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里戈·布兰科·卡尔德隆｜《巴黎的疯子》
【罗德里戈·布兰科·卡尔德隆（Rodrigo Blanco Calderón，1981— ），委内瑞拉的一位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他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夜》（The Night）就为他斩获了2016年的巴黎左岸奖、委内瑞拉评论家奖和2019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双年奖。他的《同情：一部小说》（Simpatía: A Novel）将在2024年3月出版。《巴黎的疯子》（The Mad People of Paris）收在他2022年出版的《牺牲：故事集》（Sacrifices: Stories）中，并为赢得了2023年的欧·亨利小说奖。】
巴黎的疯子
[委内瑞拉]罗德里戈·布兰科·卡尔德隆｜作 [英]托马斯·邦斯特德｜英译 沈玉麟｜中译
2015年11月23日，巴塔克兰大屠杀[1]发生的十天后，我抵达了巴黎。
巴黎人把他们的悲痛当作一条无形的披巾披在身上。那些日子的沉默，犹如这悲痛的氛围织成的围巾，紧紧裹在了当地人和我们这些外国人的脖子上。
“是啊，今年冬天特别冷，难道不是吗？”我提起这件事时，拉乔太太用她那简洁含蓄的西班牙语说道。
乘坐地铁时，你的这种感觉就变得更加强烈了。地铁里面没有人说话，连婴儿都不哭。那些可以带上公共交通工具的狗狗也一声不啃。
我为自己租的公寓位于巴黎南部，在一个名叫克里姆林-比塞特的郊区。我所在的大学在北部的蓬图瓦兹，坐地铁去到那需要一个半小时，有时是两个小时。但全程我听不到任何对话，一句话都听不到。
在地铁上说话的人不是疯子就是醉汉。
提到醉汉，他们往往聚集在站台的尽头，大多都是俄罗斯人，红扑扑的脸上有干裂纹，就像建筑工地上剩余的砖头似的。
那些疯子呢，他们一直都很孤独——每个疯子都与自己大脑中那众多的声音连接在一起。
这所大学和其他大学一样，没有什么不同。我在语言、词典和信息学实验室担任客座研究员，工作期限一年。我从事的研究是计算机科学在语言学问题上的应用，根据我在寻找国外实习机会时所查到的情况来看，这个实验室是我所在研究领域中最先进的研究所之一。但我的同事们都跟没有被编说话程序似的，每天早上见面时只会冷冰冰地、准时地说一声“早上好”。
当然，我那不标准的法语也帮不了什么忙。
唯一让我一吐为快的机会是在周三和周五，那时我会去索邦大学上夜校，学习“法国语言与文化”。这门课下午6点结束，我们中的一些人有时会去蒙帕纳斯街的一家咖啡馆。我和一对韩国夫妇、一名荷兰妇女、两名阿尔及利亚人都是那里的常客。我们的通用语言是英语。我们会坐下来聊上一个小时，然后各奔东西。
然后回归沉默。
我会步行到瓦万地铁站，不回家，而是坐4号线往圣米歇尔方向走。我的脚步会不知不觉将我带到心之归宿街9号。我会站在纪念牌匾前，在那曾经被称为“垮掉派酒店”的地方再次读到那些传奇客人的名字：“布里昂·基辛[2]、哈罗德·诺尔斯[3]、格里高利·卡索[4]、艾伦·金斯堡[5]、彼得·奥洛夫斯基 [6]、伊恩·索默维尔[7]、威廉·巴勒斯[8]。”
我会试着猜测伊恩·索默维尔和威廉·巴勒斯当时住哪一间房。这位刚从伦敦回来、荣光焕发的计算机科学家，正是在此陪着比他年长得多的那位作家戒毒，后者曾无数次戒毒，每次都跟在炼狱中一般。
做完这样的短途旅行，回家的路上我往往会感到非常沮丧。在地铁里我想过，如果我开始大喊大叫，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从我的外表来看，人们可能会误以为我是伊斯兰教徒。但我确信，会像事情正常运转时突然受到干扰所出现的情况一样，这样的事情我见多了。最终，我那奇怪的行为会被巴黎人惊人的不为所动掩埋掉。
还有些时候，我想过放弃我的博士论文，将精力放在开发一款软件上，用它来处理那些健谈却落魄的巴黎人的语言。我设想出一个神奇的接口程序，可以传输他们正在发送的信息。我幻想着自己的发现会产生什么效果：巴黎的居民会发现他们面对不同的孤独时是多么相似。最终的结果是全球的人兄弟般地拥抱在一起，甚至可能一同狂欢。
显然，我很沮丧。没过多久，就感到阵阵恐慌。
或是一些相似的感觉，因为它们从不盘旋着出现的。正如博格丹后来解释的那样，最严重的恐慌发作时恰恰是那个样子：一种无限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但这种感觉从未完全溢出。没有人会对此有所反应，这时你开始以为自己是真的疯了。
某个周三，我想大喊大叫的冲动越来越难以控制。我坐在地铁车厢里，地铁在开往圣米歇尔。阻止我大吼大叫的是地铁一扇门上潦草写着的一句话：
Parlez vos voisin! （和你的邻居说说话！）
写下这句话的人一定是个圣人，或是一个被逼到绝望的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我向右看去，看到一个男人，一个英俊碧眼的高加索人，看起来五十多岁，穿着时髦。他正忙着使用电话。我再次看了看那句话，以确保我遇见它是命运的安排，我脑海浮现出一个指令：“和你的邻居说说话！”
我准备用上初级法语中的一个短语，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一句礼貌用语。但我转身面对那个男人时，一时又开不了口了。他仍在看自己的电话，他那只闲着的手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具体且相当可怕的活动。
车里的其他人似乎没有注意到。
我看着他，感到既厌恶又着迷。男人在用中指挖鼻孔，然后又直接把中指伸到嘴里。有时他会把它放在舌头上。或者把从鼻孔挖出来的残留物粘在他的一颗门牙上。你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很喜欢那种味道。他继续做着他的动作。
他在圣日耳曼站下了车。就在车门快要关上的那一刻，我也跟了下去。
从车站出来，我看到那个人朝着双叟咖啡馆所在的街角走去。我远远地跟着。他很快就走进了名叫“书页泡沫”的书店。我假装想看一看到店的新书，也跟了进去。他一直走到书店最里面，然后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往回走；书虽然很厚，但封面不超过半张纸大。我没能看到封面的书名或是作者名。他付了钱就出去了。我等了几秒钟才继续跟着他。我看见他穿过林荫大道，往南边走去。他沿着波拿巴街走去的时候，人行横道上的步行标志亮了起来，然后我就跨着大步追上了上去。
那人走得很快，一下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穿过狭窄的人行道，就来到了圣叙尔皮斯广场，这里是宽敞开放的空间，中间有喷泉，远端是宏伟的教堂。这些都是我以后要学习的地标名称和坐标。此刻我一发现他登上教堂台阶，就匆匆追了上去，才不顾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一进教堂大门，教堂内部的深邃之美立刻震撼到了我，就好像一池的水悬浮在高处。虽然不知道是何缘故，我顿时就有一种深深的内疚感。就好像教堂中殿那哥特式的凹顶翻转过来，刺穿了我的胸膛。
我看到了那个人，他跪在一个牧师前面的一张祈祷凳上。他们位于玻璃屏风的另一侧，玻璃屏风将他们与过道隔开。
我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自己看到的是忏悔室，它看起来就像是银行经理的办公室。
我仍然保持着距离，沿着过道走去。
我花了很短的时间看了看中殿的主祭坛、侧楼梯以及所有的屏风与装饰。然后绕过祭坛的后面，走到另一条过道上，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圣母堂。
我坐在摆在周围的一张小椅子上。
圣母玛丽亚的雕像框在大理石柱内。她怀里抱着一个男婴，脚下踩着一条蛇。她站在一个代表地球的球体上，脚下的蛇被夹球体和她的一只脚之间。球体从熔岩流中半突出来，熔岩流好似要从框柱边缘溢出。但事实并非如此。圣母玛丽亚似乎通过她那完全无暇的脚的重量，既固定住了蛇，同时也把她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石头，从而阻止了那想吞噬世界的邪恶。
这个画面给予了我力量，但同时也让我困惑。我在想：如果圣母玛丽亚抬起脚，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一时忘记了那个男人，低下头轻声祈祷，然后哭了起来。
至于我看见的那个男人，原来他名叫博格丹，两周后我在圣叙尔皮斯教堂里又见到了他。后来我发现，当我一晚又一晚回到那里，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他时，他却去了不同的教堂。我发现，教堂是他两大爱好之一。他的另一个爱好是僵尸，是与僵尸有关的一切。
在教堂里，博格丹做了忏悔。他不是天主教徒。他对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有感到愧疚，但这种愧疚也没让他内心那么沉重。他是罗马尼亚人，但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西德。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他回到罗马尼亚，成了金融服务业的先驱。他赚了很多很多钱，随后又得到三个孩子和两个孙子。他做出了许多牺牲，推迟享受生活，但就在退休之际，也就是终于能够和他心爱的妻子一起享受生活的时候，她却去世了。
现在，她去世也有一年多了，他觉得努力快乐才是他的责任，而且他有资格做他想做的任何事。
除了罗马尼亚语，博格丹还懂英语、俄语和德语。但他一直想学法语，因此他决定在巴黎待上一年。他在网络上修了一门线上课程，每节课结束后，都会出去实践一下，可他没有想到——巴黎人这么沉默，这是任何语言学校或大使馆都不会告诉你的问题。
他一直面临着这么个挑战。有一天，他参观了该市众多教堂中的一座，偶然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走进忏悔室是练习法语的绝佳机会，因为牧师别无选择，只能听他一言一语地讲。而且，与心理治疗不同，忏悔是免费的。
现在牧师已经了解了他，甚至开始纠正他的用词和发音。
“我的法语进步了很多，”博格丹说，“哪天你也去试试看。”
我们在圣叙尔皮斯广场对面的市政厅咖啡馆一起喝了第一杯啤酒。
为了不被引起怀疑，博格丹避免每两周多次去到同一座教堂。而且他给每个牧师讲的故事也不同。确切地说，他每次讲的都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的变体或分支。为了避免混淆，他还有一个笔记本，他每次都会把自己要说的话记在上面，还记下一些基本的坐标，牧师的名字啦、教堂啦、忏悔时间啦，自我惩罚啦。
“你的那些故事都从哪里来？”我问道。
“来自我的小说。”
在这段新的生活里，博格丹决定实现自己的另一个抱负：成为一名作家。这些小说，或者他所理解的小说，都是基于他自己的生活来写的。这样一种平静的生活，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被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打断了：僵尸袭击[9]。
“很明显，我在忏悔时从不谈论僵尸。但我确实设法让人感觉到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我也逐渐明白，这正是一部好小说：僵尸袭击总是迫在眉睫，但从未真正发生过。”
那个时候，博格丹正在创作一部以当今巴黎为背景的小说，展现了巴黎一贯的生活乐趣，但也充满了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如今的巴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笼罩在该市第一任主教圣丹尼斯那长长的阴影下，博格丹更认为圣丹尼斯是基督教时代的第一具僵尸。我不知道博格丹是否写完了他的小说。事实上，我不确定他是否真正写过这个故事。但他确实带我看了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面画着那个被斩首的圣人将自己的头抱在胸前的可怕画面。还有一次，他带我看了巴黎圣母院那尊镶嵌雕像，还有苏珊-布伊松广场的那一尊，主题都相同。我还和他一起去塞纳斯山街走了三英里，据传说，圣丹尼斯双手抱着被砍下的鲜血淋漓的头，走了这三英里，然后倒在了他们建造教堂的那个位置，大教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此外，历代的法国君主的遗体都埋葬在那里，从克洛维一世[10]到路易十六[11]和玛丽·安托瓦内特[12]，法国最后两位的真正君主——博格巴说，我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也是被斩头的。
博格丹的探索不仅仅局限于巴黎。他还走遍了法国各个角落的教堂。但他从来不邀请我和他一去，有时他说都不说一声就走了，出去两天或是一周。
我会因此感到绝望。
一开始，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或者只是消磨时间，我听从他的建议尝试了一下。我去了圣叙尔皮斯教堂，也去了圣塞弗林教堂。做忏悔时，我改编了索默维尔和巴勒斯的故事：博格丹是一位摩洛哥诗人，康复中的酒鬼；我呢，仍是一个从事语言学工作的拉丁美洲计算机科学家。他和我合作的不是臭名昭著的梦想机器，而是“克里姆林-比塞特项目”。当我试图解释该项目软件的工作原理时，牧师们开始诡异地看着我，仿佛我来自外太空。那一刻，我选择放弃了伪装。
这个项目的名称还是拉乔太太无意中给我的灵感。那一天，我想要大喊大叫的冲动非常强烈。我想起了那句涂写在地铁车门上的咒语“Parlez vos voisin”，于是乎，我敲响了拉乔太太的门，她是我的房东，也是我的隔壁邻居。
我提起这个话题时，她说：“哦，是的。我们法国有着悠久的疯人历史。”
我告诉她，这个城市里，尤其是地铁上，有那么多精神备受困扰的人，真是让我震惊。
说到这里，她解释了我们所在社区的名字，又或者是一部分名字的意思。如果你沿着雷克勒将军大道往前走，就会来到比塞特医院[13]，那是最古老、最具历史意义的精神病院之一，那里也曾一度是座监狱。就是在那里，路易十六下令把全巴黎的流浪汉和乞丐都关起来。
“那克里姆林有什么渊源吗？”我问道。
“哦……我不知道。”她说。
我刚才给出的信息就写在那家医院外的一个石板上，旁边还有一张医院大楼的地图，然而，我发现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事实：1792年4月17日，正是在那里，在比塞特，断头台首次被用来做审判。
我立刻就在脑子里想，当我把这个新事实告诉博格丹时他会怎么说。然后我脑子里一直都是他不断回绝的情景，于是我决定什么都不跟他说了。
他不在时我赌气隐瞒了这事，后来就完全忘记了。我对巴黎的精神病院感兴趣，唯一的证据就是这刚刚开始的内在生活，可就在他打来电话的那一刻，我立刻放弃了。尽管如此，这种生活逐渐改变了我的博士命运。
一天早上，我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名为《克里姆林-比塞特：城市的身份》的书，作者是M.L.费尔南德斯。作者解释了这座城市名称的由来，他首先解释说，比塞特医院的发音因为时间久远而不统一，可以追溯到温彻斯特主教——蓬图瓦兹的约翰[14]，他于1286年得到该地区作为封地。另一方面，“克里姆林”是伟大商业战略的一部分。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在俄罗斯战役后溃不成军，回国后大批退伍军人躲进了这家医院。为了吸引这些退伍军人，当地一位颇有商业头脑的酒馆老板便想出开一家名为“致克里姆林宫中士”的酒吧的主意。随着酒吧知名度的上升，该名字最终扩展到了这座城市整个外围地区。
在这几个月里，其他一些信息也陆续浮现出来，它们连接起来，短暂照亮了笼罩在迷雾中的标志系统。
博格丹身上有问题。
但是，当博格丹出现在我的公寓里，不怎么问我同不同意就带我到圣伯纳码头可以俯瞰塞纳河的地方跳萨尔萨舞[15]，我的这种预感能引起什么兴趣吗。如果他能在我们跳完舞后邀请我到阿拉伯世界研究所的露台上喝酒，在春天看到巴黎的景色，消除我所有心中的恐惧，我要如何解决这个法国已成算法的问题？
然后在五月的某一天，博格丹宣布他即将要离开。他想花几个月的时间去看看法国北部的教堂，然后再去比利时。
我不想跟他道别，他也没有坚持。我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哭了一个星期。然后回到现实中，将自己完全放空，脑子又回来了。
拉乔太太还以为我出去旅行了。“你脸色很苍白，年轻人，感觉还好吗？”
“是的，拉乔太太。什么都不用担心。”
“你的朋友，那个俄罗斯人，留下了这个。”拉乔太太说着，递给我一个包裹。
我打开包裹，认出了那本厚厚的书。原来是《巴黎圣母院》。
我说：“他不是俄罗斯人。”
拉乔太太的回答完全把我给搞糊涂了：
“他当然是俄罗斯人。”她笑了笑，好像原谅了我的单纯。
那天我带着这本书去了大学。
他没有在书上题写任何献词，只在导言中的一些句子下面划了线，内容都与教堂哥特式建筑和巴黎圣母院的修复有关。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也许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在跟踪他？拉乔太太的答话有什么深意吗？
我开始研究起来，很快就确定了巴黎圣母院的一些历史背景；要是有人决定为我的项目投钱，这些背景资料也将有助于我的引资论证。随着我继续做阅读，我也终于能找出自己真正想要找的东西了。例如，我偶然听到圣雷米-列斯-切夫雷兹精神病医院的消息时，我知道那里真正发生了什么。这家医院为精神病患者设有专门科室，还是根据大革命日历来安排的。
当我在巴士底日[16]庆祝活动中读到尼斯发生袭击事件的新闻时，立刻就想到了博格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他，他说过要北上又不是南下。我花了几天时间仔细研究与这次袭击有关的一切资料：文章、报告、视频、在场人员的陈述。
七月还没过完，又发生了鲁夫雷圣艾蒂安教堂袭击案。我几乎都不用读那些新闻的标题就已经知道，这次我确信，博格丹涉入其中了。不仅因为那座教堂位于法国北部，两名恐怖分子做出割断牧师喉咙的可怕决定，还因为他们在教堂内劫持了两名修女和两名刚好在场的教区居民做人质。一个教区居民是法国人，另一个是俄罗斯人。
事发后，没有任何相关照片发布，目击这一切的人质的名字也没有刊登出来。但这样的证据与我想知道的问题无关。现在我只想知道博格丹与发生的这一切之间有何联系。这些袭击与他有关吗？或者这一切都证明他确实处于危险之中，尽管他是假装做忏悔？又或者，最奇怪的可能性是，博格丹想出了某种方法来预测袭击？他的忏悔，所谓的僵尸袭击——是不是在暗指恐怖活动？
我内心开始翻江倒海，这一次，焦虑的情绪如那熔岩一般要溢出来了。然后我就想起我有那本书。
我赶紧找到它，又开始了一番仔细翻阅。某种感觉提醒我要检查一下博格丹有没有在书页之间藏了一张纸。这样做时，我偶然发现了他在这本书某些段落的长篇注释部分划了线。具体而言，第68页的第二个注释和第五个注释，继同样冗长的导言之后，它们与第一章的第二页相符合。
这两个注释提到了愚人节，中世纪神职人员庆祝罗马农神节[17]的一个遗存活动。在这场狂欢节中，会选出一位假主教、大主教，甚至教皇（联合国教皇），这些活动深受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的教区居民所喜爱，多次导致斗殴、骚乱、监禁，于是乎整个活动后面都被宣布为非法了。
注释中还提到了亨利·索瓦尔[18]写的一本名为《巴黎历史与反犹太主义研究》的书，维克多·雨果本人在写他那本《巴黎圣母院》时充分参考了这本书。
至少对在页面空白处做了笔记的博格丹来说，有趣的部分不仅在于这些“神职人员”（中世纪意义上的神职人员，朱利安·本达在他的名著中复活了这个词）与启蒙百科全书的制作者之间有明显关系，还在于雨果和索瓦尔所写的日期对不上。
索瓦尔在“第十二夜”[19]的第二天，也就是在1月7日这天举行了盛宴。而雨果是在1月6日，也就是小说开始的那一天，举行了两次庆祝活动。“第十二夜”在欧洲大陆主要与“三王”有关，它和愚人节是一回事吗？这是否成为了对王政复辟[20]的间接批评？对1830年那场革命[21]的隐晦支持？那场革命当时正在酝酿，事实上在7月27日，也就是雨果开始创作那部小说的两天后，就真正爆发了。
最初，我以为这是雨果对君主制的诽谤。但是，再看一遍后，我提出来一个更深刻的解释：当权贵们享用盛宴时，那只是疯子和卑鄙的醉汉在狂欢。博格丹强调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是法国“最后的真正君主”，这意味着什么？这最终不是和雨果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不信任是一样的吗？
疑问太多了。事实上，因为问题太多，我都只是通过一种我认为在自己身上完全没展现出的本能，才找出那些肯定不会有答案的地方。那个外在的、表面上的巴黎，可爱得有些过分，那里的建筑有着深思熟虑的持久力量，并与旅游业结合起来，将过去变成了一条单一的、无差别的纬线。
我得去地下城中寻找博格丹。
这些年我混迹于巴黎地铁里，了解了不少令人惊讶的事情。首先，那个克里姆林宫-比塞特项目早就做出来了。我的一些同伴，当他们情绪高涨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酒把他们带到精神错乱的边缘时，都说一直都有这么个东西。只不过叫不同的名字，采用了不同的路线，但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它既是起源地，又是溢洪道。
其次，巴黎人，每一个人，都做忏悔。你只需要在站台上看着，他们在那些玻璃隔间里走来走去，那样沉默，那么不愿开口，但与此同时又在说着，还不时大喊大叫——说了那么多。
第三，俄语是一种美丽的语言，当它与法语、酒精和寒冷混合在一起时，就会成为一种预言性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预示着，上面的事情迟早会发生。例如，早在老勒庞[22]出现之前，圣-拉扎尔车站的一个牢房（最古老的牢房之一）就有人预测出国民阵线[23]的胜利。
法国的内乱是另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只有我们（是法国人还是俄罗斯人都已无关紧要了）才能将其与最初的原因联系起来，那就是我们对自己转瞬即逝的帝国（甚至是对大革命）的怀旧之情，我们还未能将其释放殆尽。老一辈人总是会讲起俄国战役这场灾难的故事。令人费解的生命损失似乎是对进步的惩罚，而不是奖励。扬言要进入莫斯科，到头来却发现这座城市空空如也，早被俄军自己夷为了平地。
唯有我们才能理解，年轻的法国人内心会有冲动，想用机枪对准自己的同学，对准自己父母常去的咖啡馆里的人，高喊“真主伟大”或“所有移民都去死”，然后开火。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接受事情的真相：其他人应该了解这些事。这意味着那个项目仍然像以往一样紧迫，得和外界人士一起完成它。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唯一了解界面程序真正重要性的人。我偶尔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独自坐在克里姆林酒馆里，坐在后边的桌边与人争吵。但这阻止不了我。
这就是我仍然外出的理由。
我去圣叙尔皮斯教堂看圣母玛丽亚那只完美无瑕的脚，看看我们还剩下多长的时间。
然后我会上一辆地铁，在那些忏悔车厢之间的位置上坐下。如果有人不小心过来坐到我旁边，我就会开始挖鼻孔。如果没有，我就只是阅读车门上、座椅后背和墙上的文字，寻找巴黎隐藏的真相，就像巴黎的圣人、疯子和恋人们所做的那样。
飞渡｜校
译注：
[1] 2015年11月13日晚，恐怖分子同时在巴黎6个不同地点发动袭击，其中伤亡最惨重的巴塔克兰（Bataclan）音乐厅内，事发时约有逾千人观看摇滚乐队演出，演唱会高潮时恐怖分子连续开枪10至15分钟，造成89人死亡。
[2] 布里昂·基辛（B. Gysin，1916—1986），英裔加拿大画家、作家。
[3] 哈罗德·诺尔斯（H.Norse，1916—2009），美国作家。“垮掉派”运动的成员。
[4] 格里高利·卡索（G.Corso，1930—2001），美国诗人。“垮掉派”运动的关键成员。
[5] 艾伦·金斯堡（A.Ginsberg，1926—1997），美国诗人。“垮掉派”运动的领袖人物。
[6] 彼得·奥洛夫斯基（P.Orlovsky，1933—2010），美国诗人、演员，金斯堡的同性爱人。
[7] 伊恩·索默维尔（I. Sommerville），英国著名软件工程专家,曾任圣安德鲁斯大学软件工程系教授。2014年退休。他在软件工程的教学和科研方面有着40多年的经验。
[8] 威廉·巴勒斯（W. Burroughs，1914—1997），美国作家，与艾伦·金斯伯格及杰克·凯鲁亚克同为“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创始者。
[9] 2016年10月8日，巴黎举行僵尸大游行，场面血腥恐怖。
[10] 克洛维一世（466—511）， 法兰克王国奠基人、国王。
[11] 路易十六（1754—1793），法兰西波旁王朝第五位国王，法国历史上唯一被执行死刑的国王。
[12]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斩首。
[13] 比塞特医院（Bicêtre Hospital）是巴黎地区的大学医院之一(巴黎公共医院援助)。
[14] 蓬图瓦兹的约翰，（Jean de Pontoise，1240—1304），1282年担任英格兰王国的温切斯特主教。
[15] 一种节奏轻快的拉丁美洲舞蹈。
[16] 法国国庆节，每年7月14日。
[17] 罗马农神节是古罗马在年底为祭祀农神的大型节日，一般在每年的12月17日至12月24日间召开。古罗马广场农神庙内有由罗马皇帝主持的隆重的祭祀活动，祭祀希腊农神乌拉诺斯，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被基督化后，农神节的许多习俗被转用于圣诞节。节日期间的活动包括农神庙的兽祭，广场上的大型公共宴会以及联欢会和礼物馈赠等。
[18] 亨利·索瓦尔（Henry Sauval，1623—1676），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古今巴黎》.
[19] “第十二夜”是一个基督教节日，也称为主显节前夕（1月5日），这天晚上是为期12天的圣诞节庆的最后一晚，之后就是圣诞节后第十二日（1月6日）的主显节了，主显节纪念的是东方三博士或三王对耶稣基督的朝拜。主显节前过后接着就是狂欢季的开始，狂欢季要一直持续到惭悔星期二（四旬节的前一天）。
[20] 指1815年波旁王朝的复辟。
[21] 指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
[22] 即让·路易·玛丽·勒庞，原法国国民阵线主席（1972—2011）。他的女儿玛丽娜·勒庞在他卸任后接任了党首职位。
[23] 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由让·玛丽·勒庞于1972年10月组建。1986年议会选举中首次进入法国国民议会。代表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强调要把法国从欧洲控制和世界主义中拯救出来。2018年6月1日，国民阵线正式更名“国民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