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新冠是一场小马过河

应该没有一种疾病，比新冠的“国民度”更高，所以似乎没什么可写的。学姐都取笑我“别人都是感染过三四次老江湖了，就你还是萌新。”这么多人，先后渡过这条河，但是老牛、小马和松鼠的体验各不相同。生病之后的日子同样是新的，倒也值得记一下。

如果是四年前的2月底得，那么我会举市知名；如果三年前得，那么我所在的宿舍楼要被封；如果两年前得，那么在学校App推送我的每日核酸检测结果之时，我的电话会被打爆；如果一年前得，我会和家人交流下，我在美国感染的和他们在国内感染的是不是同一个毒株。但是这个时候，大家都翻篇了，连老师给的文献，都少有以COVID为背景的分析，这样的文章大家也都不爱念。现在得这个病，个人又寂静。

我舍友三天前因为发烧，被校医院的车接走，然后回来拿着药，跟我讲自己新冠阳性了。所以得病是意料之中，只不过我因此对美国校医院有了不切实际的期待。我给校医院打电话，问吃什么药，那头的声音讲，你先填表上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新冠报告系统还在运作。我向来对“上报”这个词有三分敬而远之，但是想着拿学校的药或许能省钱，于是老老实实地填了提交。两小时后有个温柔的医生姐姐给我打电话，问我症状，但是嘱托无外乎多喝水。系统里收到一页指示，核心内容还是多喝水（当然，细致了些，多喝盐水、柠檬水）。

当然，除了建议多喝水，学校还给我的任课老师都发了邮件，说此学生生病，因此缺勤迟交作业应当被接受。在给我的邮件，校医院贴心地讲，我们不会跟老师讲你得了啥病的，保护隐私。但确实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美国老师近年来收到几百封这样的邮件了，还能不知道是什么。此外，校医院又发来“Isolation Protocol”，要求我居家隔离一周，非必要不外出。果然传说都是骗人的，哪是什么新冠感冒化，A和B一样常见，但是不代表A和B一样被对待。

从我舍友那里获知，新冠相关的药基本不在保险系统，去哪儿都得自费。我这个人虽然读到博士，但此时的解决办法依然是——根据症状查小红书，看买啥药。然后戴上口罩，去CVS。在一架子红红紫紫的药面前，我内心的想法是，那些被家长要求去念医学院的华人小孩真不容易啊，这些单词都跟天书一样。好在我只需要对着图找，很快备齐，小心地跑到自助机结账。

去过CVS的小伙伴知道，收据上会印几个优惠券，一般消费额度越高，优惠越给力。比如我买了几十刀的药，优惠券就包括买冰淇淋减一刀。我本来没想着买冰淇淋的，但是本着充分利用优惠券的原则，我去拿了一盒，然后重新结账。回家后，开始吃，没想到冰淇淋竟然是刀片嗓的绝配：吞咽口水都难受的嗓子，只有冰凉绵软的奶油经过，才可以被暂时抚慰。

这个故事讲起来甚至都可以给学校的学生劳工组织当素材：看看咱们劳苦学生的生活多么不易。因为这是我来美国18个月，第一次买冰淇淋，也是头一回吃一盒冰淇淋，而起因是买药时获赠优惠券。啊，倒不是生活艰苦，只不过我第一次吃美国的蛋糕时，觉得甜的令人发指，从此对美国甜品敬而远之。这次经历开启我对冰淇淋的任督二脉，当即在外卖平台下单了几盒，当然机智地选了low sugar。冰淇淋一盒约2.5刀，我以为和我小学门口冰柜里卖的差不多。没想到收货时，人要傻眼，光四盒冰淇淋，就塞满了一个大纸袋。一盒的份量，都能塞进去4个巧乐兹或者8个钟楼小奶糕。明白为啥美国穷人容易胖了，因为冰淇淋是真便宜，还超量贩，都可以当饭吃。如今我已经恢复，但是冰箱里还有三大盒冰淇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完。

得病的细节没有必要多讲，确实是我两年来生理上最艰难的日子。读研时我和朋友去京郊骑行，要翻一座小山。那个坡漫长得看不到尽头，同伴在前面，我紧随其后。在一个坡度大的转弯处，我蹬不动，嘴里小声喊妈妈。那天结束时，同伴跟我讲，她在过那个坡时，咬牙蹦出一句“妈的”，然后听见后边传来“妈妈”。她笑着吐槽，你可真娘。 这几天，我坐在窗边数外面的落叶，也几次小声喊妈妈。 吃药时也没有丝毫犹豫，胶囊很容易就咽了下去。想起小时候，我咽不下去药片，我爸会拿张纸，把药放进去，然后折起来，用擀面杖把药研成粉末，倒在勺子里给我吃，然后准备好糖。 我这个吃药的毛病，被惯到了大学，才慢慢改过来，如今彻底没有了。

于是就想起两个常在吵架的育儿流派，一方强调挫折教育、吃苦教育，好让小孩对未来风雨有应对的能力；一方强调爱的教育、保护教育，让家成为小孩的底气。 我在宏观上吃过苦，但是微观上几乎是被溺爱了，没有经历过原生家庭的苦楚。现在觉得，还是多爱护小孩一点吧，否则长大了，生病时，只想喊妈的，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