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十月里的十八天》第十九章
19. 争夺桥头堡
一次经历往往足以形成一种长期的恐惧……即使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再次发生。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诺贝尔心理学奖得主
10月17日凌晨，达扬接到了巴列夫喜气洋洋的电话。通往运河的道路畅通无阻！达扬后来写道，他能在电话里感受到巴列夫的喜悦。然而，有一个问题，一个熟悉的问题。沙龙又违反了他的命令。这次的违规行为是什么？沙龙派了更多的坦克越过运河。
沙龙自己后来说，他“偷”了10辆坦克过河。那天清晨，他希望，有了“场地”里的浮桥，“我们也许最终能够改变一些人的想法，让我们的部队快速渡河。”浮桥丝毫没有改变达扬的想法。他生气地打电话给沙龙，命令他放下手头的一切，到运河东岸参加一个会议。
埃及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以色列人的意图。但到了10月17日，他们明白了一切，并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当以色列工兵开始在运河上搭建桥梁时，炮火像雨点般倾泻而下。接下来是埃及的米格战斗机。炮弹在四面八方爆炸，把人像布娃娃一样抛来抛去，把混着沙子和运河河水的炙热金属碎片喷向他们。“场地”只有500码长，200码宽。在这样的狭窄地带——以色列士兵很快给它起了个绰号叫“死亡场地”——炮弹的降落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以色列历史学家伊兰·克菲尔（Ilan Kfir）曾在战斗中担任医护兵，据他估计，在随后的8天里，有超过10万枚炮弹射向桥头堡地区。
坐在装甲车里很糟糕。坐在卡车或大巴车这样没有装甲的车辆里更糟糕。指挥交通或架设桥梁时站在外面是最糟糕的。阿里尔·沙龙站在“场地”里指挥坦克司机和战斗工程师。沙龙最好的朋友泽夫·阿米特（Zev Amit）——曾经是一名伞兵，现在是摩萨德特工——穿着沙龙妻子送给他的军靴陪伴着沙龙。
17日早上，一架埃及米格俯冲而下，阿米特高喊着让沙龙躲起来。沙龙跳上一辆装甲运兵车，砰地关上门。但爆炸的力量把他的头重重地压在一挺机关枪上。爆炸使这辆车的后部陷入弹坑里。沙龙瞬间昏倒，但睁开眼睛，正好听到有人尖叫：“将军死了！”事实证明，他的脸上沾满了血，但除了额头上的一道伤口外，他一切正常。他用白色的大绷带裹住头，继续往前走。
阿里尔·沙龙即使受伤也会引起争议。对他的仰慕者来说，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战士，受伤只会增加他的传奇。对他的批评者来说，他是一个无耻的骗子，用大号绷带包裹一个小伤口来提升自己的形象。
沙龙还没来得及包扎好绷带，就注意到“场地”外被击中的车辆，不是被大炮击中，而是被直接火力击中。他擦去眼睛里的血迹，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看到像是有一支埃及坦克部队在莱克肯公路上直接向他们射击。“那绝对是一个关键时刻，”他回忆道。他打电话给雷谢夫，“声嘶力竭地尖叫”，让以色列坦克来营救。雷谢夫通过无线电听到的沙龙通常都是很克制的，于是他亲自跑到路口，摧毁了一辆孤零零的埃及坦克。
沙龙很生气，用无线电通知戈南。他痛苦地指责阿丹暴露了自己的侧翼，使得他不能调动自己认为合适的部队。沙龙非常激动，戈南把话筒挪开，对一名助手嘀咕说：“他歇斯底里了。”戈南也没有心情支持沙龙，说：“我们会在战后讨论这个问题，就像我们会讨论其他事情一样。”沙龙回答说，“我们会谈论一切，但这肯定不会令人愉快。”
挂断电话后不久，沙龙询问泽夫·阿米特的情况，有人说他“受伤并被撤离了”。他知道当时没有人从“场地”里撤离，并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他20多年来最好的朋友死了，没有人忍心告诉他。
在这一切之后，沙龙受伤的头“裹得像个大锤”，他离开了“场地”，参加与达扬、埃拉扎尔、泽维将军、巴列夫和阿丹一起召开的会议。埃拉扎尔一直抱怨说，沙龙去任何地方似乎都少不了一群记者。阿丹认出沙龙的随行人员中至少有一个是记者。有人问沙龙为什么不戴头盔，他回答说:“让在后方的人戴头盔吧。我要在战后收拾他们。”在装甲运兵车和直升机的掩护下，人们不耐烦地等待着沙龙。沙龙坐在沙滩上，仍然缠着大绷带。
这次会面以尴尬的沉默开始。最后是巴列夫打破了僵局，他对沙龙说:“你所承诺的和你所实现的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沙龙后来说，为了不打巴列夫的脸，他动用了所有的自控力(“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忍住不揍他的”)。沙龙的助手杰基·埃文称这次会面是“赎罪日战争中最大的悲喜剧”。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坚冰被打破，也许是意识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这些人克服了彼此的敌意，进行了相当专业的思想交流。他们甚至用昵称来称呼同事，“达多（Dado）”、“阿里克（Arik）”、“布伦（Bren）” 。
沙龙说，埃及人“开始崩溃”，应该立即通过鳄鱼两栖船把更多的坦克运到非洲。对沙龙来说，尽管有埃及的炮火，铺设浮桥已成定局。巴列夫对此嗤之以鼻：“我已经听了埃及‘崩溃’的消息一周了。”他和埃拉扎尔对战斗工程师在炮火下组装数千个零件的能力也没有信心。他们坚持认为，在浮桥通车之前，不能再有坦克渡过运河。
他们把最难的问题留到最后。假设工程师们成功地铺设了浮桥，那么谁来领导非洲的行动呢？
沙龙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关键是要让坦克尽可能快地过河，这样它们就可以展开，摧毁地对空导弹基地。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埃及人的防线已经形成了。沙龙认为，如果坦克在桥梁架设之前无法过河，那么至少让它们在有桥梁可用的时候过河。当时，阿丹的部队远在南方，准备阻止埃及人对桥头堡的进攻。他们要过几个小时才能自由地渡过运河。最好让他的坦克马上过去。
阿丹认为浮桥还没有准备好。组装起来需要几个小时，到那时，他就可以完成与埃及人的战斗，渡过运河。他的部队的情况也比沙龙的好得多，因为沙龙的部队在打开通往运河的走廊时伤亡惨重。
气氛高度紧张，神经紧绷。没有人愿意让步。恼怒之下，巴列夫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没有人会先过河。相反，阿丹的一半军队和沙龙的一半军队会同时过河。
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规的建议。一场涉及数百辆坦克和数千人的进攻，怎么可能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呢？埃拉扎尔立刻意识到这一点。他大发脾气，停止了辩论。阿丹的坦克会先过河。“阿里克，”他喊道，“完成我们给你的任务，然后你就可以过河了!“
埃拉扎尔后来说，巴列夫前边的妥协方案是他在战争中唯一错误的决定。没有说出来的是，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他让阿丹先过河的决定甚至更糟。事实上，这个决定肯定会成为这场战争中最糟糕的决定之一。
沙丘上的会议在下午两点结束。作战工兵告诉他们，浮桥将在“下午”完工。结果，下午四点就准备好了。这使得阿丹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击败埃及人，返回桥头堡，重新给坦克并补充弹药和燃料，然后进入非洲。很明显，这个时间表是不可能的，这座桥将闲置到深夜。相比之下，沙龙有一百多辆坦克，满载弹药和燃油，准备进攻埃及的心脏地带。
不知怎么的，似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沙龙已经先过河了。在他的指挥下，一千名伞兵和三十多辆坦克在运河以西作战了24个多小时。在他余生的每一次采访中，沙龙都吹嘘自己是第一个横渡运河的人。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他。那么，为什么埃拉扎尔择阿丹而不是沙龙，浪费了至少关键的八个小时呢？最好的答案可以从犹太法典中的一句老话中找到：“仇恨扭曲了判断。”
对以色列人来说幸运的是，埃及领导层的功能失调与他们不相上下，甚至超越了他们。当以色列人犹豫不决的时候，埃及人本可以把军队推进到桥头堡，攻击沙龙在运河以西的小部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本可以将一百多辆坦克和数千名萨格尔导弹操作员开进该地区，并将它们像运河以东的防线一样紧密地排列在一起。一旦以色列人冲出桥头堡，在埃及的中心地带展开，这个机会就会失去。
在埃及，似乎只有一个人明白这一点。是埃及总参谋长萨阿德·沙兹利。他还不明白的是，他的上级的想法与军事艺术的基本原则有多么严重的背离。他马上就要学会了。
任何有能力的指挥官都会保留预备部队。不可能处处强大，如果敌人取得突破，就要用预备队来填补防线上的缺口。1940年，当温斯顿·丘吉尔被告知，溃败的法国军队在没有留下任何预备队的情况下与德国国防军作战时，他形容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震惊之一”。
保留五分之一的预备兵力被认为是最低限度。一个更谨慎的将军，拥有丰富的资源，可能会留下多达三分之一。沙兹利没有冒险。直到10月13日，他在运河以东有780辆坦克，在运河以西有680辆坦克，几乎占了他预备队的一半。麻烦始于10月13日晚，沙兹利接到萨达特和伊斯梅尔将军的命令，派遣330辆坦克进入西奈，准备10月14日的进攻。这样一来，他在运河以西只剩下350辆坦克作为预备队。
这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但与它要保卫的广大领土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许多坦克不能使用，因为它们需要保卫开罗、红海海岸和其他高价值目标。另外一些坦克也不能使用，因为他们需要捍卫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政权本身。在离未遂政变仅仅两年之后，萨达特保留了他的总统卫队。萨达特在他的回忆录中特意指出，总统卫队“实际上参加了战争，英勇作战，没有损失一辆坦克。”但沙兹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运河以西的“战略预备队”中，他只能使用130辆坦克。
沙兹利最大的问题甚至不是缺乏坦克，而是缺乏步兵。以色列战后的一项研究表明，他们42%的坦克被萨格尔导弹和RPG火箭筒摧毁，而只有30%的坦克被敌人的坦克摧毁（剩下的28%被地雷、火炮和飞机摧毁）。步兵和坦克紧紧地挤在一起，互相支援时最有效。埃及军队在每一次坦克对抗坦克，或者坦克对抗步兵的遭遇战中都表现糟糕。
随着战争的下一阶段拉开帷幕，沙兹利知道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一旦以色列人冲出桥头堡，那将是一场运动战，而他所有的计划都是为了避免这种战争。幸运的是，即使在10月14日损失了250辆坦克，在中国农场又损失了140辆，埃及人在运河以东仍然有大约720辆坦克，加上数千名可用的步兵。显然，下一步的行动是将一部分先头部队调回到运河对侧的西岸，攻击西岸小桥头堡内的以色列人，或者至少在桥头堡周围形成一条坚固的防线。更明显的是，埃及第3军没有受到任何压力，而且它的两个最重要的单位——第4装甲师和精锐的第25装甲旅——正是为这次任务而训练的。
沙兹利的军事逻辑是无懈可击的。战争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对此不予理睬。伊斯梅尔的思想被一种近乎恐惧症的恐惧所支配：撤退到运河对岸，任何撤退，都可能引发埃及军队的恐慌，并导致其崩溃。六日战争的记忆还历历在目。纳赛尔1967年的撤退命令导致了纪律、士气和其他一切的瓦解。对于伊斯梅尔将军来说，这次以色列战机没有控制天空，或者这次他的军队证明了自己，这些都无关紧要。沙兹利没有要求撤退，而是向另一个方向进攻，这一点也不重要。
讽刺的是，伊斯梅尔和沙兹利想法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双方一致认为，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行动的精锐的第25装甲旅是发动任何进攻的最佳部队。那么需要选择的就是沿着大苦湖的西岸向北还是沿着大苦湖的东岸向北。得益于地对空导弹，埃及控制着西岸的地面和天空。这样坦克就可以安全行驶，直达沙龙的西岸桥头堡。另一方面，东岸的地面和天空都在以色列人控制下。“甚至当我向他解释的时候，”沙兹利回忆说，“伊斯梅尔似乎无法理解让第25装甲旅（在东岸）前进25英里的危险，因为它的左翼受阻于水面，而它的右翼则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且不说别的，驻守在运河西岸桥头堡的以色列部队只相当于保护运河以东走廊的以军部队的一小部分。简而言之，选择就是在安全的地形上攻击小部队，还是在危险的地形上攻击大部队。
萨达特肯定明白这一切——然而他站在伊斯梅尔将军一边。他经历过67年的崩溃，也被同样的非理性恐惧所笼罩。任何进入西奈半岛的士兵都不允许撤回到运河西岸。沙兹利恳求萨达特推翻伊斯梅尔将军的决定。萨达特怒吼道：“你为什么总是建议我们从东岸撤军！如果你坚持这些建议，我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
如果萨达特听从沙兹利而不是伊斯梅尔的话，埃及很有可能赢得战争。有了萨达特的限制，沙兹利唯一可以用来攻击运河以西以色列人的就是第116步兵旅和附属于它的几辆坦克。第116旅被以色列人沿着一条灌溉渠拦在桥头堡的外围。在桥头堡的小规模以色列部队指挥官海姆·埃雷兹上校告诉他的传记作者，以色列人只是勉强赢得了这场战斗。他还指出，如果阿里尔·沙龙没有“偷”运另外10辆坦克过运河，“非常怀疑”他们是否能坚持下去。以色列的大部分军队仍在运河以东。正是在那里，埃及人选择了进攻。
沙兹利打电话给埃及第三军司令阿卜杜勒·穆尼姆·瓦塞尔（Abdul Munim Wassel）将军，告诉他，第25装甲旅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沿着大苦湖东岸前进。震惊的瓦塞尔恳求至少推迟这次任务。如果等到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就可以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行进，而在他们右侧的以色列士兵则会被阳光晃住眼睛。沙兹利心情沉重地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瓦塞尔接受了他的命运，低声说出了穆斯林的祈祷辞：“没有真主的力量，人的力量是徒劳的。”
军事艺术中最困难的技艺之一就是协同攻击，多支部队在同一时间攻击同一点。埃及第25装甲旅从南向北对以色列桥头堡的攻击只是这次攻势中的一路。另一路是由埃及第21师的坦克在运河东岸的从北向南进攻。如上所述，第三路也是最后一路是由第116步兵旅从西向东攻击西岸的桥头堡。这三路部队应该同时袭击运河两岸的桥头堡。但是，沙兹利将军后来写道，“就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发生的那样，同步性丧失了。每一路进攻部队都只能各自为战。”阿姆农·雷谢夫也有类似的记忆，但他用了更生动的语言：“他们像一群傻瓜一样战斗。”
在这一切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之前，10月17日上午，阿丹指挥的第198装甲营的坦克被派往“场地”，奉命搭乘鳄鱼渡过运河。沙龙和他的军官们还在为之前的沙丘会议而生气，他们把这解释为埃拉扎尔公然耍的一个诡计，目的是抢他们的风头，至少给阿丹一些声称自己先过了运河的机会。浮桥当时还在组装中。因此，沙龙毫不掩饰地高兴地向营长解释说，就在几分钟前，巴列夫还禁止任何额外的部队渡过运河，除非有一座桥供他们通行。取而代之，沙龙把这些坦克派往北方的什克公路，保卫走廊的北线，解救第184装甲营疲惫不堪的士兵。
结果证明这是一个意外的妙招。第184营在前两天为打通走廊而进行的战斗中受到重创。而虽然第198营只有14辆坦克，但这是一个全新的营，燃料充足，满载弹药。它及时赶到，抵挡了埃及第21装甲师残余部队的正面进攻。第21师的指挥官是易卜拉欣·奥拉比（Ibrahim el-Orabi）将军，他是一名很有能力的军官，最终成为了埃及军队的参谋长。但在前两天损失了近150辆坦克后，第21师只剩下100辆坦克。奥拉比派他的第1装甲旅带着53辆破旧的坦克沿着什克公路直冲以色列的防线。这场进攻没有任何设计。没有侧翼的机动，没有烟幕，没有迂回，只是一次猛冲，再次冲进缺口。以53辆坦克对14辆坦克的优势，沿着一英里的战线进攻有相当大的成功机会。但埃及人是一支强弩之末的部队，他们在没有空中或地面支援的情况下发动了进攻，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战斗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以色列指挥官声称已经摧毁了45辆埃及坦克，尽管埃及的消息来源认为这个数字接近20辆。所有人都同意以色列没有损失一辆坦克。所有人也都同意埃及人一无所获。
这次惨败，加上埃及第116步兵旅在运河西岸的失败，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所遗忘。他们被在更远的南方的一场战役掩盖了，这场战役后来被世界各地的军事学院研究。
10月11日，以色列战机摧毁了开罗以北25英里的班哈市（Banha）附近的一座桥梁，不是为了破坏交通，而是为了切断跨越桥梁的通讯电缆。这迫使埃及人通过无线发送更多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会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截获。以色列人截获的一条情报是，配备最现代化的苏联T-62坦克的埃及第25装甲旅将沿着大苦湖东岸向北移动。
阿曼的报警给了以色列足够的时间来设置一个双向伏击。在“场地”以南6英里处，五辆坦克被沿着大苦湖湖岸垂直方向部署，作为阻击部队。再往南，内森·纳特克·尼尔（Nathan “Natke” Nir）上校指挥的两个营沿着大苦湖平行方向展开。
尼尔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是军队中最值得注意的军官之一。1967年的战争中，他在西奈指挥一个营时双腿被打断。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医院里，他做了31次手术，结果一无所获，医生建议他截肢。他拒绝放弃，在一份医疗报告上伪造了医生的签名，寄往瑞士，并被接受成为实验性钛棒的候选人。实验成功了。在经历了八次以上的手术后，他又能走路了，尽管有明显的跛行。以色列国防军的政策规定，身体有缺陷的军官不得返回战斗岗位。但阿丹让尼尔指挥一个预备队坦克旅，部分原因是他不忍心拒绝，部分原因是他认为无论如何也不会爆发战争。沙龙的助手杰基·埃文称尼尔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真正英雄之一”。
60辆T-62坦克，埃及武库中最好的坦克，在装甲运兵车、补给卡车和野战火炮的陪同下开始向北移动。虽然军事史上很少有因为部队过早到达而失败的例子，但是这支队伍还是走得很慢，黑点在白色的沙丘上一点一点地移动着，灰尘和烟雾在他们身后滚滚而来。行进队伍特意以蜗牛般的速度行进。携带着萨格斯导弹的步兵徒步跑在前面，建立了防线，然后坦克跟上来。这是一种非常规的策略，使车队看起来像是沿着基督苦路（Via Dolorosa）走走停停的游行，而不是装甲反击。阿丹记得这六英里的队伍“慢得惊人，停的时候比动的多。”
尼尔将他的坦克部署在埃及人的右翼，采用了以色列训练有素的“快速伏击”战术。尼尔的坦克是老式的百夫长坦克。为了有希望穿透埃及T-62的重型装甲，他们的火炮必须在距离目标1500米以内开火，比T-62的射程近了500米。但他有突然性优势。埃及人慢慢地向前走去，没有注意到他们右翼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瓦塞尔认为以色列坦克无法开进俯瞰大苦湖的柔软沙丘。
以色列人安静地停在沙丘上，关掉了发动机。尼尔的助手站在他旁边，恳求他下令开火，在埃及人太靠近桥头堡之前阻止他们。尼尔等待着。他希望在他启动陷阱之前有尽可能多的坦克进入埋伏区。他透过望远镜看了看，平静地说：“再等几分钟。”下午2点45分，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天空中，埃及军队的主力已经到达莱克肯公路的顶端，靠近阻击部队，他终于下达了命令。
坦克大炮在沙丘上齐声轰鸣，远处的黑点立刻变成了橙色的火球。埃及人勇敢地组织起来，向尼尔的阵地发起冲锋，但以色列坦克发动引擎，逼近并把他们打得粉碎。几辆埃及坦克设法在逃生路线被封锁之前溜走。但是这个旅的绝大部分——坦克、卡车、装甲运兵车、萨格尔小组，埃及军队的精华——都在一个火力区域中化为灰烬。屠杀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大火照亮了夜空，残骸的影子在大苦湖的水面上闪烁。以色列人只损失了三辆坦克。
伏击开始后不到一个小时，下午4点，尼尔向阿丹报告说：“你可以把这个旅从档案中抹去。它完蛋了。”阿丹挂上尼尔的电话，上气不接下气地给呼叫戈南。“整个埃及第25装甲旅都被消灭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对着墙撒尿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沙穆埃尔·戈南将军的办公室第一次爆发出笑声。
埃及第25装甲旅并没有从历史上被抹去。它仍然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力，也就是30到40辆坦克。但它不再是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当天早些时候，巴列夫表达了他的担忧，他担心埃及第25旅可能会仅仅通过向北挺进然后挖壕固守，就牵制住阿丹的大部分部队。现在第25旅消失了，威胁也随之消失了。最后的决战将在运河以西进行。
战场上的形势已经改变了。在过去的四天里，埃及军队损失了500辆坦克，几乎是其战前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而在西岸桥头堡面前实际上仍然没有埃及军队。通往埃及中心地带的道路是敞开的。在过去的战争中，这是以色列军官渴望的时刻。以色列国防军自诩为发现弱点并迅速利用它们的终极工具。
而此时浮桥已经闲置了将近8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