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纳：终曲的困局

布鲁克纳终曲的困难，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宏大叙事的一贯性与交响曲社会范式的矛盾冲突。宏大叙事本质上具有同一性，从不缺少强制与暴力。而交响曲的社会范式，尽管看上去似乎是以同一性为基础的某种创作模板，但事实上其内部却是多样性与特殊性的综合。概而言之，布鲁克纳终曲的困难，依然可以归结为同一性与多样性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海顿所确立的那种交响曲社会范式，粗略地分析其内部风格的主要板块，永远不会缺少封建宫廷礼仪的庄严隆重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嬉笑怒骂这两个血统。这两个血统综合之后达成某种平衡。这种综合之后的平衡，差不多同一时期也出现在歌剧领域，比如《唐璜》《魔笛》或《菲岱里奥》。达成综合平衡之后的伟大交响曲，承诺了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愿景。社会各阶层和而不同，在音乐展开的进程中各守其分，结成情感共同体。

🔺贝多芬歌剧《菲岱里奥》场景

启蒙运动以降，现代观念结束了循环史观，而代之的是历史进步主义。理性最终取代了神明，将神话怯魅，纵向的天国不复存在，人们将信念寄托于横向历史进步的宏大叙事之中。这种宏大叙事认为，通过人类自身强大理性可以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人类社会需要这种宏大叙事将各个阶层的民众联结起来，防止社会走向分崩离析。这种历史进步主义的宏大叙事，也正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所在，黑格尔正是其中之集大成者。

但是，这种宏大叙事的同一性要求，与社会内部的多样性与特殊性经常处于矛盾敌对关系之中。这种矛盾敌对的关系折射到交响曲中，就反映为宏大叙事的史诗性意图与交响曲范式之间的对峙。对此，海顿所给出的解决方案，与其说是解决方案，不如说是历史机遇——宏大叙事的同一性要求尚弱，局部骚乱尚未升级成全面战争，社会的同一性与特殊性尚可保持微妙的平衡。每个乐章有着自己的个性，而这种个性的安排又服从于集体性的程式化。在这一保持微妙平衡的过程中，宏大叙事在海顿交响曲中则总是呈现出递减的态势。

在贝多芬那里，主体性意图空前扩张。这种扩张，一方面召唤了更多个体特殊性加入作品构造（就像一次次规模空前的动员，每一次动员都调动了更多阶层、更多领域的资源），与这种大规模多样性动员相应的是，宏大叙事的同一性要求也扩张到了史诗级规模，这种扩张了的宏大叙事要求更高的强度，要求更长时间的自我持存。它甚至有这样一种倾向：将自己的意志扩张到交响曲的每一个乐章，乃至（如果可能的话）每一个细节。这样一来，这种扩张后的宏大叙事就与扩张后个体多样性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宏大叙事与交响曲的各个部分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兼容。在贝多芬那里，宏大叙事通常与第一乐章是兼容的，但时不时与末乐章显得不够兼容。海顿所确立的交响曲范式，末乐章通常是市民社会欢欣鼓舞的时刻，个体基于对集体性要求的服从，倾向于满足于当下的快乐瞬间（昆德拉斥之为“音乐的愚蠢”），这与忧心忡忡、将明日凌驾于今日之上的（扩张了的）宏大叙事几乎格格不入。这种不兼容造成了末乐章的困难，并在之后的整个十九世纪愈演愈烈。

贝多芬终曲问题解决得更符合社会范式要求的，是他那些更加接近于海顿作品的交响曲，比如第一、二、四、八交响曲。这些作品在宏大叙事方面不那么具有野心，也不怎么具有那种扩张的格局。第七交响曲末乐章比较理想地解决了史诗主体与交响范式之间的冲突，其方式是集中引入大量的舞蹈，在个体化的歌唱与集体性的狂舞之间保持着摇摇欲坠的平衡，也正因为如此，第七的终曲未能呈现第五交响曲那种理性占据绝对优势的掌控，英雄的主体性有所削弱。贝七的末乐章，一定程度上仍是那种释放当下快乐瞬间的末乐章的一种变体，其场面固然宏大惊人，但叙事的进程却相对有限的。许多时候，这个末乐章更像是对宏大叙事的一种悬置。在第六交响曲中，宏大叙事长时间被淡化和搁置，直到最后一个乐章才显山露水。换而言之，第六交响曲中宏大叙事是迟到和相对有限的。

就贯彻宏大叙事的同一性而言，贝多芬交响曲中做得最好的应该是第五交响曲。在第四乐章中，市民社会的欢腾与伟大史诗的荣耀合而为一，并且令人信服（但切利比达克并不满意，他说这个乐章充满了错误的转调）。但即便如此，第四乐章的扩张依然遭遇了一次危机——音乐的势能在乐章中部几乎就要消耗殆尽。贝多芬为此殚精竭虑（修改多次，考虑过许多方案），一方面要在第三乐章与第四乐章之间建立连接过渡，另一方面，在势能即将耗尽、再现部到来前，插入第三乐章的开头部分（插入部分接第四乐章再现部，让人回忆起第三乐章向第四乐章过渡之后，第四乐章第一次开启主部主题的情景，像是一次轮回），暂时悬置能量释放的进程，最终成功地卷土重来实现绝杀。

在这场《命运交响曲》末乐章危机中，市民社会的欢腾在伟大史诗的荣耀面前依然显得有些许的力不从心。插入的第三乐章内容，像是凯旋庆典上推动气氛的外邦人节目——第三乐章虽然在贝多芬那里已经从小步舞曲变成了谐谑曲，但仍可算是舞曲的一种变体。这种插入舞曲来恢复动力、调和宏大叙事与市民社会多样性的做法，在整个交响史上亦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的多样性与宏大叙事的并存达到了某种极限，尽管乐章内部也分出了引子与四个乐章，但这并未全然掩盖断裂的痕迹，语言的介入强化了宏大叙事同一性的达成。

《英雄交响曲》往往被许多初入门的音乐爱好者视为两截子的作品（初入门不意味着体验音乐的能力弱，相反，初入门的爱好者往往能够抛开更多的成见，抛开许多资深爱好者习以为常的话语权结构）。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毫无疑问是宏大叙事与曲式所象征的那种社会多样性达成和解的典范。就这两个乐章而言，虽然在内容上贝多芬没有直白地叙述拿破仑的功业，但是第二乐章其仪式巨大的尺度，直接对应着拿破仑帝业的规模。在但第三乐章开始情况就起了变化。对于初入门的爱好者来说，从第二到第三乐章，很难用一种叙事的连续性来理解——死亡与哀恸，然后快乐机智地重生？最后一个乐章，虽然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总体上与人们想象中的那种英雄伟业的丰碑形象有出入。英雄交响曲的末乐章在总体的气质上更加接近于海顿交响曲的末乐章，幽默、诙谐甚至笨拙的因素随处可见。这个乐章在内容上呈现出许多矛盾，一方面是海顿交响曲末乐章内在逻辑所要求的喜剧性，另一方面这个乐章又追溯了第一、二乐章种种壮丽的情景，从葬礼场面到战斗性的鼓号齐鸣。

因此，关于《英雄交响曲》演绎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到底谁是老大？如果选择第一乐章为核心，那么很有可能作品会割裂成前后两部分；如果选择第四乐章为重心，那么整部作品的宏大叙事将被弱化，显得更加靠近海顿的作品。当然，很有可能最初演出这部作品的方式方法就是比较靠近于海顿的，但是一部作品的演绎，它必须具有当下意义。一定程度来说，如果以海顿的那种方式演绎《英雄交响曲》，那就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所渴求的那种普适英雄主义。这种普适的英雄主义（宏大叙事的又一种变体），如果贝多芬都不能够给予我们，我们还能指望谁呢？

末乐章的难题同样困扰着勃拉姆斯。在他的四部交响曲中，就宏大叙事与交响曲形制的并存对峙而言，解决得最好的是第一交响曲。这部作品从酝酿到完成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最终勃拉姆斯创作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末乐章，但是在整体连续性方面，应该注意到中间两个乐章缺少贝多芬的在第五交响曲相同位置的乐章中所达到的那种史诗连续性。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两个中间乐章主要起到了间隔的作用，它们隔开了首尾两个史诗性的乐章 ，并将第一乐章所提出的史诗进程暂时悬置起来。所以，在勃拉姆斯这里，宏大叙事的主体性仍然是弱化的。

第二交响曲可以被视为贝多芬第四交响曲的某种回音，其末乐章写得神采飞扬，作为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它和贝多芬的《田园》一样，从一开始就远离了英雄史诗的劫难与烈火。两部“田园交响曲”的末乐章都是如此神采飞扬、令人信服。宏大叙事的力与火，在这两部作品中展露为一种大写的牧歌的姿态，而多样性与特殊性则呈现为一连串的小写牧歌。田园牧歌在那个时代仍可以成为宏大叙事与个人主体的（暂时）休战场所。到了马勒那里，这种个人的牧歌终究是要幻灭的。

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的结尾是反英雄的。最后的结尾甚至有幻灭的意味，或者也称得上是（哀惋的）牧歌式的。第四交响曲开始于深秋的萧瑟，很不像英雄的史诗，整个作品的史诗气概经常被悬置，直到经历了漫长的音乐过程方才确立起来，并在第四乐章成功到达巅峰。

最后来看布鲁克纳的情况。布鲁克纳通过第四交响曲完成了自己风格的定型。在解决宏大叙事的持续性方面，第四交响曲毫无疑问是做得最成功的。一切都仿佛浑然天成，直至最后激动人心的压倒性尾声。宏大叙事与交响曲形制之间保持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平衡。取得这一成就的秘诀之一，就在于弥散于整部作品的牧歌气质，尤其是末乐章的民间舞蹈。这种田园素材一方起到了暂时悬置史诗进程能量的作用——其作用接近于贝五第四乐章插入第三乐章的素材（但相比贝多芬，其整体性的关联度方面弱太多）；另一方面，这种田园牧歌/民间舞蹈的内容就像中介一样，在宏大叙事与社会多样性之间产生缓冲——临时的休战场所，为两者最终的和解提供坡度。但同时，这种田园牧歌/民间舞蹈的内容也必然削弱宏大叙事的连续性以及火力输出。在许多时候，布鲁克纳作品的造山运动并非仅仅出于自我持存的强力要求，而是引入这种田园牧歌/民间舞蹈的解决方案所导致的，或者说，出于曲式与意图对抗性的张力要求。

布鲁克纳之后很快就陷入了末乐章的困境。他的困境在于，他总是执拗地在第一乐章就提出宏大叙事的惊人要求（近似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那种巨型格局）。他不像贝多芬或勃拉姆斯那样，通过第一乐章的多种形式来转化这个问题。执拗的布鲁克纳不愿意在第一乐章就将宏大叙事的“力与火”弱化或搁置起来，他也不愿意采用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那种采用两个中间乐章进行隔断的做法，他更倾向于坚持贝多芬第五或第九那般英雄主义的连续性。他这种抱定了“力与火”的姿态将他引向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宿命，这是（相较于贝多芬）弱化了的个人主体与日益强大的社会同一性之间的历史悲剧。在第五和第六交响曲中，布鲁克纳在末乐章再度引入大量牧歌与民间舞蹈的场面。第五交响曲的双重赋格令人侧目，但尾声那几乎过载的持续铜管显示出外力强加的意味。第六交响曲终曲被认为几乎是马勒式，民间歌舞没有起到足够的中介作用，反而让作品显得怪诞和变幻莫测，甚至时断时续。

此外，布鲁克纳对旋律个体的解放进一步增加了末乐章完成的难度。在解放旋律这一方面，他更像是出自舒伯特的派系，而非贝多芬的阵营。贝多芬总是将旋律个体精简化，这样，它们既能多样化地重组，又能更好地服从于整体的锤打。但舒伯特将旋律个体从整体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旋律不再完全服从于整体，因此显得孤独哀婉。这种解放了的旋律之孤独强化了个体的特殊性，宏大叙事与个体特殊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解放旋律个体方面，马勒也是舒伯特的传人。舒伯特、布鲁克纳、马勒最终都留下了（至少）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不能不说这与他们这个派系坚持解放旋律个体的做法有着深度关联。在布鲁克纳的交响曲中，旋律个体的解放在第九交响曲中登峰造极，这或许是导致第九交响曲终曲难以完成的重大因素。第九交响曲终曲未能完成，标志着终曲的困局发展到了顶点。在各种布九续完版（包括指挥家Gerd Schaller最新的续完版），终曲在旋律方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这一情况给出了这样的暗示：如果要完成第九交响曲，只能将这种对旋律个体的解放收回。布鲁克纳田园歌舞最后的落脚点——谐谑曲的三声中部（比如布八）——在第九交响曲的谐谑曲中被代之以神秘的逡巡与黑暗的异化。

从第七交响曲开始，布鲁克纳逐步削减甚至放弃了这种大规模引入田园牧歌/民间歌舞的做法。宏大叙事的进程更加统一，他尝试更加贴近贝多芬在第五与第九当中确立的那种强大而连贯的主体性。田园牧歌的氛围偶尔还出来露露脸，神采飞扬的民间舞蹈场面则近乎绝迹。这么做的直接结果是，第七交响曲末乐章尽管在英雄的性格上保持得更完整，气韵也更加流畅雄辩，但总体的规模变小了，相较于一二乐章巨大的体量显得有些压不住场。末乐章的副部主题有着田园牧歌意味，尤其是圆号开始加入应答的时候，但听上去更像是对渐行渐远的牧歌世界的离别与回眸。

第八交响曲布鲁克纳似乎想要做一个了结，要写一个纯然依靠史诗性格撑起全场的终曲。他差不多成功了，但由于作品本身对诸个世纪素材的复杂兼并，各种矛盾冲突以惊人的广度铺展开来，将这一切做出一个了结，这几乎有些疯狂。我的一位大神朋友就指出，第八交响曲最后转大调的时候，未能如同第四交响曲相近似的转调时刻那么令人信服。就这个乐章而言，我个人认为富特文格勒的见解是最深刻的，他在结尾采用了飞快的速度，就好像现在解决不了那些庞大的问题，只能在难以复加的焦虑之中奋力逃逸而出。富特不会像其他指挥家一样，通过某种虚假的和解来回避这一系列的问题。

之后马勒以他的方式解决终曲问题，但是英雄史诗的宏大叙事，在他那里基本是破灭了的，不仅是叙事连续性的破灭，也是英雄主义的破灭，社会范式的破灭。而布鲁克纳，坚守那种英雄主体性的最大化，也坚守那种以交响曲形制为代表的社会范式的集体客观性，并且一次次尝试宏大叙事与个体特殊性的和解。在大的原则方面，布鲁克纳始终不肯变通。在布鲁克纳略显笨拙的坚守当中，人类主体的悲剧性命运以及由此而生的巨大勇气显露无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