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所有人都在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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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下次连轴转是什么时候——可能就在下个月。上上周抱着终于能见到pulp的心情去了Clockenflap，那天刚好也是毕业典礼，但也就刚好罢了，我甚至没来得及见上去参加毕业典礼的舍友。周五请半天假，顺理成章地在太阳落山前到了深圳，过了一个看起来比以往都慢的海关，在往柴湾方向的金钟被宕了三趟车都没坐上，到了宾馆才发现是只限男生的青旅，和前来的朋友见到才知道她家其实有空床，见到之后才发现今天压根没时间一起吃饭。

还好还有两天。再相见时混乱的状态已经恢复过来，但我还是没找对路，虽然来过一次。又吃了湖南菜——前天在北京和朋友选餐厅时看到排行第一又是某湘菜馆，眼前一黑。不过最后吃的是汉堡，平庸，没有塔塔酱，还不如吃湘菜。

港大旁边那家湘菜萝卜牛腩很咸，但竟然有免费纸巾，服务员也有说普通话的，一瞬间感动得不行。想不太起来饭桌上都说了什么，只有两种情况，要么话不投机，要么全是废话。我好像很久都没超出两种情况之外地和朋友聊天了，总在激动或绝望的情绪里让时间粗略流过。仍记昨晚足立正生解释连环杀人魔时指出“包围我们四周的暴力的风景，是它让少年犯下罪案”，但到底什么才是“暴力的风景”？实际上，不如说正是观众看不出连环杀人魔中的街区与帆船有何暴力，才让导演这句话显得特别。

但化身到我这头，也许正是与日常上下班绝不相同的城市景观突然出现在视野里，那强大的冲击力，将我和朋友的一切对话挤压出去。人际交往的记忆被风景的印象所吞噬，这或许可以算得上是“暴力的风景”。

今年年初在文化中心看给大都会即兴配乐的风琴演奏。《大都会》中的大都会，简直是默片时代的哥斯拉，城市里电车从空中轨道上呼啸而过，剧院顶再高也会被刺穿。走到室外是夜晚十点尖沙咀的街景，有什么分别啊！不用看大都会也可在这儿静观魔都巨兽，夜与灯将摩天大楼劈成两半，迎面吹来不知道是海还是车流带起的风。

这次住在铜锣湾也是一样（最终还是住下在那儿了），早上八点跨过电车线到对面麦当劳买早点，除此之外店门紧闭，行人却不少，熟悉的城市间的风——那么密集而丑陋地挡住视野的楼群，如何让风通过？还是说真的，人为制造了建筑，人为也制造了风？

香港最好看的是街道，但没有楼则没有街，无穷的矛盾。

我能记得前天在北京的饭桌上都说了什么吗？只有笑声，连着笑来说话，当然记不住语言具体的形态，一切都在冲动的情绪里消失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走了哪些路，在哪儿碰面又怎么告别，但其间的交往却遗散了。

我记得上上周日，距离过远的通勤造成的混乱终于减弱，我过了个很好的上午，到高先看了年少日记，电影结束朋友刚好睡醒，我从坚尼地城步行去港大找她，爬了一座久违的“山”，就像刚到香港时坐过车站只好爬无尽的上坡回到原点那样的山，爬着爬着就忘记人生地不熟，停下来看到山坡上的店铺，突然出现一种在某次厦大绿野“逛公园”活动过程中停下来休息时的感觉，像每次在桂林穿山东路就要左拐时总觉得如果直走，就可以一直走到白城沙滩：城市之间的通道被打开，如同每晚七点半隔壁房间总会传来熟悉的起床铃声，夜晚由此和白天相连。接着，风景的暴力消退，逐渐变回日常：周五傍晚抵达彼处的我，在周日终于将彼处变成了此处，到了晚上却又将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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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Clockenflap时候意外地喜欢上homeshake，后者好像科特柯本复活，特意带上一副墨镜，放大相似造型的金发对面部的勾勒。但他对观众说话时的声音就像吸了氢气，喉咙里一串泡泡。Tommy Stage总是像这样的有趣，相比之下两个（较为）主舞台的东西无法让人能驻足超过十分钟。

但快要饿晕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大约七点南洋派对还没结束时跑出去吃饭，从地铁站买了咖喱，坐到天星码头出口处的台阶上吃完，但拆饭盒盖时划破了食指（是不是该说幸好，幸好带了创可贴，因为前几天刚刚平地走路摔倒擦破了右手）。以前没有觉得唐家的咖喱这么辣。

从情感所催发的情绪上看，pulp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贾维斯说的一半都没听懂，事后如果不看FB估计也搞不清他的胸骨是怎么断的；他的粤语也一句都听不懂（幸好身边香港人也听不懂）；甚至直到他在something changed开唱前说写这段旋律的人去世了，才发现贝斯手没来！！晴天（夜半）霹雳！一直以来pulp五个人总有一个人是我记不住的，因为纪录片里给女儿球队穿pulp球衣的鼓手、年轻时就患有风湿病的女键盘手和贾维斯总是面目清晰，但是回想这首歌的MV，也是我第一次听pulp的歌——所以其实是看加听，贝斯手高高瘦瘦，一直甩着头发，而环摇镜头永远聚焦不到他的脸上。

（在something changed里，贾维斯开嗓即低音，完全另类于专辑中的唱腔，让人想起听过different class后随即听的那张绿底飘一道线的it，失望至极，觉得这人声音怎么越年轻越老气——日后我显然在盲目的爱里失去了这种挑剔意识，爱到把四处搜刮到的他们的专辑又全都送给了别人，寄希望于让朋友也喜欢上他们。）

（当然，在听这首期间，流泪不止了。）

（Clockenflap的镜头自然不会360环摇——这只在那支以排练室房间为根据地的MV里做得到。但仅仅九十度的摄影机摇摆臂也足以使人颤抖了。情绪在此刻敏感到极限的观众 [也许只有我] 足以被任何纤毫之类同触动神经。当看到长长的机械臂伸到贾维斯身前时，大家脑中想必是清着嗓子唱弹一把像瓦楞纸制成的银色假吉他的贾维斯，而摄影机正代替你绕着五个人疯狂打转。）

唯一听清的贾维斯的一句话：“今晚过后，我们都要回到现实世界，那将是同一个你我都需要面对的世界，希望这首歌能带你回去。”

这正是我近三周来无法切实做到的事情，回到现实。我好像在工作日休假，在周末加班。每天都在期待下一个冲动，每一个假期都将成为纪念日，然后犹豫忐忑挨到临行前一天晚上才定好车票。

3

看足立正生则大不相同了，从头到尾抱着庆幸的心理。为了能看全整个回顾展，包括他的映后在内，看了一个星期的车票，寻找一种“周日晚六点以后北京起飞的飞机搭一趟可以周日早晨八点半前到桂林的火车”，由此发现一个“晚上六点十五北京飞长沙，长沙九点发车中途五十分钟衡阳转车最终凌晨三点到桂林”的路线。周四却得知影展推后了周日整个的排片，应该是为了给映后追加半个小时。崩溃不已，可能因此贵阳转车的路线突然出现，晚九点到凌晨十二点多飞贵阳，早晨六点二十再从贵阳回桂林。不过如此就要周一迟到一小时了（那阵时我还不知道迟到半小时就算旷工）。

周五晚上躺在炕一样排列的白塔之光的床上，还在想着不预约不买票究竟会不会排长队这件事。但实际上歌德学院里只有女厕所需要排长队——可能整个798都只有这一处要排队。但银幕贴着舞台，太矮太矮了，除非坐第一排或一层以上的阶梯，中间四五排都看不全画幅也看不着字幕。

印象中第一次看地球最后的夜晚是在中华城一处独立影院（字面意思），银幕也贴着地板，但座位从最靠近幕布的首排起依次上升，到最后一排观众坐下来，头距离天花板已经很近。所有人就这样看完一场“盆地里的电影”。

每次出门必定有计划之外的行程，这次是第一天去798就路过发现塞尔维亚文化中心周末要放纪录片。周日中午去看，这自然不会是“大都会”脚下的文化中心，它是一个铺着地毯的大客厅，或者小型舞蹈排练房，正中间是三排折叠椅，第一排前方桌上一个投影仪，因为距离近，投出来画幅不大，比较像临毕业前在广播台一间卧室里大家挤在沙发上看的效果，人和屏幕距离不超过两米。当然，这里比较的是投影画幅。

已经很久没感受过暖气，算下来应该有十个月以上。河北可是会烧五个月暖气的地方。在文化中心里，后面人的膝盖顶着前面的折叠椅，看到一半才发现一直以为站在左边看片的导演其实是等身高的两个塞尔维亚人偶。文化中心的暖气烧得不如星巴克和歌德学院，但好过我第二晚住的青旅。即便如此，干燥、暖热的气流依然在多人的小屋里反复叠加，以致成为某种聚众的气氛，从环境跳脱为组织形态。相似的干燥与温热的氛围，第一个联想到的却是需要持续打开冷气的在场影像客厅。有时回想起来，我不太喜欢那时自己的观看方式，边看边想，边想边求问自己针对本片的立场，然后在沙龙里说一大通有助于发散思维却无助于捕捉情感体验的话。

但没有人会讨厌温暖的感觉。我和十几个人静静看着一部有一大堆毛病的电影，却甚至准备接着看下去，假如没有足立正生。还有句话差点就要说出口了——没有人会讨厌集体的感觉。但过去几年里我是那么讨厌集体意识，共享某种思维方式，对一件事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我可以做集体的孤儿吗？孤儿院总是有的吧，对集体最失败的脱逃莫过于此了。

最后一场革命+1与连线足立正生的映后里，看他一边抽烟一边喝酒，像我们等待提供给他的漫长日语翻译一样等待给我们同样一大长串的中文翻译，现在回想，突然有众生平等的感觉（什么奇怪想法，又不是在和皇帝做映后）。但无论如何，极其开心，虽然入场时好像踩到海带岛的包，散场时旁边女孩说你的问题很有趣。

今天出人意料的打卡时被“旷工”了，但现在身体还停留在五点十分的贵阳北站。还有二十分钟开门，为了体温不下降，我沿着进站口一面的街道来回来去地走，重新开始听Queen I，有记忆听它的上次还是每周上完大学英语二从海滨校区一路下坡骑回西村的时候。真好听啊，难怪那时觉得不用再听其他的了，不会再有人比得过墨丘里的嗓子了。竞技心理的时代终于过去，现在是什么时候？自由主义，还是破罐子破摔？可能是没有挑战也要制造挑战的时期，不用回答也要制造设问的时期，因为抓得住无聊所以可以真正朝着不无聊的方向前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