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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红星（二）

买超 2024-02-13 20:08:05 已编辑北京

从书中可以看出，斯诺在陕北的旅程，全程都有专人陪同，一个人在他人引导下进行的采访，获得的信息难免有被引导之嫌。而《红星照耀中国》里，也有一些极为主观化的记录。但若为此责备斯诺，就有点苛求了。

在国共两军对峙之际，要穿越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已艰难无比，还要在西北荒凉的沟壑中寻访一批恶名昭著的“匪徒”，斯诺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这根本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要知道，当初蒋介石派出无数人去围剿这批“匪徒”，当时若能捉到他们，历史早已不是今天的模样。一个庞大的政府，集中全力尚做不到的事情，斯诺何德何能，能以一己之力披荆斩棘？如果共产党不是想通过斯诺的笔来让世人了解自己，他们也不会接待、护送、引导斯诺。没有引导，斯诺能不能进入陕北苏区都是问题，哪里还能见到那些国民党悬赏重金捉拿的“匪首”？

而一个外国人，在重重险阻中，要在几个月时间内，对一群甚至连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了解的中国人做出全面的、完全客观的评价，这个要求恐怕没人能做到。《红星照耀中国》能够在重重帷幕中拉开一个小角，让外界得以管中窥豹，已属开创之举。

从斯诺的只言片语中，不难看出当时国统区的媒体是如何妖魔化红军的。在大多数国统区报纸上，红军被描绘成一伙儿打家劫舍的强盗，杀人放火之后，啸聚一群，大吃大喝。要再耸动一点，增加一点淫秽色彩，还可以编出点“共产共妻”的故事，挑起读者的想象，激起卫道士们的义愤。

彭德怀

在国民党的宣传中，红军的恶行还不止于此。红军还是一群在外国势力操纵下，阴谋颠覆国家的“卖国贼”。在对红军的围剿中，国民党操纵的报纸上说，战场上发现了很多外国人的尸体。这证明红军受苏联人操纵指挥，在替外国人卖命。这就比一般只知抢劫的匪徒更加恶劣，因为共产党还拿着卢布，要亡我国族，要引来外国势力奴役我国民，用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去戕害我中华文化，热爱中国的人士怎能不对此义愤填膺。

这种伎俩不过是古往今来宣传中常用的手段。尽管当时红军中的确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外国人，比如德国人李德就曾长期参与红军的指挥，但这类外国人的数量很少。共产党更不会引来外国人来奴役国人，尽管他们信奉的共产主义的确来自一个德国人，但他们追求的是共产主义下的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决不是要请俄国人做中国的主子。恰好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热忱的爱国者，衷心期盼这个国家变得富足、强大。

李德

然而，披着新闻外衣的宣传自有其效力，很容易蒙蔽一部分见识浅，缺乏判断力的人。因而，《红星照耀中国》就有了非凡的意义，斯诺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世界，那些宣传是虚假的，陕北黄土地上的这群人和国民党宣传中的完全不同。

斯诺在陕北看到的是一群朴素到寒酸的军人。他说，红军中大部分是农民、手工业者、学徒，只有4%的人属于小资产阶级。有不少战士来自赤贫的家庭，连年的灾荒，家乡官员的横征暴敛，使他们的生存都成为问题。他们或因生活所逼，或由于受压迫，或源自悲惨的人生遭遇，才在机缘巧合中选择加入了红军。他们大多都很年轻，普通战士的平均年龄是19岁，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也只有24岁。我想，起初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走上的这条路通向何处，只是当红军经过他所在的地方时，抱着当兵吃粮，寻一条生路的目的加入了红军，仿佛被命运裹挟着前行。但斯诺记载，红军内部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学习的体系，对新兵进行教育改造。对教育的内容，斯诺做了详细描述。教育的效果颇为显著，不但让很多不识字的新兵摆脱文盲状态，拥有了一定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让这些战士有了方向，相信自己正在从事一项正义的事业，在解救和自己一样穷苦的人，在为未来美好的生活而奋斗。信仰给了他们力量，他们才能在人力、物力都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面前，顽强战斗。

斯诺拍摄的红小鬼

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理想而加入红军的，他们是红军的中坚力量。斯诺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人，他们都提到自己踏上革命之路的过程。彭德怀九岁就被家人赶出家门，做过放牛娃、矿工、鞋匠的学徒。后来从军，靠着军功成为军官。了解到社会主义后，他才开始抱着“社会能够被改造“的信念加入了共产党，想让像他一样的人不再受苦。他在国民党军中已经做到团长，继续做下去，前途一片光明。而他却选择了跟随共产党，在平江起义，投入九死一生的革命。但凡他从现实的角度斟酌，在利益的天平上做一下权衡，也不会做出这番举动。

徐海东是贫苦的窑工出身，斯诺说徐海东“真诚地相信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他们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却坏事做尽”，“他奋斗不止，想要消灭这些罪恶。他说自己勇敢无畏，自己的部队所向披靡，正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信念。”理性地看，徐海东的观点过于粗疏，但也许正是这种简单、武断，才给予他行动的勇气。如果他深入研究过自己抱持的理念，很难说他会不会思索多于行动，甚至根本无力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