏账数额大多了。农行因噎废食，或者说以此为借口——许多乡的农行，二十多年没贷过一分钱给农民，包括农民大企业，有的甚至是亿元规模的，也贷不到，只有农民打工收入源源进本乡的银行，没有贷出，银行金库对于本乡是死钱，又反而长期贷给各级政府及城里的大企业。
四、并非自然深处
在海口/261
我找到一本漂亮的天鹅绒日记本，扉页上写着一个人对哲学思考的虔诚，打开之后是狂撕，狂撕，狂撕，直到第21页归于宁静，向毛主席保证，我爱你；接着是《关于武汉永胜五金生产合作社阶级成分划分的问题调查报告》，日记体，其实是口气像被打倒的旧公子哥在谈论性爱，彻底颓废，记录了许多那个年月的黄段子，甚至还有点古朴，这本日记本是一个人从一个旧书店里买来的，它的锁坏了，所以《天涯》杂志也要调查其真实性。
东北之北/281
“依兰”，听起来就是呼吸之间的城市，虚词的城市，邮寄起来非常轻。我意识到要写一个城市的故事，就得写出那种轻的感觉，人与事物互相侵蚀却不疼痛，城市漂浮在乡村上空，邮政气球停在天花板，犹如依兰那低矮的房顶。
云南是平的/302
到这里搞项目每一个年轻的志愿者仿佛都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来这里的搞乡村建设的人，正如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总以为世界上是自己第一次写出了某句话。这种妄想让人塌实地做事情，正如缺少了懵懂，你就无法让任何事情持续——大西村人缓慢的变化也增加了志愿者信念里的这种创世感。
树上的孩子/317
我始终认为，要尽早地让孩子接触经典，重要的是，其中阅读要大大超过写作，要增加记忆（也就是经验），如同努力经验人类共同的生活一样，那些刻意讨好儿童的金龟子的嗓音是多么的浪费这些朝阳般的头脑啊。谁都不是人类的玩物。没有人应该充当小可爱。这是人类最好的智力。最过目不忘的，最纯真而有力的人类的早期。黄金岁月，可以最聪明地决断事物，如果使他们充分觉察那个命题。
小旅行/330
“我老婆最怕我产生辞职的想法，最怕看到我回来一脸下了决心的样子，我老婆什么都想要，要我保住工作，甚至还要我兼顾家里的田，玉米和小麦，她什么都想要。不过，我和我的老婆，感情真的是好，我们只在两个人都上夜班的第二天，去她在城里的小房子相会，见面也只是一起呼呼大睡。每次都使我一时忘掉了辞职。”
上海同学会/341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这几个好朋友，都已经陆续生了我们的下一代。北京、上海，郊区的小区里，我们都已30多岁了。这天普陀区阳光普照，但更远的天空还是有一些雾霾。中环之外的上海街道，终于有些直了，让人好记住。中环之内都是一些曲线，要和这些老同学邂逅不容易。通讯手段又让人觉得轻佻，MSN我们很少交谈。
后记/364
自序
邹波/文
至少我兑现了上一本书的诺言：写作……要先去旅行、去现实里，再谋他图。
至少这些文章没有主动的谎言——即为“描述得更漂亮”而刻意歪曲事实，有些文字的确是内心活动连接成的，但我努力让事实如实镶嵌在这些白日梦中。
我逐渐成为记者，按职业要求，“自我”在工作稿中是不合法的，在最自我否定的时刻，我总想起荣格在哪说过：当一个人一心只有自我，他也只会在野外遇见自我。这瞎子的旅行是白白浪费时间。
我清晰记得这个过程中个人的变化：当生活终于扑面而来，我兴奋了一段，但不久，在我出差最频繁最熟悉中国地理的日子里，我曾写道：“旅行得越多，对中国天马行空的想象就越少。记忆之宫完全和中国地图重合，和村落街道的结构一样，当我闭上眼睛，一切都是确凿的，我不再能凭空思考……”
当感到“表象”重复出现，这简直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一种逆境，让人觉得它比一本坏书或者比阅读困难症更枯燥，尤其是在外表单调化的中国，逐渐，我去一个地方，不想写出任何东西，我的潜意识里只有厌倦，而旅行和采访，也仅仅是徘徊在那里，退缩一般地，权衡着，是真要从此“投身现象的世界”，还是回到自我，继续写读书笔记，回到内心的挖掘现场，担忧现实仅仅使人年轻而愚蠢，只想有一个早老的灵魂。这时我开始看重火车上铺的阅读；去上海则会住在机场边上的旅馆，从不进城，在旅馆房间里，将自己压迫进诗歌的幽闭状态；而有时即使是采访完成，也久久不愿再听那些令人窒息的采访录音。
但现在我逐渐明白，并不存在哪一种生活更正直更有效更强烈——向内还是向外——我们人生的大部分岁月，也许既没有充分地体验自我，也没有充分地体验现实，而只是一种混沌怯懦不去生活的状态。
也很可能，在选择了人生之后，还是落入一种顾此失彼瞻前顾后的生活。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还是：是否恐惧和厌倦任何一种单一的生活体验。在这一点上，内在经验与外在经验是平等的。
如果记者，以他工作的特权，在他的工作中，能有自我与客观世界的双重体验，也许是更丰富的人生，也好比将自己当成实验品，放到田野里看看会发生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你只不过是在尊重事实的同时，承认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普通生活的普通体验，有时在弱者中，我只是更弱者，因此反而不需要过度表达同情。
澄清记者自己的观察缺陷，总比宣称自己有限的观察是权威的要好，记者通过片面了解就掠夺了被访者的夸大的故事，遮蔽了他的自述，应该揭示这残缺，而如果能通过侧面采访，反而给被采访者提供一些额外的信息，帮助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那可能是唯一的补偿——“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被采访者的话。当然，这也充满误导的危险，因此更加得如实转达信息给他。
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写道：“16世纪的思想缺少某项比知识更为重要的要素……（使）16世纪的人对于宇宙的和谐安排不敏感……缺乏观察力……”，这导致了哥伦布在一路上充满了对事物的误认，并且是一种庸俗化的唯物眼光——甚至对明显的美丽而自然的事物也获得了怪异的印象，比如将母海牛迅速视为美人鱼的真相等等；而我们这几代人所受到的写作教育，新闻教育——政治浪漫主义与唯物现实主义，也都只将中国视为一个粗疏的现实，或粗疏的天堂、地狱。
当进入现实，获得了对世界的荒谬感、黑暗感，起码有50%的时候是在经验着自己的蒙昧，犬儒者所声称的“非正义”的体验，有时只是自我中心丧失时的失落感——当世界刺痛了一个人童贞般的洁癖，这是在经验一个自己无法驾驭的复杂世界时的失败感，我三天两头仍会陷入这样的战栗、对世界的敌意；另50%是世界真正的荒谬、黑暗，包括被客观化了的自我，这时严肃冷静的思想才真正从自我中被唤起——我想一个人读现实这本大书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区分这二者，正如读历史时区分哪些是人祸——政治之祸、恶之祸、愚蠢之祸，哪些是天祸。而在非虚构的现实写作中，他人的命运就是“天”，其他的黑暗就是我自己。
是啊，也许我仍然没有战胜我的工作，但我乐观地揣测：自我意识和对外部世界的现实感是硬币的两面——当你越在描述外部世界时尊重事实，你虚构时的想象力就越强劲。我多么希望人的智慧是在这貌似悖论的炼金术基础上运行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