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左

关于梁左

姜昆

梁左他们家，谁都比他有名。他爸爸是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的老记者；他妈妈是大作家，一本《人到中年》让人荡气回肠；他弟弟是电影明星，大广告照片立在街上，脑袋比楼房的阳台还大；他爱人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属子新一代“统战对象”，也在市里、区里当个青联委员、政协委员什么的；他女儿小名“猫猫”，事业上还没有什么作为，因为太小——今年才五岁。提起梁左，大家常介绍他是“谌容的儿子”、“梁天的哥哥”，就是我女儿尊重他，叫他“猫猫她爸”。

我和梁左的合作是从《虎口遐想》开始的。一九八六年夏天，有一次我去看望谌容老师，碰上他也在。他谈起他刚脱稿的一篇小说，我立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相声，几乎不用加工就可以直接搬上舞台。拿到小说原稿以后，我在由北京开往广州的火车上连夜把它改成了相声，下车后立即排练、上演——这就是《虎口遐想》。

梁左的出现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个机遇。在这以前我写过几十段相声，其中有不少受到观众的好评，但随之而来的繁重的社会活动，沉重的行政工作负担，加上合作多年的李文华老师又因病告别了舞台，观众对我的要求和期望也不断增高……想到要超越自己、迈上新的台阶，总有些茫然。一个好汉三个帮，当年梅兰芳梅老板在前面唱《黛玉葬花》，后面就有齐如山齐二爷等一批合作者，只是中国的作家虽多，有谁可以帮助我创作相声呢——或不能也，或不为也。现在好了。梁左来了。他是一个很理想的合作者：他在北大中文系学的是文学专业，有文学功底；他在北京语言学院当的是汉语讲师，有语言学知识；他在京郊农村插过队，在中央机关当过干部，有比较丰富的生活阅历；他在结识我之前已经发表过几十篇小说和其他作品，有比较扎实的创作基础；他结婚以后一直带着爱人和孩子住在北京的一座大杂院里，熟悉普通人民的生活和语言；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有幽默感。

我们的合作是成功的。几年来，《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特大新闻》、《学唱歌》、《着急》等一批作品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并引起专家和同行的注意。对此，梁左总结说：“因为你懂相声，我不懂相声，所以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的确，像《虎口遐想》中以“一青工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请游人注意安全”这样的书面语言和“您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要跟个大老虎是不是是个人就上得去”这样的长句式来组成包袱，是不符合一般的相声创作规律的，但梁左就这么写了，我就这么演了，观众就这么笑了，这里面有值得研究的东西。我想，相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一定要大胆革新，不仅内容要革新，形式也要革新，如果一味拘泥旧的手法去创作相声，就难免语言贫气、包袱雷同、笑料单一，就难以出现大的幽默。梁左在相声创作中的“离经叛道”，正说明他早已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梁左是一个好的合作者，却并不是一个坚定的合作者。这几年我屡屡动员他到广播说唱团来搞专业创作，但他却每每托词拒绝，我知道他是还没有下决心一辈子搞相声。他这人表面随和，说话慢条斯理，遇事不慌不忙，但内心却充满激情，变幻莫测，难以把握。当年他在中央机关呆得好好的，有一天读元曲“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于是心有所感，马上找领导要求调动，说是要换一种“耽几盏酒，教几卷书”的闲适生活。早先他还写过纯情小说，收到不少带着女孩子泪水的读者来信，后来他又搞过《红楼梦》研究，因为发给他的《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证》编号“十三”，认为太不吉利，所以洗手不干了。这几年他一会儿对数理逻辑发生兴趣，在创作相声《聚会》时硬塞进一段关于“悖论”的内容；一会儿又对动物学刻苦研究，啃完了厚厚的一本《中国鼠类大纲》，还发表了一篇叫什么《灭鼠记》的幽默小说，也动员我改编为相声；前年他又玩命学了一年西班牙语，说是为了读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原著……每到这时，常常需要我努力把他拉回到相声创作的正路上来，我对他说：“你那些都属于业余爱好，写相声才是正事。这几年大伙儿谁不知道你呀，都等着看你的作品呢！”他听得心里高兴：“真的？大伙儿都等着呢？那我可得对得住大伙儿。”于是几天以后又有一个新段子送到我的手中。

现在，我和梁左合作的第一部相声集《虎口想——姜昆梁左相声集》即将出版，面对着我们的劳动成果，我想大声地对我的合作者说：

“咱们干它一辈子相声，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