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 | 对平台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再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命政治学的视角
对平台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再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命政治学的视角
蓝江| 南京大学哲学系
原载《阅江学刊》2024年第1期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随着智能手机以及各种智能终端设备的出现，数字化平台的应用日益广泛，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无疑正在步入平台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平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和批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和福柯等人提出的理论，即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生命政治学的角度，从历史的发生、现实的运行以及对生命治理的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并提出批判平台资本主义的路径和方式。
【关键词】平台资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生命政治学
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通过智能手机来购买商品、预定酒店、叫车和叫外卖，通过刷TikTok等平台软件来看视频和网络购物。除了个人消费层面，产品生产和大宗贸易环节也大量被数字化了，比如原材料、资金、人才、生产环节、物流、销售环节，都可以通过巨大的数字平台来开展，这意味着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和百姓生活是在一个巨大的非物质的数字化层面上运行，我们所有的活动只有换算成这个巨大的数字－流量，才能在其中找到对应的程式和应用，才能顺畅地运行下去。仿佛韩炳哲所说的算法控制的世界，正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一步步地实现。正如韩炳哲所说：“在被算法控制的世界中，人日益失去了他的行动力，他的自主性。他看到一个与自己相对立的、脱离了他的理解的设计。他遵从算法的决定，但是他无法理解这些决定。算法变成了黑箱，世界迷失在神经网络的深层层面中，而人无法进入这些层面。”韩炳哲提到的这个非物的算法世界，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平台。今天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丹·席勒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信息资本主义或数字资本主义，因为丹·席勒笔下的数字资本主义仅限于信息的数码化和知识的信息化，让这些编码的信息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具。而今天的平台资本主义显然是数字资本主义更高阶的阶段，因为在今天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普遍的数字化和编码化，而是这些数字化和智能编码被垄断在极少数资本控制的平台上，这些平台成为主宰我们社会生活和生产方方面面的中介性力量。我们直接面对面的交往和传播力在数字平台中变成了一种标准化和智能化的数据，而这种标准化的数据与其他的一般数据并无太大区别，它们都在平台制造的数字空间中按照一定的算法规则运行和游走、运算和编码、控制和分界，所有的人与物都在平台空间中变成了物体间性的关系。未来的全面智能化，必然是建立在这种基于平台的普遍的数据化基础上。所谓人工智能，并不是意味着某个智能体（如ChatGPT、文心一言等通用语言大模型）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拥有海量数据库和语料库的智能平台，将一切可以纳入到智能算法下的人与物，都转化为普遍化的数据，这些数据在算法中被打乱了，且不断进行重组，而经过重组后的数据－流量，就构成了人工智能的数据产品，而智能平台垄断的就是这种智能产品——这意味着，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上已经大幅度地进化，进入到垄断数据和数字产品的平台资本主义阶段，所以，我们今天要批判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字资本主义，而是基于智能平台垄断数据库及其算法生产的平台资本主义，而平台资本主义正是未来资本主义全面智能化的一个物质性前提。我们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命政治学三个层面对平台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平台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如何理解和批判平台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理论和观念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实践的问题。任何批判都不可能用词语的革命和观念的解放来完成，平台资本主义批判亦是如此。在林林总总的平台资本主义出现的各种现象中，近年来，从所谓的人的本质、真正的人的关系、普遍的一般智能角度来解释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文章和论著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其中的大多数论述比较多地停留在一些简单的概念上，如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奇点”论，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产消者”（prosumer），以及朱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的“玩－劳动”（play-work），这些概念部分地解释了数字资本主义的表现，但并没有揭示出平台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物质层面上的基础，即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其整个上层建筑。因此，从现象和观念层面上对平台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不充分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我们就需要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因此，对于平台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必须从一种物质基础上来抓住平台资本主义的根本。
如何来抓住平台资本主义的根本？我们可以回到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思考工业革命是如何改变时代的观念和特征的。譬如说，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人们开始言说世界历史，仿佛世界历史是一个自然地的在的观念，但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告诉我们，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历史，并不存在具体的统一的世界历史，只有地方性的希腊史、罗马史、神圣罗马帝国史、法国史、英国史，等等，历史的写作往往囿于一个地域、一个王朝或一个空间的维度来描述。只有工业革命才真正地将世界联系为一个整体。例如马克思强调：
什么是世界历史？世界历史不是某个历史学家在书斋里发明的观念，而是由于工业革命的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才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个部分基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正如马克思所说，当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之后，随着棉纺织业和毛纺织业的工作效率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商品生产的成本，从而在世界市场范围内造成了激烈竞争，不得不让中国和印度的纺织作坊丢掉了饭碗，也激化了这些东方国家的内在社会矛盾，为东方国家的社会革命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珍妮走锭精纺机不是一个纯粹英国地方性的发明，而是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明，因为它的发明，不仅创造了伟大的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也将东方世界强制性地拽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来，也正是基于这些现象，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才撰写了《国富论》。
我们同样也可以采用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审视今天的平台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更重要的是，它正在创造新的“世界历史”。由于平台算法的作用，所有的金融、物质、物流、人才等资源的配给，不再是纯粹按照世界市场的方式，而是按照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来进行配置，这样做的结果是，进入到平台算法的生产企业和商品，比那些仍然仅仅依赖于自由市场分配的商品，具有更大的优势，原先在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看来，按照货币和市场分配的世界历史，已经逐渐被平台算法引导的数据分配所取代。譬如，美国的Amzon公司，不仅仅是一家电子商务的售货平台，而是通过积极攫取大量的用户数据，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进行再分配，通过数据和平台算法分析，得知一个商品在哪个国家市场更划算，可以牟取更大的利润。按照这种算法，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已经重新再分配了，经济和世界历史的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中国的“拼多多”在海外的品牌menu，以及在海外开辟市场的希音（shein）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开拓进取的精神，也有着世界历史格局根本改变的原因。
同样，我们也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思考人工智能问题。今天，在哲学上有一种唯心主义的做法，就是将人工智能体直接视为一种与人类具有同等心智、具有同样自我意识的主体，并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特定的人与智能体之间的碳基－硅基的伦理关系。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观念——从自我意识的觉醒，从人工智能的个体化情况，完全是对人工智能产业的神秘化倾向的描述。所以，当我们思考什么是人工智能时，必须摆脱这种唯心主义的倾向，将人工智能产业放在物质生产的层面上来思考。例如，华为在发布会上提出的口号是“行业全面的智能化”，这一智能化的概念，是华为在为各家公司和产业提供基础的算法，这种算法是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黑土地”，是所有产业的非物质性的基础设施，所有产业的生产、销售、物流、管理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在这个“黑土地”上生根发芽。
在这个基础上，华为彻底从一个主导通信产业的公司，转向了智能产业的公司。例如，华为在智能驾驶技术上发力，其生产的“问界”汽车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具有几个显著特征：一是在南京市城区绝大多数主干道上，可完全实现问界汽车的智能驾驶，除了极少数复杂的路口需要人工干预外，基本上可以让智能系统“代替”人来驾驶；二是汽车的前挡风玻璃非常智能化，实现了现实世界的景象和虚拟界面的高度融合。在这个界面上，可以看到“问界”系统提供了规划好的灵敏调节的路线，坐在驾驶位置上的司机绝大多数时候可以完全不管，汽车完全自主确定驾驶策略。
其实，所谓智能化并不是这个汽车有多灵敏，也不是“问界”汽车本身具有智慧能力，而是它背后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基于5G无延迟通信的联网系统，最核心的问题是它的通信技术。这就说明人工智能系统的智能不来自于一台车的个体，而是产生于其背后的中心计算系统，而这个中心计算系统是由大量驾驶员的实际驾驶经验累积迭代形成的。智能驾驶的时候叫智能辅助，它会记录总结人类驾驶员的开车策略，并把每个策略作为数据吸收进智能驾驶系统，经过智能系统算法分析后生成智能驾驶的策略选择之一。智能驾驶的本质是其背后的算法平台，而不是所谓的具有心智的汽车。
之前人们谈到平台资本主义，首先会联想到淘宝、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其实，这仅仅是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台资本社会最初级的阶段。今天，我们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看到更高阶的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智能平台的出现是未来人工智能社会的发展关键。智能算法的平台即所谓的“黑土地”，构成了全新的平台算法的生产方式即智能算法，平台通过吸收海量的语料库后生成的数据，构成了平台背后的智能综合体，其价值在于平台吸收了全世界范围内巨量的语料库——这就是今天平台资本主义的最大资本，它们掌握了语料库和算法，拥有无可比拟的算力，并在这些技术的共同辅助作用下，形成了全新的物质生产方式，让全世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都按照平台算法的方式进行重组，也创造了新一代的世界历史。吸收语料库和借助算力的资本平台，促成我们未来的智能社会。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预计，这种智能生产方式发展的下一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步骤。但更大的变化还在后面，包括智能家居乃至制衡未来智能城市的规划，等等。这些规划不仅成为取代我们今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缩影，也是重塑未来全球各国、各地格局的推动力量。
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在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批判，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做出的贡献，他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分析资本主义的手稿，最终在这些深邃的手稿基础上，出版了影响后世的《资本论》。同样，当我们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
我们同样可以说，对当下的平台资本主义的剖析，也是我们今天去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钥匙，甚至可以分析平台经济和智能技术究竟会对我们以后的政治经济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我们不仅要看到电子商务和商业生产的数据化和网络化，而且还要看到今天的平台资本主义带来了更深刻的变革。除了前文提到的数字生产方式的出现，其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传统的雇佣生产关系，变成了现在的零工的生产关系，劳动力不再是稳定的，而是随着订单经济和流量经济的增加，生产关系越来越表现为一种临时性和外包性。我们现在或许发现了，随着数字算法和平台智能被广泛应用，导致现在的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转型，即所谓的真正的大数据经济转型。
以传统的生产关系为例，即我们习惯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提到的雇佣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直接向工人榨取这剩余价值的正是经营资本家，不论他最终能把这剩余价值中的哪一部分留归自己。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经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这种关系上的。”传统的雇佣劳动，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保障这种雇佣关系的《劳动法》。简单来说，就是基于《劳动法》，工人可以从资本家那里定期（每周、每月等）获得的工薪收入，这种定期支付的生产关系就是雇佣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雇佣关系不仅仅指的是定期的薪酬，也包括一些基本的保障，如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支付工人身体再生产的各种公共投资。在基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中，在平台资本主义社会下，这种生产关系已经遭到了较大的动摇，我们正在经历从一种稳定的雇佣生产关系，过渡到不稳定的生产关系的阶段。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到底是什么，学界并没有准确的说法，但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在今天的平台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这种临时性和零工的生产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理解平台是什么，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在其《平台资本主义》书中指出：“平台通常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而产生，并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加的数据量。现在，这种模式已经扩大到整个经济体系。”在斯尔尼塞克看来，今天的平台，例如Facebook、TikTok、Instagram、Youtube等，已经变成了一种消费主义的狂欢，所有的用户和产品都被转化为数据，变成被资本主义分析和榨取的对象。
但今天的平台主义显然不仅仅是消费层面，其实在《平台资本主义》中，作者也提到了一个特殊的平台，叫精益平台（lean platform）。“精益”这一用词，其实最早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大野耐一团队提出的思想，旨在提高生产效率，消除生产过程中各种隐性的消耗和没有附加值的行为，整个过程被丰田汽车集团视为“去芜存菁”的生产体系。后来在詹姆斯·沃麦克（James Womack）和丹尼尔·琼斯（Daniel Jones）的《精益思想》一书中，进一步将精益管理定位为：“从概念设想，通过细节设计与工程，到投产的全过程中解决问题的任务，在从接订单到制定详细进度再到送货的全过程中信息管理的任务，从原材料制成最终产品，送到用户手中的物质转化的任务。”从丰田集团的大野耐一到沃麦克和琼斯，精益思想的核心意义在于生产管理的各个方面能够降低无用的消耗，将成本控制到最低，从而提高企业利润率的管理模式。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通过大数据计算和智能算法，可以突破单一空间和单一国家之间的成本和利润率计算，从而在更广阔的平台空间中实现精益生产。例如，假设笔者有一家公司，需要进行产品的生产。在数字平台出现之前，笔者只能在某个省份或城市实现各种资源配置，实现技术、原材料、资金、厂房、劳动力、市场等空间的配置，对全过程进行管理。而实际上，平台资本主义可以将笔者公司里成本昂贵的部分转移出去，众包给可以提供更具有性价比的其他部分来完成，笔者只需要在自家公司平台上完成对生产过程的数字化管理即可。比如说，笔者公司要生产1000套被子，可以在众包平台把这个工序分成ABCD四个工序，例如，A工序可以放在越南，B工序放在孟加拉国，C工序放在印度，最后的组装D工序放在中国，最后放在欧洲和北美进行销售。这些原先需要集中在一个劳动场所中进行的生产，实际上随着平台经济的介入，让生产过程可以在不同地域之间进行重组，这就形成特有的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笔者曾在另一文中，将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概括为三个：
（1）生产场所的离散化。产业生产方式的主要生产领域是工厂、公司或者其他固定的场所，所有成员必须集中在一个场所，才能让生产有效进行下去，而产品的组合是由各个部门完成，并在工厂等场所中完成最后的组装。
（2）生产过程的分包化。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带来了极为便利的数字物流体系，甚至形成了巨大的物流网络，全球资本主义的物流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这种高速运行的物流体系为生产方式带来的第二特征是让产业分包变得更为便利。
（3）生产管理的数控化。这种数控化的生产管理的前提是，全球所有的生产部分和销售市场的数据化，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于大公司而言，谁能够掌握更多的数据，更有效地分析生产、市场、物流、金融等方面的数据，谁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对于数字时代的企业而言，与其说他们在不断地建立产业生产，不如说他们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数字平台，让自身在数字界面上平台化，从而更多地垄断数据。
可以看出，随着生产场所的离散化，生产过程的分包化和生产管理的数控化，让我们看懂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诞生，与以往资本主义的雇佣生产关系相对应，可以称之为平台资本主义下的众包生产关系。相对于雇佣生产关系，众包生产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1）资本家和雇佣者之间是临时的众包关系，其结算薪酬的方式不再按照特定时间来计算，如按月计算，而是更简单的日结或单结。都是一单一个价钱，或干一天多少钱。这让资本家在处理自己的订单业务上更加灵活，如在没有接单情况下，资本家与这些众包工人之间没有雇佣关系，而只有临时在大量业务单需要生产时，才结成临时性的众包关系。
（2）由于是临时性的众包关系，之前资本家需要为雇员承担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也随着雇佣劳动关系的解体一并消失了。在众包的劳动关系中，资本家不需要为众包工人支付五险一金，不需要特定的年度奖金激励，也不需要业绩考核，总而言之，资本家在众包劳动关系中抛弃了他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3）由于资本家不再承担雇佣劳动关系的社会责任，其直接结果是承担众包劳动的工人的生命的风险化，在之前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风险是由资本和公司来承担，而在众包劳动关系中，在工人与资本家平等的名义下，这些风险被无偿转嫁到所谓的“自己做老板”的众包工人身上，工人以为自己是接活的劳动，结果成了不断被算法推着运转的“小白鼠”，原先在雇佣劳动关系下还有八小时工作制保障的生活，现在变成了全年无休的状态。
英国导演肯·洛奇（Ken Loach）在2019 年导演的电影《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就演绎了这样一种众包劳动下的快递员里奇·特纳（Richy Turner）的悲惨境遇，在特纳注册并登录了一个快递平台后，他不得不自己贷款买了辆卡车跑业务，结果发现自己深陷于无穷无尽的快递“泥淖”之中，他全年没有办法休息，甚至不能辞职，因为他自己就是“老板”，而他也无法退订业务，因为那意味着支付他一个穷人无法承担的赔偿。特纳是整个众包劳动关系下的一个缩影，也体现了以精益管理为名的平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残忍之处，他们让原先还有工作和休闲之分的雇佣劳动工人，变成了彻底无眠无休的劳动着的“小白鼠”，成为众包劳动关系下不得不随着平台算法运转的身体——这就让我们走向了平台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批判：生命政治学批判。
平台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学批判
对于众包式生产关系，实际上在福特制后期，即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崛起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当时，这种生产模式被命名为“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制度，对当时的生产企业来说，对劳动力、资金、地租等资源的灵活使用，是为了便于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也就成了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例如，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享有盛誉的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其著作《没有面目的人：新资本主义之下工作的个人后果》一书中，就曾经指出这种弹性的后福特制生产模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弹性专业化的必需要素我们也已耳熟能详。弹性专业化和高技术相适应；得益于计算机的存在，工业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重新编程并安装。现代通信速度很快，这也有利于弹性专业化的发展，因为公司在弹指之间就可以获得全球市场的数据。此外，这种生产形式需要迅速决策，因此适合小型工作团队；相比之下，在大型的官僚阶层金字塔中，决策脚步则可能放缓，因为文件必须上达高层，得到总部的批准。这种新兴生产过程中，人们必须意识到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需求来决定机构内部的结构，这是占比最重的前提。只有具备所有这些市场反应的要素，人们才能够接受决定性的、破坏性的变革。
在桑内特的描述中，由于现代化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展开，企业的生产需要更大量的全球市场的数据，在数据的引导下，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势必会随之发生变化。企业不再需要长期固定在某些岗位上从事千篇一律工作的员工，而是需要“小型的工作团结”，来解决传统公司中普遍存在的官僚科层制中的臃肿和拖沓的问题。而小型团队在决策上也更为灵活，更符合变化的市场数据而做出决定，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不过，桑内特的“弹性后福特制”虽然解释了这些小型团队的灵活性，但他没有说的是，这些小企业团队本身的薪资和人员配备也必然是灵活的，大公司不为这些小型团队承担风险，而是将企业风险和债务直接交付给这些所谓的“更为灵活”的团队，从而掩盖了这种小型团队随时可以被高度算法化的市场所吞噬的现象。但对于企业来说，由于风险下移，他们可以更加惬意地从这些零工化和众包化的小型团队身上榨取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
所以，在平台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那里，弹性生产和平台众包不仅让企业充满灵活的可塑性，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秩序，也可以根据后台数据的算法来随时调配各种资源。但对于接受众包任务的小型团队而言，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按固定时间获得自己的薪资收入，也不能无风险地面对各种任务，而是被弹性化的生产无情地抛入了不稳定的生产之中。在平台资本主义时代，这种不稳定的生产和销售，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常态，因此，每个接受众包任务的个体或团队，必须让自己在这种变化的世界中存活下来。对于资本家而言，那些能够在众包平台竞争中存活下来的“成功地销售了自己的才华”，产生了“普遍大众战胜专家”的神话，但这些平台企业，关心的却是“链接起来的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人才，集结成的群体智慧”。但实际上，平台资本主义关心的并不是这些所谓的“人才”的风险与生存，而是所谓的“集结成的群体智慧”，这种智慧已经成为了当代平台资本主义攫取利润的重要基础，用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等人的话来说，这些东西就是非物质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正如奈格里和哈特所说：“这就是固定资本，是一台诞生于社会合作智能的机制，是‘一般智力’的产物。虽然资本榨取了生产劳动的剩余价值，但我们不应忘记在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生产的活劳动的重要性，活劳动实际上潜在地肯定了自己的自主性：没有活劳动就没有算法。但算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说，与雇佣生产关系关心的每一个个体的劳动力不同，平台资本主义关心的向来是被整合在一个巨大智能机制中的一般智力，至于个体在其中的地位和生存状态，并不在平台资本主义的考量范围内。如果将这个逻辑反过来理解，也就意味着处于众包生产关系中的个体，唯有当自己变成一般智力的一部分时，他们才能在平台资本主义之下活下去，否则，他们连变成活劳动的资格都没有，连遭受资本家剥削的资格也没有，他们就会变成朝不保夕的人，成为不稳定的众包生产下的牺牲品，即流众（precariat）。
这让我们必须转向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学的批判。生命政治学批判是法国思想家福柯晚年提出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福柯在法兰西学院作的“必须保卫社会”“领土、安全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等主题讲座中，提到了生命政治学的概念。不过在“领土、安全与人口”主题讲座中，福柯意识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治理技术，已经不再是滥觞于18世纪的规训技术，而是一种以主体自我治理为基础的安全机制。新的生命政治的权力，不再是用权力剥夺人的生命，从而用死亡制造恐惧，而是用一种内在的规范来约束每一个个体，让其成为社会人口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使人活”的权力，“它围绕肉体，产生个人化的后果，它把肉体当成权力的焦点来操纵，它必须使这力量既有用又顺从。”而在今天的平台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被权力作用的人，那种“使人活”的生命政治权力，创造了一种新的规范，即在固定的一般智力下不断劳动的生命，让生命不断地依照“使人活”的生命政治权力的规范运转下去，这就是韩炳哲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提出的概念——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台资本主义创造了用算法和数据凌驾在人类生命之上的社会模式即功绩社会，在功绩社会下的个体，为了不至于变成衣食无靠的流众，就必须在平台算法制造的算法标准下不断地劳动……在他们的劳动中，没有监工，甚至没有人在一旁督促他们劳动，让他们不断地劳动，甚至无眠无休地劳动下去的，是一种生命政治的权力，一种变成算法数据的功绩主体的自我治理技术。韩炳哲说：“功绩主体同自我抗争，从而陷入一种毁灭性的压力之中，他必须不断超越自身。这种自我剥削，伪装成自由的形式，并以死亡为终结。精神枯竭便是这种绝对化竞争的后果。”
因此，在平台资本主义下的主体，那种在众包生产关系下踽踽而行的生命政治的身体，已经彻底被平台算法的治理机制所穿透，他们用KPI的指标、规范化的行为，让所有主体都变成了与平台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相适应的用户。今天平台资本主义下的生命，并不是诞生于存在主义的黑夜之中，因为在存在主义那里，还有抛入世界的大地，我们在大地的地面上还能筑就暂且偷生的家园，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种虚无——人的存在价值，已经被算法和数据掏空，他们的身体已经被手机和电脑屏幕所悬搁，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空洞的躯壳，在那里，或许可以听到鲍德里亚的声音：“再没有舞台，甚至没有最底限幻觉，让诸多事件可以具有现实的力量。”因为人类只能变成具有算法价值的用户，才能继续在平台资本主义的幻象下生存，甚至只是找到生存下去的幻觉。
的确，生命政治学的批判是一种诗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并不在于让人们可以找到更适应平台的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技术，在镇痛剂的作用下可以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韩炳哲在这方面是深刻的，“生命在这里完全僵化为苟活，生命越来越苟活，人们也就越来越怕死。”在生命政治学批判的意义上，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苟活，也不是镇痛，而是重新在被算法和数据架构的平台资本主义世界中，重新找到生命的温度，在被算法价值和KPI贯穿的苟活的众包生产关系下，找到让普通人的生命可以立足的共享平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