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六日
现代人的一个通病是，对大多数传说中的美景、奇迹和异域风情不再有特别的惊讶。
伊斯坦布尔一直是我向往的城市，在无数的游记、历史和小说中和它相遇过。这座山海相拥、横跨欧亚的城市是拿破仑心目中唯一的首都，拜伦说它“无处不是英灵萦绕的圣地，你的土地没有一寸显得凡庸”。20 世纪之前的欧洲人无不以到此一游为理想。18岁的英国小伙莱斯弗莫尔高中退学沿莱茵河徒步前往君士坦丁堡，几年游历，然后用一生写成《时间的礼物》和《山林与水泽之间》；伊斯坦布尔最狂热的粉丝要属意大利人亚米契斯，这位以《爱的教育》而广为人知的作家也是一位第一流的游记作者。当乘坐的游轮驶入金角湾，见到浓雾中隐隐出现的宣礼塔和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真容时，亚米契斯说，“和见到这魅惑之地的甜蜜感相比，哪怕少年人最美好的艳思和初恋的绮梦也沦为苍白的虚影”。
实在无法想象，他们何以激动如斯。
整天穿梭在摩天大楼钢筋丛林，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高度并不见得有多伟岸，宣礼塔的呼拜声于我只觉得吵闹。现代化的最大的弊病是生活中诗意的丧失，我们不再惊讶，甚至也不再愤怒。创造了很多，感知得很少。
圣索菲亚大教堂
这趟行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圣索菲亚大教堂去的。
在 15 世纪之前，它一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5000 平米的大厅和 56.5 的米空间高度是建筑史上的奇迹，更重要的是，时间和事件给它加上无数的意义，渐渐让它变成了一个象征，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和耶路撒冷圣墓教堂一样，它是基督教神圣叙事的一部分；穆斯林赋予它一个红苹果的隐喻，攻克这座城市的梦想甚至可以追述到先知穆罕默德本人。俄罗斯人也参乎其中，10 世纪时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派出的使团在参观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礼拜仪式后即刻被征服，最终导致俄罗斯皈依东正教，并延生出了要定都君士坦丁堡将它改名沙皇格勒的国家梦想。后来的俄罗斯一直亦步亦趋朝着这个方向走着。
东罗马帝国于周边邻邦的各种恩怨，圣索菲亚大教堂被迫参予其中，它是见证者也是受害者。人人对她垂涎欲滴，阿拉伯人、波斯人、罗斯人和保加利亚人，先后有23 次袭扰，都被固若金汤的狄奥多西城墙挡在城外，直到1453 年带着新式火炮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到来。
5 月 29 日，天有异象，喜马拉雅山麓一次火山喷发的尘烟，飘至君士坦丁堡上空，一轮血月半挂天空。在拜占庭人的传说中这是帝国陨落的征兆，这给本就疲于应对的君士坦丁堡守军以宿命般的暗示。城墙破裂，君主战死，君士坦丁堡陷落。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跪倒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大殿，面朝麦加，祈祷告慰先知。四根宣礼塔竖起，大教堂变成清真寺。
兴起于亚洲的塞尔柱突厥人终于登堂入室，踏进西方的地盘，东西方历时千年的攻守至此发生逆转。
历来都是西方的十字军向东征伐。教皇说，东征即可赎罪，于是一波波衣衫褴褛的基督徒如蝗虫一般奔赴地中海东岸，为了从穆斯林手里夺取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一度还在沿岸建立了好几个十字军王国。今天在约旦、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地中海沿岸还留有不少十字军的城堡遗迹。2023 年我自驾约旦尼波山，有一段公路就叫国王大道，英国国王狮心查理带领十字军长期在此征战。
穆斯林真正攻入传统西方人地盘的，是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对西班牙的占领，但并没有进入欧洲腹地。比利牛斯山像一道天然屏障，阻止了阿拉伯人的进一步深入，双方各自偏安了600 年。
但是 1453 年之后就不一样了，欧洲人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强大、统一和嗜血的对手。奥斯曼土耳其的帐篷大军，是各自割据的欧洲诸国共同的噩梦，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对抗，教皇的号令时灵时不灵，英法西班牙之间各有抵牾。整整 200 多年，天主教欧洲狼奔豕突，疲于奔命。最危险的一次是 1529 年的维也纳保卫战。此前，奥斯曼帝国的大军已经征服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要不是苏莱曼大帝中途染疾，维也纳已经岌岌可危。另一次是1571 年爱琴海的勒班陀海战，欧洲联军以一场惨胜堪堪抵住奥斯曼海军的进攻。后来写出《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正是在这场海战中左手致残的失意老兵，他的绰号“勒班陀的独手人”（El Manco de Lepanto）即由此而来。
奥斯曼人如果知道后世结局，应该会无比懊丧这两次战役的失利——没有在他们国力最为强盛的时候毕其功于一役，拿下欧洲。也是欧罗巴命大福大，明明实力弱于对手，却总有机缘巧合在命运攸关的时刻降临，得以化险为夷。后来也有零星的战斗，直到 1683 年苏丹的大军再次溃败于维也纳，奥斯曼土耳其从此在西方面前再无机会，漫漫衰途一直要持续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如今的伊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时代的遗迹已经留存不多，索菲亚大教堂是仅存的现在还在使用的建筑。但是自从2020 年埃尔多安政府将索菲亚大教堂从博物馆改回清真寺后，一楼的大厅已经不再对公众开放，只能在二楼的走廊上仰视穹顶，很难感受到空间的磅礴和神圣感。很多场景只能靠自己脑补了。比如，基辅罗斯的使者怎么被大教堂的宏伟所震撼，回去后说服弗拉基米尔大公将东正教作为国教；比如，在君士坦丁柱面前想象东罗马帝国竞技场的情景，如果这个竞技场还在的话，应该比以弗所27000 人座位的那一个更加壮观，是因为以弗所被淤泥堰塞和地震毁坏，罗马帝国才将亚细亚行省的首府搬到了君士坦丁堡；再比如，原来在大教堂前方有一尊高大的查士丁尼的骑马像，样子应该类似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南面的纳尔逊柱，说不定后者就是模仿索菲亚大教堂门前的这一尊呢。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门楣上方的四匹金色铜马原本也是竞技场的原物。 1204 年，十字军因无法向威尼斯城邦支付劳师远征的费用，就动了洗劫君士坦丁堡的念头，破城之后，大教堂被洗劫一空，东罗马的皇家图书馆被烧毁，很多宗教圣物运回欧洲，巴黎圣母院的耶稣荆棘冠就是法王路易九世从威尼斯人手里买去的。现在我们看到君士坦丁柱上面还留有很多小孔，这些小孔原来是用来安装铜片的，也就是说，柱子原本是被铜片包裹的，而不是原石裸露在外。十字军连这些铜片也不放过。
东西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人说伊斯坦布尔是两颗蓝宝石中间镶嵌的一颗钻石。博斯普鲁斯海峡穿城而过，亚洲和欧洲一起拱卫着它，两相对望，彼此都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这正是伊斯坦布尔的独特魅力所在，东西文化交融，几大宗教安然相处，教堂的钟声、清真寺的呼拜声，各自按时鸣响，犹太会堂静默的祷告也如期举行。
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以后，继续使用罗马皇帝的称号，对基督教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名义上是全盘继承了东罗马的政治遗产，不像同样来自亚洲的蒙古征服者，攻城之后常常一毁了之。
西方的罗马是所有帝国的标杆，但凡有宏图大志的征服者，都希望以罗马为楷模，或者就干脆就以罗马自居。后来俄罗斯崛起以后，也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叶卡捷琳娜大帝甚至给孙子取名君士坦丁，长大后统领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对罗马的继承，是来自亚洲的蛮族第一次对欧罗巴文化遗产的主动拥抱。东正教的牧首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获得了超过其他东正教教会的地位。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及犹太人统统有了一个统一的称谓“奥斯曼人”。直到今天，加拉塔附近的巷子里还有几处犹太会堂，可惜两次前去探访，都大门紧闭，门口一直停着一辆警车，有两名警员值守，不知道什么原因。
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欧洲的天主教诸国如丧考妣，仿佛世界的荣光就此终结。尽管在奥斯曼土耳其疯狂进攻的时候，欧洲列国大部分选择袖手旁观。
然而奥斯曼人的统治恰恰弥合了拜占庭帝国长期以来的各种纷争，天主教与东正教、希腊人和拉丁人、教皇和皇帝。正是奥斯曼这个外来的征服者，为东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恢复了秩序与和平，东正教的信徒宁愿接受穆斯林的统治，也不想“受拉丁人教皇的奴役”。
伊斯兰文化一直崇尚宗教宽容，对非穆斯林人群实行米勒特制度，允许他们在国家的统一框架下管理自身事务。反观基督教对异教的迫害从始至终，。1492 年，基督教的伊莎贝拉女王收复西班牙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设立宗教裁判所，要求穆斯林改宗和驱逐犹太人。法国、英国也都发生过系统性的排犹运动，一有天灾人祸，就嫁过犹太人。
伊斯坦布尔、萨洛尼卡和伊兹密尔这些奥斯曼城市成为犹太流浪者最后的家园。萨洛尼卡还被犹太人称为巴尔干半岛的的耶路撒冷。佩拉区繁华的银行街就是由 1492 年移居到伊斯坦布尔的卡蒙多家族后人创办。高峰时候，这个家族是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地产拥有者，被称为“东方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街岔路上造型别致的卡蒙多阶梯现在还是年轻人驻足打卡的网红点。
站在加拉太塔楼上，金角湾波光粼粼，如一条宁静的大河。隔河而望，亚洲区依山而建的民宅鳞次栉比，密密麻麻，像一个蜂窝，和任何一个中东古城没有分别，也门的安曼，摩洛哥的菲斯都是这样一派聚族而居的生活景象；对岸的法提赫区，清真寺的圆顶在夕阳下熠熠生辉，宣礼塔直指蓝天，1500 年历史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和 600 年历史的艾哈迈德清真寺、苏莱曼尼亚清真寺以及托普卡帕老皇宫代表了伊斯坦布尔过去的辉煌；塔楼所在的加拉太和佩拉区原本就是热那亚人在拜占庭建立的一个贸易殖民地，是一个完全西化的区域。独立大街熙攘的人群一直要持续到很晚，然后再由临街巷子里的酒吧接续白天的热闹直至凌晨，酒吧里觥筹交错时髦大胆的的年轻人，和巴黎、伦敦、上海并没有分别。
这次行程的前几天我住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边上。晚上 7 点半，街上就鲜有人群，除了宣礼塔定时响起的呼拜声，整片区域安静得就像是在古代。
后面几天住在佩拉宫酒店，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车声、人声、教堂钟声，喧闹鼎沸，连片的大理石立面的房子相向林立，仿佛伦敦的卡纳比区和巴黎的蒙马特。法提赫区是一个挥之不去还时而需要拿出来炫耀的过去，从夜生活就可以看出它吸引不了年轻人；亚洲区是当下，一个并不富足尚可安居乐业的所在，政府统计口径中的人均 1.25 万美金和土耳其人的实际生活水准有不小的差距，佩拉区年轻人的天下，显然他们更崇尚欧洲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其实全世界都概莫例外，即使那些闭关自守或操弄民粹主义的当权者，也都在私下里以西式享乐为荣。
佩拉宫酒店，西方在东方耳边的低语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另外一座酒店如佩拉宫一般，承载如此多的梦想、欲望，国仇和家恨？
殖民地时代尚在营业的豪华酒店，数得出来的也就上海的和平饭店，香港的半岛酒店，仰光的斯德兰德，以及师出同门的新加坡弗莱士。半岛酒店是日本人向英国签订投降书的地方，据说酒店的下午茶是张爱玲的最爱，许鞍华把《倾城之恋》的大部分场景给了半岛之后，这里的下午茶就有了些许暧昧的意味；仰光的斯德莱德，据说毛姆和身为帝国警察的乔治奥威尔都喜欢在酒店的吧台喝上一杯。很难想象，日后奥威尔流落巴黎，居然也能忍受在酒吧地下室的厨房里，当一名卑微的洗碗工。值得一提的是，斯德莱德的官网文字很老派很优雅：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代交替的折点，缅甸仍是英属印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时的斯德兰德（The Strand），俯视着缓缓流淌的仰光河，无疑是仰光城中最好的酒店。百年时光飞逝，纷杂的人事变迁，于这间经典传世酒店，却宛若浮光掠影般不足为道；如今的斯德兰德，依旧是仰光的骄傲，是旧时代殖民贵族最后的印记。
与佩拉宫最相似的，要属上海的和平饭店（前身为华懋饭店或沙逊大厦）。犹太人维克多沙逊投资建造，它的绿色金字塔形铜顶一直都是上海外滩的显著标志。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订婚仪式在这里举行，孙中山在这里喊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口号；卓别林的远东之行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同行，人们对于两人关系的兴趣远超他和中国京剧名伶的会面；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上海之行显得不够愉快，上海没有给他留下太好的印象，它批评上海甚至还不如同处近代化转型的士麦那，是一杯调得过于浓烈的鸡尾酒。在和平饭店发表演讲后，翌日即告离开，回航途中，还赋诗一首：
你是流淌着伦敦之泪的士麦那，
亦是饱受士麦那之惧折磨的伦敦，
繁忙、令人嫌恶的上海，
起锚了，我们谢天谢地！后会有期！
在这趟远东之行的途中，汤因比遇到了伦敦大学的同事，被费正清誉为“才貌双全的”历史学家的艾琳·鲍尔，得知艾琳即将成婚，汤因比鼓起勇气表白，惨遭拒绝。这次不寻常的冒失对他影响很大，对上海的坏印象，兴许与此有关。
总之，就像有人说的，“与上海有关的重要人物，总有一天要踏过它的旋转门，走进这座饭店”。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佩拉宫：所有与土耳其有关的人物，也都要走进这座酒店。
与同城的四季和弗莱士相比，佩拉宫都算不上是一间豪华酒店，入住这里的客人大部分是冲着它的显赫过往而来的。
有人因阿加莎克里斯蒂而来。 1928年，刚结束第一段婚姻的阿加莎乘东方快车前往伊斯坦布尔疗愈心情，正是在这趟行程上，她认识了第二任丈夫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也催生《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创作灵感。至此，夫妇二人经常久居中东，丈夫在伊拉克发掘苏美尔文明的乌尔古城，阿加莎则住在佩拉宫酒店，创作她大部分以中东为背景的推理小说。
海明威显然并不看好新生的土耳其，发给《多伦多星报》的报道上他写到：
帕慕克的呼愁
谈到伊斯坦布尔，帕慕克一定是绕不过去的。
在文学史上，有一些作家大部分的创作都围绕一个城市展开，用笔勾画出这个城市的虚拟世界，城市因他而增色不少，人们便用作家的名字来命名城市。比如，布拉格被称为卡夫卡之城，伦敦被称为狄更斯的城市。帕慕克是在世作家中少有的可以用来命名城市的作家，将伊斯坦布尔称为帕慕克之城，一点也不会觉得勉强。他的所有作品的故事都发生在伊斯坦布尔，他说：“我将自己的灵魂注入了城市的街道，如今仍住在其中”。帝国的辉煌与没落，凯末尔激进的世俗化改革后新的社会风貌，以及人们在古老社会的剧烈嬗变中的无所适从，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似乎到了帕慕克这里，才真实而具体地显现了出来。这个之前并非不存在，只是没有一个人像帕慕克一样细腻敏感，又才华横溢。
2006 年瑞典皇家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因为：“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新象征。”这个“忧郁灵魂”，用帕慕克的话语来表达，就叫呼愁。
全盘西化和民族自信的矛盾，在那些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中普遍存在。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在 19 世纪中期就分裂成两个阵营，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是全盘西化，还是回到民族主义、东正教和君主制？两大阵营缠斗不止，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也没有分出胜负。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主政的俄罗斯，主动拥抱西方，实行议会民主和自由市场，走上了西方化的道路。
走这条道路，你必须要抛弃旧时的荣光，放下身段，做一个虔诚的后来者。那么，大国的尊严又该何处安放呢？何况仰人鼻息的日子并不好过。于是，到了普京时代，斯拉夫主义又复抬头。强人独裁，民主倒退，车臣战争、俄乌冲突，代价当然惨重，可是为了帝国荣耀，牺牲总是难免的。这就是俄罗斯目前四面楚歌，但普京依然能够连任的基础。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没有俄罗斯来得这么强烈。国父凯末尔以一己之力将没落衰朽的土耳其从中世纪强拽出来，就像当年的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野蛮，把俄罗斯带进文明社会。土耳其人并没有那么怀念奥斯曼帝国的辉煌，也没有人真的相信他们可以回到奥斯曼时代，做全球穆斯林的哈里发。我相信那只是埃尔多安的选举策略罢了。他们只是感伤，有时候还对颇为迷恋这种感伤。帕慕克说，呼愁作为一种混乱、朦胧的忧伤，“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
珍视过去，迷恋忧伤，这事，帕慕克是认真的。
走进位于佩拉区小巷中的纯真博物馆，我的确被帕慕克的细腻、敏感和认真打动了。我心想，他是要像普鲁斯特一样复原一个时代啊。
普鲁斯特用 200 多万字的《追忆逝水年华》，试图还原出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一个失眠夜可以用40 页来描述，一场聚会用掉 190 页，因为普鲁斯特认为只有回忆过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多亏普鲁斯特偏执狂的做派，今天的我们才可以看到1900 年前后的巴黎，曾经有过如此美好的时代。
《纯真博物馆》的故事本身并不新奇，凯尔默是一位富家公子，爱上了贫寒的美少女表妹芙颂，两人陷入热恋，迫于家庭压力，男主准备与另一门当户对的富家小姐订婚，芙颂默默离开，凯尔默怅然若失，毅然悔婚，耗尽一生追寻芙颂。芙颂意外车祸去逝，凯尔默开始收集与芙颂相关的一切，并建造了这座纯真博物馆。
一个永失我爱的悲情故事，也是帕慕克年轻时经历的一部分。帕慕克杜撰这个故事的真正目的，是为他收藏的各种老物件建一个家。
年轻时的帕慕克就喜欢在伊斯坦布尔街头漫游，并收集跟这座城市相关的一切：“不再流通的锯齿状电话代币，从千年老墙上掉下来的砖块破片，一叠沙俄纸钞，几十年前倒闭的某家公司的印章，街头摊贩的秤砣，在二手书市场买下的廉价旧书，以及各种印刷品、节目单、时刻表和票券。”
他收藏的都不是什么珍品，而是一些最普通不过的日常物件。有人问他搜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他心里想，“我要建一座博物馆，还要写一部小说来作它的介绍”，他自己都被这个念头吓坏了，“这太古怪、太出格了，要实现也绝非易事”。
但这个念头却一直挥之不去，帕慕克终于决定写这么一本书。它就是《纯真博物馆》。
纯真博物馆就是帕慕克的《追忆逝水年华》，他把他的呼愁都收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