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地下音乐文章辑录#1】一个叫吴宇清的男人决定去死
作者：李纯
吴宇清是个很难定义的人，他身份众多，包括诗人，电台DJ，乐评人，教编剧的大学老师，公务员……他热爱音乐、文学和电影。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对待朋友慷慨热情。外界对他的普遍印象是“主持人”和“活动家”。而且，他一直在写诗。奇怪的是，直到他死后，人们才注意到他的诗。2017年9月26日下午三点，吴宇清从28层的高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
谁都没想到吴宇清决定去死。他们以为他开了一个玩笑，或者是恶作剧，就像这么多年他所展露的玩世不恭的作派。
消息很快证明属实。2017年9月26日下午三点，吴宇清离开家，拖着一条瘸了的右腿，可能上了一辆出租车，也可能步行。他在丹凤街停了下来，走进唱经楼小区，小区耸立了三幢矩形的高楼。2005年，他在其中的一幢租了一套房子。地方是早就选好的。楼梯的门禁是坏的，以便他能畅通无阻地抵达最高的地方。第28层。越过生锈肮脏的窗棂，天空阴沉，尖顶建筑物隐没在巨大的灰色中。
警察赶到现场后，首先通知了他的单位。他是南京市国税局的一名基层科员。P.K.14乐队主唱杨海崧的姐夫是吴宇清的同事，姐夫问他，知不知道吴宇清跳楼了？杨海崧说，不可能。姐夫说，你赶紧查一查，确定一下。杨海崧开始四处询问，没人知道，也没人相信。
他给吴宇清的朋友杨子馥打电话，在吴宇清生命的最后半年，杨子馥和他的联系最多。
“吴宇清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待会儿下了班我就去找他。”
“不是这个事。”
“你们都没有我清楚，昨天晚上我们通过电话，下了班我就去。”
“不是，他跳楼了。”
那天下午，诗人刘立杆在歌德学院参加诗歌活动，他也接到电话：“吴宇清跳楼了。”之后的两个小时，电话不停地涌进来，持续到半夜。六天前，吴宇清对他说，他觉得冷，当时刘立杆很奇怪，九月怎么冷了？“光膀子都行啊”，他回答。
南京“七八点”乐队的海洋也知道了。五个月前，他在一家酒吧和吴宇清偶遇。
酒吧是以前海洋唱歌的地方。那天他带了一个香港女孩，听见有人大喊大叫地在旁边喝酒，辨别出是吴宇清，两人都高兴坏了。吴宇清对香港女孩也很热情，三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海洋当然不相信吴宇清死了，他不停地打吴宇清的电话，打不通，再打，还是不通。
吴宇清的学生王飞飞正在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他刚参加完电影节的欢迎酒会，三个小时后是《何日君再来》的世界首映。那是他的第一部电影。吴宇清是这部电影的文学顾问。从电影院出来，他准备去海边走走，收到消息，“吴老师出事了，下午跳楼身亡，抑郁症。”他浑身发抖，不相信是真的。
之后，陆续有人在网络上悼念吴宇清，称他为“南京地下音乐教父”，同时他也是一名笔名外外的诗人。音乐人左小祖咒说，“一个好人，一个好诗人，一个绝对的人，我的朋友从南京新街口28层楼飞下，离开了我们。”民谣歌手周云蓬说，“每次路过南京都会想到外外，他的诗歌越读越好，还有，没人组织酒局并且买单了！”
诗人韩东第一次读到了吴宇清的诗。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但韩东从没见过他的诗。他先是震惊，而后愧疚——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视而不见”可能是诗人所能犯下的最不能弥补的错误之一。他说，“一个人的天才直到死时才被人发现，尽管是身边的人，惭愧，不安。”
吴宇清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新街口派出所的警察，警察是他的朋友。他说：“我要跳了，可能很狼藉，麻烦你帮我收拾一下。”然后，他探出身体，像收起翅膀的鸟一样摔到地上。
二
2017年5月，吴宇清的双腿又不怎么灵便了。年轻时他就有痛风的毛病，小时候在凉水里游泳落下的，这是个秘密。他讨厌向外人展示虚弱，况且这病不足以带来困扰——只要控制饮食就行了。他爱好踢足球和打乒乓球，尤其是乒乓球，技术高超，参加过省机关单位组织的比赛，名列前茅。总体来说，他表现得像个身体不错的小伙子。但这次他去外地出差，吃了海鲜，喝了啤酒，回来后打了一次乒乓球，脚趾和膝盖就肿了。病痛来得迅猛，半夜疼得他在床上大叫，尤其是右腿，不能打弯，像一根筷子。
吴宇清个子挺高，年轻时留一头披肩发，长得干净清秀。后来年纪大了，头发变少了，有一阵子南京作家流行剃光头，一桌子坐下来十个有八个是光头，他也索性剃光。因为有打乒乓球的习惯，他的身材几乎没有变化，最近反而越来越瘦。
这一天，吴宇清出了一趟远门，找他的哥们儿刘立杆。刘立杆是南京的诗人。2002年，两人在“他们”诗歌论坛相识，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
刘立杆与吴宇清同龄，两人大学毕业后都在国家单位工作，吴宇清在国税局，刘立杆在规划局。两人都是白天上班，晚上泡酒吧，半夜回家写作。一度，这让刘立杆觉得分裂，好像一个人同时过着两种生活，自己是具有双重身份的间谍。时间久了，就习以为常了。
他俩的家庭背景也差不多，父母都在大学任教，父亲都是古板的工科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其实是对社会一无所知的“假知识分子”。两人的反抗一度都非常激烈。
有一次过年，刘立杆回家，进门后，他直接把脚架在饭桌上，点了一支烟看着他爸。刘立杆的爸爸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那天，他默默地拿了一瓶酒，给儿子倒了一杯，说，现在我也管不了你了，你干你想干的事情吧。
出了鼓楼区，不是骑自行车能到的了，在吴宇清看来就是远门。吴宇清住在东南大学的家属楼，是个老小区。街道在闹市，却是副旧模样。树比楼高，下了场雨，树叶就落下来，把路遮住了。电动车像兔子一样乱窜，总有狗趴在路边，一动不动。住习惯了，他觉得新城虽然整齐干净，但没了人味，反而无趣。几年前刘立杆搬到建邺区，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小时，直接导致两人见面次数从一周两到三次，变成一个月一到两次。
吴宇清给刘立杆带了几部国内最近的独立电影。谈起电影，他一如既往地喋喋不休，重点推荐了法国电影《路易十四的死亡纪事》，说的是国王外出散步，感觉腿有些痛，接下来难以入眠，发起高烧，身体迅速衰弱，然后死了。他抱了抱刘立杆家的猫，说“小猫挺可爱的，等它生了给我一只。”会面结束后，刘立杆用滴滴帮他叫了一辆车，吴宇清不会，他的华为手机是单位发的，只用于收听和拨打电话。他挺感慨，“我操，很方便啊。”那时刘立杆觉得他腿脚虽然不便，但看上去很健康。
6月9日，P.K.14来南京欧拉空间演出。P.K.14成立于1997年，是南京的一支态度激进的后朋克乐队，对很多年轻的独立乐队产生过影响，被奉为标杆。主唱杨海崧是南京人，上大学时，他认识了吴宇清。那时，杨海崧是个留长发，无比热爱鲍勃迪伦的摇滚青年。
吴宇清坐刘立杆的车去的欧拉。开场前，老朋友们聚在门口抽烟。杨海崧44岁，现在生活在北京，他留着寸头，戴眼镜，穿简单的衬衫和球鞋。吴宇清站在他的左边，头戴毛线帽，胡须杂乱不堪，杨海崧突然察觉，他一直向往的生气蓬勃的“台长”怎么开始衰老了？
这次巡演，P.K.14演奏了新歌。吴宇清站在人群末尾，坚持看完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演出，“双腿酸麻”，疼痛让他几乎没有挪动位置，但是，他激动地对每一个身边可以咬耳朵的朋友说，“他们找到了新的核！”后来实在撑不住了，他给杨海崧发了短信，说“腿不好先撤了，新歌极好，有的地方很根源像2000年后的齐柏林，有的地方是一种新的吉他恐怖主义。”杨海崧叫他好好保养，以后再聚。他完全想象不到，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夏天
蒸腾不止
遥远梦想中的徒步
我想象我是一架锈机床
感觉漏油
时刻摩擦出
伤感的老骨头节拍”
（吴宇清的诗《关节》）
“台长”，他们称呼他。1994年，吴宇清主持了两档和摇滚乐有关的电台节目，时间是周六和周日晚上九点。一个叫《摇滚殿堂》，向乐迷系统性地介绍摇滚乐，开场是Mr. Big的《To Be With You》，随后是开场白：“感知的大门打开了，欢迎走进摇滚殿堂”，带有普及性质。另一个叫《新乐天书》，专门介绍一张唱片。歌是他选的。当时没有网络，普通人不知道该听什么，也不知道在哪儿听。他的节目成了一个窗口，一个通道，有的人一边聆听，一边记录乐队和歌曲名称。在南京，年轻人是通过吴宇清干净清脆的声音抵达摇滚乐的。
每周末，吴宇清会采购一些打口磁带，后来是打口碟，最常去山西路的军人俱乐部。
军人俱乐部有一座宽敞的大院子、一家电影院、一个溜冰场和很多商铺。那里聚集了五六家打口门面。就在那儿，吴宇清认识了很多音乐上的朋友，除了他出生在1967年，这伙人其余均出生于70年代。
杨海崧第一次见到吴宇清时，吴宇清在唱片店坐着和老板聊天，长头发，肩挎一只斜挎包，“太帅了”，“说话的方式和手势非常自然”。他向杨海崧推荐唱片，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围绕军人俱乐部，朋友圈从两三人扩展到十多个。军人俱乐部有一家四海音像，老板家在市中心，成了据点，一群人买点啤酒、快餐面，在他家听音乐，看录像带，一直待到半夜。大家在一块儿像兄弟一样放松。吴宇清性格最外向，有着和战士一样充沛的精力。他的朋友最多，原因之一是他总掏钱请大家吃饭，像个热心的大哥。当然还有传播最新的乐队——他总是听得最多的那个。
有一次，南京电台举办原创歌曲的录制和征集，吴宇清收到一个高三学生寄来的样带，他问那人，“歌你写的？”“我写的”。“词你写的？”“我写的”。“写得可以啊。”“你谁啊？”“你听听我的节目。”
那人叫海洋，后来是“七八点”乐队的主唱。七八点是一支南京乐队，活跃在1997到2001年，随后销声匿迹。
那年海洋不到二十岁，正在野心勃勃地阅读和写诗，参加了一个名叫“对话”的诗社，成员多是江沪一带朦胧诗派的诗人，整天看油墨印的诗刊。他写了三十几首诗，找了一家出版社，编辑讽刺他，这东西你花钱印出来给自己看啊？不过，他听了崔健，也听了张楚，张楚的形式启发了他，把诗歌和音乐配在一起，他想他也能做。当时摇滚乐风头大，新乐队有人关注，不等于出版了嘛，他想。
吴宇清非常喜欢海洋写的歌，确切地说是歌词，那些儿歌似的音乐搭配文学性很强的歌词，吸引了他。他对这个戴眼镜，整天穿花格衬衫，知识分子模样的少年充满了好奇。两人理所应当地成了朋友。吴宇清比海洋大十岁，海洋听他的。
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海洋：“你的歌好听，我要在节目里面放。”
“你放呗。”
“你乐队叫什么名字？”
“没名字，还没想好呢。”
接下来，他想了一堆奇怪的名字，全部取自波德莱尔和兰波的诗作，你能想象有多古怪了，自然被否决了。吴宇清逼迫他，“我今天晚上就要放。”
“我真没名字，你别逼我。”他看了看墙上的钟，停在七点四十几分，“叫七八点吧。”
“操，太牛逼了。”
后来吴宇清告诉海洋，他俩有缘分，他的生日是七月八号，他出生在“嬉皮年，爱之夏”。
九十年代后期，南京出现了一批摇滚乐队，以重金属、朋克居多，包括“痊愈者十八”，贝斯手是吴维，后来在武汉成立了“生命之饼”——中国最老牌的朋克乐队。P.K.14是一支后朋克乐队，词曲尖锐，最引人注目的是杨海崧刻意刺耳，不协调的声音。和前两者不同，七八点乐队青春，诗意，充满幻想，旋律悦耳，“像原始的石头一样稀少”，吴宇清写道。
七八点和PK14都在五台山下的防空洞排练。那个洞很深很深，打开是一间又黑又潮湿的房间，日光灯垂在中间，里面堆积了鼓和音箱，回声极大。排练完出来，两耳轰鸣，什么也听不见了。经常有坏人把铁锁砸开，偷走贫穷乐手的吉他。
吴宇清觉得几支乐队各有特色，他想记录下来。他把海洋和杨海崧拉到栖霞山脚的小木屋，小木屋是南京炼油厂的工人搞的乐队录音室，有一个八轨调音台。海洋不想去，他想他吉他弹得很差，唱歌也不会唱，总之是个业余，“这算什么呢？”
“你就当日记录嘛。”吴宇清怂恿他，热心地帮他和音，编曲，牛逼哄哄地指挥他们排练，好像经验很足。乐队人都听他的。但技术太烂，不是吉他错了就是鼓不对，一首歌唱了二十遍。
录好以后，吴宇清拿着母带（就是一盒磁带），导录到电台使用的数码录音带上，再把这盒数码录音带一盒一盒翻录到空白的磁带，取名《南京地下音乐记录97-98》。封面是蒙克的《嚎叫》，背面印了一个logo，吊盐水瓶的小孩躺在婴儿车里，意思是虽然成年了，但和现实社会相比，这些人还像生病的格格不入的小孩。磁带在南京大学门口的唱片屋售卖，一盒五元，吴宇清写道，“不为赚钱，只是想让诚心要听的人，花这5块钱买回家去。”
“他是摇滚乐非常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只要演出都会到场，在电台做节目，大力传播本地的乐队，联络本地乐队和其他地方的乐队，他在非常坚定地做件事。”童玮亮说。1998年，童玮亮在江苏省电子厅工作，做了“暗地病孩子”，中国第一个亚文化网站。网站被雅虎放在首页的文学栏目，迅速吸引了一批趣味相同的年轻人。网站颓废压抑，内容包括音乐、诗歌、小说和漫画。对每个发来邮件的人，童玮亮统一回复，“紧握你同志般的双手。”
那时，南京的文艺氛围单纯，或许是城市的关系，人们都敏感多思。他们在潮湿的街道行走、聆听、思考，渴望交流，渴望同类，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在一起。
当时吴宇清三十岁，正式工作是国税局的网络管理员，兼职电台DJ。朋友们跟他认识久了才发现，“原来他是个公务员啊”。另一个发现是，他很早便结了婚，妻子是教师，美丽端庄，为他生了女儿。他是那种有理想、有激情、同时追求生活安稳的南京人。音乐是他的寄托，在那个理想的纯粹的世界中，人们永远年轻，永不妥协。吴宇清把那个世界放在了心里。
三
1999年，杨海崧离开南京，去北京发展。海洋遇到喜欢的女孩，女孩去了澳大利亚，他想摇滚乐的尽头就是一段阳光普照的爱情，也去了澳大利亚。其他人或者离开，或者开始工作，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新世纪来了。吴宇清继续做电台DJ，但他的兴趣发生了转移，从音乐转移到文学，主要是诗歌。
以前吴宇清也看文学书籍，但只对表面的光鲜的东西感兴趣，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比如他喜欢村上春树，因为书中写到了爵士乐。与此同时，论坛时代来临，出现了“诗生活”、“诗江湖”、“橡皮”等专门为诗歌而设的论坛。各地的诗人，以年轻诗人为主，踊跃地在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诗。
2002年，南京本地也有了诗歌论坛——“他们”，版主是韩东。每隔一段时间，论坛出版一份网刊，内容有小说和诗歌，数量和质量都很高。吴宇清也写，最开始在“西祠胡同”，然后是“他们”。他还起了一个亲切有趣的网名，做主持说话前习惯敲话筒，“喂喂”，谐音“外外”。
2000年，海洋和女朋友谈崩了，又和学校的老师打了一架，于是退学回国。他回到南京，打算继续搞乐队。他回来后，吴宇清开始更多地找他聊诗，而不是音乐。两人的口味大相径庭。海洋的阅读体系是顾城、艾米莉·狄金森、阿赫玛托娃，喜欢有仪式感和象征性的诗。吴宇清喜欢清新简单的口语诗。他给海洋推荐了许多“第三代”诗人。海洋还发现，他不仅阅读他们的诗，更重要的是和诗人成为了朋友，或许正是在诗人的影响下，他开始写诗了。“我明显感觉他向往，他发现诗人有点像潇洒自由的侠客，他向往江湖的感觉，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和那些诗人年纪差不多大，摇滚乐是小孩玩的事情。”海洋说，吴宇清被诗歌迷住了。
“他的诗真好
真他妈地好极了
我要拼命地吹捧
不为名不为利
要把这些诗
捧到天上去
象一朵白云
顺便自己
也蹬上去
瞧一瞧 ”
（吴宇清的诗《诗歌》）
2003年，吴宇清突然决定离婚，一眼看到头的中年生活让他害怕，婚姻仿佛是一头猛兽，要吞噬他。这个决定让所有人感到震惊，别人看来他的婚姻堪称楷模。但对他来说却是束缚。骨子里，他或多或少崇尚西方式的独立平等的婚姻关系，等他进入婚姻才知道，那太理想化了。作为缓和，他借口电台忙碌，搬到了电台的同事家。
同事也热爱摇滚乐，关注诗歌。同事有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他住主卧，吴宇清住北边的次卧，屋里有一张床和一个书架。两人经常在一块谈诗，有时买两瓶可乐坐在超市门口讨论，有时在房间，一边抽烟一边聊天，聊到天亮。吴宇清就在那时学会了抽烟。
两年后，同事辞职去了北京。吴宇清也向往北京，主要向往那里的艺术氛围，“北京是旧金山啊”，他说。但他没去。
2005年，吴宇清搬到珠江路附近，就是他跳楼的那座楼。那时他不到四十岁，刚刚开始独居，他期待迎接单身汉的崭新生活。
差不多同时，刘立杆也离婚了。
夜晚，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吴宇清带刘立杆去一家老式的可以给女孩递纸条的酒吧，看到两个女孩在聊天，主动地走过去说，“我们拼个桌子吧。”他什么都敢干。有一次，为了追求一个女孩，女孩喜欢某支乐队，他就把那支乐队请过来，自己掏钱，联系场地，在南京办了一场演出。
网络普及了，年轻人更愿意上网听音乐而不是收听广播。他辞掉了电台DJ。做了十一年，自己也觉得索然，有几次干脆叫了写作的朋友，歌曲间隙聊起了文学，“XX，文学界最近有什么新动向？”
2006年，南艺的影视专业成立不久，师资不足，一个老师带八门课，学生不满，整天嚷嚷着要退学。系主任只好把吴宇清搬来救急，说“给你们请了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南京摇滚教父，搞影展，也参与过演出，李红旗的片子他都演过。”
从那年起到2016年年末，约有十年，吴宇清在南艺代课，教影视赏析和剧本创作。代课费很低，每节课上四个课时，一个课时50元。但是在那里，他找到了新的舞台和一个公务员以外的身份——继DJ之后，又一个能带给他刺激和欢乐的身份。好像只有这样，生活才值得过下去。
新学期开学，吴宇清过来了。他掏出一张碟，打开光驱，开始放P.K.14的歌，自己出去抽烟了。上完课，他问底下的人，“谁没事去吃饭啊？找地方吃饭。”他喜欢艺术的小众的电影，比如杜蒙，比如贾木许。他带学生去看演出，有一次甚至租了一辆大巴专门去上海看舌头乐队。有老师看不惯他的作风，给校领导打报告，说吴宇清靠传播亚文化，俘获学生的芳心，最主要的罪证是晚上带着学生出去喝酒，而且有男有女。好在系主任和吴宇清关系不赖，事情没闹大。
吴宇清和他的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三年后，在毕业的临别赠言中，吴宇清写了一段话：“我们有缘分相处了三年多，有时我奢望我们的关系能更近一步，我不是说出于惧怕孤独而必须抱成一团的那种密切。我暗自希望能从与你们的交往中，发现一些生活的信念。同时，这种信念也能转而影响到你们。在此时此刻，我理解，这是一个非常软弱和扯淡的念头，要往前走，我就得把它干掉。就像你们会把我干掉，事实是，我会死于你们之前。这既不悲伤也不幽默，这应该只是从容面对。没有什么信念，除了这一个：最大程度地相信你们自己。”
王飞飞是南艺2004级的学生，他没上过吴宇清的课，但私下经常和吴宇清走动，他开玩笑说自己是吴老师的“干学生”。他是河北人，样貌粗犷，爱打抱不平。他第一次谈恋爱，失恋了，特别痛苦，同学叫他找吴老师聊聊。吴老师开导他，要多谈，然后迅速忘掉，“你现在觉得这个最重要，独一无二，你谈多了就知道，都一样。”开始传授他恋爱经验。之后，他常找吴老师吃饭，吴老师带他去自己新发现的餐厅和酒吧，和他聊文学、电影、音乐。令他惊奇的是，“这些人吴老师你都认识啊。”这样的交往给王飞飞留下一个印象，“吴老师是一个什么都可以摆平的人。”
2009年，王飞飞毕业了，和吴宇清说想拍电影，大致聊了电影的构思。2012年之前，南京每年举办一场独立影像展，是民间办的三大影展之一。吴宇清是南京影展的初创成员之一，参与选片和主持放映。2014年秋天，王飞飞全职在家写剧本，每个月和吴宇清见面三到四次。吴宇清一场戏一场戏地帮他梳理，提出自己的意见。2016年夏天，电影拍完了，在北京做后期。第一版剪辑用的是非线性的叙事结构。王飞飞报了柏林电影节，选片人没要，他有点慌，担心电影结构过于复杂，又换了线性的剪辑方式。
冬天，吴宇清来北京看片，晚上王飞飞陪吴宇清回酒店。因为抽烟，他们打开了窗户，拿一个杯子当烟灰缸，房间很冷。吴宇清说：“胖子，不能怂啊。我们应该是和杜蒙、塞德尔、杨恒这样的导演站在一起。老韩（韩东）、朱文他们当年为什么要断裂，就是要跟那帮傻逼划清界限。你不能去取悦他们啊。”
2017年7月，王飞飞的电影《何日君再来》入围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是唯一入围的华语电影。媒体陆续找到他，在采访中，他提到吴宇清对电影的帮助，有人看到转告给了吴宇清。吴宇清特意和王飞飞打了个电话，说“谢谢你，你提到我，我很开心”。那是9月，他即将从28楼跳下。
四
2008年，杨海崧找了一家出版社，想把自己的小说印出来。前两年他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吴宇清说他正好也想出一本诗集。他才知道“台长”也写诗啊。杨海崧说，那就一起印吧。
离开南京后，杨海崧和吴宇清每年见面三到四次。一般约在酒吧，谈论彼此的近况，也谈论和音乐、文学相关的话题，主要是吴宇清说，他听。有一次，他和吴宇清聊起音乐上的困惑，他发现做乐队不仅牵涉到创作，还牵涉到乐队成员之间的关系，目标不一样，分歧越来越明显。吴宇清问他：“你为什么要做乐队？你当时放弃了所有东西，想要做一个好乐队的出发点是什么？”他建议杨海崧回到最根源的地方。
吴宇清的诗集叫《洞》，封面是一部墨西哥恐怖电影的剧照，一个躺在病床上被电击治疗的女人，托朋友设计的。他说在某段时间内，他的状态很像这个女人。
诗集印了500册，一部分赠送朋友和学生，通常在饭桌上赠送，说辞是“出了本诗集，随便看看”，朋友便收下，像接过他递来的烟。另外留了一箱在先锋书店。卖得很便宜，定价十元。卖了一年还剩一箱，他只好把它们搬回家。几天后，他又把诗集寄放在开淘宝店的朋友家，托朋友在网上送人，没怎么送出去。后来，放在床底的诗集受潮，朋友就扔了。
在诗集的自序，吴宇清写道：“把这些诗集中起来，最初的想法，是为了告别。等它们在一起了，看着又像是一支吵闹不堪的杂牌军，并没有什么可以攻打的。能留下的，只是寂静。有时候，我体会到它们给我的快活、刺激、痛苦、彷徨。或者，它们只是下酒菜，能让深夜显得更深一些的话题。如果我贪心，想得到生命的神奇，一定有很多洞穴在等着。就这样吧，我喜欢这个诗集。无论如何，生活才刚刚开始。”那年他四十一岁。
吴宇清也想拍电影。2008年，他和杨海崧策划、制作了七八点的唱片。自1997年成立以来，七八点一直没有一张完整的唱片。海洋不肯录。吴宇清不停地和他讲，“我现在把全国的唱片公司寄来的乐队样带都听过了，我操，还没你好呢，你不做你傻啊，你跨时代了你牛逼了，你就保持这个状态就行了，还像以前一样，回来继续玩，我来帮你弄。”说来说去，海洋都不肯。吴宇清说：“你那么牛逼啊。”海洋说：“真的不能玩了玩不动了我。”
最后，吴宇清虚构了一部名叫《屋顶上的猫》的电影，专辑以电影原声的方式发行。他把手边保留的九首七八点的样带混在影片中，隐去乐队名称。他一直想把这部不存在的电影拍出来。
那时，他阅读了很多小说，拉片（要备课嘛），在豆瓣写了很多简短的提纲性的故事。读到好的作家，比如波拉尼奥，会突然给刘立杆打电话，“老刘，《2666》很好看，我操，太好看了，买一本啊买一本。”说完就挂。那时，刘立杆又结婚了，他仍然活跃在南京的诗歌圈，但是刻意和某种群体生活保持距离，不再依赖它。他的生活和写作平缓而稳定。
吴宇清反复向刘立杆推荐各种小说和电影，说《屋顶上的猫》的计划，说了四五年，把刘立杆都说烦了。有一次，刘立杆失去耐心，骂了他，“吴宇清，你做音乐没做出什么名堂，写诗也没写出个名堂，当然你教书教得好，是个很好的老师，但是你满足于做一个老师吗？你说拍电影你拍啊，你梳理一下你这辈子到底做了什么？”
吴宇清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当年我写过歌啊，得了二等奖，汪峰跟我住一个房间。汪峰站在窗户边上看着外面说，哥们儿你觉得我们以后能成吗？”
“我们觉得他是个玩票的，非专业的，没有在正式场合发过什么东西。他对待文学是孩子式的，你们写诗，我也写，希望你们喜欢，特别孩子气。”吴宇清死后，刘立杆这样说。
本来，吴宇清打算在今年申请提前退休，在家专注写作。2017年年初他写了一篇剧本大纲，故事主要描述了两个寻求自由生活的女孩，偶然地，分别来到南京，一个留了下来，一个带着一些经历离开，“以此来见证某种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都飘荡过的信念：自由、天真，寻找令人激动的心灵碰撞......好像这个故事一直在等待着我们。”他在作者阐释中写道。
吴宇清死后，海洋说：“他是个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的人，有很多朋友围着他。可惜的是任何圈子没有给他足够的归属感和成就感，他对自己自信又不自信。他一直有落差，别人把他当成了一个组织者，没把他当成艺术家，但他在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自己的观点和标准。去年他自杀了，我才意识到，我记忆中的南京是他张罗组织起来的艺术化、理想化的南京。我们都太不珍惜了。”
海洋经常记起年轻时，他去吴宇清家听音乐，吴宇清家有大音箱，在那时是种仪式上的享受。吴宇清给他放了伍佰的《再度重相逢》，一边听一边手舞足蹈，兴奋地说，这歌好。当时他很纳闷，觉得“人生如梦”这类歌词太直白，有什么好听的？
2003年，海洋离开南京，先是在麦德龙工作，辗转去过沈阳、青岛、上海、成都、厦门。2010年，苹果公司看中七八点的歌，邀请他来苹果工作。他在重庆呆了四年，成为一名成功的经理人。期间他学了佛。做乐队的时候，他状态不好，经常打架，故意从楼梯上摔下来，有段时间，完全不能和人说话。后来，他想离音乐远一点。
海洋想，如果不是吴宇清的坚持，他早就放弃音乐了，也不会有人听到他的唱片。去年，他在出租车上突然听到伍佰那首歌，一下子被歌曲中质朴的情感打动了，他觉得这一切是吴宇清送给他的礼物。
五
吴宇清和父亲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在体格上。
父亲是东南大学的领导，身材高大。和儿子爱好文艺、自由不羁的个性截然不同，父亲传统刻板。这样一来，母亲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了。吴宇清回家，妈妈说，老头子，宇清回来了。爸爸才开口，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认真工作？等儿子要走了，妈妈又叫儿子，去跟你爸说再见。好的，儿子说，爸我走了再见。
2017年年初，吴宇清的母亲骤然离世，对父子俩的打击都很大。父亲认为是医院治疗不当导致的，在家痛骂庸医，没想到后来儿子又进了医院。
杨海崧的演唱会过后没多久，吴宇清住了一次院，治疗痛风。他请了病假，没告诉其他人。八十多岁的父亲照看他，每天给他送饭。
睁开眼便是病床。住院第二天，吴宇清情绪低落，打电话给杨子馥。那是2017年的6月，杨子馥和男朋友的感情出现问题，状态消沉，说想离开南京。“你特别不容易，不要离开南京，”吴宇清给她讲萨特和波伏娃，“爱情是锦上添花”，反过来劝她珍惜现在已经建立的世界，说“你和杨海崧是我特别认的两个朋友，你们都靠自己打拼，很坚韧很执着。”说着说着，他哭了，“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我这个年纪还要我爸爸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来照顾我，我妈妈刚去世他能扛过来很不容易。”
杨子馥是成都人，2005年来南京，两年后组了一支后摇乐队，她是键盘手。2005年到2008年，杨子馥和其他搞乐队的女孩和吴宇清走得很近。他们每个星期一起看两三场演出，最常去的酒吧是新街口的“极地77”、成贤街的“红色气球”和鼓楼钟楼旁边的“古堡”。女孩们是八零后，吴宇清最年长，但不严肃，喜欢开玩笑，看完演出请大家吃饭，就算提前走，也会悄悄把单买了。
2008年，杨子馥一个人生活，吴宇清就把单位发的柴米油盐给她送过来，放下就走。有次天热，送了一床凉席，说：“正好路过，夏天铺席子睡得舒服。”他对朋友总是很慷慨，几乎所有朋友都收过他的礼物，皮靴、牛仔裤、乐器、唱片、影碟等等，好像这是他应该做的。
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吴宇清的双腿恢复了一些，能走路了。7月又出现了波动。他患了前列腺炎，症状是尿频，他抱怨总是尿意大于睡意，隔半个小时就要起夜，加上腿脚不便，非常苦恼。去医院排队也苦恼，专家门诊像菜市场，人群急不可耐，他总想上厕所，但上厕所就会被插队，他只能忍。等终于见到医生，医生听了个大概，就匆匆开了药，加上母亲的事故，他想医生是不能信任的。
他跑了好几家医院。一位医生的药吃一个星期不见疗效，就换另一位。后来，在和朋友的交谈中，他说：“我现在脑子里面全是七八张医生的脸，他们说的话互相矛盾，比如关于要不要通过射精来缓解病情，非常可笑。我觉得自己也很可笑......我现在到哪里，就到离厕所不远的地方，所以最好发明一种移动厕所。”
吴宇清死后，杨子馥找她和吴宇清的共同的朋友聊天，发现每个人对他的了解都不全面，每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认识他，“一对起来，发现他很分裂”。
平常，吴宇清只在市区活动，以鼓楼转盘为中心，向四周发散最多五公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咖啡馆和酒馆，像活在南京的纽约客。他对升官发财毫无兴趣，在单位三十多年，职位一直停留在科员，他拒绝买房，连车也不买，坚持骑二八自行车。他对新生的事物缺乏信任，不用支付宝和微信，使用的最前卫的互联网产品是豆瓣。
大约从2008年开始，吴宇清爱上了买衣服，他买了很多皮衣，M65的夹克……养成了收藏皮靴和牛仔裤的嗜好，在豆瓣上传了很多靴子照片，积极地逛牛仔裤论坛，然后把购买链接以豆瓣豆邮的方式发送给朋友，请朋友支付，再找时间把钱给朋友送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蓄起了胡子，热衷于戴帽子，尤其是毛线帽，再没见摘下来。他极力避免自己像个昏聩的中年人，不管是心灵还是外表。
“他的青春期特别长，甚至持续到五十岁，同龄人经历的人到中年的槛他全部规避了。”杨子馥说。生病前，朋友总调侃他，“你他妈的无论穿着打扮、做派、心理，一直是年轻人的那套，但你知道吗，你现在已经年过半百，你没有中年，但不可能不面对老年。难道你是想直接从青年时代一脚踏入广场舞吗？”
自从6月通过电话，杨子馥开始刻意和吴宇清保持联系，下班后就去看望他。有一天，杨子馥和他说：“有一次在家里我自己昏倒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醒过来了，我怕自己出事，就写了一份遗嘱，放在小盒子里，钥匙交给了同事。”吴宇清回答说：“我早就想死了，我连楼都看好了。”
以前，吴宇清经常和朋友聊死亡，在他看来，死亡不是了不起的事，他说，“搞摇滚的人，三十岁死了算了，再往后等于多活了。”
到了2017年8月，事情便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了。由于病症，睡觉很费劲，吴宇清失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能久坐，沙发也不能坐，只能坐靠在板凳。他总感觉尿液排不干净，就用纸巾不停地擦拭，垃圾桶内满满的纸巾，却都是干的。
期间，王飞飞回南京约吴宇清见面。电影拍完后，他就在北京和南京两地奔波。每次回南京，他给吴老师发个短信，“吴老师，我回来了”，吴老师再回电话，和他敲定见面时间，成了固定的习惯。但是，那次见面，吴老师说膝盖肿了不能弯，就不出来了，王飞飞便去他家看望他。到了他家，发现冰箱里只有两瓶碳酸饮料，厨房的柜子里有几碗过期的方便面。他问，吴老师你吃饭怎么办？吴宇清说，叫楼下小饭店的伙计送餐。王飞飞借口出去办事，去对面商场的面包店买了四百块钱的面包。
回到北京后，王飞飞和他的女朋友感慨，“吴老师一直是我人生的灯塔，但是我忽然觉得好像身边还是得有人啊。”
8月24日，吴宇清约刘立杆见面，莫名其妙地说：“哥们好久没见了，万一哪天死掉总要见上一面哦。”两人在吴宇清家楼下碰面，准备去一家酒吧坐坐。但打了二十分钟打不到车，就改在家里。刘立杆觉得他家气味不好，说你房间一股霉味。他说，哪有？没有啊，不可能有。刘立杆说，你闻不到吗？他说，我闻不到。刘立杆说，霉得一塌糊涂。他打电话叫餐，给刘立杆要了炒饭，自己要了粥。他说，痛风不能吃荤的。接下来，谈起前列腺炎的事情，天天睡不着，很痛苦，说他上百度贴吧，有人得了十年还没好。刘立杆感觉他非常焦虑，坐立不安，他很诧异，“一个满不在乎的人怎么会被前列腺炎搞得这么焦虑？对一个小毛病的过于夸张的重视，恨不得一次性有个神仙把这个事情了掉，马上恢复正常。”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刘立杆劝他开微信便于和朋友联络，“这种外在的坚持和抵抗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代是这样的，你不用微信不上朋友圈，过于姿态化了。”
那天，吴宇清收到杨海崧寄来的《呕吐袋之歌》，作者是Nick Cave，杨海崧翻译的。他转手送了刘立杆，说最近看不动你先拿去看吧。除了书，还送了一双靴子，借口是“买小了，你穿正好”，二人分别。回到家，刘立杆发现靴子很旧，不止穿过一次，恐怕穿了十几次，有的地方发霉了，后来他想，这是朋友的告别。
9月初，朋友们陆续接到吴宇清的电话。其中，他和杨海崧通了次话，由头是女儿要去日本留学，到北京来办签证，问他认不认识大使馆的人。杨海崧不认识，回答说，这事儿没什么能帮的。他没挂电话，开始讲身体，讲自己的病，讲得很清晰，“说话方式和以前一模一样，一点感觉不出来糊涂、异样、自怨自艾”。他也和韩东说了生病的情况，听上去不是重病，却说“不行就挂掉算了。”韩东说，“你怎么可能这么想呢？”最后，他和韩东说了声：“谢谢。”挂了电话。
自杀前一个礼拜，父亲觉得他不太对，把他拉到医院。医生说，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诊断他是重度抑郁，得吃药。他吃了一次，反应很大，很难受，杨子馥劝他，起码先保证睡眠，他说，吃完更想死了。
9月19日，吴宇清开了微信，打趣说，看看你们这帮屌人说我什么坏话了。头像是卧室的窗户，应该是坐在窗前的书桌边拍的，拍照的人看着窗外，窗外有树，树叶是绿色的。微信上，朋友问起近况，他发来六个字，“自由梦碎一地。”
没有人知道独自呆着的时候，吴宇清在干什么。2005年之后，所有人都以为吴宇清是个单身汉，直到他死了才发现，“他没离婚啊”。他可能和妻子达成了某种协议，没有正式结束夫妻关系。可是，虽然伪装成一个单身汉，也有过很多女人，曾经，女人都想和他睡觉，好像他活在另一个世界，大家都想接近那个世界。但他和女人的关系到了某一个地步，便会止步不前。多年来，吴宇清没有稳定的伴侣。而他单纯地怀念着的、九十年代的南京早已不再了。朋友们都在各自既定的轨道上走着。
2017年9月，吴宇清50岁，孑然一身。而且，这个身体也开始衰老了，甚至不得不接受年迈的父亲的照料。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他所蔑视和逃避的生活，正像报复的潮水一样向他扑过来。
没有人知道吴宇清何时做出了决定。
吴宇清的葬礼简单迅速。他的父亲拒绝了一切吊唁和法事，好像儿子的突然死亡是一块不可示人的伤痕，只要遮住，生活就和以前一样。
六
吴宇清去世一年了。
在南京羲和广场的一家咖啡馆，我见到了杨子馥。她个子高挑，穿着得体，她的鼻翼和嘴唇都穿了孔，但一点儿不突兀，是那类让人眼前一亮的女孩。我们找了个可以抽烟的位置。2010年，杨子馥开了一家纹身店，现在是南京有名的纹身师。当初一起玩音乐的女孩各自工作、结婚，见面的机会变得很少。
吴宇清跳楼的地方就在咖啡馆的斜对面。杨子馥说，跳楼前一天，吴宇清和她说，准备去上海看病，“后天一大早就去上海，已经预定了周四的专家门诊，碰碰运气”，并向她汇报了病情，“这病天冷更发作了，这两天只睡了三个小时，精神还行。”不忘叮嘱她：“保重身体。”
吴宇清死后，朋友们才注意起他的病。哪怕他提过自己的病，但是以沉着、与己无关的口吻提到的，好像他在描述小说或者电影中的一段情节，让人以为只是身体自然出现的现象，尽管是坏的，但马上会好的。
十月，我和王飞飞在上海路见面。上海路是南京的文艺地标，有别致的咖啡馆和酒吧，是吴宇清喜欢的地方。那几天都是晴天，难得没有下雨。在南京，雨水好像从来不曾停止。我们在咖啡馆的门口闲坐。不时有年轻男女经过，迎着太阳走，头顶的树叶轻轻摆动。楼房很旧，上了年份，看不出墙壁的颜色。往前走两百米，有一个施工队，在街边竖起黄色的遮板，人群便绕开。走着走着，街道分了岔，拐弯处是一家面馆，锅炉摆在外边，冒着热气。再远是摊位，修车的男人双腿翘在桌沿，津津有味地看电视。南京太老啦，像老电影。没有任何吴宇清的踪影了。
为了办追悼会，王飞飞联系了很多吴宇清的朋友，发现范围太广太杂，音乐、诗歌、小说、电影他都有所涉及，似乎哪儿都沾一点，但并不处于漩涡的中心。吴宇清口才好，好到能连续说四个小时不卡壳，对艺术的各个领域比较了解，私下又都是要好的朋友，所以他主持了各种作家的新书发布、诗歌朗诵会、影展的开幕式，诸如此类。朋友婚礼也请他主持。韩东说，外界对他的普遍印象是，“一个带引号的发言人或者活动家”。
吴宇清死后，朋友们整理了他的诗，跨度从2001年到2017年，一共511首，最后一首写给去世的母亲。他的诗开始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文章中，好像直到这时，人们才注意到，吴宇清一直在写诗啊。吴宇清的诗写得很诚实，很伤感，但不够极端，缺乏某种独创性，在诗歌大量涌现的论坛时代，被遮蔽淹没，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依然是个好诗人。这倒是次要的。最让朋友们感到意外的是，很难把吴宇清的诗和他本人联系起来。吴宇清健谈，和他见面，与其说聊天，不如说是他的独白，不是兴奋地得意忘形地，也不是沮丧地，而是平静地叙述，完全是旁观者、观察者的角色。
韩东也在这时读到了他的诗，他既意外又愧疚，要为外外“正名”，“外外是一个有诗歌成就的诗人”，“外外训练有素，自成一统，只是始终隐而未现而已”。
韩东说：“平时在写作上大家是闭口不谈的，可能他谈我们的写作，我们不谈他的写作，他自己也从来不谈他的写作。大家都没当回事儿，看到他的诗的震惊是非常普遍的，不知道他在正儿八经地认真地写，也不知道他写得如此之好。我们的忽视、心不在焉是个问题，他本身肯定有问题，平常他喋喋不休谈的都是别人，他有一种伪装，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是个很强烈的反差——他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几天后，王飞飞带我去拜访吴宇清的墓地，三月刚刚迁来。墓地在一片低矮的山坡上，穿过干净的林荫道，眼前是一座座整齐排布的墓碑，那是黑色的丛林。墓地安详肃穆，平时白天有看守墓地的工人收取小费，不知为何，那天空无一人。王飞飞从包里掏出一瓶矿泉水和一条毛巾，浸湿毛巾，拭去碑上的灰尘。随后拆开一条中南海香烟，自己点了一支，为吴宇清点了一支。墓碑很新，落款是鲜红色，照片上的人是青年模样，一头黑发，脸庞俊秀。有蝴蝶飞来，围着墓碑打转，不一会儿又飞去别的地方。人死了，岁月却倒流了。
“DJ、VJ、写诗的
流行歌的、搞 IT 的、父亲、儿子、情人、丈夫、铁哥们
他有这么多不同的身份
他身份的 party里有这么多美好的女人
他身份的衣橱里有这么多
可以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里替换的衣服
有时他在回忆中对它们爱不释手
把它们都裹在身上
虽然很重，但很满足很安全 ”
（吴宇清的诗《身份》）
2018年9月25日，王飞飞在南京的卢米埃影城办了一场追思会，一场属于吴宇清的朋友们的聚会。他想吴宇清愿意朋友们谈论他，不是悲伤而是充满欢乐地回忆，好像他依然活着，只是短暂地离开了宴席。因为他是一个慷慨热情的好人，一个流连聚会和交谈，朋友们以为永远不会失去的人。
那天晚上，放映厅里坐满了吴宇清的朋友和学生，王飞飞放映了《何日君再来》。他想吴老师如果还活着，一定会请他的朋友来看。王飞飞、杨海崧、刘立杆手持话筒，站在台上，感觉奇怪，“拿话筒的应该是吴宇清啊。”
刘立杆说：“吴宇清的生活比他的诗更像一个诗人，他很自由地过着他的生活，最后照着自己的意愿去死。”杨海崧想，他再也不能把录好的新唱片给“台长”听了，他说：“对于他的死，他一生做的最后的决定，我非常尊重。这个决定跟他其实太像了。他从听摇滚乐开始，最喜欢的乐队就是The Who，The Who 有句歌词是，让我在变老之前死去。这才是摇滚乐的生活，他内心一直相信这个东西。我不敢妄自揣测他的动机和用意，我也快要到他的年纪，一旦你面对不一样的自己，你的身体无法承载你的思想，无法承载你的心灵的时候，你真的到了一个做决定的时候。这是他做的最后决定，这个决定在我看来，是个特别特别漂亮的决定。”
2018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