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风云(561):幸得善终
正当郑居中和张克公等人着力于收集弹劾张商英的材料时,一份天大的惊喜突然从天而降——张商英竟然主动爆雷了。
事情的起因是张商英想要将门下省录事官路天忱降官一级,可当这份宰相的堂帖送到给事中刘嗣明的手头时却被封还了。刘嗣明可是三省里面人所共知的“倒张派”,此时更是与郑居中结为了以扳倒张商英为奋斗目标的政治盟友,张商英早就想把这人逐出三省但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理由,而且这次张商英之所以要给路天忱降官一级正是因为他发现路天忱竟然和自己的死敌刘嗣明暗中交通。
面对刘嗣明拒不执行自己的相令,张商英直接把刘嗣明给告到了赵佶的面前并请求将此事的是非曲直交由有关部门公议。这明显是张商英因为受了下属的不恭之气而到赵佶面前哭鼻子,若是在之前赵佶指定二话不说就一巴掌呼到刘嗣明的脸上,可赵佶这次的反应却是让御史台来定夺这其中的是非。换言之,赵佶这时候不但没有护着张商英,反而还对张商英冷脸以对。
御史台?这里可是张商英的另一死敌御史中丞张克公的地盘,而御史台最后经过所谓的调查给出的结论也是没有任何的悬念——刘嗣明是对的,张商英则是在以权压人。赵佶在收到这份裁定后也没有要因此而责罚张商英的意思,他下诏给张商英“放罪”,这意思就是张商英虽然有罪但却被赵佶宽赦不予追究(赦罪开释)。
请注意!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张商英在这起事件里不是无罪开释,而是赦罪开释,也就是说张商英现在是一个被朝廷和皇帝认定为有罪但却被赦罪的罪官。在得到赵佶的这份“恩典”之后,张商英大怒,急火攻心之下他直接搬离了宰相府跑到城西的一座佛寺里去躲了起来,这就是说他罢工了。
张商英这种举动就是彻底躺平等待宰割的姿态,对于一个现任的宰执大臣而言,这可是比居家待罪还要诚恳的认罪态度和行为,这就好比一个员工连辞职信都不写而是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等待单位的开除通知。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张商英的这种姿态也是在“婉拒”赵佶的宽赦,他这意思就是说他自认为自己有罪且不应该受到宽赦,他更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和脸面再担任宰相也没有资格再居住在自己的相府。
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这是张商英在以退为进地向赵佶施压,从内心层面来说他绝对不会认为自己在这起事件里有罪。对张商英来说,他现在对赵佶只有一个诉求:如果这事我错了,那就罢我的官,如果错在刘嗣明,那就罢刘嗣明的官。很明显,张商英这样做把自己和赵佶都给逼到了骑虎难下的境地,要想破解眼下这种局势,要么是赵佶收回成命改张商英无罪进而责罚刘嗣明和路天忱,甚至是将勘定此事曲直的御史台官员一并予以责罚,要么就是已经主动跳进坑里的张商英被赵佶顺带着再赐其一堆黄土。
参考当年神宗年间的“宣德门打马事件”,王安石在被城门吏给故意刁难之后,神宗可是狠狠地给王安石出了口恶气,即便是有人弹劾王安石逾制在先,可神宗还是把责任全都归咎于守门的兵士。两相对比,赵佶这次对张商英就全是反着来的,如此也可见张商英此时已经全然失去了赵佶的信任和信赖。
面对张商英的倔性大发,赵佶选择用皇命令其继续履职,而面对赵佶在刘嗣明事件上的拒不收回成命,张商英则是连续三次选择继续回到佛寺去“听候裁决”。这大宋朝的皇帝和宰相算是彻底地杠上了,可要想让赵佶给张商英低头认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毕竟赵佶不是刘协而张商英也不是董卓或者曹操。
做臣子的竟然敢挟皇上,张商英这一步可谓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他的固执和倔强终于是让他求锤得锤。他没能等来赵佶的道歉或者是那一道罢相制,他等来的是以御史中丞张克公为首的言官对其一顿铺天盖地的批判和声讨。郑居中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求之不得的可以进行趁火打劫的绝佳机会,他的党羽也纷纷跟在言官身后对张商英一顿猛批。
我们这里借用御史中丞张克公对张商英的弹劾奏疏来看看张商英此时的处境以及他的那些“罪行”究竟都有哪些:宰臣张商英资性险愎,操行倾邪,积念日深,老不知悔。昨陛下起于罪废之中,付以辅弼之任,庶革心从正,协济事功,而乃阴怀忿怨,长恶不悛。近论列给事中刘嗣明缴驳事,御史台定夺,得系商英理曲,乃妄有奏陈,不以本台所定为是。台臣论奏,乞赐与决。诏张商英放罪,如此商英有罪矣。以有罪之人居宰辅之任,臣虽至愚,未知其可也。臣远考前代,近稽本朝,宰相稍不称职,往往引咎自责,必求去位,未有罪状显白,而包羞忍耻贪荣冒宠如商英者也。又历数其十罪状,伏望收还相印,明正典刑。
通篇而论,前面的内容我们不做解读,张克公着重强调的无非就是一点,也就是既然皇上你也认定张商英有罪,那么有罪之人又岂能继续担任宰相一职?此外,张克公还强调了一点,历代宰相凡是被认定有罪都得自请去位,可贪恋富贵权位的张商英却毫无羞耻之心不肯请罪罢职,既是如此那就只能由皇帝陛下亲自下旨罢了张商英的相位并对其种种恶行予以惩处。
为了确保这次能够对张商英“一击致命”,张克公在奏疏里还详细罗列了张商英的诸多罪状,比如说张商英与郭天信私下交通,比如张商英曾经诋毁先朝,又比如张商英对郑贵妃晋封为皇后心存不满并试图另立皇后,又比如张商英在赵佶病重期间对国事不经请示而擅自决断,再比如张商英大力起用被明确定义为邪党成员的陈瓘、龚夬和邹浩等人参与政务,至于张商英结党营私、打击忠良、蛊惑人心之举同样也被张克公描绘得有模有样。凡此种种只为一个目的:张商英这等奸邪之人还不赶紧处理掉更待何时?
张克公仅仅只是这次对张商英发起群殴的众人当中的一员,面对此等疾风骤雨,张商英及其同党毫无招架之力更无反击之力。以上种种已经完全足以让张商英从相位之上幡然落马,但最后击垮张商英以及让赵佶彻底对其失望的还是张商英与郭天信私下秘密交通之事。在郭天信承认自己确实与张商英有私通之事后,赵佶的愤怒之情就此无可遏制。
公元1111年8月,赵佶先是为身在杭州的蔡京复官为太子太师,两天后张商英就被罢免尚书右仆射之职改以观文殿大学士落职知河南府。郭天信则是惨了很多,赵佶对于这个曾经“深爱”过的人不但是失望和愤怒,甚至是恨不能将其千刀万剐,遭人背叛的滋味可想而知,于是乎赵佶狠心地将郭天信直接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并单州安置。很快,赵佶又追贬郭天信为行军司马并流放于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数月之后郭天信便在新州怅然而逝。
张商英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他虽然被罢相,可他的政敌哪会如此轻易地放过他?在政敌的交相攻击下,张商英不但很快就被剥夺了观文殿大学士之职,而且还由河南知府被贬为了邓州知州。这也并不是结束,张商英八月被罢相并出知河南府,九月落职观文殿大学士并改以通奉大夫兼知邓州,十月他在张克公的再度弹劾下又被责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并衡州安置,如此张商英又做回了一年多以前的那个被限制居住的罪官。
公元1112年,重新回朝并主政的蔡京鉴于自己同张商英的旧日交情解除了对张商英的行动监管。可是,随着次年崇恩皇太后刘氏曾经蓄谋垂帘听政的东窗事发,当初与其暗中交通的张商英在好不容易过了一年安稳日子后再又被责授为汝州团练副使。
看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年已经70岁的张商英没有几天日子可活了?实则非也,张商英在民间可是被佛门中人称为“商英居士”,也就是说他的佛学造诣是被佛学中人所高度认可的,至少我本人认为他虽然在佛学的理论知识上逊色于为众多佛经做出过注释的王安石,但在个人的修佛理禅上张商英却胜过了王安石。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通达透彻的心态和境界为张商英招来了好运,总之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可以说是在安乐中度过的。
公元1115年,张商英被朝廷复官为通奉大夫并提举崇福宫,次年,张商英又被复官为观文殿学士,再次年他又被复官为正一品的观文殿大学士。公元1121年11月,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崇福宫张商英薨逝,享年78岁。得知张商英的死讯,赵佶下诏追赠其为少保,而在宋高宗绍兴年间,张商英更是被赐谥号“文忠”。这个中缘由我们如今无法获知,但以此可见赵佶和赵构这父子俩终究还是将张商英定义为了一个忠臣。
相比蔡京,张商英绝对是幸运的,别的不说,至少在他作别人间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北宋帝国在表面上依然是繁花似锦,他没有亲眼见证北宋开始跌入悬崖的悲惨境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连蔡京也是幸运的,至少他死在了北宋的灭亡前夕。我有时候会想,倘若苏轼、苏辙、章惇和张商英这类人足够长寿,那么当他们亲眼见证北宋在遭遇巨大屈辱之后为金国所灭,那么他们内心的悲痛会是何等的让其肝肠寸断?
或许,这也算是一种福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