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分野始于何时？

黄帝、颛顼、帝喾的记载中都保留了“帝系”与“外族”联合并诞下支系的说法，甚至保有蚩尤、共工、少昊等四方“帝王”（氏族首领或氏族名）的名号。但到了帝喾之后，帝系归于一统，尧、舜、禹的记载中均强调的是帝系的延续，而非帝系与外族的联合（也许禹娶涂山氏的故事算一个例外）。但相对于“帝系”的“外族”显然没有消失：贯穿三代的叙事之一，便是中央王系对他族的册封（变夷族为夏族）和征伐（变夷地为夏地），在商则为大邑商与方国，在周则为天子与诸侯。（当然，战国时期秦、赵二国与北方游牧民族“北狄”重又形成冲突，但那相对于本文而言已经是非常晚期了，其“北狄”的具体族群也有非常大的变化，此处暂略不表。）

“帝系归于一统”的历史叙事表征了“华夏族”形成的过程。前2300年至前1700年，中原地区经历了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过程 [1]，这一文明的集中化趋势，应当是气候强迫和人类社会组织（作为对气候强迫的回应）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目前，4000aB.P.事件逐渐被认为导致了中原龙山文化的衰败和龙山时期诸多聚落的消亡 [2]。

但在“华夏族”文化圈之外——按照苏秉琦对文明区域的划分 [3]，是指的燕辽以北的蒙古草原南部；按照王明珂的划分，则是指鄂尔多斯地区以北 [4]——情况则更为复杂。4000aB.P.事件对“华夏族”和“夷狄”同时造成了影响。一方面，“华夏族”文化圈边缘定居农业难以为继，居民可能被迫畜牧化或者遗弃居所；另一方面，游牧族群向东、向南迁徙，占据“华夏族”文化圈收缩之后的边缘。这部分“夷狄”由游牧变为半定居。他们可能征服、联合或联姻当地的“华夏族”，并把后者作为他们生活资料的来源。以此，他们可以保持“游牧”属性（在消耗光某一地的生活资料之前转移到另一地）的同时，在生活方式上朝着定居的方向过渡。但及至此时，“华夏族”文化圈的边缘在族群上依然存在分层，“夷狄”在居住、饮食等方面可能向“华夏”转化，但可能在谱系、宗教乃至族群神话上依旧保有自身的特征。这让他们依然是更大的“夷狄”族群的末梢神经。这或许便是早期游牧族群的“华化”。这一地区的“华夏族”也许接受了“夷狄”族群作为贵族或统治者，甚至将自身在一定程度上主动选择“夷化”，但依托当地生产资料产生的物质文明很难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部分“华夏族”可能加入“夷狄”及其代表的贵族阶层或统治阶层，但这意味着进一步减少了本就受到剥削的“华夏族”。加之气候强迫的影响，迁徙成为当地“华夏族”的选择之一。“华夏族”的迁徙往往导致栖居地整体南下，甚至长途跋涉至更为遥远的地区。这实则导致“华夏族”文化圈的收缩，进而引发“夷狄”继续南下的连锁反应，并形成了由原边缘地带构建的“夷狄”地区。这一趋势要到公元前1600年之后中原“华夏族”文化圈重新开始扩张才得到逆转。商代之前文字资料的匮乏导致对这类族群的研究并无多少进展，但是商代的文献中已经有一个组群非常符合上述特征，即“鬼方”。此时，中原“华夏族”文化圈和“夷狄”地区的冲突便呈现为武丁时期“大邑商”与“鬼方”的战争。

另一方面，在度过4000aB.P.事件后，草原被后续东进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前2200年至前1700年）和安德罗诺沃文化（前1600年至前1500年）占据 [5]。首先是锡青铜、随后是战车，让这些新的游牧族群对原有的游牧族群形成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草原于是形成新的族群和政治形态，并且在原“华夏族”文化圈边缘的南北两侧形成政治势差——原先的游牧族群、如今的半定居族群，可能在边缘以北是被征服族群，却在边缘以南是征服族群。新的游牧族群甚至可以利用这一势差进入新的“华夏族”文化圈边缘,从而跨过半定居族群的缓冲区，直接与新的“华夏族”——即商人和晚期夏人——产生对抗。这也让商代的“鬼方”有了更复杂的属性。一方面，它是商王认知中处在“华夏族”文化圈边缘的方国，其首领可以得到册封，也可以通过征讨镇压其反叛。另一方面，商王对这一方国的实际统治者究竟是谁、其北部边界究竟位于何处并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名为“鬼方”的政治势力可能存在复杂的内部政治迭代，也可能有广袤的北方边界（乃至没有边界）。

（同样来自于锡青铜和战车这两大技术优势的证据，更大胆的推论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先商族群可能存在直接的关联，甚至间接参与了夏商易代的历史进程。）

[1] 许宏.最早的中国[M].科学出版社,2009.

[2] 吴文祥, 刘东生. 4000a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J]. 第四纪研究, 2001, 21(5): 443-451.

[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 2019.

[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5] 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J].文物, 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