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惧朝向消亡的写作：与李唐在杂志上的一次讨论闲谈
正如贝克特所言，写作最好的状态也许是“勤奋且无用”。
（一）路魆问李唐
路魆：
李唐是我最早认识的一位同龄写作者。认识他时，我还没正式写作，处于摸索阶段，那时就读过他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蚁蛉旅馆》和《动物之心》。一个作者会有不同的写作面貌，如存在主义、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但从精神活动层面而言，相比自称南方作家或北方作家，我和李唐更倾向于戴上“超现实主义者”这样的文学面具。我的超现实感大多来自意识在梦与现实界限之间的轻微摇荡，而李唐的很多小说，都有一个嗜睡的、茫然不知终日的主人公，连《上京》的主人公也叫梦生。我很好奇李唐在写作时、在感受时，那份超现实感从何而来。
李唐：
我记得当时咱俩就这两篇小说进行过一些交流，这算是我比较早的小说。当时你说《蚁蛉旅馆》有些欧洲文艺电影的感觉。我想，对一些文学作品和电影的汲取是我超现实感的来源之一。虽说文学源自于生活，但是正如我喜欢的阿根廷作家塞萨尔·艾拉说过，阅读与观影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重要，书斋同样也是生活。我从书本和电影中感受到了生活里难以感受到的情感，比如当我看过小津安二郎或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后，日常生活里的流水、嘈杂也被赋予了美的感受。
如果说得再玄一点，我的超现实感开启于初中时的一次午休。当时全班同学都趴在课桌上休息，我睡不着，听着头顶电扇有节奏的嗡鸣，忽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为何在这里？我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人生是一场梦吗？……那一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慌，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如果没有写作，这份虚无感终究会淹没我。也许对所谓“正常生活”的怀疑那一刻开始，现实就过渡到了超现实的领域。
路魆：
在地域写作话题下对谈，我想重提一个问题：我们对地域写作的身份认同到底有多少？标签就如一纸婚书，多少会带来看不见的责任。按如今评论家的粗略归类，若我是“新南方”作家，书写沙漠大雪算不算不忠？若李唐是“新北京”作家，描摹热带海洋算不算出轨？若我们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那么开始进行现实主义层面或者强故事情节的写作，算不算自我背叛？这是令我困惑的问题，像一个束缚、心结。想问问李唐，对于写作标签，以及它与文学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有什么看法。
李唐：
地域写作似乎是近些年才开始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问题，至少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并未考虑过此类问题。相反，我倒是有意识地去规避“地域”的概念，比如我出生和长大的北京，在我的小说中很少出现指向性明显的北京元素。我想要写一种跨越地域、国家、民族之类而有某种普遍特性的小说。例如卡夫卡的小说至今仍可以打动许多读者，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我，但卡夫卡之所以打动人心绝不是因为他准确描述了“20世纪布拉格犹太中产阶级的生活与困境”，如果仅限于这一点，他不可能有穿透时代的力量。抛开这些元素，卡夫卡小说里的普遍性使我这个对他生活一无所知的读者也能够感同身受。
我想，地域不应该成为捆绑写作的符号，而是要自然而然地去体现。去写那些属于自己“不得不写”的事物，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路魆：
谈及地域写作，进而又想到世界性问题。和一个在英国生活多时的朋友闲聊，我问他在外国生活是否感到过不安。他说已经习惯，本身也是一个“世界公民”。又谈到某些现象级的作家，由于时代局的限性，如今早已被遗忘，这勾起我的一个焦虑：我们常常心怀世界，作品却很可能走不到世界去，并注定消亡。中国作品即使被翻译到国外，也不意味着能被欧美主流文学世界看见，最终只能在有限圈层里浮游。想起你最早的小说集就叫做《我们终将被遗忘》，你对作品消亡、文学传播和写作的终极意义，是否有过类似的焦虑呢？
李唐：
如果自己的文字注定会消亡，那朝向消亡的写作也不失为一种对时间的抵抗。不是也很酷吗？每个写作者都无法预料自己作品的生命力究竟有多长，这是一个过于虚无的问题。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尽力去写出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作品。作品和人的命运一样，不是人力所能把握，如果说被遗忘对作家而言是一种“失败”，那也要失败得更漂亮些。
路魆：
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里有句话：“即使是在个人的体验里面，只要一个人渐渐深入那体验的洞穴，最终也一定会走到看得到人类普遍真实的近路上。”我的体验更多根植于南方的乡村风物，而李唐是一个地道北京人，是在城市里生长起来的作者，小说形式上，接近村上春树和安部公房的融合风格，而视觉上，给我的感觉则是大卫·林奇式的，是一种城市独有的迷幻、荒诞与超现实。在城市这种宛如喧嚣孤岛般的居住结构里，你独特的个人体验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李唐：
我是一个从小就不太爱出门的人，也不是很有冒险精神。这对于小说作者而言无疑是劣势，但可能也让我对身旁习以为常的事物有更深的体会……很小的时候，我会看着瓷砖上的图案，将它们排列组合，想象出各种形象，然后用那些形象幻想一些故事。因此小时候我是班里最爱走神的孩子。直到今天，我也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枯燥，或许我的写作就源于对枯燥的补偿。如果我的生活每天都十分精彩，我也许根本不会去写作。话说回来，现在走马观花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倒是宁愿保持一点枯燥里的趣味……
路魆：
感叹一句，经过几年高密度的写作后，三十岁这年身心损耗，我的写作量不得不减半，虽然因此多了时间在外游走，但仍隐隐忧虑未来走向。写作和生活这两个看似相辅相成的活动，内在其实是此消彼长的，是在抗衡取舍的。最后想问问李唐目前的写作状态如何，以及怎么处理一旦从高强度的写作抽身后铺天盖地而来的个人价值虚无感呢？
李唐：
虚无，可能是这几年每个写作者都多少体会到的。写作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你认为宝贵的，在别人那里可能一文不值。那么究竟为何写作？对我来说写作更多的是为自己，向着虚无的反抗。其次是与他人的连接。我觉得创作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它可能不会立刻有回应，我并不知道自己写的东西究竟谁在看它们。可是，我也会想象那些文字正在被阅读着，尽管可能没几个人，但阅读还是将我们连接了起来。出书和发表就像是向大海深处掷出的漂流瓶，有缘人才会得到。当作者与读者产生心意相通的那一刻，虚无也就变得不那么严迫了。我现在正在写一个长篇，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我现在几乎不会对它抱有多大的期待，只是想尽量完成好。正如贝克特所言，写作最好的状态也许是“勤奋且无用”。
（二）李唐问路魆
李唐：
我知道你的写作最开始其实不那么“本土化”，无论是人物和场景都像是外国文学里的氛围。而这些年，你小说中的本土化特色愈加鲜明，比如新小说集《夜叉渡河》里的同名篇，聊斋故事的隐喻、民间宗教、地域文化等等都结合得恰到好处。这是你有意识的结果吗？我们都是读着许多外国文学成长起来的写作者，你如何看待自身经验与阅读趣味之间的关系？
路魆：
第一次在北京见面，我也记得你说过对运用本土元素（比如京味语言和风物）不感兴趣。我当时也是同样的态度，后来出现本土元素的运用（包括你现在写了以民国北京为背景的长篇《上京》），也引起了一些疑惑和辩证。打个比喻，自身经验像是一堆被暂时掩埋起来的炭火，因为我缺乏异国生活经验，所以烧出这堆炭火的木材呢，更多是在中国大地生长出来的；这时候，外国文学好像一阵风，吹开了表面的余烬，露出内部鲜红的炭火，让它重燃起来。我觉得阅读是为了重回自身，先打开通路，再走出去，它让我恰好看到了本土元素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这应该是一个无意识的，但逐渐明朗的过程吧，它铺开一条用西方视角审视东方文明的途径，记得残雪很久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观点。说到底，这种本土化探索还是建立在阅读外国文学带来的新鲜体验上，文化与文明成了为探索自身而要去动用的素材之一。
李唐：
虽然我对地域写作并不敏感，但不得不说，你的小说里有非常鲜明的南方特色。比如那些旺盛的植物，山林，河流，庙宇，酷暑……记得有读者评论你的小说里有某种博物学的特点，这其实是我非常欠缺的，比如对于植物我近乎无知。你觉得南方（这个概念太宽泛了，不如说你生活的地方）的那些地貌、植物、走兽对你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路魆：
我最初的写作，就像你前面说的，无论人物还是场景，都更接近外国文学氛围……至于后来那些山林走兽梦一样潜入并影响我的写作，是从辞职回乡下生活开始。我生活在出行不是很方便的村里，身边除了越来越稀少的人，更多是自然风物，我时常感到自己的孤独在大自然里是协调而恰当的，逐渐影响了小说里创造的世界。但这也带来了一点异样不安的感觉，就是每当回头再写一个不具地域特色、近似架空世界的小说时，大自然好像突然从我身上遁去了，抽空了，甚至会让我有点莫名其妙的自责呢——这是一个需要逐渐去调试的问题吧。杉本博司在《现象》里提到，人应该自然而然地生活在自然中。我觉得这种自然，不仅是指真实的自然风景，还包括自然的内在感情，一种作为人的柔软感情。
李唐：
虽然我们在文学上，乃至于网络上有不少交流，但其实只见过一面。印象中我们都是沉默寡言的人。我知道你毕业后只短暂地上过班，后来就一直全职写作。我和你不同，做过许多工作，大部分小说是打工之余写的，全职写作的时间很短。你觉得工作是对写作的伤害吗？其实不上班要比上班更需要规划以及自我驱动，你现在日常的安排是怎样的？你觉得全职状态未来可以一直持续吗？
路魆：
想起一次在新书分享现场，有读者表示她刚毕业就已经不想工作了。我当时回答，可以先工作几年看看。这么说也是出于反思吧，因为自由职业实在太痛苦，对工作的态度也很矛盾。对写作而言，工作带来与书斋生活不一样的鲜明刺激，也带来人际关系和自身怀疑造成的伤害，是一种利弊复合型的驱动力。除非这份工作为我切实地带来价值感，否则以目前自由写作五六年的状态，我是害怕再次进入职场的。但由于写作成了唯一的价值来源，我也恐惧全职状态的搁浅，如果没有新的写作计划，只能搁浅在贫瘠的孤岛上。为了抵抗写作停顿带来的恐惧，我尝试多旅行，多走动一下，借助异域经验和视角来拓宽内心自由。外面的世界是真实的，人的面貌是多样的，通过确认世界之大，来凸显自身之小，以宇宙中心主义，将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如山川草木，也许能减少一点现代性的疏离感和焦虑感吧。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不可估计的旅行花费也令人非常焦虑害怕……
李唐：
你向我提问时说，“进行现实主义层面或者强故事情节的写作，算不算自我背叛？”我注意到你用了“背叛”这个有些严重的词。我认为里面涉及到了一些写作理念与现实的纠缠。现实主义是一个很强大的传统，我从写作之初就经常听到有人评论“不够现实”“不接地气”之类，你是如何看待这类问题的？你从困扰中走出来了吗？
路魆：
这么说是有点严重……我以前有点偏执，一旦以某种理念确立写作起源，如果将它连根拔起，移栽新土，会下意识进行自我惩罚，警告这是自我背叛。所以像你说的，这涉及理念与现实的纠缠。即使融入本土化特色，我依然觉得“不够现实”“不接地气”这样的评论不会减少，它的出发点基于文学观念的差异，而不是写作题材和写作形式。本土元素的运用能以看似讨巧的手段，暂时延缓两者文学观念的冲突，不过在现实主义的强大传统面前，冲突会一直持续下去。现实主义强调的“在地性”与“当下性”，是我们在写作时不太热衷主动去确立的，如果要对这种写作的好坏进行论述，需要在另一种评论体系下进行。但这种冲突也挺有意思的，多一点硝烟味。好在，我在你身上，包括索耳那里，找到了珍贵的契合和呼应，让我仍有执笔写下去的动力，即使它最终朝向消亡。
原载《广州文艺》202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