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死结
一 出局,换帅 北京时间2024年1月22日,中国男足国家队在亚洲杯小组赛第三轮中0-1不敌卡塔尔。一天后,叙利亚1-0小胜印度,而巴勒斯坦以3-0的比分战胜港队。这两场比赛的结果直接宣告国足无缘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额,以三战零进球的战绩从亚洲杯出局。 这一结果再次引发了球迷和媒体对中国足球出路的讨论,其中对男足主教练亚历山大·扬科维奇质疑的声音从未停止。1月3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了足协最新的选帅名单,前巴西国家队和广州恒大主教练斯科拉里、山东泰山主教练崔康熙、前伊朗和阿曼国家队主教练伊万科维奇等诸多名帅赫然在列。如此看来,扬科维奇继续担任国足主教练的日子似乎不会太长了。 选帅,上任,稍有起色,战绩滑坡,换帅,再次选帅……这样的循环在男足国家队的身上反复上演,从未停止。 换帅是否能够解决国家队的成绩问题?中国足球的死结又在何处? 让我们先把国家队的成绩问题放在别处,通过更多不同的视角全面地看待中国足球身上的种种现象。 二 关于社会关注 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受众群体的庞大,决定了足球的高曝光度。而在中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除一部分固定的受众之外,其他偶尔关注足球运动的观众大多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本国国家队而不是联赛身上。 这导致中国男足国家队得到了其他任何一支国内球队都不会得到的高度关注。而这部分观众关注的重点大多集中在男足国家队比赛的结果上。除此之外,他们并不会关注欧洲五大联赛,对本国的各级联赛也鲜有关注。很多人甚至不了解国家队没有固定的人员名单,而是从各大俱乐部中进行征召的现代职业足球国家队选拔制度。而这部分观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信息搬运者鱼龙混杂的各大社交平台以及以吸引流量为目的的各种网络自媒体。 结果是中国男足得到的关注度和曝光度完全不成正比。每逢国家队比赛日,对中国男足进行讨论的声音铺天盖地,真正地反映了客观情况的信息源却少之又少。不明所以的讨论者们并不了解也不关心中国足球复杂的的现状和生态,于是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国家队的比赛结果上。在在一个网络高度发达、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的现代社会中,如此现象的出现是不可思议的。 在人数众多的关注者当中,不乏以贬低男足国家队赞美女足国家队的声音。2023年8月1日,中国女足在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末轮1-6惨败英格兰女足,无缘出线。赛后第二天,英国媒体《卫报》就此发表文章。谈及眼下女足运动在中国的现状,《卫报》记者WilliamBi表示,中国女足是用来抨击男足的工具,而不是广泛参与的运动。 对于通过女足矮化男足的现象,以王霜为代表的中国女足运动员们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的反感。这种行为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女足国家队地位和受关注度有实质性的提高。在此类讨论中,不论是男足国家队还是女足国家队都没有被当作具体的某支队伍来看待。他们和她们,都只是抽象的、平面化的符号,真正的作用是煽动性别对立。这种行为除了窄化人们的眼界以及扩大性别对立的闭环之外并无太多用处。较之中国男足,如是的伪女权或许才是女权运动的敌人。 回到足球。中国足球的死结是自上至下全方位的。至于国家队三战零进球从亚洲杯出局,这一战绩仅仅是一系列问题的结果,而非原因。而我们也大可不必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国家队的质疑上。 三 短命的职业俱乐部 2024年一月,2023赛季中超联赛的两支降级球队大连人和深圳相继宣告解散。在很多大连球迷眼中,大连人所继承的是实德时期大连足球的血脉。深圳队则是中超元年的中超冠军。另一支传统豪强广州队,本来因联赛准入问题走到了解散边缘,却在短短几天内奇迹般地起死回生。 近年来,每年的年初和年末均有大量中国俱乐部宣告解散。其中有江苏队、辽宁队一样沉浮多年的传统劲旅,有天津天海、河北队一样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像大连千兆、江苏盐城一样鲜为人知的中小球队更是不计其数。无数的名字来了又去。职业俱乐部频繁地成立和解散使得国内联赛极度不稳定。 “哀悼”主队几乎成为了中国球迷的特色节目。数据显示,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平均存在时间仅为14.53年。即使中国足球职业化后只有三十年的历史,这一数据也是骇人的。为什么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如此短命? 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是中国足协长期以来的转播分成制度,其二是俱乐部自身在运营过程中对球迷社区的忽视。 关于转播分成制度,不同于欧洲联赛,中国足协和中超公司每年都以不低的比例对中超联赛的转播收入抽成。而意甲联盟、德甲联盟等欧洲联赛的运营集团,其作用仅仅是维持联赛的正常运营,真正得到转播收入的主体是组成联赛的各大俱乐部。 足协和中超公司的抽成使中超俱乐部失去了一大盈利来源。每家中超俱乐部每赛季得到的转播分红只有区区几百万人民币。对于职业足球的经济体量来说,这笔分红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足协和中超公司没有放弃提成这笔厚利的理由。 同时,众所周知,若干年前,足协将中超16支球队的球衣赞助合同全部承包给了耐克公司。中国俱乐部通过自主寻找球衣赞助商来盈利的道路也被堵死。由此,中超俱乐部实现自负盈亏从根本上成为了不可能。 关于球迷和俱乐部之间的关系,与欧洲联赛不同,中国的足球俱乐部在运营中更多地受到资本或政府控制,而不是归球迷所有。球迷只是去现场或在转播中收看俱乐部的比赛,关注俱乐部的新闻,却与俱乐部的日常运营全无关系。“球迷是俱乐部的基础”“俱乐部的主人是球迷”这样的概念在中国更像是球迷群体的一厢情愿,却并不符合现实情况。 尽管中性名政策已经出台三年,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本质却仍然是企业队。控股企业的老板是俱乐部的运营者和主人,同时有权决定俱乐部的生死。投资足球或是企业一时兴起的行为,或是想要借此提高企业知名度,又或是为了洗清企业的一些不可见光的资金收入。不管一家企业是出于何种原因决定进入足球市场,当企业陷入危机,或者企业老板决定不再参与足球,便随时可以决定撤资。当一家中国足球俱乐部失去了作为衣食父母的企业,其命运大概率是就地解散,然后留下众多一边寻找下家一边讨薪的职业球员。 会员制俱乐部或许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目前身处中冠(中国第四级别联赛)的陕西联合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完全靠球迷群体养活的会员制足球俱乐部。但就像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及的,中国足球俱乐部盈利的方式实在极为有限,完全无法实现自负盈亏。陕西联合的球迷和运营模式值得尊敬。可是在恶劣的大环境下,它更像是荒漠中的乌托邦,沙漠中的孤岛。 一家俱乐部成立,短期投资,短短几年内其背后企业陷入危机,老板跑路,俱乐部解散……在中国足坛,类似的故事几乎每年都在发生。长此以往,青训体系的发展也出现了停滞乃至退化的现象。 一方面,大量俱乐部的解散使职业球员失业成为家常便饭。职业生涯中经历过三次以上球队解散的球员不在少数。失业球员中,足够出色的那些往往可以很快找到下家。而那些较为平庸的则不得不面临失业,甚至就此退役的风险。如此的大环境让职业球员成为一份不稳定且极容易遭到欠薪的工作。大部分家庭无法承受这样的风险,所以不愿让孩子们进入职业俱乐部的梯队。 另一方面,职业俱乐部的短命使青训体系的建立难以为继。当俱乐部一线队走向解散,其梯队往往也难以得到保留。像山东泰山一样坚持做好青训的中国俱乐部少之又少。 * * * 以上文字一律可被视作废话。我之所以会写下它们,目的是让本文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客观的分析而非一通主观的胡扯。不管这样的伪装有没有成功,下面的话才是我真正想说的。 四 世界杯情结 对于国际认可度高,自己却得不到的奖项,中国人往往会暗中心生向往。比如诺贝尔奖,比如世界杯。 距离中国男足上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世界杯正赛已经过去22年。如今,每逢世预赛即将开赛之际,从普通球迷到马德兴和刘建宏们,无一不对国足再次杀入世界杯抱有期待。而最后的结果总是令人大失所望。 大失所望之后,从普通球迷到马德兴和刘建宏们,约定俗成地,又会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足球要怎么样才能发展,才能进世界杯? 这个“怎么样”,无非包括要怎么做,制定什么计划,实施什么政策,学日本还是学韩国。以及,这次该换哪个教练了? 仿佛我国足球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进世界杯。 和我国其他的体育项目一样,足球在我国是一份产业,一个项目,一种事业。在“发展”它的过程中,人们喜欢制定大政方针并实施,就像发展其他任何一个领域一样。 关于体育精神的定义是模糊的。但无论如何,真正的体育精神在我国很少能被感知到。中国的体育精神更近似于冠军精神。这种精神往往由一个群体定义——平时不关注体育,每逢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却化身我国各支代表队拥趸的“中国体育迷”们。该精神被他们创造并发扬光大,并对中国足球影响深远。 尽管如此,我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足球有其特殊性。影响它的要素过多,它涉及的领域又过于复杂。同时它又是如此挑剔——五年计划和冠军精神本来屡屡奏效,到足球面前却忽然失灵了。 原因在于足球不是一项独立的产业。产业是狭隘的、清晰的、单一的,而足球却是宽阔的、模糊的、不受任何定义的。我国人民喜欢借发展产业的方式生搬硬套,功利地建设足球。这种方式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好比在很多人的思维定式中,世界杯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本国联赛,国家队要先于俱乐部,俱乐部存在的意义是为国家队服务。而正确是排列顺序恰恰相反。人们热衷于去摘蛋糕顶端的樱桃,却撞翻了蛋糕本身。 足球体系的建立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中国足球职业化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很多人的观念仍然停留在职业化之前,在头脑中保持着两点一线式的简洁。 足球不是一项产业,而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一种借题发挥的文化现象,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一种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行为或生活方式是不能被“发展”或“学习”的。文化不同,孕育的足球也不尽相同。所谓的打法和技战术只是皮毛,真正的足球风格往往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角落,被日常的行为所影响。在我们眼中的足球“强国”,足球“强国”这样的概念并不存在。 或许只有当我们不再提出“中国足球要怎么样才能发展”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足球才会真正在中国走上正轨。 五 最后几句 关于中国足球的问题,不论从哪个单独的角度出发,都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从而回避真正的问题。要看到真正的问题,或许只有一个视角是可信的——跳出足球本身的局限,站在更广阔的文化视角上看待足球。 足球文化往往是一体的。90年代是中国文化最开放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足球最辉煌的时期——这一现象或许并非巧合。9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独特的。它不同于当代中国文化,更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 足球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团队。但这种团队精神绝对有别于集体主义。它所强调的是热情、自发、反功利、即兴、反对克制、向往肉感和形而上的统一,同时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底色,并且排斥一切形式的整齐划一。不论是当代中国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足球所代表的气质似乎都不那么兼容。 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之间有优劣之分,但的确证明中国足球的问题远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加复杂、更加深远。对足球的改造将会是漫长而困难的,尤其是当它更深入地涉及到观念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