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著作传入四库馆的三条路径
作者：孔筱龙（豆瓣ID：知白守黑）
《易》以通变，必学《易》方可明史。易学大家，清中期以来首推东吴惠氏。惠氏四世研经，家学授受，“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东原集》卷十一）。惠氏之后，“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可谓豪杰之士矣！”（王昶《惠定宇先生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十五）
但惠栋著作生前并没有刊刻。汉学风气是如何传播到京师的？惠栋于1758年逝世，直到第二年，其著作《周易述》才由惠氏生前好友、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开始付梓。《周易述》一共有四十卷，1759年扬州寒江官舍先刊刻了二十卷。卢见曾将样书寄与惠栋之子惠承绪、承萼校雠。就在这一年，惠承萼又因病去世，可谓进展不顺。第二年卢氏又刊刻了两卷，即《周易述》的第二十二卷和二十三卷《易微言》部分，邀惠承绪来官署对勘。这样持续到了1762年，总共校刻完成了《周易述》二十三卷，这时距惠栋下世已过去四年了。（见《周易述》卷首惠承绪识语，雅雨堂刻本）
可以想见，惠栋去世后，其子很想将惠栋著作全部刊刻，但实际过程却进展缓慢。这需要有学问的校雠者、宽裕的校雠时间以及刊刻资费，三者一个都不能少。就这样一直到了1773年四库全书馆成立，惠栋著作除了半部《周易述》外，其他一本也没刊刻。
但这并不表明汉学风气是停滞的。事实上，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正式树立汉学旗帜之前，汉学主张在1759年至1773年间的京师士大夫群体中是逐渐渗透和蔓延的。本文并不想考察这一过程，而只关注惠栋著作传入四库馆的几个路径。
四库馆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开馆。就在前一年，乾隆帝下令诏求天下遗书，各省学政及私人藏书家开始陆续进呈。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的《四库采进书目》可见当时的献书盛况。当代郑伟章先生编著的《书林丛考》（增补本）（岳麓书社2007年），通过另一个途径，即《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对献书人和所献书籍进行了归纳，从中可知《四库全书》收录的惠栋著作主要由三人所献：
一：广东潮阳县知县、桂林府同知李文藻，献惠栋《易例》二卷、《左传补注》六卷、《九经古义》十六卷（家刊本）。
《易例》即《周易述》的第27~28卷。《左传补注》又名《左传古义》，是《九经古义》的一部分，原为四卷，后厘为六卷。《九经古义》仅列其目，缺《左传古义》部分。
二：四库全书总纂官陆锡熊，献惠栋《易汉学》八卷（家藏本）。
三：浙江私人藏书家吴玉墀，献惠栋《周易述》二十三卷。
这三位献书人代表了惠栋著作进入四库馆的三个路径。关于第一条路径，可以提两个问题：李文藻是什么时候刊刻的这三部著作？李文藻从哪里得到的惠栋稿本？
刊刻时间不难知道。
据《易例》卷末李文藻自记：《易例》刊于乙未年（1775）。书稿是甲午年（1774）10月李文藻在羊城时，京师的周永年寄给他的。
《左传补注》卷末李文藻跋，也注有刊刻时间，即癸巳年（1773）冬。之前李文藻在京师见过此书，未及录副。壬辰（1772）冬，周永年寄副至羊城，乃戴震手校本。
关于《九经古义》，稍微有点复杂。据《易例》卷末李文藻记，《九经古义》中的《周易古义》部分，先于癸巳岁（1773）刻于潮阳。《九经古义》全书，则于甲午年（1774）刻成。李文藻《潮阳集》卷二有诗《惠定宇〈九经古义〉刻成，寄示周书昌二十韵》，因卷二第一首诗为《甲午元旦二首》，可知是年为甲午年。据该诗可知，李文藻将刻好的《九经古义》寄给了周永年后，周永年送进了四库馆。
那么书稿来源呢？据周永年《林汲山房遗文》之《贷园丛书初集序》可知，原本多来自周永年本人。那么周永年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有《九经古义序（癸巳）》曰：“《九经古义》十六卷，吴征士惠松厓栋先生之所著也。…… 余十数年前见是书，即为之商略体例、校订讹字，而还之征君之子承绪。洎余自湖南归，复从乞借钞，携之京师。嘉定钱学士莘楣大昕、历城周进士书愚永年，各录一本以去，而余转鹿鹿未能卒业。至今春，赖友朋之力始得录全，计元本之在余箧中，又五年所矣……时乾隆三十八年仲春旬有二日。”
癸巳年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此序当为李文藻刊本《九经古义》所作。从此序可知，十几年前（即1763年前），卢文弨即从惠栋子承绪那里借过《九经古义》。也可知惠承绪确实想刊刻《九经古义》，于是先请卢文弨商量体例并进行校订。乾隆三十三年（1768）卢文弨由湖南学政降调返京，途经苏州惠承绪处，又借《九经古义》并携带至京师，是为了进行钞录（因为该书一直未付梓）。到京师后，钱大昕和周永年各抄录一本而去。由此序可知，周永年所得《九经古义》的书稿抄录自卢文弨。但钱大昕和周永年抄录的时间并非在1768年。因为钱大昕只在1769年9月至1774年7月这段时间在京师，卢文弨则在京师一直呆到1772年正月（据《清卢抱经文弨先生年谱》，《卢文弨全集》第16册）。1771年时，周永年与钱大昕在京师有往来，抄录可能是在此年。（据《钱大昕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20年）
另一部书稿《左传补注》也可以从卢文弨这里寻得线索。《抱经堂文集》卷八《惠定宇春秋补注跋（戊子）》云：“丙戌之春，借得此本，课两儿分钞……钞未竟，会有湖南之行，携之箧中两年矣。卒卒未暇理此。今年至京师，长夏无事，补钞末卷。元本经转写，亦有误，复为之一一正定，书乃完善。……”
丙戌为1766年。可知这一年春天，卢文弨在京师（据卢氏《年谱》）借得惠栋《左传补注》写本。四月出任湖南学政，将此写本带在身边，但一直没时间整理，直到1768年回京，长夏无事，方有时间进行补抄和订正。卢文弨向谁借的写本？这里没有提。其实这里有隐情。因为如果提到名字（应为京师某一位官员），别人知道了，也向他来借书，怎么办？是借还是不借？清人收集稿钞本，多秘而不宣，视为己物，不轻易外借。如果别人来借而不借给他，似失礼，没有给人面子；如果别人借走了，自己心里又不踏实，担心有意外，除非自己很好的朋友。因此，卢文弨在1768年（戊子）写的这篇《跋》里，没有写借书人的名字，盖处京师重地，需出言谨慎，而官员酬酢往来，又非常平常，往往涉及借阅，但稿钞本难得，不容有失，故隐而不愿人知也。
因此，周永年从哪里得来的《左传补注》戴震手校本，我们可以先放一放，来看另外一则材料。李文藻《古文尚书考跋》曰：“惠定宇经义底稿数种，在予房师纪晓岚先生所。乾隆己丑夏，予以谒选客京师，时先生方戍西域，郎君半渔招予检曝书籍，得见惠著《周易述》《易汉学》《周易本义辨证》《左传补注》《古文尚书考》共五种。《周易述》已有卢雅雨运使所饷刻本，《易汉学》《周易本义辨证》《左传补注》俱未及录，所假录者，特《古文尚书考》二卷耳。……中秋前四日，益都李文藻记于虎坊桥北百顺胡同寓舍。’”（见刘国宣《李文藻书跋初辑系年考证》，《山东图书馆学刊》2018年第1期）
从这篇《跋》可知，乾隆己丑（1769年）夏，李文藻来京师，在自己房师纪昀的家里，也看到有《左传补注》和其他惠栋著作稿本。因此基于其他文献的没有记载，可以大胆猜测，卢文弨1766年所借的《左传补注》原本，就是来自纪昀。因为1768年卢文弨抄录完毕后，将原本物归原主，因此1769年它就出现在纪昀的家里。那么是否有文献记载过卢文弨曾向纪昀借书吗？借其他书也行。有。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十二《〈外传·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证（甲寅）》有曰：“吾在京师日，尝从纪君晓岚（昀）处借得影钞宋本《国语》。”这就证明了有过卢文弨向纪昀借书的行为，增大了上述结论的可能性。
再回到《左传补注》卷末李文藻《跋》。1772年出现了戴震的手校本，并到了周永年手里。要解释这一点，只需要我们注意戴震和卢文弨、纪昀、周永年的关系。因为戴震同时是卢文弨和纪昀的好友（由于记载太多，此处笔者省略），而纪昀和戴震、周永年关系也都很近，纪昀常将二人并提，如《纪文达遗集》卷八《周易义象合纂序》曰“余尝与戴东原、周书昌言”云云，卷九《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序》曰“李南涧为余庚辰所取士，周书昌、戴东原、余秋室皆以余荐修《四库全书》入翰林”云云。因此在1768年夏天卢文弨写完《惠定宇春秋补注跋》后，戴震从卢、纪、周三人中的其中一人那里看到《左传补注》，并进行了校定，手校本又转到周永年那里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有人可能会问：纪晓岚寓所的惠栋著作《周易述》《易汉学》《周易本义辨证》《左传补注》《古文尚书考》是怎么来的？周永年手里的《易例》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放一放。先转到惠栋著作进入四库馆的第二个路径，即《四库全书》总纂官陆锡熊，献惠栋《易汉学》八卷（家藏本）。
要理解这个路径，需要参考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十一《与陆耳山侍讲书》。该书信云：
“某顿首启耳山大兄：执事不通邮问久矣，昨见邸抄，知执事改官翰林，甚喜甚慰。此典不举久矣。渔洋之负重望，在汲引人材。其诗虽为义门、次山诸公所贬，而贬之者之诗转出其下远甚。惟古文间纂入唐宋间小说语，又于经术颇疏。今执事从六十年继其后，，则求所以接迹古人，而副国家之旷典，将何以自树立耶？比者征书遍天下，遗文坠简出于荒冢破壁者必多。未审亡友惠君定宇之《周易述》及《易汉学》，当路者曾录其副以上太史否？《周易述》德州所刊，闻其家籍没后，版已摧为薪。此书本发明李资州《集解》，而《易汉学》为之纲。微《易学》，则《易述》所言不可得而明。此二书，某寓中皆有之。《易学》盖征君手写本，凤喈光禄、搢升员外皆覆加考正，尤可宝贵。如四库馆未有其书，嘱令甥瑞应捡出，进于总裁，呈于乙览，梓之于馆阁，庶以慰亡友白首穷经之至意。余尚有《古文尚书考证》等书，晓征学士殆有其本，如得并入秘书，尤大幸也。……”
陆锡熊，字健男，一字耳山，上海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与王昶有同乡之谊。从信中的“执事改官翰林”，可知这封信作于陆锡熊新任翰林院侍讲之后。据王昶《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陆君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十五），可知陆锡熊改授翰林院侍读是在乾隆三十八年八月。此时王昶因泄露卢见曾案被贬西南边陲已有五年（1767年王昶离京），在四川金川县军中担任幕僚（严荣《述庵先生年谱》）。由此信可知，陆锡熊向四库馆递送的《易汉学》八卷，实际上来自王昶。
据《述庵先生年谱》，王昶二十五岁时曾向惠栋问业。乾隆丙子、丁丑（1756-1757）与惠栋又“同客卢运使见曾所，益得尽读先生（指惠栋）所著。尝与华亭沈上舍大成手钞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学之根柢，莫余为详。”（见王昶《惠定宇先生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十五）。关于《易汉学》，王昶说：“定宇采掇排次，稿凡五六易。丁丑与余客扬州，始定此本。命小胥录其副，以是授予，盖其所手书者。今下世已十年矣。展复数过，为之泫然。”（王昶《易汉学跋》，《春融堂集》卷四十三）可知惠栋的《易汉学》，命人抄录后，惠栋自己留副本，赠予王昶原本，即自己的手写本。又此跋作于惠栋下世后10年，即1768年。
从《与陆耳山侍讲书》和《惠定宇先生墓志铭》可以看出，王昶有惠栋多个著作的稿本或钞本，又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王昶在京为官时期，与京城士大夫多有交游。据《述庵先生年谱》“二十四年己卯”：王昶入都，“馆于邸第校勘《续文献通考》”，“都中以经术文章名者”，如庄存与、卢文弨、纪昀、朱筠、朱珪等，“皆来数晨夕，连茵接轸，闻者慕之。”其中，王昶与纪昀、朱筠均为乾隆十九年进士，关系颇不一般。纪昀与卢见曾结为亲家（纪昀长女嫁卢见曾孙卢荫文），亦恐为王昶作媒。王昶在京期间，对汉学亦有推阐。戴震于乾隆己卯年（1759）曾撰文说：“今之知学者，说经能骎骎进于汉，进于郑康成氏，海内盖数人为先倡，舍人（即王昶）其一也。”（戴震《郑学斋记》）王昶亦将惠栋著作带到京师。如1765-1766年间，李文藻就曾在王昶寓所手抄惠栋《大道明堂录》（《周易述》的第31~38卷）（《春融堂集》卷九《喜李南涧文藻过访》）。
综合以上信息，有充分理由相信纪昀寓所的惠栋著作（应为抄本），都是从王昶借录。周永年所得的《易例》二卷，其最初写本也是从王昶借钞。
下面再看最后一条路径，即浙江私人藏书家吴玉墀，献惠栋《周易述》二十三卷。这个二十三卷，显然就是卢见曾的雅雨堂刻本。
惠栋著作进入《四库全书》后，其著作价值及其学术地位得到了以纪昀为首的四库馆臣的确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在其他多处提及和褒扬惠栋著作，并将之作为一个参考系来评判其他书籍（详见附录）。但惠栋成为宗师级的人物，离不开其好友王昶、戴震、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及其门生的推阐。本文即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惠栋著作传入京师（而不仅是四库馆）的曲折过程。而在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八年期间朝廷渐倡经史的风气之下，惠栋著作一旦传入京师，则由于其突出的研经成绩和水平而被京师注重经术的权威学人圈所接受和认同，则几乎是必然的。并且它进一步被四库馆学人吸纳和转化为其他著作的评判标准之一，并形成了汉学风气。
附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关惠栋的部分摘录
《周易口诀义》•六卷（永乐大典本）
唐史徵撰。近时惠栋作《九经古义》，余萧客葺《古经解钩沈》，於唐以前诸儒旧说，单辞只义，搜采至详，而此书所载，均未之及，信为难得之秘本。虽其文义间涉拙滞，传写亦不免讹脱，而唐以前解《易》之书，《子夏传》既属伪撰，王应麟所辑郑玄注，姚士粦所辑陆绩注，亦非完书。其实存於今者，京房、王弼、孔颖达、李鼎祚四家，及此书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宝重也。
《周易举正》•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郭京撰。王应麟又援《后汉书•左雄传》“职斯禄薄”句，证其改《旅卦》斯字为㒋之非。近时惠栋作《九经古义》，驳之尤力。
《周易述》•二十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惠栋撰。自王弼《易》行，汉学遂绝。宋元儒者类以意见揣测，去古寝远。中间言象数者又岐为图书之说，其书愈衍愈繁，而未必皆四圣之本旨。故说经之家莫多於《易》与《春秋》，而《易》尤丛杂。栋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
《易例》•二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惠）栋於诸经深窥古义，其所据摭，大抵老师宿儒专门授受之微旨，一字一句，具有渊源。苟汰其芜杂，存其菁英，因所录而排比参稽之，犹可以见圣人作《易》之大纲，汉代传经之崖略，正未可以残阙少绪竟弃其稿矣。
《古文尚书冤词》•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近惠栋、王懋竑等续加考证，其说益明，本不必再烦较论。
《别本尚书大传》•三卷、《补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之騄编。之騄号晴川，仁和人。雍正间官庆元县教谕。伏生《尚书大传》，久无刻本，外间传写残帙，讹缺颠倒，殆不可读。元和惠栋号为博洽，修《明堂大道录》时，亦未见其原本，仅从他书辗转援引。
《三家诗拾遗》•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家相撰。又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沈》，於三家亦均有采掇。论其赅备，亦尚不及是编也。
《仪礼集释》•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其《乡射》、《大射》两篇，如圭之释虽佚，亦参取惠栋、沈大成二家所校宋本，证以唐《石经》本，补《经》文脱字七，改讹字四，删衍字二，补注文脱字四十一，改讹字三十九，删衍字十七，以成《仪礼》之完帙。
《左传杜林合注》•五十卷（左都御史崔应阶进本）
明王道焜、赵如源同编。杜预注《左氏》，号为精密。虽隋刘炫已有所规，元赵汸、明邵宝、傅逊、陆粲、国朝顾炎武、惠栋又递有所补正，而宏纲巨目，终越诸家。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通行本）
国朝顾炎武撰。近时惠栋作《左传补注》，纠正此书“尨凉”一条、“大司马固”一条、“文马百驷”一条、“使封人虑事”一条、“遇《艮》之八”一条、“豆区釜锺”一条。然其中文马之说，究以炎武为是。栋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说但举《汉书•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礼为邻国阙”一条用服虔之说而不著所自。
《读左日钞》•十二卷、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虽瑕瑜并陈，不及顾炎武、惠栋诸家之密，而薈稡众长，断以新义，於读《左传》者要亦不为无补焉。
《左传注解辨误》•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傅逊撰。逊有《左传属事》，已著录。是编皆驳正杜预之解，间有考证，而以意推求者多。视后来顾炎武、惠栋所订，未堪方驾。
《五经说》•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熊朋来撰。惠栋《九经古义》诋其论《大学》“亲民”一条不知亲新通用。
《佩觿》•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郭忠恕撰。惠栋《九经古义》尝驳忠恕以示字为视，而反以视为俗字。
《白田杂著》•八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王懋竑撰。绝不以偶阙是编而讳言未见，与惠栋《九经古义》自称未见《易举正》者相同，均犹有先儒笃实之遗。
《草堂诗话》•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蔡梦弼撰。此本为吴县惠栋所藏，盖亦希覯之笈矣。
《周易郑康成注》•一卷（通行本）
宋王应麟编。近时惠栋别有考订之本，体例较密。（引者按：指的是《新本郑氏周易》•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惠栋编，《四库全书》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