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域下后港影时代的律政影像分析——以电影《毒舌律师》为例
阔别已久的香港电影，终于在2023年迎来了一部值得品味的新作——《毒舌律师》，该片讲述了律师林凉水在法庭上的一次未充分准备的失误，酿成了单亲妈妈深陷虐女的冤案中，为了让这场冤案早日平返，他与他的团队重整旗鼓，向权贵再次发起了捍卫法庭尊严的正义之战。本片主题还是围绕着香港经久不衰的律政探案系列，演员在引来众多“回忆杀”的一波老戏骨的同时，基调呈现低开高走的态势，悬念层层迭起，展现出一段极具表现力和张力的现代律政叙事的生活景观，《毒舌律师》在内地市场上映10天的累计票房达到1.23亿，在成为中国香港影史首部票房破亿（港元）的港产华语影片后，该片内地影市累计票房也突破亿元人民币大关。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的影视业在经历过疫情冲击的后港影时代下，加上内地及海外各国的多方面影视资源冲击，香港电影还可以在繁琐周遭中坚定地走着自己那条亘古不变的影像之路，实属难能可贵，在保持原汁原味港腔的同时开启新的独特视角来完成受众对作品的认知与接纳，不得不感叹港式“童话”又回来了。“香港电影有着独特的存在环境，在中原文化、岭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共同作用下，香港社会滋生出了实用性、世俗性为主要特色的本土文化，在本土文化的规范中，香港电影形成了重商业、重类型的特色。”[①]香港电影旨着在面向新时代，面向新世界，面向大未来的文化要求下，思考港影的继承与鼎新，明确价值影响力，此文基于接受美学视域下对后港影时代的律政影像进行阐释和探讨，旨在对此类影片进行全新的视觉分析。
一、角色认同：栋笃神探到毒舌律师的“飞升”之路
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和人性的深度挖掘，是戏剧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对主角的细节描绘和情感展示，是一部电影的成功根本，是一种视觉美学的传达，是一项接受功能展示，黄子华作为整个电影的核心人物，所扮演的林凉水起着不可置疑的领军作用。《毒舌律师》成功出圈的秘诀之一是它真正“立住”了人物形象，且足以让受众与以往的身份是产生角色认同和情感共鸣，并达到良好的接受目的。本片很好的展现了律师林凉水从随性到稳重的转变，逐渐达成了律政秩序与个人追求的切合，代表了新一代香港律师们在阶层黑暗的桎梏下勇敢前行的正义形象，间接让观众们感受到维系法律合理合法秩序的柳暗花明，受众们很明显感觉到林凉水的变化和他的情绪自洽，是那种决定不再谄媚、无惧一切、不逢迎的泰然自若。不得不说，黄子华确实把林凉水前后期的状态对比演绎得入木三分，是渗透到一举一动的角色中去的。本片在制度、阶层等差异化的映衬下，权贵选择了法律届的寻租空间，而底层市民选择影视业的视觉延展，因此，林凉水这个角色的自我救赎之路便与寻求法律本质的道路同构，演员黄子华的在大银幕中的新形象便因此应运而生。
话说回来，黄子华不仅仅是一个演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一个“栋笃笑”表演者，基于这一表演形式的开启，黄子华在随后的影视业里也采用了这方面的衍生资源，并呈现在2004年出演电视剧《栋笃神探》里面，其中的表演风格与前者如出一辙，即风趣幽默的粤语演说加上港味十足的表演形式，所传达出来的精神与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他本身的人物形象定位。“人们对影片的接受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影人的评价”，最好的喜剧是悲剧，最好的幽默是自嘲，这句话用在黄子华身上最合适不过。他曾调侃地说：“电影公司不找我，电视也不找我，没有人找我。当任何人都不找我之后，慢慢地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生前都不会受到别人重视的。但我比伟大的艺术家更伟大，因为我知道我死后都不会受到别人重视。”
在屏幕之外，他成了堪比周星驰的幽默大师，自嘲风趣且有风度，博学多见且有笑料，在大荧幕里他叱咤职业场，有谋略有胆识，将曾经的娱乐人物的标签进行分解和提纯，用一个新的形象填补旧的标签，有新的演绎充实旧的角色，用大格局的人物来重新定义小市井的身份，正因为人物形象的解构、分角与提纯，在受众的心中形成新的演员框架，展现出新的友好的精神态势，有如 “香港观众都喜欢小人物经过挣扎、奋斗，最后获得成功的励志故事，并称之为“狮子山精神”。”[②]至此，黄子华脱胎换骨地走上了栋笃神探到毒舌律师的“飞升”之路，并淡定自如，扶摇直上。
二、视野期待：律政剧的集体“困境”突围
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类型影片实现“破圈”传播，在国内国外皆获得不俗的反响，如《正义回廊》、《误杀》、《唐人街探案》等，这种多元的跨岛屿跨国际的影像共荣现象充分验证了电影行业的接受语境的扩充，仍旧是取得“市场秘钥”的关键，“在创作思维上既有一种商业化的成熟，又有一种叙事上的东方传统；既有香港电影人情感主体的浸透，又有文化表达上的旁观性审视，因此，它们的身份就显得比较复杂和尴尬”[③]基于香港的独特的岛屿环境和英联的生活文化，“其深入人心的法治精神、健全且运作良好的法制、较强的诉讼权利意识、戏剧化的对抗制诉讼制度、颇具悬念的陪审团审判制度，都为律政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和获得滋养的沃土。”[④]于是，本片的产生使其获得了顺势而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了提升在国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采取了粤语与普通话的双版本制作，在传播联动上呈现向上生长和对外交流的续航动力之源，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环境愈加开放，在信息的多维度和覆盖面上愈加持续，受众在信息传播平台上发布的观剧评论，日益成为电影舆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受众体会到，虽然还尚存在“一国两制”的大环境下，可内地电影市场今非昔比了，已经不是曾经那样的半封闭状态，特别是当内地电影也开始重视顺应市场是发展影视最强音的有利渠道时，仍以老旧观念看待内地市场，不去适应内地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就要会被缤纷的内地资源所吞噬，占有过去那种刚打开“南风窗”时的优势已不大可能了。因此，本片采用客观性的输出方式，虽然仍以法庭戏为主，影片中有多场法庭辩论，“但这些辩论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对案情的查询、辩护和解构，很多时候是对香港社会变成‘有差别的平等’的质疑、对香港法律为何沦落成‘权贵的游戏’的控诉、对港人‘正义观的流逝’的谴责。这种评判与声讨分分钟在传达着追求司法正义、寻求良心平安和个人的社会责任、鞭笞权贵、弱不惧强等主题，戳中了香港社会共同的情绪，让香港观众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情怀。”[⑤]
“香港电影在过去艰难闯出了三条路，即本土坚守、北伐和西征。”[⑥]本片在创下港片在本港市场中文电影票房最高纪录时，已然摸索到了一条新的市场路向，香港电影不能再处于小打小闹的格局了，中国影视业正在经历一场行业转型升级的“破局”之旅，创作者们以前瞻性的眼光来看待电影的创作突围的实际探索，影业的整体环境建构策略抛开以往的高、中产阶级，转向了生活底层的市井小民，至此，从本片中我们看到了曾经久违的香港电影的精神内核，在冰冷肃杀的律政体系中展现了亲切、自然，有烟火气的文艺片路线，扎扎实实的民生的底层社会，其中的爆点和笑料也大多出自于底层特有的粗口文化，或自黑自嘲，唯独避之而不谈的就是现在多数作品隐隐所散发出来的慕强心态，对权富的谄媚，对高层的献殷，通过展现香港时代背景下的个体命运，同时讲述地才能小市民的伦理情感和生命态度，黄子华与其他律师职业人的扮演者演绎的不是一个律师，而是一群控诉者，致力于破除“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套路，并保持戏剧性和喜剧性的同时直面社会阶级互庇的焦点问题，通过细腻的情感和微妙的动作铺陈令受众体味香港法制的痛点和难点，即如他向时代发泄愤怒，向人间抛出火焰。他不是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但他至少为尘世洒下了一颗火星，让港影再次焕发生机、发挥长尾效应，让港影文化从危机中突围并涅槃重生。
三、价值创新：主流意识召唤港影前景
召唤结构是由德国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 “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新主流意识的抒发不仅仅是一种态势，更是一种展示新时代新发展全貌的行动，在未来的社会里，无论是港影，还是中国影业都需要一种新型的架构体系，它不是摒弃以往，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升华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召唤的方式，将观众们代入所需要的情境中去。本片不仅将“法律”作为叙事的中心意象，亦以婚姻和门第问题为切入点，关注到其潜在的伦理冲突和显现的社会痛点，并通过戏剧张力对不公平和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予以评判和揭露，以达到对受众集体意识的召唤，正如全片最高潮的地方，莫过于林凉水在最终庭审时的咆哮：以前，个个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今时今日，人人都改口，说法律面前穷人死定了。我就看看，今天谁死定了。此处，激愤的言语无不带来的是一种狂躁和畅快的爽感，一种对现世不平的声讨与谴责用艺术的形式来洞察事实的内核，以或严肃、或戏谑、或调侃的手法，对法律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思考和审视，纵然观众们知道现实中不可能有林凉水这样的律师，也不会出现如此咆哮公堂的行为，但依然为之呐喊、泪流和激愤，在阶级固化与时代痛点日益沮丧的当下，这种爽感已经是普罗大众的一种信仰和慰藉。这也是创作者们别具匠心的地方，值得借鉴与推崇。
“电影也只有在观众的观看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否则只是一连串流动的、没有意义的图像而已。也就是说，观众与读者一样，既是文本的接受者，也是意义的生产者”[⑦]为了体现港影的时代艺术价值，本片有别于以往的港影中的以“警匪、动作、黑帮”为核心的等惯常操作，作为后港影时代的类型片，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主打力量是犯罪、悬疑的类型片，全篇情节生动紧凑，转场利落流畅，景别朴实无华，夸张性的喜剧桥段与铿锵有力且大快人心的犀利对白配合的天衣无缝，亦庄亦谐，利用“文戏”的方式将律政影像这种特殊的文化传达地酣畅淋漓，全片并不刻意追求风格化的创作手法， 是一次对类型电影表达很自觉的“收敛”，也是对后港影时候带创作体系的全新表达，是适可而止，也是难能可贵。
从题材来看，《毒舌律师》在港片序列中，似乎相对新颖。聚焦一宗“虐童案”在法庭上的抽丝剥茧，它好像回避了香港电影对喜剧和动作题材的路径依赖。最终落实到公义的呼吁，让影片在核心基调上能调动跨文化圈层的普世情绪，在“搞怪”和“刺激”之外，找到新的共振基点。然而，《毒舌律师》又谈不上是一部真正新颖的作品。在还原剧情本身架构的基础上，注重对悬念布设和氛围铺叠的营造，拉近了内地法制与香港律政之间的距离，在破题的角度上体现出新意，已生活化和职场化并存的方式书写与处理律政主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由需求牵引供给，仍是新时代港影文化提升创作质量和实现大众高度接受的重要逻辑前提，对港影供给侧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带来助力。“视频语言的崛起正在开辟信息时代的开放格局并将再造国际传播秩序。”未来的十年，驻足于香港的影业长远发展的目标上来看，电影要融入现代审美意识的镜鉴的目光中，在接受美学理论的加持下，以类型叠加和内容创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重新认识港影自身的艺术水平和地域价值，努力满足观众的审美请愿和美学诉求。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中国电影的主流价值输出形式之一，当一个类别的常规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时候，那个类别就比较流行，律政剧天然具有引导、教育和警示功能，能适应不同时代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人民的期待，具有超高的艺术生命力，本片即对香港精神进行了全新的疏解与阐释，在后港影时代的到来之时，可谓是给港民打上了强心定气的一针，正如，片中林凉水从失败与悔恨中挺起腰杆，站起身来，重新获得自我解困与救赎的过程，且遥相呼应着当年港人在开创事业的“狮子山精神”，吃苦耐劳，不畏困难，勇于挑战，并为如今的香港再度讲述了一个“不服输”的故事，在扭转曾经有所萧条的香港影视业的局面的同时，将香港的优秀的影视文化之魂继承和鼎新；在此本撰写的这段时间里，正值港剧《叠影狙击》在内地火热上映，希望此本的研究效应也可以顺应港剧市场的发展，并给予好议题和好框架为整个国产影视业的态势，励新向好。
[①]赵卫防，《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6）:1。
[②]谢敦儒、李 言，《吴炜伦对“ 港片” 的继承与鼎新》，电影文艺，2023（2）:130。
[③]高小健，《香港电影文化的三种进入》，香港电影10年，121。
[④]文仕江，《法与情的衡平———香港法庭片的叙事与视听》，当代电影，２０１５（１０）：６１－６５。
[⑤]赵卫防，《情怀书写与类型创新：2021年以来香港电影的内生动力》，123-124。
[⑥]陈山、柳迪善，《世纪际遇——全球化电影格局中的新香港电影》，香港电影10年，24。
[⑦]林吉安，《电影接受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艺术传播研究，2023（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