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地狱下沉 《意义的地图》自序

尽管我在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而且我童年时代的快乐和满足至少应该部分地归功于此，但我还是高高兴兴地把滋养了我的体系抛在了身后。对于我的反叛行为，没有谁正儿八经地反对过，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家里——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非常虔诚的人（或者愿意非常虔诚的人）无法用智识上旗鼓相当的论证来反驳我的反叛。无论如何，基督教的很多教义都太令人费解了——如果不是荒谬透顶的话。处女生子是不可能的，死而复生也不可能。

我的反叛行为引发了什么家庭危机或者社交危机吗？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行为完全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没有谁为此感到难过，除了我母亲（就连她也很快就服从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而教会其他成员——我的“共同体”——对于日益频繁的叛教行为也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没有谁注意到我的反叛。

我的反叛有没有让我自己感到难过？以一种我当时无法觉察的方式，有的，只是我在过了很多年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差不多就在我停止去教堂的同一时期，我发展出一种对大尺度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过于早熟的关切。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有些人生活得富足、幸福而成功，而另一些人却注定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北约国家与苏联总是处在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二战时期，为什么有人会干出纳粹干的那些事情？在这些思考下面，有着一个更宽广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在当时被不恰当地概念化的问题）：邪恶——尤其是集体孕育的邪恶——如何在世界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就在我走出童年的同时，我抛弃了支持着我的传统。这意味着，当伴随着成熟而到来的存在性问题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的时候，我缺乏一个经由更广泛的社会考量而建构起来的“哲学”来帮助我理解这些问题。这种缺乏导致的最终后果经历了好多年才完全显现出来。然而在当时，我新产生的对道德正义问题的关切却找到了最直接的解决途径。我开始作为志愿者参与一个立场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而且接受了这个政党的路线。

在当时的我看来，经济上的不公平是万恶之源。这种不公平可以通过社会组织的重构得以矫正。而我可以参与这场激动人心的革命，实践自己的意识形态信仰。心中的疑虑一扫而空，我的角色一清二楚。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或者说反应）其实是完全落入了俗套，连我自己都觉得真不可思议。因为我的理智不允许我接受我所理解的宗教信条，于是我就转向了政治乌托邦梦想，转向了个人权力。几个世纪以来，几百上千万人落入了同一个意识形态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