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加塔利：整合世界资本主义与分子革命（待续）
个人学习用
翻译：acid
整合世界资本主义与分子革命 Integrated World Capitalism and Molecular Revolution
费利克斯·加塔利 Felix Guattari
整合世界资本主义（Integrated World Capitalism）并不尊重现存的辖域，不尊重传统的生活方式，也不尊重我们国家集会的社会组织——而所有的这些在表征性历史（representational history）中看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更确立。
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被定义为整合世界资本主义，因为它已经结清了此行星之上的所有表层（surface）。随着它致力于对每一种社会-政治表达模式的进一步过度编码（overcode）和控制，没有任何人类活动能够逃脱它的掌控。
这种地理的双重延伸——一种闭合于自身的运动和分子层面的扩散性扩张——与去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一般过程是相对应的。尽管国家集会的社会组织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更加确立，但IWC既不尊重现存辖域也不尊重传统的生活方式。它在自己的基础之上重新构建一套生产系统和社会系统，我将这一基础称为它自身的公理体系（在这里，公理体系是一个和程序体系相对立的概念）。
换句话说，IWC并不是一个能被一劳永逸地定义的程序操作：它关乎一场危机，一种出乎意料的困难，这种困难增加或减少了额外的功能性公理。一些资本主义形式似乎在世界大战或1929年那样的危机期间崩溃，但随后它们以其他形式重生，找到其他立足点。这种去辖域化和永久重组（permanent recomposition）涉及权力结构和生产方式（我更愿意谈论权力结构而不是生产方式，因为这个概念对于这里考虑的主题来说太过限制性）。
接下来，我将从三个重要的角度来谈及IWC所涉及到的问题：
- 其生产系统，其经济性的表达以及IWC对社会场域（socius）的公理化问题
- 其在跨国层面所导致的节段性，在欧盟层面和分子层面的问题
- 最终，在我所称之为的革命性战争机器（revolutionary war machines），欲望的适配以及阶级斗争层面的问题
IWC及其生产系统
值得记住的是，不仅仅只由劳动分工的国际意义——还存在劳动分工自身的全局化，它通常性地捕捉全部活动模式，包括那些形式上超出了对工作的经济定义的活动。就连那些设法规避了世界市场的最“退步”的产业和边缘化的生产方式、在地活动、体育和文化事业，也一个接一个陷入辖域化的激流之中。
IWC从而整合了我们所有的机器系统、人类劳动以及其他所有类型的社会和制度空间——例如技术的和科学的装配（arrangement），公共设施或者媒介。计算机革命正极大地加速这一整合过程，它也或多或少地污染了个体与社会的无意识主体性。
由于这种人类劳动的机器符号学整合对于生产过程而言是构成性的，所以它致力于对每一位劳动者的塑造，不仅是通过这些劳动者所知的内容——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知识资本”——而且通过这些劳动者和人类社会与机器环境的所有互动系统来进行这种塑造。
IWC的经济性的表达
IWC的经济性表达——其镇压性的符号学，塑造着个人与社区——不仅是一个将符号、学者、法律装置和工资、财产与公共秩序联系起来的货币系统。它还依赖于一种控制论意义上的奴役系统。资本的符号学组成部分总是在两个层面上运作：表征性层面（此处符号系统仍作为独立的和疏离化的经济指涉物存在）和图式化层面（diagrammatic）（此处，符号系统直接进入诸如建模工具、编程、计划性的社会区隔与生产性装配等指涉物当中）。
因此，资本远远超出一种有关于货物累计与循环的简单经济范畴。它是一个影响生产的全部层级和权力层化的全部层级的符号学范畴。IWC不仅在由根据社会阶级、种族、官僚、性别与年龄段区分的族群所分裂的诸多社群的语境中表达自己，而且也在我们的机器性扩张的组织之中表达自己。对于当下境况具备标志性意义的的物质性和符号学性的机器异变（machinic mutations）而言，IWC的模糊之处在于：它利用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所有机器力量和符号学扩散。与此同时，它的权力通过具体的经济性表达伪装起来。它促进创新与机器扩张，随后将其回收并作为它毫不妥协的基本社会公理：一种被编码了的社会装置、欲望、工作、空闲与文化。
社会场域的公理化
在当下的语境当中，社会场域的公理化由三种过程组成：闭合、解辖域化和节段性的一般体系（the general system of segmentarity）——在这里，我们会详细地讨论这三者之间的复杂相关性。
I． 闭合
自资本主义入侵全部可经济剥削的表层的那一刻起，它就不能够再维持它在殖民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得以持有的扩张动力。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界限得以被控制，这也就要求资本主义围绕自身进行无穷的自我重组——在同一处空间深化它的控制模式与对人类社会的镇压。全球化远不是一个促进增长的因素，它反而对应于资本主义对其先前基础的重新评价。全球化要么导致整个系统的内缩，要么导致权力的急剧转移。IWC在相同的权力结构内寻求扩张与增长，并重组社会关系，开发越来越多的、不仅在商品的层次而是也是在情感的层次上的虚假市场。我的假设是，当前的危机并不是一个，而实际上是多重危机的汇聚——这种汇聚是在一种特定的、直接地面对了其外在界限的资本主义的内缩和从不同基础出发的重构资本主义的尝试之间所出现的摇摆状态。
II． 解辖域化
换句话说，IWC必须促进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完全清算社会组织的先前系统——不管是在生产的层面还是在国家内部妥协的层面（及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或社会民主政体）。
这是资本主义式的辖域性的终末，并且它的扩张性帝国主义转变为强度的以及解辖域化的帝国主义新形式的转变——这是对数个社会范畴、分支或活动的抛弃，并且，IWC所建基于的区域是通过对社会场域内的生产力量的改组和驯服从而得以可能的，因为如此一来，这些生产力量就能适应解辖域化生产的新模式。
这种资本自身的解辖域化已经被马克思称作“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自身进行的征收”，但这一次，它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尺度上。毕竟，IWC并不必然是一个普遍化的力量。它并不在整个世界产生资产阶级民主，也并不强制根植独裁统治系统。它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平整的政治地形，而是生产图式的标准化，交通调度以及社会控制模型。正是这个独特的关注点导致IWC在依赖于相对民主的政权的同时强加独裁。总的来说，这种导向的影响在于不考虑老旧的社会性以及政治性辖域性，或者至少将这些老旧的辖域性和它们的经济力量之间剥离。但是，这只有当资本自身致力于复多化其决策中央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在今天，IWC没有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即便在其北美分支当中，它也是多重中心（polycentric）的。实际上，决策制订中心横跨全球。不仅仅是顶层精英的经济官员——从父亲（俄狄浦斯）到经理，在社会金字塔的各个阶层当中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权力运作体系。IWC创造了它自己内部的民主。它并不一定在其直接利益所划定的范围内部要求一个决定。通过复杂的机理，它“咨询”其他的利益以及另一些它不得不去处理的节段。这种“谈判”的政策和以前的配置是不同的。它通过大众媒体在可想象的巨大尺度之上涉及信息系统和心理控制。
从贵族阶级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为中介——的诸阶段之中所发生的同心圆模型的退化以及权力等级制度的齐平化并不是和我们上述的局部阶层化不相容。然而，这些等级制度不再回应决策制订的事实上的领域。 IWC的权力总是在他处，这正是解辖域化机理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它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去定义、接触和直面。除此以外，这种解辖域化过程也创造了悖论性的现象 —— 在最为发达的国家中出现了大量欠发达的地区，相对的，在欠发达国家的内部出现了超级资本化的都市中心（例如迪拜、澳门、多哈）。
III． 节段性的一般体系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不再处于扩张阶段。相反，它正通过羊皮纸（palimpsest）的技术在同样的空间内重新自我定义。无论是作为系统的中心还是同时作为系统的边缘，资本主义都无法再继续增长了——它的公理体系已经过度饱和了——因而，它同时执行转向和再-转向。对于IWC来说，问题在于寻找到巩固其社会等级制度的新方法。这正是它的基础性公理 —— 为了维持整个星球上运转着的集体劳动力的一致性，不仅在高度发达和高度富裕的地区那里为了资本家贵族的利益（他们已经不能够再在传统资本主义堡垒中当地化），而且在相对欠发达地区和甚至绝对赤贫的地区那里，IWC同时都被要求存在。
在这些极端之中的是对集体性勤奋工作的一般规训和一次瓜分——全球节段化的空间的建立。商品和人的自由移动现在为资本主义的新贵们所独享。所有其他范畴底下的人都被指派在这个星球上的角落当中居住，而这个星球已然变成一个由强迫劳动或横跨整个国家的死亡集中营所组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工厂。这种对社会节段的持续性再定义不仅关乎经济力量——被重塑的是例如社会生活的全体。例如，在法国东部，本人（加塔利）曾和我的父亲以钢铁产业为生，直到IWC决定清算工业风景，诸如此例的许多其他空间也都转变为为精英而服务的住宅区或旅游景点。新奢华的平面持续不断地以整个地区为代价被建立起来。在IWC的节段与通过被较少的边缘化的基础来抵抗IWC的公理性力量的人类装配之间，出现了新的互动方式和对抗形式。
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中，继续生活在这个体系之下还是值得的？不顾我们的意愿，强迫我们依附于如此不公的无意识联结是什么？所有这些节段性的公理都彼此连结。IWC不仅干预这个世界，它也在最为个人的层面贯穿了我们——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和未被发现的内渗性，无意识的分子决定持续地和IWC的关键组成部分互动。
跨国境的节段性
全球南北对峙正倾向于失去其一贯性。即便是现在目前所持续的一段时间的高强度阶段当中，它也变得人为性的和戏剧化的。因为大多数矛盾不再位于于南北轴线当中，而是在于自我-他者的轴线上——最终总是IWC确保控制了所有试图逃避的区域，而且在每个国家内部都存在自我和他者。那么，我认为我可以说的是，这种新的节段性位于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和一个次要现象的交叉点：前者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发生的隐性的、暗示性的战争；后者则是在全球南北之间发生的明确的竞争。
全球南方的去-发展所导致的分裂（即便是在中东的超级石油贸易国内部也是这样）已经形成了一条绝对的贫穷之路，一个已经成为当前形势的永久特征的灭绝过程。不过，还有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
在跨国资本主义，多国/国际游说团体，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虽然在当地局部的角度看来还保持重要性，但从全球的角度上来看实际上已无关紧要了。事实上，所有的这些国际性矛盾都自我组织、积聚且发展为不能被还原进南-北、自我-他者或国家性的-跨国性的公理当中的复杂集合。他们作为一个块茎扩张，一个包含了无数的历史性、宗教性和地理性奇异性的多维度装配。不能再更多地强调的事实是，公理化过程——回应这些具体情势的新公理的生产——并不是一个一般程序的一部分，也不取决于指导这些公理的某个中心决策机关。IWC的公理并不基于意识形态分析，它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在这种语境之下，所有局限于当地空间的革命斗争的前景，以及任何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夺取政权的前景，都显得越来越飘渺。如果隔绝于全球层面的颠覆性策略，那么任何社会变革的计划都将因无能而注定失败。
欧洲的节段性
在欧洲的南北对抗注定要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发生改变。也许看起来显得是基本性的对立会被证明是越来越“可被吞噬的”（phagocytable）——既在各种层面上都会是可协商。所以不是中美模式，不是回归到战前的原型法西斯主义，而是一次演进，通过累积性的化约而朝向一个新形式民主的威权主义形式。北方和南方行动者的压制和社会控制方法趋于相互接近——从乌拉尔山脉到地中海的永久安全区威胁要接管当前欧洲的司法议程。
分子的节段性
在强-资本的区域当中，我们持续不断地发现两种类型的基本问题：
-斗争，以一种更加经典的意义，为了经济性、社会性和工会利益而进行的斗争
-斗争，我会分类进分子革命的层面的斗争，为欲望、为自由、为了一个得以质疑日常生活的环境的斗争
为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既有关一般的生活条件的质疑——仍然承载着本质性的矛盾。我们绝不能低估其重要性。然而，有人可以假设的是，由于这种斗争缺乏综合性的策略，因而它主要的作用只不过是革命性能量被重新整合进IWC的公理的一个过程。它自己将永远无法导致社会变革。它将永远无法让我们朝向诸如1848年巴黎公社（译注：绷，不知道是译文出错还是加塔利讲错了）或者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直接对峙的方向前进——简而言之，它们并不提供一个以阶级反对阶级的清晰的断裂来发动对新型社会的重新定义。例如，在不可抗力（force majuere）的事件当中，IWC能够触发一种国际的应急准备应对组织(O.R.S.E.C)策略，一种永久性的马歇尔计划。欧洲国家，日本和美国可以集体地降低损失，并在长期时间之内将资本主义作为强大市场波动的壁垒。这里的关键是IWC的生存，它在此处的功能是一种国际保险公司，储存了足够金融化的资本来平息即便是最为险恶的风暴。
那么，将发生的是什么？现状是否会导致一个新的标准化、边缘化和贫民窟化的社会现状——一个只不过以过度饱和的媒体时不时提供一点自由的一般化的福利国家？这是一种可能性，但不是唯一一种。只要我们超越了简单的图式就会发现诸如日本和的德国的国家并不免受大型社会动荡的影响。无论如何，至少在法国，看起来情势正演化为对数十年来由左右力量形势消长所表达的社会学平衡的一次整体清算。我们将迎来一次地形的基本偏移——一次新的解域化，在其中，过半的被媒体所恐吓而茫然的人口聚集成一个保守的群体，而一个相当大的少数群体或多或少仍然是抵抗性的。
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从利益斗争，而且也是从分子斗争的角度来看，那么全景就改变了。在这些社会空间中所出现的——这些空间中控制系统正高强度致力于平整化与去害化——是一种社会性的细菌学斗争，它不再停留在被清晰界定的前线当中——这些前线诸如性别的、激进的和阶级的——而是作为本身就难以把握的分子变化。它这种多重面向的病毒已经在它自身和消费、娱乐和文化（广泛传播的自学方式以质疑政治性的表征系统，例如自由电台）的关系当中针对着社会体。
不可预测的结果的异变已经开始在主体性的内部浮现——通过意识与无意识的调解，这种异变已经在个体和社会的群组之间运作。
装配，欲望，阶级斗争
我们能将这个分子革命推至多远？难道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不是注定也要在南方-他者的贫民窟中摇摆吗？主导的社会主体性所执行的分子破坏活动能否带我们到足够远的地方？这场分子革命是否应该将其解放性社会力量的储备，用于在宏观层面上从事仅仅基于利益的斗争？
在这里，我所支持的论点是，IWC的三个公理——闭合、解辖域化以及新的节段性——将永远无法处理主导的社会主体性进行的分子性破坏活动。IWC在有关生产和对机构与法律的操纵上所储备的资源也许是无限多的。但是它们面对的，且将会以更加暴力的方式面对的是一个实在的墙壁——通过力比多经济学所引入的一个由不可跨越的对峙所构成的迷宫，它将社会革命设定为不仅只是有关在男人、女人、顺直人、同性恋者、孩子和各种范畴中的成年人。毕竟，力比多经济学的首要功能是生产-异变之流。它揭示的正是参与了由科技革命引发的新全球分工中的精神过程的薄弱环节。
这并不意味着分子革命自动地带来了一场能够诞生提供整合世界资本主义（IWC）替代方案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社会革命。毕竟，是不是一场由欲望驱动的分子革命铺平了国家社会主义崛起的道路？重要的是要记住，当分子革命打开欲望之流时，它是一个完全不确定的开放——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可能出现。这种分子变革的结果主要取决于明确的革命性设施表达政治和社会斗争利益的能力。换句话说，叛乱的结果不仅仅由革命性实践决定，还由革命过程决定。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如果没有将理论与实践（过程）之间的区别内化，所有欲望的变异、所有争取自由空间的斗争、所有定义分子革命的一切，都永远无法在大规模上发起这种社会和经济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