葳蕤的地方性
从人类学到民族学，我国学界均很倚重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提出的“Local Knowledge/地方性知识”（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Basic Books, 1984；王海龙、张家宣[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杨德睿[译]，台湾麦田出版社，2002），却难以捕捉其所谓“Local/地方”之要义。格尔茨离开他的故乡旧金山，求学并执教于美国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Chicago），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数易其主，辗转逡巡，颇为不顺。在这些人精扎堆、精英荟萃之地，博士学位不算什么，教授头衔才是学术界硬通货，才有一定的话语权。为此，格尔茨效仿先贤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离开美国，离开都市，一头扎进印度尼西亚的巴里、爪哇等小岛，一呆就是几个月，且去了多次，开展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先进文明早已抛弃的落后愚昧，繁华都市早已忘却的纯真质朴，在荒凉的印尼小岛上依然保留，格尔茨在这里思考学术，思考人生，相继写出并出版了《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 作为文化系统的意识形态》（1964）、《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 作为文化系统的宗教：宗教的人类学进路》（1966）、《Common Sense as a Cultural System /作为文化系统的一般认知》（1975) 以及《Art as a Cultural System / 作为文化系统的艺术》（1976），对美欧知识分子心目中坚若磐石、不证自明的宗教、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等基础概念做出了自己的阐释，荡涤了蒙蔽于这些元理论之上的经年尘埃，令其走下神坛，焕发人性，萌生二春。落后国家及其偏远小岛的一系列独特的地方性知识，美国主流不熟悉，不了解，故无从置喙，不置可否，格尔茨像达尔文那样依靠“地方性”取得了学术上的巨大成功。
近代以来汹涌的城市化摧毁了无数小地方，令其毫无存在感。匈牙利导演István Szabó（伊斯特凡·萨博，1938- ）于1982年斩获第5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Mephisto/靡菲斯特》（1981）的男主角赫夫根[Klaus Maria Brandauer（1943- ）饰]，不满一生呆在小地方汉堡，当一个二流演员，他向往大城市，梦想成为闻名全国的著名演员。他抓住机会，来到了首都柏林并顺利与柏林大剧院签约，又巴结纳粹将军[Rolf Hoppe（1930- ）饰]的情妇林登塔尔[Christine Harbort（1949- ）饰]，出演了歌德名剧《浮士德》中魔鬼“靡菲斯特”一角，迅即火遍京城，闻名全国。一举成名后，赫夫根被纳粹将军提拔为柏林大剧院的经理。为了报恩，他为将军举行盛大生日晚会，但却喧宾夺主，出尽了风头，宾客的目光无不被赫夫根吸引，几乎无人关注缺乏艺术细胞的将军。赫夫根还利用将军对他的信任，为其从事反纳粹革命文艺的好友说情脱罪，遭到将军怒喝而退。风头出尽，利令智昏，赫夫根完全忘记了自己来自一个小地方，自己只是一个演员，他总是试图左右掌握军政大权的将军，令其黯然无光。生日晚会结束后，将军把赫夫根带到空旷的广场上，让他站在广场的中心，打开四面八方的探照灯，刺眼的灯光直照在赫夫根的脸上，他睁不开眼睛，惊恐地用手遮挡炫目的白光，露出痛苦绝望的神情，声嘶力竭地发出颤抖的声音——“你们要我干什么？我不过是个戏子！”赫夫根醒悟得太晚了，将军不会再留他，纳粹更不会再容他，权威只能有一个，但不是赫夫根，不是戏子，不是艺术，只能是纳粹，只能是政治。没有赫夫根，纳粹将军可以很快找出替代者，但彼时的德国却不能没有纳粹。枪响了，赫夫根被纳粹处决，他的人生大戏落幕，那只是一出悲剧，一个来自小地方的小人物一心往上爬却坠跌在地粉身碎骨的人生悲剧。赫夫根及其原型——德国现代戏剧史上最杰出的演员格斯特夫·古鲁丹斯（Gustaf Gründgens，1899-1963），宛如古希腊神话中的Sisyphus / 西西弗斯，宛如中国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笔下的蝜蝂，宛如中国现代作家许地山笔下的缀网劳蛛，皆斗不过命运。虽然也算城市，但汉堡在柏林面前自然是个小地方，盛不下宏大的梦想，拢不住疯狂的野心，一个个逐梦者追梦人涌入大城市，一出出人间活剧就此上演。
在乌尔善导演的《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2023）中，西伯侯姬昌（李雪健饰）在从封地西岐（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赴首都朝歌（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途中，召集东伯侯姜桓楚（杨立新饰）、南伯侯鄂崇禹（丁勇岱饰）、北伯侯崇侯虎（高冬平饰）密谋，意欲起兵讨伐商纣王殷寿（费翔饰），但旋即事发，他不但未能救出被质数年的儿子姬发（于适饰），自身还被殷寿囚禁数年，险些命丧异乡。这部电影最感人的一个场景是，年迈的姬昌伏于白龙驹身上，一路飞奔，回到了他的家乡西岐，回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地方。随后，年轻的姬发效仿其父，结束了典身为质流亡异国的屈辱生涯，穿山越岭，夜以继日，终于在万丈霞光中，回到了阔别二十余载的故乡西岐。亿万受众看到这里，无不倍感踏实，深受触动，家乡总是能令人感到踏实，感到实在，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那是真正令我们身心放松的地方，那是我们人生的来路，更是大多数人人生的归途。
思乡，不光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亦同样浸淫于西方人的心中。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贾科莫·卡萨诺瓦，1725-1798）厌倦了闯荡欧洲大半生的游历生涯，也厌倦了宿花眠柳浪荡不羁的寻欢生活，回到了他的故乡——意大利威尼斯，潜心写作12卷1万页自传《Histoire de ma vie / 我的一生》（1821），回忆他那征服了无数女人的风流一生，他那叱咤欧洲多国上流社会交际圈的情圣风云，亦隐约流露出一丝蹉跎人生的悔意。意大利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根据18世纪冒险家、作家贾科莫·卡萨诺瓦的传奇人生编导的电影《Casanova di Federico Fellini, Il / 卡萨诺瓦》（1976）最感人的场景，不是卡萨诺瓦[Donald Sutherland（1935- ）饰]在威尼斯穿街走巷出门入户仿佛那座城市所有户牖相通家家门窗相连，不是他周旋于众多女性之间八面玲珑游刃有余，亦非那些贵妇雍容华贵外表下压抑寂寞空虚的内心，而是被卡萨诺瓦装扮成肥猪无情戏弄的来自意大利小城热那亚的猪油商Papprizzio / 派普齐奥[Oliver Platt（1960- ）饰]不计前嫌，用他那运送猪油的商船，把得罪了天主教主教甚至教皇、威尼斯市长等权贵的一干人等打包带走，全部运回他的家乡热那亚，回到他自己的地方。猪油商，是这部电影中唯一真诚而实在的人，唯一内心尚存善念的人，他想在大城市威尼斯找个媳妇的梦想彻底被浮华与奢靡、欺骗与虚伪击碎，他失意地回了他的家乡。威尼斯不稀罕猪油商，小地方才是猪油商的天堂。当卡萨诺瓦与笔名为“贝纳多·瓦尔迪”的法学女博士Francesca / 弗朗西丝卡[Olimpia Carlisi（1946- ）饰]有情人终成眷属乘坐猪油商船驶向小地方热那亚，当他俩热恋时乘坐的热气球帆布被悬挂起来当作猪油商船的风帆而乘风破浪，当下一个“卡萨诺瓦”（即Salvato / 萨尔瓦多）自愿出现后继有人开始走进威尼斯的社交圈，受众无不叹服“卡萨诺瓦”与“贝纳多·瓦尔迪”其实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的代名词，费里尼该片对女性追求婚姻自主及性解放、人人追求自由的赞颂之情昭然若揭，坦露无遗，该片绝非再现一个情场老手的采花史难么肤浅。只有远离柏林、威尼斯那样的国际大都市，才能远离宗教戒律与政治桎梏，去小地方，去乡下，才有自由。
只可惜，仕途多舛的李白毕生似乎都没有悟透这一点，他一生都在不断寻求掌握权力的机会，谢君伟、邹靖执导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2023）完整再现了李白（凌振赫、宣晓鸣配音）对权力的追求，也深刻揭示了李白从政不断失利又不断从政的矛盾人生，特别是他那个致其丢命的错误的政治判断——辅佐永王李璘造反。《旧唐书》《新唐书》俱载，安史之乱爆发后，天宝十五年（756年），李隆基出逃长安，路经汉中郡，诏命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兼江陵郡大都督，但李璘萌发自立念头，遂起兵反叛，所向无敌，江淮震动。安史之乱被平息后，至德二年（757年），唐肃宗李亨肃反，李璘仓皇夜遁，被追兵杀死。与万丈豪情相比，李白的报国之心丝毫不输，但李白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皆因其吃不准政客，看不透政治，一介书生总想做皇帝的主，李白与匈牙利导演伊斯特凡·萨博《靡菲斯特》中的赫夫根一样，抢尽了主子的风头，终不为其主所容，二人的下场是一样的，那必然是毁于政客，葬身政治。李白、赫夫根没有姬昌、姬发、卡萨诺瓦那样幸运，晚年回到自己的故乡，叶落归根，魂归故里，他们二人早已忘记自己来自一个小地方，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长安三万里》准确指出李白出身于商贾之家，其父贩卖私盐与茶叶。中国古代重农抑商，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晋代令商人“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以辱之（《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七 服章部十四》），前秦苻坚、明代朱元璋亦有类似政令，而唐代则直接规定商人及其子嗣不能参加科举。李白的出身，先天注定了他无法挤入大唐政坛权力核心的悲剧命运，在国际大都市长安上流社会李白只是一个过客，比优伶强不了多少。贫贱的草根，争名夺利，追名逐利，碌碌半生，终不过飞蛾扑火，竹篮打水。李白一生饱游山川，天南海北，却始终未顿悟地方之真谛。
虽出身地方但鄙夷地方的人，多的是，他们讨厌自己贫贱的出身，认为那是拖住其飞黄腾达的后腿，德国导演F.W. Murnau（茂瑙，1888-1931）斩获第一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无声片《Sunrise：A Song of Two Humans / 日出：两个人的爱情之歌》（1927）中的农夫[George O'Brien（1899-1985）饰]，便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他经不住城里女人[MargaretLivingston（1895-1984）饰]的诱惑，被其蛊惑，企图把发妻[Janet Gaynor（1906-1984）饰]推入湖中溺死，杀妻后随城里女人进城，去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善良阻止了他的邪念，他下不去手，反倒带发妻去城里一日游，理发、照相、游艺、跳舞，十分尽兴。夜归途中，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大浪掀翻了夫妻俩的小船，农夫在最后关头把能救命的灯芯草绑缚在发妻背上。小船沉没，农夫无恙，但发妻却找不见了。农夫以为妻子已死，悔恨不已，他想极力掐死城里女人为妻报仇。不料，一老年邻居把他的发妻从下游捞了上来，发妻得救，夫妻团圆，城里女人悄然离去。这部电影的城乡二元对立意识十分鲜明，茂瑙对城市化及现代化的批判入木三分。片中最感人的场景是，深夜，农夫仓皇求助于邻居，瞬间，几十名邻居倾巢而出，划船，掌灯，呼喊，帮他搜觅落水的发妻；误以为发妻已亡，邻居们纷纷脱帽致哀，沉默无语，一起把农夫送回家；一老年邻居没有放弃，顺流而下，果然找到了农夫的发妻，救起了她；这样的情景令人无不动容，对和睦温馨的邻里亲情顿时肃然起敬。换作城市，谁会如此掏心掏肺地帮助邻居，同住一个楼层互不知名行同路人的城市邻居比比皆是，子女为争房产打作一团对簿公堂闹出人命的城里人多的是，互助互爱、宽宏包容、无私助人、纯朴厚道在城市几乎绝迹，荡然无存，只能去乡村寻找这些人性最真的善良。茂瑙巧妙地拿捏住了善的分寸，城市舞池中，一个男人多次帮一位贵妇把她滑落的左右两肩吊带提上去，每次都会得到贵妇的感谢，但那吊带总是滑落，男人不耐烦了，干脆把吊带主动拉了下来，立即被贵妇扇了一巴掌；老年邻居救起了农夫溺水的发妻，农夫之母拥抱他两次以示感激，他主动想要第三次被拥抱，立刻被其老妻 / 老伴阻止；这两个细节的分寸感令人暗服，与茂瑙合作多年的编剧Karl Mayer（卡尔·梅育，1894-1944）的叙事手法与茂瑙以叠印营造的多种蒙太奇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果然技高一筹。《日》片改编自德国剧作家Hermann Sudermann（赫尔曼·苏德曼，1857-1928）的长篇小说《Frau Sorge / 忧愁夫人》（文学研究会[译]，1929；侯浚吉、侯少雄[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又从其散文剧《故乡》中汲取素材，苏德曼的现实主义与乡土情结凝结为深沉的地方性，使其作品充满至善至美，卓荦不群。
地方，可以是小城，可以是村镇，可以是江南，可以是边疆，还可以是江湖，都远离中央，远离政治中心，安全得多。地方，接近家乡，甚至就是故土，踏实的多。官员出京下到地方，军人退役回到地方，文人被贬来到地方，游子归乡回到地方——地方意味着退隐，意味着避让，意味着示弱，意味着不争。地方，还能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东山再起，近年又兴起“村晚”与“村超。虽偏远闭塞，虽粗布土衣、粗茶淡饭，虽说方言、论宗族、讲老礼、重民俗，虽然日子有点穷，但地方宁静，舒缓，安逸，有人情味。地方性（Locality），意味着非官方性（Nongovernmental / Non-officiality）、非政治性（Non-polities）、非意识形态性（Non-ideologies），意味着本地性（Natives / Autochthonic / Nostras）、乡土性（Agrestic / Endemicity）、民间性（Folk / Popular）、民族性（Nationality）以及族群共同体（Community of ethnic groups），仿佛现代化进程中的故园旧梦，宛如全球化浪潮中的精神孤岛，那么苍遒，那么葳蕤。
二〇二四年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