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录】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袁行霈

按:袁行霈关于陶渊明的经典论文,现已在知网搜不到,故抄录于此.

关于陶渊明的仕进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一般社会思潮的角度去解释，也就是说比较重视他和魏晋希企隐逸之风的关系，他和儒、道两家思想的关系，这当然是应该的。但仅从这个角度考察，而忽视了他和当时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他对当时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实际态度，以及他在从政期间真实的心理状态，仍然难以对陶渊明得到深刻的理解。本文试图寻找一个新的视角，将陶渊明放到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之中，就上述各点作一探索，进而希 望对陶渊明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问题还得从陶渊明的仕履谈起。陶渊明先后出仕共五次: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第一次为州祭酒只有 短暂的时间，因不堪吏职而辞去，对说明他的政治态度关系不大，本文不拟细考。第五次任彭泽令，仅八十余日。即赋《归去来兮辞》，永归田里。求为彭泽令这件事本身就是退出仕途的准备，而这八十余日他已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也可以不在本文细论。于是，本文把研究的重点放到陶渊明第二、三、四这几次出仕上，这几次出仕都是任职于军幕之中，投身于某种政治势力之下，对研究陶渊明的政治态度格外重要。

一

关于陶渊明和桓玄的关系，前人多有避讳，因为桓玄是逆臣，论者不愿把靖节先生和他拉扯到一起，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陶渊明有三首诗足以证明他确实曾经投身于桓玄幕中。这三首诗是:《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后者更能说明问题，让我们先研究这一首: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诗题中的“辛丑”，是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赴假还江陵”，陶澍释为“赴假还自江陵"，增字为训，难以成立。而且细审诗的语气，应当是离家回江陵就职，而不是从任职的江陵还家。诗里说:“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怀役，意谓思念公事。陶渊明 说自己因思念公事而无暇就寝，半夜还独自一人赶路。这哪里是 回家的又吻?“赴假”二字，古直释为“急假”，他说: ‘假’与‘赴假’，其间有别。‘假’，常假。《晋书》:‘徐邈并吏假还’，是其例。‘赴假’，急假。《世说》:‘陆机赴假还洛’，是其例。”古直是就陶澍的说法进一步加以申述，意谓陶渊明因急事而请假从江陵还家，他仍然是把“还江陵”解释为“还自江陵”。朱自清不同意古直的解释 ，他说:“此文见 《自新篇》云:‘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此宁类‘急假’耶!抑机吴人，若云假还，何得向洛耶!足知‘赴假’当即今言销假意;渊明正是销假赴官，乃有‘投冠’‘养真’之语耳。”朱自清的意思是，陶渊明在家休假完了以后，回归他任职的江陵去销假，途中写了这首诗。我认为，朱自清对古直的批评是正确的，“赴假”的确不可释为“急假”，但他把“赴假“释为“销假”，仍然缺乏根据，“赴”并没有“销”的意思。《说文》:“赴 ，趋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孔颖达疏:“赴 ，谓奔走。”意思相近。“赴”意为“趋”，引申前往、投入，如“赴官”、“赴职”、“赴命”、“赴战”等，它的意思恰恰和“销”相反。所以“赴假”的意思不但不是“销假”，反而是前往休假。所以，诗题《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又》，意思应该是在辛丑那年七月因假由江陵前 往家乡寻阳，假满从寻阳还江陵，夜间行至涂又作了这首诗。“赴假“是一件事，“还江陵”是另一件事。诗题可以这样标点:《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又》。“赴假”的时间和“还江陵”的时间可能都在七月。诗曰:“叩枻新秋月”，“凉风起将夕”，这初秋的景象与诗题所标示的时间正相吻合。以“赴假”为前往休假，解释《世说》里那句话也很顺畅，“陆机赴假还洛”，意思是陆机因假南归，假满之后回洛阳。经过以上的考证可以肯定，陶渊明在辛丑岁七月 曾因假从江陵回家，假满又匆匆还归江陵，那么陶渊明在辛丑岁七月前后必定任职于江陵无疑。据《资治通鉴》，桓玄于隆安三年 (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殿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表求领荆、江二州。诏以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于是进玄督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复领江州刺史。”陶渊明既然在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 (荆州治所)，则他必定是在桓玄幕中任职无疑。

再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庚子，晋安帝隆安四年(400)。所谓“从 都还”，显然是从首都建康回来。回到哪里呢?从诗的内容可见是回到寻阳他的家里。到首都做什么?其二云:“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诗经• 魏风• 陟岵》:“予子行役，夙夜无已。”《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孔颖达疏:“行役，谓本困巡行役事。”《周礼• 地官• 州长》:“若国作民而师田行役之事，则帅而治之。”孔疏:“行谓巡狩，役谓役作。”可见“行役”二字有固定的含义，专指因公出行。诗里又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也可见是因公出差。上面考证过，桓玄于隆安四年三月开始任荆州刺史，陶渊明于这年五月从首都出差回来，计算时间必定是回桓玄的幕府。归途中经寻阳省亲，随即抵江陵述职。次年(辛丑)七月又请假回寻阳，不久再还江陵。

以上三首诗确凿无疑地证明了陶渊明曾经在桓玄幕中任职， 而且曾为桓玄出差到首都，看来他和桓玄并不是一般的关系，这是无庸讳言的。

需要说明的是，陶渊明为什么会投入桓玄幕中他服务?这得从桓玄和陶渊明两方面考察。

从桓玄方面来看，他出身于东晋第一流士族谯国桓氏，是桓温之子。桓温在晋穆帝永和元年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集长江上游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曾进行三次北伐，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桓温执掌大权近三十年，与士族地主有广泛的联系，辟举和拔擢了不少士族人物，包括王、谢二族子弟如王珣、谢安、谢玄，以及王坦之等。《资治通鉴》卷一〇一晋哀帝兴宁元年(363):“温以抚军司 马王坦之沩长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力参军，王珣为主簿，每事必与二人谋之。府中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温气概高迈，罕有所推，与超言，常自谓不能测，倾身待之;超亦深自结纳。珣，导之孙也，与谢玄皆为温掾，温俱重之。”当时的著名文士如袁宏、伏滔、罗含，以及画家顾恺之等人都在其幕中。正是因为父亲桓温的关系，桓玄才能一度得到士 族的广泛支持或暂时中立。如王愉、王绥、王谧、王嘏、谢澹、羊孚、殷仲文、庾悦等人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正如余嘉锡在《世说新语•贤媛篇》第三十二条案语中所说:“晋之士大夫感温之恩，多党附桓氏。”

桓玄本人的气质与才学，也使文士愿意接近他并为他所用。他不仅以豪雄著名，而且以能文见称。《晋书• 桓玄传》说他“形貌 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著有《周易系辞注》二卷，集四十三卷，要集二十卷。今传尚有《凤赋》、《鹤赋》、《论沙门应敬王 者》，致慧远、桓谦、王谧等人的书信多篇，以及诗二首。

更重要的是桓玄在当时的政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桓温病卒，其弟桓冲领其众， 称温遗命以少子玄为嗣，袭封南郡公，那年桓玄5岁。桓冲虽代桓温执掌了大权，但他忠于晋室，以谢安素有众望，遂以扬州让之，自求外出。宁康三年(375)以安领扬州刺史，并加侍中，谢安很快掌握了军政大权，为晋朝造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这局面大约维持了十年，孝武帝太元十年谢安病卒，权力落入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手中。孝武帝溺于酒色，日夕与道子以酣歌为事，“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司马道子重用佞臣王国宝，势倾内外，远近奔凑。孝武帝为了牵制他，便培植 方镇势力，太元十五年(390)以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充、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充、青二州刺史，镇京又，控制京畿一带。太元十七年 (392)又以黄门侍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控制长江上游。这样虽然一时达到势力的均衡，但也埋伏下严重危机。太元二十一年(396)孝武帝死，其子司马德宗继位，是安帝。安帝是个白痴，司马道子遂以太傅摄政，倚王国宝、 王绪为心腹。王国宝，《晋书》卷七十五有传，他是王述的孙子，王坦之的儿子，出身士族，但少无士行。岳父谢安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其从妹为司马道子妃，因而接近道子，间毁谢安，得迁中书令、中领军。安帝即位，王国宝又引进其从祖弟王绪为琅琊内史，王绪亦以佞邪见知。王国宝遂参管朝权，威镇内外，迁尚书左仆射，领选，加后将军、丹阳尹。

朝中既然如此，藩镇怎样呢?王恭，《晋书》卷八十四有传，此人“少有美誉，清操过人，自负才地高华，恒有宰辅之望”。他是孝武帝王皇后之兄，因而深受钦重，被用为藩屏。安帝即位后，司马道子执政，与王国宝、王绪共谋诛王恭。王恭于是在安帝隆安元年 (397)联合股仲堪、桓玄抗表京师讨伐王国宝。司马道子大惧，斩王国宝、王绪，以谢愆失，王恭乃还京又。司马道子遂引谯王司马 尚之及其弟休之为腹心，日夜谋议，欲消灭王恭等。安帝隆安二年 (398)王恭与殷仲堪再次起兵。王恭素以才地凌物，与属下隔膜，又不善用兵，仗刘牢之力爪牙，却只以部曲将遇之，牢之深怀耻恨。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劝父倒戈反王，王恭虽有所闻但不相信，反拜他为兄，授以精兵坚甲命为前锋。刘牢之果然倒戈，王恭事败被害。殷仲堪，《晋书》卷八十四有传，他是著名的清谈家，每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在荆州纲目不举，惟好行小惠。王恭第一次起兵，殷仲堪表面上答应合作，实际上抱观望态度，王国宝被诛后，始抗表兴师。王恭第二次起兵，殷仲堪命杨佺期为先 锋，桓玄次之，自己率兵二万相继而下。王恭兵败，司马道子利用殷和杨、桓之间的矛盾加以分化，殷仲堪多疑少决，缺乏鉴略，安帝隆安三年(399)为桓玄所败，被逼自杀。如此看来，当时最重要的 两个藩镇北府和荆州的首领王恭、殷仲堪都不是可以依赖的雄才大略式的人物。当初孝武帝欲委任他们的时候，王雅曾进谏曰:“王恭风神简贵，志气方严;仲堪谨于细行，以文义著称。然皆峻狭自是，且干略不长;若委以方面，天下无事，足以守职，若其有事，必为乱阶矣。”果然被他言中了。

在当时混乱的政局里，朝中的司马道子、王国宝、王绪这一派既腐败无能，藩镇中的王恭、殷仲堪这两派又不足以成大事，欲挽 救晋王朝的危机，必定会把希望寄托在那个出自元勋之门而又豪 雄能文的年轻人桓玄身上。桓玄生于太和四年(369)，王恭首次起兵时 他 29岁，他积极劝说股仲堪联合王恭一起讨伐王国宝，不为无见。王恭第二次起兵，殷仲堪派桓玄为前锋。刘牢之倒戈后，诏以玄为江州刺史，仲堪等皆被换易，乃各西还，屯于寻阳，共相结约，推玄为盟主。司马道子迫于他们的压力，以荆州还仲堪求得和解。隆安三年(399)桓玄火并了殷、杨。隆安四年(400)，桓玄得为都督荆、司等七州军事、荆州刺史，这年他32岁。这时的政局可以简单勾勒如下:朝廷中以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为首的一派代表腐朽的宫廷势力，他们挟持着白痴皇帝，掌握中央政权，实际上已经虚弱不堪，他们不可能扭转晋朝覆灭的趋势。以京又为基地的北府军阀，在出身于低级士族的刘牢之的掌握下，表面上拥护司马道子，实际上是心怀异志，随时可能再次倒戈，这是一股强大而又不稳定的势力。以荆州为基地的桓玄的一派与司马道子两次对抗之后，已经占据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盘，他们打着拥戴晋王朝反对司马道子的旗号，随时可以沿江东下，进军首都建康。而欲挽救晋朝 的危机，人们很自然地会把希望寄托在桓玄身上，至少他可以除掉腐败不堪的司马道子。他被推为对抗司马道子的盟主，就说明了这一点。

陶渊明入桓玄幕，从他自身考察，也有一些原因。他的外祖父孟嘉是他十分尊敬的人物，看他为孟嘉所写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便可知道。而孟嘉之服务并深受其赏识的桓温就是桓玄的父亲，《晋书》里他的传就附在桓温传后。因为有这层老关系，陶渊明入桓玄幕，是不难理解的。更重要的是陶渊明的思想中本来就有入世的一面，他对晋朝的存亡和时局的动荡并非漠不关心，他所在的江州地处长江中游，就战略地位而言仅次于荆州和 京又，每次动荡必定波及这里，他想不闻不问也难做到，如欲有所作力这正是时候。陶渊明什么时候开始入桓玄幕呢?当桓玄依附于殷仲堪时恐怕不可能，而在隆安四年(400)五月陶渊明已为桓玄 出使京都走上归途，所以只能在隆安二年或三年。隆安二年(398)九月，诏以桓玄为江州刺史，十月，桓玄在江州被推为盟主，陶渊明可能就是这期间仕玄的。陶渊明入桓玄幕担任什么职务、做了哪，些事情，因资料不足就难以考证了。只知道他曾为桓玄出使京都，事毕于隆安四年庚子五月中从京都归来顺便回家省亲，然后再到江陵，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为证。这次出使京都有什么任务?逯钦立说是为桓玄上疏请讨孙恩，这是从史料中能找到的桓玄与朝廷交往的唯一线索，但也只可聊备一说，难以论定。可以肯定的是，陶渊明既被桓玄派往京都，则他必定是受 到桓玄重视的。隆安五年辛丑(401)七月他曾回家休假，假毕再还江陵，这年冬天母亲病卒，他理应奔丧并丁忧居家。陶渊明就是 这时离开了桓玄，结束了他这一段前后三年的仕宦经历。

在这里应当简单交代一下陶渊明离开桓玄以后的政局。就在他回家的第二年即安帝元兴元年(402)正月，安帝即下诏罪状桓玄，以尚书令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又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前将军谯王尚之为后部，开始了对桓玄的征讨。三月，刘牢之倒戈降桓玄。桓玄攻入京师，俘杀元显等，集军政大权于己一身，而以刘牢之为会稽内史，夺了他的兵权。刘牢之与其子刘敬宣等商议反桓玄，未成，自缢而亡。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篡晋，称楚。这时陶渊明正在家服孝闲居，他对这一连串事变作何感想抱何态度呢?这一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二

陶渊明有一首诗题为《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可以回答上面提的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他在晋宋之际政治风云中的态度。不过论者对这首诗聚讼纷纭，我们必须先作一番考证和疏解。诗日: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行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所谓“镇军参军”即镇军将军的参军。那么这里的镇军将军 指谁呢?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惟东晋为镇军将军者，郗愔以后，至(刘)裕始复见此号。”梁启超《陶渊明年谱》沿袭其说，今人亦未提出疑义。但此说并不确实。略检文献资料，东晋为镇军将军者，至少有以下几人:武陵威王晞，见《晋书》卷六十四本传;范汪，见《晋书》卷八《穆帝本纪》;郗愔，见《晋书》卷九《孝武帝本纪》、《晋书》卷六十七《郗愔传》;王蕴，见《晋书》卷九《孝武帝本纪》、卷九十三《王蕴传》;还有王荟，见《晋书》卷六十五《王荟传》。

刘裕任镇军将军，见《晋书》卷十《安帝本纪》:元兴三年(404) 三月壬戌，“桓玄司徒王谧推刘裕行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扬、 徐、充、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假节”。

如上所述，郗愔以后任镇军将军的不只刘裕一人，但以陶渊明的年龄推算，他只可能做刘裕的参军。《文选》李善注于此诗下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是恰当的。

因为刘裕后来篡晋，建立了宋朝，论者以渊明耻事二姓为先入之见，于是硬说这里的镇军将军一定是别人。例如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就认为是刘牢之，他说:“考《晋书•职官志》有左右前后军将军，左右前后四军为镇卫军。王恭、刘牢之皆为前将军，正镇卫军，即省文曰镇军，亦奚不可。”遂订陶渊明以隆安三年已亥(399)35岁参刘牢之军。古直《陶 靖节年谱》从其说。但是陶澍这种说法有许多漏洞，镇卫军简称镇军之说尤其牵强。既然镇军将 军已简称镇军，就不会再将镇卫军简称镇军。否则岂不造成混乱? 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也力驳陶澍之误，他说:陶澍根据 《宋书•武帝纪》说己亥(399)牢之为前将军讨孙恩。但据《晋书•安帝纪》的记载，这年牢之是辅国将军，次年始以前将军力镇北将军。吴士鉴、刘承干《晋书校注》十引丁国钧《晋书校文》一云:“以牢之传考之，则进号前将军在破孙恩后，此书所书官号为得其实，《宋书》误。”由此可见，隆安三年刘牢之并未任前将军，当然也就不 可能简称镇军了。朱自清又指出，《晋书• 职官志》“五校”条下有云“后省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为镇卫军”，意即省并为一军;《陶考》截去“后省”二字，义便大异。朱自清认为这首诗题中的“镇军”肯定是刘裕，陶渊明曾仕刘裕无疑。朱自清的说法是可信的。至于梁 启超在《陶渊明年谱》中说:刘牢之军号为镇北将军，镇军或许是镇 北之讹，系此诗于隆安二年成戌(398)。梁氏之说出于猜测，更难成立，就不必辩驳了。

上面所列的东晋一朝进号镇军将军的六个人，其身份地位都不同寻常。司马晞是元帝之子，封武陵威王。范汪曾任鹰扬将军，后进爵武兴县侯，又除都督徐、充、青、冀四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充二州刺史，假节。郗愔亦曾都督徐、充、青、幽、扬 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充二州刺史，假节。他们都是位居藩镇的重臣。王蕴是孝武定皇后父，因此授都督京又诸军事、左将军、徐州刺史，假节。王荟是王导的儿子，曾任尚书，领中护军，复为征虏将军、吴国内史。刘裕的出身虽不如以上五人高贵，但他是在兴师讨伐桓玄攻入京师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之后，才进号镇军将军的。由此可见，在东晋镇军将军之号并不轻易授人。刘牢之虽然是一员猛将，但出身较低，没有强大的靠山，王恭仅以部曲将待之。 以他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进号镇军将军的。

诗题中的“始作”二字，梁启超《陶渊明年谱》曰“正谓始仕耳”。这涉及此诗的系年，也涉及此前陶渊明是否曾仕桓玄，不可不略加辨析。“始作”二字连属下文“镇军参军”，显然是开始任镇军参军的意思，不可解释为开始入仕。从诗的内容看来，正是离家就镇军参军之职，行至途中所作。梁氏之说不能成立。

诗题中的“曲阿”也需要加以说明。“曲阿”，古县名，治所在今江苏丹阳，位于京又(今江苏镇江)之南，离京又很近。京又原是南兖州军府之所在，后来南兖州军府移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广陵在首都建康之北，故称“北府”;而在建康之东的京又则称“东府”，这里原有尚书司马道子的府第，所以也就成了尚书府。刘裕于安帝元兴三年(404)三月攻入建康后数日即还镇京又东府。陶渊明白家乡寻阳至京又，怎么会途经位于京又之南而又不在长江沿岸的曲阿呢?我认为陶渊明这次自寻阳赴京又，不一定非走长江不可，例如庚子岁他从建康回寻阳，途中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其中的规林虽难考定其位置，但诗里说:“戢枻守穷湖”，就不像在长江中。乙已岁自江州去建康经过钱溪，有《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钱溪在今宣城南陵，并不靠近长江，可见此行也不是走长江。陶渊明任镇军参军自寻阳至京又，可以先向东走一段陆路，然后再向东北走一段水路，这样正好经过曲阿。

安帝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率众讨桓玄，三月入建康，进号镇军将军。陶渊明就任镇军参军必在此后。而义熙元年乙已(405)三月陶渊明已改任建威参牢，有《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则渊明任刘裕参军顶多一年的时间。

刘裕起自布衣，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安帝隆安三年(399)被 刘牢之征为参军讨伐孙恩。在讨伐孙恩的几年中屡建战功，升任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入京师，二年十二月称皇帝，刘裕表面上服从桓玄，暗地却准备力量反对他。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率众讨桓玄，三月入建康。三月壬戌行镇军将军，都督扬、徐等八州诸军事，“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五天后丁卯即还镇东府。这时桓 玄挟安帝至寻阳，得到器用和兵力的补充后，继续西逃，四月至江陵。刘军在寻阳附近的桑落洲大破桓军，加刘裕都督江州诸军事。刘裕以刘敬宣为江州刺史。陶渊明参刘裕军，肯定就在这时。

元兴三年(404)前五个月是政局最动荡的一段时间，陶渊明的家乡寻阳又是动荡的一个中心，曾入桓玄军幕、正闲居在家的陶渊明什么忽然又当了桓玄之敌刘裕的参军呢?我们可以从刘裕和陶渊明两方面来解开这个谜。

从刘裕方面看，他这次起兵是打着反对桓玄篡位、恢复晋王朝的旗号，在道义上似乎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再加上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指挥的正误这些因素，所以在两三个月里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时之间似乎给国家带来新的希望。刘裕这时并没有流露篡位的野心，他也还不具备篡位的条件。跟着他起兵的只有北府的二十七位将领，一百多兵卒。起兵前桓玄逼死北府首领刘牢之，杀虏了高素等六个北府旧将，使北府将领人人自危。尽管如此，刘裕 起兵前仍然很犹豫，必定等到桓玄篡晋之后才敢起兵。他的起兵带有孤注一掷的性质，胜利确实有几分侥幸的成分。刘裕起自行伍，掌权之初统治基础相当薄弱，而敌对势力仍然不小，如果没有多年的经营，树立几次像桓温北伐那样显赫的战功，他是不敢轻易篡位的。事实上，十六年之后即晋元熙二年(420)他才篡位，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不可能预料他十六年后的篡位，而因忠于晋室拒绝入其幕府。另外，正因为自己立足未稳，刘裕特别注意延揽文武人才，作为江州名士的陶渊明得到他的青睐被征为参军，也就不奇怪了。陶渊明曾经仕桓的经历，不但不影响刘裕对他的征辟，如果他肯应征反而更能显示刘裕的大度与求贤若渴的态度。何况陶渊明此时已经脱离桓玄正丁忧在家。再说，陶渊明的入幕，代表了曾任晋朝大司马的陶侃这一家族对刘裕的态度。不论陶渊明实际上对刘裕有几分支持，他的入幕这一行动本身对刘裕争取晋朝旧臣、提高自己的形象就有意义。所以就刘裕而言，他当然是乐意征辟陶渊明为参军的。

从陶渊明这方面看来，他就任刘裕参军，心情是复杂的。上面说过，他入桓玄幕是对桓玄整顿晋朝纲纪抱有幻想，并不是要帮助篡位。虽然他因丁忧较早地离开了桓玄，没有赶上桓玄东下进京篡位这一重大事件，我们无法断定如果他仍在桓玄幕中会采取什么态度(幸亏他因丧母而未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但可以肯定的 是他确实是应刘裕之辟离家赴任镇军参军了。这足以说明他对旧主桓玄的厌弃，和对一时挽救了晋朝的刘裕的支持。如果他支持桓玄的话，当桓玄东下和西还两次经过江州时他都可重新投入桓的幕中，但他没有这样做。然而陶渊明迈出走向刘裕的这一步并不容易，可以说是疑虑重重。他毕竟是桓氏之旧人，刘裕对他究竟会怎样，他不会不考虑，此其一。政局动荡，营垒分明，谁胜谁负难以预料，稍有不慎就会招祸，此其二。他性情刚介与物多忤，而刘裕又是一介武夫，能否与他合得来也很难说，此其三。但欲有所作为，这实在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陶渊明不愿意放弃。所以他还是走上了东下的道路，在临近目的地京又的曲阿，写了这首《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里表达了这种矛盾的心情。诗一开头就说:自己自少即寄身事外，倾心于琴书之中，安贫乐道。那么为什么要就任镇军参军呢? 他说:“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文选》 李善注: “卢子谅(谌)《答魏子悌》诗曰‘ 遇蒙时来会’。‘ 婉’，屈也。言屈长往之驾，息于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案《文选》卷二十五有卢子谅《答魏子悌》诗云:“遇蒙时来会，聊齐朝彦迹。”李善注:“言富贵荣宠，时之暂来也。《汉书》蒯通曰:‘时乎时，不再 来。”“时”，指时机、运数。“冥会”，犹默会。郭璞《山海经图赞•磁石》:“磁石 吸铁，瑇瑁取芥。气有潜感，数亦冥会。物之相投，出乎意外。”“时来苟冥会”，意思是说:时机运数之来与己相会，乃默然而来，不可明求而得之。“宛辔”，犹屈(曲)辔。陶渊明《饮酒》其九:“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宛辔”亦即“纡辔”，都是回驾的意思。陶渊明本非仕途中人，本欲遁世长往，现在忽然入仕了，竟然游憩于通衢(仕途)之中，这就是宛辔回驾改变初衷。陶渊明说自己从小就不想入仕，可是如果时机到来与自己默然相会，那么也不妨拨转车驾游憩于仕途之中。他于是放下平时所拄之杖，准备早行之装，暂时离开田园就任镇军参军去了。一路上心情很矛盾，自己乘的孤舟走得越远，归思越萦于心而难断绝。看到飞鸟和游鱼，又不免深感惭愧，鱼鸟各得其所，而自己偏偏违背本性。可是自然的本性仍像当初那样留存于襟怀之中，虽然进入仕途，自己的身体和行迹仍可不致受到束缚。既然时来与己冥会，那就姑且顺随时运的变化向前走去，不过将来终于还是要返回田园的。

实际的情况比陶渊明预料的还要差，他对刘裕失望了，不到一年就辞去镇军参军的职位离开了刘裕。有无直接的原因已不可考，我们只知道在这一年里刘裕主要是做了一件事情，即彻底消灭桓玄及其余党的势力。在这过程中刘裕的地位日益提高，权势也日益强大，不是刘裕嫡系的人在刘裕身边处境之困难可想而知。 就连刘裕原先的上司刘牢之的儿子、在战场上替刘裕解过围的刘敬宣都深感自危(详见下)，何况桓玄的旧部陶渊明呢!再说刘裕这时的注意力主要在军事上，还无暇顾及文治，陶渊明身为参军但在军事方面不可能有什么才干和建树，他一定会有冷遇之感。本来就不是很情愿前来而性情又过于刚直的陶渊明，当然只有抽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他采取了一种过渡的方法，先改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再求为彭泽令，最后找机会辞官归隐，这一切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就做完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的，就是陶渊明和刘裕之间有哪些桥梁人物。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里提到的那位“家叔”是一个引荐之人，《归去来兮辞序》曰:“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此所谓“诸侯”指刘裕。“家叔”或说指陶夔，这是我们所能考知的陶渊明的唯一的家叔，虽不能肯定也不可轻易否定。但这里的上下文似乎不太连贯，是家叔用他为小邑彭泽的县令吗?当然不是。应该是家叔向诸侯荐举了他，先被辟为镇军参军，后来又转为小邑彭泽的县令。陶渊明故意含糊其词，不提担任参军那段不愉快的事情，是其行文巧妙之处。除了家叔之外，还有几个人值得注意，他们不是开始向刘裕引荐陶渊明的人，但在陶渊明退隐之后都和陶渊明有联系，有的还劝他再度出仕刘裕效力。他们是陶渊明和刘宋王朝之间的桥梁，陶渊明如果愿意刘宋效力，道路是畅通的。这些人包括:

王弘 据《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王弘是王导的曾孙、王珣的儿子。“高祖为镇军，召补谘议参军。”可知他曾是陶渊明的同僚。他在刘裕麾下以功封侯，义熙十四年(418)任 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常以酒馈陶渊明。宋永初二年(421)陶渊明有《于王抚军座送客》诗，这个王抚军就是王弘。

殷晋安 陶渊明有《与殷晋安别》诗，序云:“殷先作晋安南府长史掾，因居寻阳。后为太尉参军，移家东下，作此赠之。” 殷居寻阳时与陶渊明结邻，友情甚笃。

颜延之 《宋书•陶潜传》:“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陶渊明去世后，颜延之作《陶征士诔》。

檀道济 萧统《陶渊明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据《宋书•文帝纪》，元嘉三年五月檀道济任江州刺史，次年秋陶渊明病卒，则他往候陶渊明必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檀道济曾随刘裕讨桓玄，可能是陶渊明的故交。

有趣的是，陶渊明对以上四人的态度颇不相同。陶引为知己的是颜延之和殷晋安，可以接近的是王弘，反感拒斥的是檀道济。 此中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原因呢?我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颜、殷、王三人都是以朋友的态度相待，而且对他很尊重，颜、殷自然不必说了，王弘身为江州刺史却也丝毫不摆架子，反而更加谦恭。檀道济则不然，他的话里有抱怨陶渊明不为新王朝效劳的意思;他的馈赠明显地带有怜悯和拉拢的意味。以陶渊明的性格，当然会采取不同于以上三人的态度。第二，颜、殷、王三人虽然效劳于刘宋，但都不是刘裕的亲信。颜延之出为边远的始安郡太守，是刘裕的第一号顾命大臣徐羡之排斥的结果，殷景仁对此事曾愤慨地说: “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雅。”王弘在刘裕建宋后虽任尚书仆射，在刘裕封功臣的诏书中名列第二，但刘裕并不信任他，刘裕临死，亦未予顾命。檀道济则是刘裕的亲信，是刘裕的顾命大臣，对刘裕十分效忠。陶渊明既毅然离开了刘裕，对刘裕的亲信当然不会有 好感。他对他们所采取的两种不同态度，表现了他对刘宋新王朝的立场。

三

《宋书•陶潜传》云:“复镇军、建威参军。”看来任镇军参军和任建威参军是相连续的两件事。陶渊明有《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飚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 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二已，晋义熙元年(405)。建威参军，建威将军的参军。建威将军指谁呢?或曰刘怀肃，或曰刘敬宣，前人有异说。刘怀肃任建威将军见《晋书•桓玄传》:“玄故将刘统、冯稚等聚党四百人，袭破寻阳城。(刘)毅遣建威将军刘怀肃讨平之。”《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安帝元兴三年(404)五月。但《宋书•刘怀肃传》只说他任辅国将军，而不及建威将军。《晋书校注》“疑《怀肃传》失书，或辅国即 建威之讹。”可见刘怀肃任建威将军之说本来就不甚可信。刘敬宣任建威将军见《宋书》卷四十七《刘敬宣传》:“桓歆率氐贼杨秋寇历阳，敬宣与建威将军诸葛长民大破之，歆单骑走渡准，斩杨秋于练固而还。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又《晋书》卷八十四《刘敬宣传》:“与诸葛长民破桓歆于芍陂，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寻阳。”《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安帝元兴三年(404)四月。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可知:元兴三年四月，刘敬宣随诸葛长民破桓歆之后，即继诸葛长民任建威将军。但如果这年五月刘怀肃正任建威将军，难道同时有两个建威将军吗?或者刘敬宣任建威将军只有一个月吗?都不可能。此时的建威将军只能是刘敬宣。刘敬宣在被任命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时曾经固辞，而未得到允许。他到江州以后颇有战功，这年十月桓玄兄子亮自称江州刺史，举兵攻豫章，刘敬宣击败之。建威军驻守的地区就在江州一带，刘敬宣既已任江州刺史，必然同时任建威将军。刘怀肃之任建威将军，既然不见于《宋书》本传，则可以肯定是《晋书• 桓玄传》的误记。至于《资治通鉴》，显然是根据《晋书》，并和《晋书》一样错了。

以上考证肯定了陶诗中所说的建威将军是刘敬宣，刘敬宣是刘牢之之子，曾赞助其父倒戈反对王恭，却反对其父倒向桓玄。桓玄得志后，以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夺了他的北府兵权。刘敬宣遂与其父共谋袭玄，未成，牢之自缢，敬宣奔洛阳，往来长安，求救于姚兴，又奔鲜卑慕容德。安帝元兴三年(404)因谋灭慕容德事泄，逃至准、泗间，刘裕手书召为辅困将军、晋陵太守。刘敬宣之所以能受刘裕的器重，一来因为他是刘裕故主刘牢之的儿子;二来因为刘裕随刘牢之伐孙恩时，在一次战斗中刘敬宣援救了刘裕。但刘敬宣自知不是刘裕的嫡系，他身为原北府首领刘牢之的儿子，深怕当今掌握着北府兵权的刘裕疑忌，所以当刘裕任命他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时，他曾固辞。刘敬宣到江州后，刘裕的心腹刘毅果然进谗言，使刘敬宣更加不安。安帝反正，遂自表解职，终于得到允许。陶渊明为刘敬宣的参军出使京都正是在安帝反正的三月份，他负有什么使命呢?陶澍《靖节先生为镇军、建威参军辨》据《晋书•刘敬宣传》说:乙已三月安帝自江陵反正，陶渊明使都当是奉贺复位，或并 刘敬宣上表解职。这是可能钩稽到的刘敬宣这时与京都发生联系的唯一史料，虽然此说过巧，但并非不能成立。陶渊明曾任刘裕参军，又是一个没有权力欲的人，刘敬宣派他去见刘裕，从中斡旋以解除刘裕的猜忌，是很合适的。这次上表要求解职得到允许，刘敬宣解除建威将军、江州刺史的职务，陶渊明当然也就离开了刘敬宣，解除了建威参军的职务，另外找个彭泽令去当。而这正是陶渊明所希望的。

诗题中的“钱溪”在由江州去京都建康的途中，今安徽境内。从诗的前四句看来，陶渊明曾到过这里，也许与庚子岁从江陵出使京都走的是同一条路线。他觉得几年来山川依旧，事事都和往年一样。仔细看看周围的一切，都尽情享受着微雨清风的化育，生机勃勃，各得其所。自己却受公事的牵绕而失去了自由，究竟图的是什么呢?自己的形体虽因入仕而似乎有所制约，但平素的襟怀却是不可改易的。每天都想着自己的田园，怎能长久离开。己之所 怀终在归舟，而己之节操诚足以当松柏之坚贞。这首诗的思想感情和《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很相似，但已没有“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 那样尚欲有所作为的意思了，他似乎已下定决心尽快返回田园。

陶渊明任建威参军的时间也不长，三月赴京八月就改任彭泽令了。他在彭泽只有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永远结束了仕途生活，时间是乙已岁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十一月，离晋朝灭亡还有十五年。

四

陶渊明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开始入桓玄幕，到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冬辞彭泽令，前后八个年头。这正是晋末政局最动荡的八年。陶渊明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出仕，先后入桓玄、刘裕、刘敬宣三人的军幕，置身于政治风云的游涡之中，这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在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荆州兵和北府兵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荆州位居长江中游，历来是甲兵所聚之地，又是经济富饶的地区。荆州的镇将凭借地理、军事、经济三方面的优势，往往减逼 居于下游的首都建康并伺机篡位。《通典•州郡典》曰:“荆楚风俗，......杂以蛮僚，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东晋一代，王敦、桓温、殷仲堪、桓玄，都是据荆州握强兵威胁乃至篡夺王位的大军阀。与荆州军阀势均力敌的另一股力量是北府兵。这原是由谢安建立的一支新军，他为了加强长江下游的军事力量，北抗秦兵西防荆州兵以拱卫首都，便募集南徐州和南兖州的北来侨户编成这支新军。孝武帝太元二年(377)，以谢安兄子谢玄为充州刺史负责此事，谢玄募骁勇之士，得刘牢之等数人，以牢之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胜，时号“北府兵”。南兖州军府原来在京又(今镇江市)，谢玄移至广陵(今扬州市)。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北府兵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实力和名声大震，成为东晋政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陶渊明出仕做官，不到别处，恰恰入了荆州军府桓玄幕中，又入了北府将领刘裕幕中，接着又入了北府旧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幕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陶渊明既选择了东晋政局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虽然他一再说因为亲老家贫不得不出仕谋生，但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而且不是主要原因。这八年并不是他最贫穷的时候，并没有穷到非出仕不可的地步。 要出仕也不一定非往政治斗争的旋涡里跳不可，荆州和北府是什么地方，他不会不知道的。荆州的桓玄和北府的刘裕是动荡时局的导演人物，他在桓玄幕中至少有两年，曾为之出使京都;在家未满三年就东下赴京又做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任刘敬宣参军时，又为之进京上表。这都不是一般的任务。参军之置始自汉末，曹操以丞相总揽军政，其僚属往往用参丞相军事的名义。此后，直至南北朝，凡诸王及将军开府者，皆置参军，重要幕僚。晋宋人物，如王导曾参东海王越军事。陶侃曾为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后又加为都护，侃母死，去职。服阙，参东海王越军事;江州刺史华 轶表为扬武将军。一个做过将军的人可以再做参军，做了参军又升为将军，可见参军的重要。平北大将军刘琨之妻是温峤的从母，琨对峤深礼之，请为参军。琨迁大将军，峤为从事中郎，上党太守，加建威将军、都护前锋军事。刘牢之早年为谢玄参军，领精锐为前锋。刘牢之任镇北将军，征讨孙恩，刘裕为其参军。谢玄镇京又时，殷仲堪也曾请为参军。由此可见，参军位虽不显，却是一个能参机要、颇多升迁机会的职务。陶渊明身为参军，本也有各种机会，但他始终未能升迁。这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仕宦生活不符 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他看不惯仕途中种种虚伪、欺诈的行径，不愿违背本性同流合污以换取高官厚禄;过惯了田园生活的他也难以习惯官场的约束和行役的 奔波。所谓“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序》)以及“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饮酒》其十九)，就表达了这种思想。第二，政治漩涡里各种力量的争斗形成一种相当危 险的局面，特别是当易代之际，稍有不慎就会遭杀身之祸。对魏末嵇康、阮籍的忧虑，陶渊明深有同感。“缯缴奚施，已卷安劳” (《归鸟》)，就隐含着这样的心情。第三，就桓玄和刘裕这两个人而言， 确实都不值得为之效力。特别是当进入他们的幕府，与他们有了较多的接触之后，他们的为人陶渊明不会毫无察觉，而一旦有所察觉，当然不愿意过深地卷入他们的活动。当晋末政局开始混乱的时候，陶渊明以为是施展才能的时机，想要有所作为，于是先后投身于桓、刘的幕中;可是当他真的投身其中，却又因以上缘故而急 于退身了。陶渊明就是这样矛盾地度过了他的仕宦生涯。

五

在陶渊明辞官归隐十五年之后，刘裕终于篡晋建立了宋朝。他的手法和司马氏篡魏如出一辙，更有甚者是斩草除根，把那个已经乖乖让位与他的晋恭帝毒死了。陶渊明对晋朝究竟抱什么态度呢?

过去的学者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可称之为“忠愤说”，首创于沈约，他在《宋书•陶潜传》中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萧统《陶渊明传》、《南史•陶潜传》因袭之。《文选》五臣注刘良改“文章”为“诗”，曰“ 潜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者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朱熹力主耻事二姓之说，在其《楚辞后语》及《向芗林文集后序》中一再谈到。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曰:“要之，集中诗文于晋年号或书或否，固不一概;卒无一字称宋永初以来年号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另一种意见否定忠愤说。宋代的思悦说:“岂容晋末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以自取异者?”清方东树《陶诗附考》曰:“陶渊明之不仕，其本量高致，原非为禅代之故。”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风格》曰:“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 “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

我认为陶渊明忠于晋室之说是难以成立的。晋之必亡已是有目共睹，而且灭亡的征象已非一日，陶渊明不会不明白。早先几乎亡于王敦、桓温之手。他的曾祖陶侃亦潜有窥窬之志。而经过桓玄的篡位，晋朝已经亡了一次，刘裕篡晋已不是什么使人震惊的稀罕事了。陶渊明离开刘裕不能证明他仍然忠于那个已不足援的晋朝。实际上，陶渊明当时的皇帝又有什么值得为之尽忠的呢!晋哀帝在位不到三年，在20岁时就驾崩了。接着是海西公，哀帝之弟，在位七年，桓温说他有痿疾，三男莫知谁子，将他废掉。简文帝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其第三子孝武帝10岁登极，在位二十五年，算是较长的了。他即位之初谢安为相，政局相对稳定。谢安卒后，孝武帝之弟会稽王道子掌权，孝武帝唯以酣歌为事。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用度奢侈，下不堪命。正如许营上疏所说:“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无乡邑品第，皆得为郡守县令，或带职在内，及僧尼乳母，兢进亲党，又受货赂。”晋朝从此开始大乱。孝武帝崩后，其子安帝即位。《晋书•安帝本纪》曰:“帝不慧，自少及长，又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安帝15岁登极，在位二十二年，当了二十二年傀儡。他即位第二年，内战就开始了。从此王恭、王国宝、王绪、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桓玄、刘牢之、刘裕这些野心家连年混战。安帝被桓玄挟持到江陵，几经周折才反正，最后被刘裕缢死。安帝死后，刘裕扶其弟恭帝即位。第二年傅亮就承裕密旨，讽帝禅位。并事先作好禅位诏书，让他照抄一遍，他欣然谓左右曰:“晋氏久已失 之，今复何恨!”乃书赤纸为诏。刘裕以帝为零陵王，迁之于秣陵，宋永初二年弑之。说陶渊明忠于晋室，究竟是忠于哪个皇帝呢? 又有哪个皇帝值得去尽忠呢?是任凭弟弟和侄子乱政的孝武帝呢，还是白痴安帝呢?或者是只当了一年皇帝就毫无反抗欣然让位于刘裕的恭帝呢?不是连恭帝自己都说晋早已名存实亡了吗? 或说陶渊明因为其曾祖是晋世宰辅，所以就必忠于晋朝，这也不能成立。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然是晋之宰辅，但他的野心人人皆知，陶渊明不会不明白。怎么会因此而必忠于晋呢?如果他因曾祖之功得到荫封，或许有这种可能，但情况并非如此。在那个乱世里，他能独善其身，就不容易了，难道还有义务和能力去保那个白痴安帝和他的傻弟弟恭帝吗?何况，晋的天下是怎样得来的?魏的天下又是怎样得来的?不都是篡得的吗!陶渊明不是那种愚忠的人，魯迅的话有道理。然而，陶渊明对国事的混乱也不会无动于衷，对刘裕的篡位也不会漠然视之，他有感叹，这感叹很深沉。但他的感叹不是出于对晋朝的愚忠，而是出于对国事的忧虑。陶渊明已经把当时的政治看透了，除了人的真诚自然和田园生活的淳朴宁静以外，他找不到任何慰藉，他诗里所描写的那片暖暖孤云就 是他自身的写照。

研究陶渊明对晋朝的态度，《述酒》诗是不能放过的。本文没有篇幅详细讨论这篇作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述酒》是他在刘裕弑帝之后有感而作的，南宋汤汉的注释基本正确。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陶渊明对刘裕弑帝是不满的，但态度并不十分激愤。从诗中可以感到有些旁观者的意味，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

第二，陶渊明的感叹，主要在于政治的混乱与可怕，而没有集中在刘裕一人身上。

第三，陶渊明由刘裕弑帝这一政治事件引出的结论，是更远地离开那污秽混乱的政局，避祸全身，洁身自好，而丝毫没有恢复晋室的意图。

所谓《述酒》，当然不是叙述酒的发明与制造，也不是一般的借酒抒怀，而是由晋宋易代引发的更深地逃于酒中的感慨。

总之，陶渊明虽然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也像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在晋末政治最动荡的时期，他自愿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了几番尝试，知道已不可为，才毅然归隐。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在政治风云中却也不甘寂寞。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仅仅用生性恬淡解释他的归隐，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旋涡里翻腾过，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把他放到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之中，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生生的陶渊明的形象，并通过这个典型看到中国封建时代一类知识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