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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档案2023年度建筑档案讲述人
刘艺-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DILEMMAPUBLICITYRENOVATION
当谈及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时，我们常常面临着无法绕过的两难问题，甚至是多重两难问题，比如建筑师和业主的关系、专业与公众的关系，等等。建筑的两难问题，考验的是建筑师的判断，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选择，因此很难说有标准答案。而在这些两难问题中，人是最重要的线索和变量。公众的连接是构建城市公共性的关键，城市本是一个动态生命体，一个公共容器，公共空间的设计在连接人们的同时，又提供足够的界限，以确保个体安全和隐私。通过建筑设计与公共管理等不同层面，我们可以重塑共识，以创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城市生活。由此，设计是消解矛盾、破除两难的有效手段。理解两难问题在具体时境下做最优选择功能与形式的取舍、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先锋与普世间的平衡、人工与自然的拉锯，以及建筑师与业主的纠结……建筑中包含着多重两难问题。邵兵（建筑档案主编，以下简称“邵”）：如何理解建筑的两难问题？刘艺（以下简称“刘”）：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记得在哈佛公开课上，曾经谈到过一个典型的道德两难问题：有两条轨道，一条使用中的轨道上有一群小孩在玩耍，另一条废弃轨道只有一个小孩。你作为扳道工，火车过来时会往哪根道扳？是牺牲一个无辜的小孩，还是牺牲一群犯错的小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么选，都很难说有绝对的最优解，不过是根据当事人价值观做出不同的选择罢了。建筑也常常面临类似的两难问题，建筑师和业主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建筑到底是为满足业主和投资人的需求，还是用于实现建筑师的个人想法？如何兼顾投资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将一个项目看作仅仅是为投资方服务，或将建筑视为建筑师的纯艺术创作，都过于绝对。此外，还存在建筑师和大众的问题。建筑师将新观念引入大众视野，可能一时难以被接受。但反过来，如果设计始于迎合大众的期望，也会很无聊。埃菲尔铁塔在兴建之初遭到了广泛的反对，但建成后成为了巴黎的明珠，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很多情景中都存在两难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国家，在项目中也经常面临成本控制的两难。例如，在农村开展项目时，建筑师需要在成本与效益之间做出选择：是用较高成本建造一所高品质的学校，还是采用更经济的方式建造两所低成本学校，以服务更多的孩子？类似种种情况，都考验着建筑师的判断，在具体项目语境下，每个人对两难问题都会做出各自的选择。建筑的公共影响力连接与保护的两面性公共性，不仅依靠建筑师的努力，更需要公众的共识与政府的支持。公共与私密的关系是构建良好公共性的关键，这在当下同样面临挑战。邵：当下，建筑的公众影响力似乎是一个导向，很多年里好像我们都在做这件事，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公众影响力和我们日常真实生活的关联性又在哪里？刘：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是“公共”。公共像是一张桌子，能够把大家聚拢在一起，让大家围坐共同探讨、分享事物，同时桌子又划定了个体之间的距离，把每个人限定在相对安全的位置。由此可见，公共性有两个要点，其一是把大家连接起来，其二是划定每个人的界限，确保互不侵犯。这种两面性正是公共性的关键。城市建设重要的是塑造公共空间。比如广场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场所，供人们活动交流，同时也为个体提供了独处的可能。实际上，公共性是指引社会联系的共享机制，与此同时保护个体隐私。建筑公共性的实现，需要公众认识到作为公共产品的建筑的价值。建筑不仅仅提供了一种外观形象，更是提供对人的隐私的庇护和对公共生活的共享。建筑公共性的指标之一是其公众影响力。这与吸引打卡的的网红概念不同，后者不一定具备公共影响力，因为公共影响力必须是稳定持久的、具有价值导向的，并且能够对现实产生积极的影响。邵：在我们的文化里，原来生活的大院、宅院、小院都有围墙。经历了拆除围墙的时期后，公共部分的界限变得更模糊了。我们是不是缺乏公共意识？刘：是的，我们的社会一直以来都缺少对于公共性的培育。如今很多城市建筑中都有屋顶平台或开放空间，旨在提供开放的场所。为什么后期物业管理方会在这些空间周围设置栏杆，限制人们进入？火车站前广场本意是提供交通集散的缓冲空间，但很多站前广场都用铁栏杆围起来。出发点不是为使用者提供公共空间，而是站在管理者角度来考虑问题，这说明今天的社会还没有形成一种对于“公共性”的共识和认同。邵：现阶段我们的确面临着公共共识、公共认知或公共法则缺失的问题。比如国内几乎每个地级市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城市都设有高铁站，但高铁站是否具备了成熟的公共法则的界定还有待探讨。刘：公共性不仅依赖于公共空间的设计，还依赖于法规制度对人在公共空间中的责任和权利的明确定义。确保每个人了解自己在空间中的权责边界，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权责边界是无形的，但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制约着人在空间中的行为。当建筑的物理边界、管理者的权限边界与公众的行为边界不相符合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意外事件，比如公共空间的性质被改变、公共空间被占用甚至消失等。当代地标标志性与日常性的距离如今，当我们把目光投回作为生活载体的建筑与城市，会发现地标建筑与城市日常渐行渐远。邵：我们常将地标与公共影响力相提并论，那么城市地标与“公共中心”是否有区别？地标的公共性和我们的生活又有多大关联。刘：城市地标与“公共中心”有意义上的区别。在古代，城里的寺庙既是人们心理认知上的地标，同时也是节日庙会等公共活动的中心，它是能够提供公共生活的载体，兼具视觉中心、精神中心和生活中心等多层含义。对于今天的地标而言，可能这样的多层含义已经被剥离，今天谈论地标更多从视觉角度出发，将其定义为在城市天际线中相当突出的视觉物体。这些建筑物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关系不一定密切。邵：地标为了完成塑造城市标志的使命，也可能会失去城市日常性和真实性的那部分。我们寄希望于它的公共影响力，但却未必可以成全它的公共性。刘：地标，如果视觉效果非常强烈，能够成为所有市民视线的焦点和记忆点，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具有公共影响力。即使95%以上的北京市民都没进入过鸟巢，但大多数人仍然会谈论它，借由这种方式，鸟巢进入了大众的日常。在这种情况下，地标是纪念性的、非日常性的。古罗马的纪功柱、凯旋门、神庙、议事大厅都与普通市民的生活相距甚远，但它们同样是城市的标志。当代社会更加关注日常性。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平受到重视。公共设施需要能够更方便地服务大众，从而真正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张永和老师设计了位于吉首桥上的美术馆，它毋庸置疑是一个“地标”。但在这个项目视频介绍中反复出现普通人从桥下通过的画面，强调了一种地标中的日常性，这也反映了一种价值观的转向。近些年城市建设的关注点也经历了转变，从地标建筑转向了城市公共空间。从前人们关注纪念性建筑，现在则更看重建筑之间的开放城市空间。比如上海杨浦滨江东岸和西岸更新、成都的绿道建设，它们不再是孤立的建筑物，而是承载城市生活价值、生态价值的公共空间。邵：因为建筑决定了城市的尺度和距离，所以建筑师其实是制造距离的人。作为建筑师，你认为我们是否还需要更多远离日常生活的建筑？刘：对于某些纪念性或者特殊性质的建筑，心理与美学距离仍然是必要的。这些建筑可能通过强调一种非日常体验，用于传达特殊精神内容，就需要距离感来实现。事实上，所有制造心理距离的空间，都是为了强调非日常性与差异性，这是产生吸引力的基础。开放与共享建筑权力的两面性建筑，作为城市的基础和象征，一直拥有某种权力。这种权力不应是一种单方面的压迫，而应当更多地体现为开放和共享。邵：作为建筑师，你如何看待“强势的建筑”？刘：本质上建筑是一种限定，建筑物的重量和占据性，具有很强的存在感，因而可以说是强势的。有的建筑师试图创造“弱势”的建筑——更轻盈、更临时、可移动，像帐篷一样根据人们的行为需求进行改变。建筑变得低门槛、自由度更高、成本更低。未来一定会经历从强势建筑向灵活的弱势建筑的转变。当前国内建筑业发展强调工业化、绿色化和智能化，这意味着建筑将趋向于轻盈、环保、灵活——工业化意味着成本更低、重量更轻，绿色建筑意味着对环境的影响更小，智能化则意味着建筑的适应性，能够更灵活地应对不同需求。邵：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在城市的人们好像被建筑裹挟着，成为了非常弱势的存在。建筑师或者规划者应该如何在消解建筑权力的方面做出努力？刘：我们城市的开放程度还不够。许多地方对市民来说是封闭的。单位大院、大学、住宅区都是相对独立的封闭单元。在这样的城市中，人们很难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主人。管理者和规划者需要在城市中开放更多空间，减少隔离。城市需要提供更多的关怀，比如阳光权，人们不会在大面积的阴影中行走。这需要由规划来搭建公共平台，确保城市中的建筑，无论是私人开发还是公共建筑，都能够围坐在这张公共“桌子”面前，互相连结，同时又受到规范约束。邵：在我们的城市规划的认知层面，未来是否有可能形成约定俗成的公共条件或图解方式？刘：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但这取决于“搭建桌子”的能力。中国大城市规模仍在增长，未来的规划机制需要更加灵活，以容纳不同的参与方，包括市民个体、社会组织和公共机构，这样“桌子”就会更加稳定、更加弹性。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发展起来也就几十年的时间 ，大家还在逐渐认知“桌子”的过程中。甚至很多人不清楚“桌子”的存在，只觉得“能吃饭的地方”都是属于自己的。让更多人认知到公共性的含义，有助于建设更加开放包容的城市。消解与重塑做面向人的空间再生产城市更新不仅仅是建筑，更是一个过程。城市的再生产和发展，建筑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需要能够理解并尊重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以确保城市的多样性得以保持和延续。邵：今天，建筑师应该如何用专业来回应我们当下所面对的诸多社会问题？刘：建筑师通常在委托方和政府机构的框架下工作，但建筑师同样有机会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比如建筑师可以积极参与相关规范的制定。规范针对的是社会的平均数，但社会的变化特别快，某些滞后的观念会造成阻碍。新兴力量来得太过迅猛，所以规范的滞后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编制者会面临“快—慢”两方面的拉扯，需要不断去做协调、打补丁。建筑师还可以通过示范性项目来推动行业的进步。建筑师可以为业主和政府提供更具创意和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城市需求。而突破性的项目可能是在现实的缝隙中迸发出来的特例，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对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认知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带来改变，比如工业遗产的成功改造案例，让更多人了解到老厂房的历史价值，这带来了资源认知上的变化。另外是滨水空间的改造，传统排污的河道变成了城市的热点空间，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正向案例。邵：我们应当如何对城市中大量存量空间进行面向人的再生产？刘：存量空间的再生产需要形成相对一致的价值观，以确保各方对于目标达成共识。这包括对于历史遗产的尊重和保护，但不同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一些人可能关注保留历史的痕迹和记忆，而另一些人可能更希望再造新的事物；因此，再生产过程要允许不同观点的讨论，尊重多样性。邵：消失是历史的必然，要正视消失的过程。消失与重塑并存，其中有抵抗，从而有很多争议性的议题在这里出现。对于城市而言，其多样性是否正是由这些不同观点的并存而维系着？刘：城市更新的地块规模通常较小，产权较为分散，而且涉及治理、投资、设计、运营的方方面面，更需要不同背景的人跨专业合作，尽管视角和立场的分歧难免，但可以看到其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此过程中，重要的是工作方式的变化。与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时期不同，各方面对的不再是相对固定的前提，城市更新里很多边界、红线都是动态的，设计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介入其中。邵：除了城市中的更新，您是否关注乡村范围内的建造？刘：最近我们接触了一些乡建项目，我认为在农村做设计，某种意义上预示了未来建筑师的工作模式。在农村并不只做空间方面的工作，会从农业复兴开始做，然后做到加工业和服务业，最后建筑师会配合做具体的空间规划设计。设计工作跨越了从策划、规划、建筑、景观、室内、产品，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建筑师不再是单兵作战或仅仅作为传统链条上的一环，而是切实参与到改变现实的全过程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城市化退潮之后，建筑师的工作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乡建。会有一部分建筑师采用“伴随式“的工作模式，比如在某个片区长期工作，成为政府的智囊和当地人的朋友。这时建筑师的工作对象就不再是一个建筑物，是一个综合的现实，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两难问题的解答中人是最大的变量在两难问题的解决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建筑师需要理解不同人群的诉求，在项目中通过研究和合作，以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邵：回到实际工作中，你如何看待建筑师的工作与所面对的两难问题？刘：建筑师处理的很多都是两难问题，或者说值得谈论问题基本都是两难问题。在具体的情境下，两难问题的判断取决于价值观和专业度。我们可以抽象地探讨城市更新问题，但是具体到某件事、某个点的时候，建筑师都必须进行判断和选择。邵：在建筑师的工作中，最弹性的变量是人。因为人的态度和观点往往充满了模糊与矛盾，并且人是建筑和城市的最终用户。刘：正是如此，要想处理好建筑的两难问题，建筑师必须沉下去贴近现实，了解更多的信息，理解不同人群的诉求。套用一句政府系统中很流行的话来说，“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到了现场看到的全是答案”。邵：建筑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的空间策略来解决矛盾和问题，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有时候看似没有出路，实际上在深入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就有出路了。那么是否可以说，未来的两难甚至多难问题可能在过程中消解？刘：随着城市发展和社会变革，我们将面临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作为建筑师，需要运用专业能力来应对现实，促进这些问题的消解或者缓和，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设计应该成为消解矛盾、破除两难的有力工具。成都自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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