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的当代研究者的不足

当代的汉学研究者，大部分研究的是经学思想，即在文献基础上的思想解读。小部分人关注学人的著作，力求挖掘新的文献，或者给这位学人编制年谱。要理解为什么会顺着这个方向或途径，需要知道它们在历史上的渊源。研究者并没有错。但显然存在着某种不足，这是由于当代专业的区隔所造成的。

所谓历史的渊源，是因为历史上一些人就顺着这样的途径来研究人物，研究历史。比如编制年谱。最早的年谱是什么时候？实际上从《史记》就开始了。《史记》有传记，有年表，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年谱，但可以说是年谱的早期形态。宋代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年谱，洪兴祖撰有《韩子年谱》（韩愈），今存。挖掘新的文献则相当于辑佚学。思想解读，则从汉唐时期的传注也开始了。因为有这些渊源，所以现在仍然沿着这样的老路子。但显然，这样存在着一些不足。

从事经典解读的，并不了解背后的这个作者（当时的生活处境，思想心态），即使通过历史记载了解到这个作者，但也不清楚他的朋友圈和他的时代。如果把时代仅仅看作是历史大事的记载，那么即使了解了他的朋友圈和时代，也不会了解他所处的社会。因为要了解当时的历史社会，就得先具备一些社会学的基础知识。但大部分历史学者，并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社会学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并非中国古已有之。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是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但从事社会学的，不一定能懂清史或史学，懂清史或史学的不一定能懂汉学，懂汉学的不一定善于查找学人的社会关系。把学人和他的著作放到更大的背景下来观看，放到汉学长河的脉络中来观看，才是当今时代研究者的使命。当然，这还不是最终的使命。

所以，笔者所追求的是打通。打破专业上的条块分割和只研究一两个人的情况，或者一两群人的情况。而应研究一个较长时段的全国的情况，同时要有较细的时间颗粒度。我并非专业研究者，但一切研究都要以问题为导向，形式并不重要，能否解决问题才是重要的。树木与森林之间，与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如先见森林，再细绎树木。这类似一种降维打击或老鹰俯视。或者正如王西庄所云：“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

然研究历史，不可不通历史哲学。当代通历史哲学者，就笔者所陋见，国内一是已去世的何兆武先生，二是张耕华教授。所著有《历史学的真相》，前身为《历史哲学引论》。通历史哲学，然后知历史叙事之可靠与否。盖叙事乃材料之编织，非材料之堆垛。编织可否，则历史哲学之所论也。

汉学就是在历史之中，它并非铁板一块，全然不变，而是有着动态的发展。当今的科学式研究，放大了局部的清晰，却丧失了历史有机体本身固有的生机或神韵，这有如柏格森对科学的批评。史学并非科学。当用科学来钳制史学时，其结局则如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而“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而“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故孟子有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这也是笔者的旨趣所在。

2023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