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2）

（二）中国文化选择了共产党

“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的第二个含义，是中国文化选择了共产党。中国文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中国文化是“德治”文化。

2001年1月，中共前任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一个治国方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去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谈到党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只搞依法治国，还要加上以德治国？简单回答就是一句话，因为中华民族是“四书五经”的儿子，好比欧美人是“圣经”的儿子。“四书五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经典，“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书，“五经”是《易经》、《尚书》、《礼记》、《诗经》、《春秋》。“四书五经”讲什么？“四书五经”讲你这个人生活在世上，你做人，要做好人、善人、良民，要知恩报恩、知义行义、尊老爱幼、孝敬父母、上下相怜、谦让有礼、尊卑和睦、忍辱止恶、克制欲望、善听忠言、改过生智、助人利人、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管理国家要施行仁政、爱护人民。所有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为人处事好的德行、品质，所有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治国安邦好的方法、原则，“四书五经”都讲得有。孔子尤其认为“信任”是德治的根本，有人统计在《论语》里边，“信”字使用了38次，讲的都是统治者的信用问题。《论语》里边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子贡问政”，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贡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就是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兵力，第三个是什么，让老百姓相信你。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万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者去掉哪一项呢？孔子立即说“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万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剩下的两项去掉哪一项呢？孔子立即说“去食”，不要粮食了。接着孔子讲了一句千古名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立不起来。

同志们，这就是德治，一诺千金。毛泽东主席生前经常引用一句古人的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什么意思？就是你共产党如果得不到多数人的信任，你必然失败，这就是德治。孔子认为德治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名正言顺，用孔子的原话讲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名、言、礼乐这些都是德，有了德，才有能够让百姓自觉遵守的刑罚。儒家治国的绝法是德治为先啊，刑罚是放在其后的，用古文讲叫“德主刑辅”。

“四书五经”的道德观念，贯穿在中国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骨子里边、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留着“四书五经”的因子，每一个人的血管里边，都流淌着“四书五经”的血液。比如你有个儿子，他很调皮，不好好学习，没有礼貌，不关心父母，可是等他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他还是会教导他的儿子要好好学习、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这就是文化，你永远是在文化里边折腾。“四书五经”的儿子，不管他如何远走高飞，甚至漂洋过海、定居他国，他总是想要寻根问祖、叶落归根、瞻仰父母、漂坟挂纸、参拜祖宗，他总是要过春节、端午、中秋这些传统节日。比如在监狱里边，你让犯人去看中国运动员和外国运动员打篮球、踢足球，中国队进球或赢了，他会拍手，这就是孟子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中国佛家讲的“人有善根”，这个“善”就是“德”，或者说是“德”的根基。我曾经讲过，不要说中国人是在这个地球上活动，即使中国人腾云驾雾、飞出天外和外星人结婚生子，他在骨子里还是“四书五经”的儿子。同志们，文化传统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宿命”，你没有办法走出它，你也没有办法改变它，除非这个民族消失了。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上个世纪的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曾经给传统文化造成过致命打击，可是若干年之后，以“德治”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又几乎原封不动地恢复过来。你要在中国取消“四书五经”文化，就好比要在欧美国家取消“圣经”文化一样，完全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的德治来源于“四书五经”，犹如西方的法治来源于“圣经”一样，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去欧洲旅游的人爱说一句口头禅，叫“白天看庙，晚上睡觉”，到欧洲旅游就是到处参观它的教堂。在欧美国家，它的法庭和教堂一样神圣，法庭的法官和教堂的神父一样神圣；在中国，道德完美的人就像孔子一样神圣，所以中文里边有“完人”、“圣人”这些词。

说到德行完美和完人、圣人，不知大家会不会想起我们共产党队伍中的一个伟人？周总理。德行完美的周总理被人们称为“周公”，就是三千年前辅佐周成王治理百废待兴的西周，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公。“四书”的第一书《大学》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一生走完这条知、德、行之路的人，就是完人。周总理来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方面，就是古人讲的“八目”，他是没有一个方面、没有一“目”不具备的人，因此他是完人。梁漱溟在年近90岁时，接受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采访，他说：“中国古话说最好的人叫做‘完人’，我看周公是一个完人。”周总理是中国“四书五经”文化打造的德治伟人，从他身上体现出的道德感染和征服力量有多大？周总理去世的时候，和中国建交的国家是107个，可是有130多个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哀悼。周总理获得了敌、我、友三方一致的高度评价和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这种超越政见、超越时空的哀悼，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2002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登有一篇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吴妙发先生写的文章，吴先生说：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消息传至纽约联合国总部时，顿时引起了巨大震动和深切哀悼”，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下午，吴妙发先生出席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例会。会议开始后，特委会主席、坦桑尼亚大使萨里姆宣布取消原来的议程，把全部时间用来追悼周总理，所有国家的代表都自动站起来为周总理默哀一分钟。接着萨里姆发表讲话。他说不是别人，而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帮助非洲修建了坦赞铁路，那时西方国家没有一家愿意帮助我们非洲国家啊，说到这里他就哭起来说不下去了。更为感人的是，1976年1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根据联合国《旗典》“哀悼”G款“联合国秘书长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决定在任何地方的联合国旗在联合国的官方悼念期内下半旗”的规定，特地把联合国广场上当天已经升起的联合国旗帜，降下一半来哀悼周总理，并且连续7天。虽然有规定，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做过，此前去世的多个世界著名国家领导人，还没有谁感动过国联合国为他下半旗，所以吴妙发先生说“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当时有一些国家的代表感到不可理解，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发表了不到半分钟惊世骇俗的讲话，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下半旗。”讲完他扫视一下广场，转身返回秘书处大楼。广场上先是鸦雀无声，接着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同志们，你说这个德治的感染力、征服力有多大，它跨越国界，感染、征服世界的人们。周总理对全中国人民的感化力量，这个就更不用说了。“四书五经”的后代就是这样，你共产党里边也有周公，也有圣人，也有许多德行完美的人，我就服你了，就跟你干了。周总理走了，身后没有一座坟茔，没有一堆黄土，没有一块墓碑，但他活在中国的文化中，又化做新的德治精神力量，继续在炎黄子孙的身上传承。共产党里边出周总理这样的完人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共产党太伟大了，它必然要出这样的人，而且周总理只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所以同志们，中国的官员，你在德行上一定要无可挑剔，否则不管你执法多么好，老百姓不会从内心佩服你，关键时候不会紧跟你，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而美国不一样，克林顿闹很大的丑闻，可以照当他的总统，老百姓不挑剔指责他，这就是文化的不同。中国人一生一世在内心深处最服你的，就是你能够在道德上让他服你，否则你哪怕是天王老子，哪怕家财万贯，他都瞧不起你。孔子还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就是你这个官职，才能足以取得它，但是仁德不足以保持它，那么即使得到它，也一定会失去它。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一种文化国情。在中国，道德关系是第一生产力，你要号召人民，你就必须和人民搞好关系，要有德治正义的感召力量，这就是孔子说的“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在上位的人讲究道德礼仪，下边的老百姓才容易听指挥。《水浒》里边的梁山好汉聚集起来，就是靠仁义德治，宋江办公开会的地方叫“聚义厅”，后来改为效忠朝廷的“忠义厅”，都没有离开那个“义”字，都没有离开仁义德治这个核心。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法”和“德”的概念往往是模糊的，常常把法律等同于道德，或者把一部分法律等同于一部分道德。所以在中国，不管你法治搞得多么好，如果不同时以德治国，天下就会大乱。所以在中国，最高明的治国方略就是江泽民说的那句话，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要“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党校办学习《江泽民文选》读书班，我就和一些学员讲，学习《江泽民文选》一定要理解和掌握江泽民“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理论精髓，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大家想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地域辽阔、交通落后，很多地方连马车都去不到，为什么各个朝代的皇帝坐在京城里能把国家治理好，很少像一些国家那样连年征战、四分五裂？就是因为朝廷实行德治，表面上是政治体制和法治的作用，根源上是道德觉悟的作用，是德治的说服力、劝导力把人心凝聚起来。“四书五经”文化你没有办法改变它，但是你可以利用它，可以根据时代需要利用它好的一面，放弃它不好的一面，但是你不能攻击它，你攻击它，人民就会仇恨你，抛弃你！

说到利用“四书五经”文化和到德治，我想说一个人，就是西汉中期的董仲舒，他毕生研究“四书五经”的第五经《春秋》，这个人不是研究纯学问，他是寻求治国之道。这个人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确立“四书五经”的地位，规定天下的文人和官员都要读这九本书，科举考试和做官成不成，要看你掌握这几本书的程度而定；第二件是确立治国的德治方略。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已故赵靖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整理了董仲舒的德治和经济思想，我归纳董仲舒的“德治”方略包括“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五个方面。“以义正我”、“以仁安人”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就是孔子讲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施“教化”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做思想工作，就是十七大报告讲的“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守“等级”就是遵守上下、尊卑、老幼、大小的秩序规范；行“仁政”就是实施仁慈的政治措施，就是以德治国。董仲舒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德治思想系统告诉政府并被政府采纳的人，因此也是人类历史上对政府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人。为什么董仲舒规定的“四书五经”和他的德治思想及其政策主张，会被政府采纳并产生优良效果？因为它符合国情、符合人情，同时也影响了国情、影响了人情。现在有个“软实力”的说法，德治就是软实力，搞德治就是打造软实力。我今天在这里讲课，就是做德治工作，就是打造软实力。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有了软实力，硬实力就会产生出来。

我们说了半天“四书五经”，还举了周总理的例子，说明什么？说明共产党的存在，是“四书五经”文化选择了它，或者说是共产党用好了“四书五经”，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吸收了“四书五经”的精华和精髓。你可能会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来问我：“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的，这个没错。犹太人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两大人文成果《圣经》和《资本论》，上帝是救世主啊，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平等博爱啊，那么多发达国家都信仰基督教，为什么中国人要选择“资本论”而不选择“圣经”呢？我告诉你，如果马列主义不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和人文精神，马列主义就不会在中国扎根，中国最聪明和最有智慧的人们就不会去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讲鬼神，就像国际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中国的德治文化也不讲鬼神，孔子的学生季路问如何“事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佛教也不讲鬼神，像佛教文化为什么会在中国扎根，会在中国文化覆盖的东南亚各国扎根，并且中国人还弘扬和发展了佛教文化？就是因为佛教所倡导的精神和中国文化没有根本冲突，而且有许多最根本的切合之处。总之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吸收了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以德治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代治国之道的有益借鉴。

大家都熟悉的“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同志们，这些全是“四书五经”倡导的言行，都是“四书五经”的精华和精髓，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人心基本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本质要求，把这些都做到了就是完人、圣人。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是一靠教育、二靠制度，筑起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是德治、法治两手抓，对不对？这个就符合中国的德治国情。中国文化最能从整体上、全局上思考和拯救动荡不安的世界，最能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最能从根本上指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世界。“中庸之道”、“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悔过自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代表”、“以德治国”、“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等等——都是“四书五经”的精华和精髓，而只有深刻领悟中国文化并得其大道者，才能提出并坚信这些世界上最伟大的理念和原则。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是高人，是懂得中国文化并得其大道的高人，所以共产党的存在是中国文化的选择。中国的政党、领袖如果不懂德治，不会应用德治，就会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

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它剥削、欺压、屠杀人民，“四书五经”和孔子是教你这样做的吗？既然没有教你这样做，并且反对你这样做，而你偏要这样做，那你就必然灭亡，只能到一个小岛上去苟延残喘——这就是中国文化不选择你和抛弃你的结果。《论语》里边有一则对话，就体现了中国德治文化以民为本的思想——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年成欠收，国家财用不足怎么办？有若说：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税呢？鲁哀公说：现在十分抽二我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十分抽一啊？有若说：如果百姓的财用充足，您怎么会不足呢？如果百姓的财用不充足，您怎么又会充足呢？这最后一句话的原文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同志们，这就是中国的德治文化，足与不足，你要与民同乐、与民同享，否则人民、德治就会抛弃你。

我们今天讲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但是你这个法不能违背道德，并且要以法来弘扬美德，否则你这个法就执行不下去。比如说我们纪委和检察机关反贪，可以制定一个非常高效的政策或法律，就是贪官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同事朋友和妻子儿女，都起来揭发腐败行为，否则要负连带责任、一起坐牢。大家想这个办法多好啊，那个官员贪不贪，他的下属、同事、朋友和亲人总有人知道，知道的人都起来揭发，一夜之间就可以把贪官抓起来，这个效果多好啊。可是这个办法行不通，为什么？因为它违背人伦道德，在中国，违背人伦道德的法治必然以失败告终。《论语》里边就有个故事，说叶公这个人告诉孔子：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叶公认为“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是正直行为。但孔子却说：我家乡正直的人和你讲的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正直的行为，孔子说的正是中国人之常情中的道德。这个道德和法治有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而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尽量避免冲突，例如我们不规定贪官的同事朋友和妻子儿子承担揭发责任，就是要避免这个矛盾冲突，不让道德出现尴尬。例如我们刑事诉讼法规定回避，这不止是避免徇私枉法的问题，也是为了避免道德的尴尬。比如儿子犯罪，父亲当法官能够秉公执法审判儿子，但是中国文化不欣赏这个，因为你让道德出现了尴尬。当道德和法治的矛盾冲突实在不可避免，我们最后才在最小的范围内“依法正之”，这个又是符合儒家德治的。

在中国，破坏道德的后果是什么？破坏道德就是破坏和谐。如果人们都不讲人伦道德，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朋不朋、友不友，上不上、下不下，人与人的关系都铁面无私、异常紧张，你这个社会还有和谐可言吗？在中国一般不遵守道德的人，他也不会遵守你那个法律。为什么共产党特别重视关心教育下一代的工作，欧美国家并不这样，就是因为国情不同，中国是一个德治国家，如果德治崩溃、精神崩溃，这个社会也会崩溃，其结果所有的法律都会变成废纸。所以在中国，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必须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德治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自觉自律，好事不用你要求他自己会去做，坏事不用你禁止他自己会不去做。同志们想想中国这么多人，如果没有德治，人们没有正义感，人人都去犯法，你那个法治还治得了吗？所以我们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前提还是要德治，要通过提高精神素养使大多数人成为良民，大家就会遵纪守法，共同维护法律的尊严。官方文件不是说吗——只有正义在心中，才能恪守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职业道德，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真正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中国共产党是最懂得并最会运用德治的党，因此德治文化选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