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男德
奥威尔不是他的时代最好的作家，但他在全球书市畅销榜（以及常销榜）上占据的前排位置，恐怕只有莎士比亚能够比肩。两本写奥威尔的新书比较吸引眼球，一本是英国史家、传记作家D. J. 泰勒的奥威尔新传记，大量采用了近二十年披露的奥威尔与几位情人的通信，以及他的第一任妻子艾琳写给闺蜜的信。总的来说，奥威尔不算是个好男人，但以那个时代的男人平均水准看，他也算不上特别渣。另一本是安娜·方德（Anna Funder）的《妻职：奥威尔夫人的隐形人生》（Wifedom: Mrs Orwell’s Invisible Life）以艾琳·奥威尔为主人公，更细节地刻画了当奥威尔妻子（或者说当任何人的妻子）的处境。艾琳1936年嫁给奥威尔，死于1945年。身为第一批进入牛津大学的女性，她肯定聪明得不得了，可惜为了婚姻放弃了心理学硕士学位。艾琳要照顾得了结核病的老公，要给老公打字，提写作建议，还要赚钱养家。有次家里马桶堵住了，艾琳站在齐膝的污水里通马桶，奥威尔从卫生间窗口探头问：“是不是到下午茶时间了？”艾琳一心一意照顾奥威尔的健康，帮助他履行作家的天职，却忽视了自己的健康，没有活到结婚十周年纪念。她患有严重贫血，在一次昂贵手术前，她写信给奥威尔说“我担心自己不值得为动手术花钱”。她生病的时候，奥威尔说不定正忙着出轨，他是个“性机会主义者”，从不放过任何花心的机会。这些事研究奥威尔的学者都知道，但公众很少知道。剑桥大学的荣休教授斯特凡·科利尼说，在女性主义崛起的时代，是时候重新评价奥威尔的男德了。《妻职》中的奥威尔极度依赖身边的女性，但却从不在文字中提及她们。方德发出了灵魂拷问：我读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两遍，却完全没有看出来艾琳当时也在巴塞罗那，为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工作、抵抗法西斯，他怎么能这样？《1984》对女主角茱莉亚的厌女式呈现更是几十年来女权主义口诛笔伐的对象，桑德拉·纽曼（Sandra Newman）就以茱莉亚的视角重写了《1984》。平心而论，艾琳被历史遗忘除了时代原因，可能与她内敛不争的性格也有关系。奥威尔的最后一任妻子索尼娅就不一样，出了名的难伺候，那存在感可强了。
最近英美评论圈开始抱怨书评变得无聊了，毒舌变得nice了，伍尔夫骂乔伊斯“胡话连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回望维多利亚时代的书评多么带劲，书评人都胸怀清扫文学殿堂的大志，水平又高，下笔绝不留情—— “文学青丝上的虱子”（丁尼生语）、“连当下水都不配的猪头”（弥尔顿语）。精准如手术刀的挖苦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乔治·艾略特曾经如此评价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我希望书里的人物的口气不要那么像警方报告。”恶评会伤人是肯定的，心脏不够大的作家很容易熄火，据说多萝西·帕克嘲笑小熊维尼“幼稚、异想天开”后，A. A. 米尔恩再也没写过维尼熊的故事；济慈被恶评“胡言乱语”后很快死了，拜伦说他“被一篇文章气死了”。现在的书评版以商业互吹为主，哪怕一本书一无是处，书评人也会用一些万金油好话硬贴金。只有非常精明、经验老道的读者才能从书评人的无比正确的废话里读出一些言外之意，比如一个书评人说“细节丰富”（“detailed”），约等于无聊，说“事无巨细”（“exhaustive”），约等于极度无聊，说“权威之作”（“magisterial”），约等于“书很无聊，但是个教授写的，我没看完所以没法批评”。社交媒体的统治地位导致了这种恶性循环，一两句恶评很容易被单独拎出来无限放大和传播，导致长期网暴（至于是书评人被网暴还是书作者被网暴，得看流量）。纸媒的衰落让传统报刊的书评版大大缩水，版面少了，编辑自然要选择一些值得推荐的书，放弃掉应该被骂的烂书。致力于营造网络和谐生态的BuzzFeed的书评编辑宣布他们不会发负面书评，之前他们还率先取消了帖子下“踩”的动作，只留“点赞”。这对出书的作者自然是好消息，永无“被气死”之忧，但对读者可不是什么好事，看不到刻薄带劲的评论，阅读热情也容易熄火。何况在任何一个文化大国，每天有那么多书被炮制出来，烂书的比例绝不会低。奥威尔即便男德不太合格，但写评论很够格，更明白书评要不留情面的道理。他说，“十篇书评里九篇说好，唯一客观真实的评论就是那一篇说‘此书一无是处，除非有人付钱给我写差评，它提不起我任何兴趣’的”。2012年英国的两位评论家发起了一项“毒舌奖”（Hatchet Job of the Year），旨在挑战“迟钝、顺从和懒惰的思维”，可惜只持续了三年，续航无望，因为“鼓励差评太有争议”，拉不到赞助了。
作家毛病就是多，继大作家们的忧郁、焦虑、疯狂、酗酒、贪财、好吃、乱睡、厌男、厌女等等一一有过专书之后，失眠这一经典议题也终于迎来了新作。法国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的新书《无眠》（Sleepless）探讨了这一困扰了她二十多年的问题。她试过重力毯、瑜伽、整骨、喝酒、吃药，无一起效，她甚至当过心理治疗师，疏通了不少别人的心病但治不好自己的失眠。最后她决定另辟蹊径，通过研究其他作家的失眠——卡夫卡、普鲁斯特、佩雷克、普拉斯、桑塔格、陀思妥耶夫斯基、村上春树、塞泽尔、博尔赫斯等等——来寻找安慰和药方。罗兰·巴特曾经说过“失眠要比睡眠更有品”，睡得好对作家来说未免太无趣，庸俗的资产阶级才追求睡得香。睡得好的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失眠是两人份的疯狂：一个被割下的头颅在枕头上望着我，这个头颅就是我。”奥维德：“我醒着，我无尽的哀愁也醒着。”失眠对文艺的贡献可谓举足轻重，巴赫为常年失眠的冯·凯瑟林伯爵写了一首变化万端的《哥德堡变奏曲》（哥德堡是伯爵的琴师，也是巴赫的学生），许多人误将此曲当作催眠曲，结果越听越睡不着，这真是对神曲的至深误解和误用，它是为了让失眠星人能愉快地熬过漫漫长夜呀——但是我开始同情哥德堡，如果他本人没有失眠的问题，却要整夜为伯爵弹琴，不知道他因病英年早逝是否与此有关。
因为《房间》被改编成电影（布丽·拉尔森一战成名，捧得奥斯卡影后）而红出圈的爱尔兰小说家艾玛·多诺霍（Emma Donoghue）出了新小说《胸有成竹》（Learned by Heart），背景设在1805年的约克郡女子寄宿学校，是作者拿手的限制与隔绝的小环境，在这种设定里，不经意的温暖就显得尤其可贵。老师们严厉但不残忍，女孩们能吃饱也不会经常被体罚，受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当好妻子和好母亲。女孩们的话题不外乎闺蜜情和男生（多半要上战场），有时候也会聊父母经历的折磨——所有人几乎都在寒冬失去过新生儿。十四岁的孤儿伊丽莎是印度母亲和英国父亲的私生子，七岁才来英格兰，也是学校里唯一不是白人的女孩，“像从门底缝里漏进来的黑烟”。多诺霍写阴暗面永远值得期待，学校里的规矩多得好像一张四通八达的毒网，“分数、成就、记过卡、评语，及其后果”，每周一次的总结会上，老师会分发傻子的帽子、虚荣者的面具、谎话精的舌头、蠢货的耳朵和吵架者的腰带给犯规的学生。还有一张羞耻桌，只能站着吃饭。伊丽莎和新来的女生安妮陷入了爱河，明知风险，还是暗地举行了一场婚礼。小说叙事被六封信打断，这是十年后的伊丽莎在精神病院写的，她想搞清楚爱人到底怎么了。在羊毛制品只为上战场的男人准备的年代，学校里的女孩们在严寒冬日只能交叠着大腿取暖，也难怪百合盛行。
意大利人和美国人的夏威夷披萨之争是地域贴的老梗了。作为披萨诞生地的意大利，认为美国人在披萨上放菠萝是对美食文化的玷污。最近欧美社媒又开始炒作国民美食话题，有本新书也火了起来——《国菜：环球探寻食物、历史和家的意义》（National Dish: Around the World in Search of Food, History and the Meaning of Home）。作者安雅·冯·布雷姆岑（Anya von Bremzen）探讨了国菜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对意大利人而言，玛格丽特披萨是经典中的经典，1889年拉斐尔·埃斯波西托向玛格丽特王后献上了三个用番茄、马苏里拉芝士和罗勒做成的披萨（这三种颜色对应了意大利的三色国旗），深得王后好评。不过严谨的历史学家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玛格丽特王后吃过那不勒斯来的披萨，更别提好评了。但这并不妨碍以王后命名的玛格丽特披萨成为那不勒斯的招牌菜，甚至可以代表意大利跻身美食文明大国之列。布雷姆岑游历了六个美食大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墨西哥和日本，讨论其国菜带来的归属感、自豪感以及政治对美食的操纵。许多国菜都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导致不少国家会争夺所有权。2017年阿塞拜疆获得葡萄叶包饭（dolma）的非遗认证，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友邦惊诧：在叶子里塞馅儿怎么就成你国的专属传统了呢。他们应该不知道，我们粽子大国管dolma叫“中东粽子”。布雷姆岑还发现，西班牙最著名的小分量点心tapa是非常晚近出现的，1936年才进入西语词典，主要功能是吸引游客。西班牙人真正引以为傲的国菜是伊比利亚火腿，因为它也被视为“基督教对穆斯林的胜利”——西班牙腹地历史上曾被穆斯林统治过很长一段时间，即便猪肉被禁，火腿依然历尽艰险留在了西班牙人的舌尖上。相比之下，许多人以为的日本国民美食拉面则是在1945年战败后为了消耗从美国进口的面粉而刻意营销出来的食物，为了推销美国面粉，日本厚生省竟然说：“父母如果只给孩子吃米饭，就是要害他们一辈子愚蠢。”
纽约豪宅是全球财富流动的见证，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纽约中央公园南沿逆势新起了一批改变天际线的超高层豪宅，住户都是顶级富豪——愿意花九千万美元买一套带世界最高无边恒温泳池的顶楼复式豪宅。炫富彰显出的不平等是个永恒话题，《华尔街日报》地产记者凯瑟林·克拉克（Katherine Clarke）的新书《十亿富豪街：大亨、豪客和修建世界最独享摩天大楼的史诗竞赛》（Billionaires’ Row: Tycoons, High Rollers, and the Epic Race to Build the World’s Most Exclusive Skyscrapers）记录了这批豪宅的诞生过程。能顶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压力大兴土木的，肯定不是普通人。其中最生龙活虎的一位叫哈里·马克洛，在涉足地产之前是个广告人。为了在公园大道432号造超高层豪宅，他得说服正统犹太教拉比和著名钻石商人搬走，几乎处于破产边缘的他还要从乌克兰寡头和特朗普当年的得力干将那里筹钱。他接受克拉克的采访时说：“我唯一的遗憾是父母没有活着看到他们的儿子造了一座跟帝国大厦一样高的楼。”马克洛用棕色爱马仕皮革装饰电梯，用价值十三万美元的整块意大利大理石打造双人浴缸。超高层住宅说起来其实不太符合美国气质，更迁就的是亚洲和中东富豪的口味。美国本土富豪尤其是中西部富豪还是爱大片土地和大别墅，纽约公寓对他们来说也太小了。纽约地产商得精打细算，充分利用“上空使用权”（Air Rights的正式名称为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即“可以被转移的土地开发权”，在这种奇葩机制下，地块A的开发商可以向地块B的所有者购买其闲置的土地开发权——即将地块B上空未填满的建筑空间转移到地块A，从而在自己的地盘上建造体量超出原有规划所许可的房屋，特朗普大厦的扩建就是经典案例），把楼造得又细又长（被公众戏称为“铅笔塔”），57街的细高层可以俯瞰中央公园，可以远眺纽约天际线，楼层越高景观越好，也可以卖得更贵。熟悉地产业的克拉克有很多内行段子，可以把一个超级中介向亿万富翁推销一套尚未建成的豪宅的孔雀开屏般的表演写得活灵活现。纽约地产的起起落落不可谓不惨烈。在媒体将One57公寓评为曼哈顿最丑建筑后，销售开始放缓，公众对细高层豪宅里的财富来路不清不楚的阔佬的不满也与日俱增。马克洛造的楼被租户起诉工艺不佳，他后来还起诉了自己的儿子，跟相伴六十载的太太离婚，据说堪称纽约历史上最糟糕的离婚官司之一。今天，十亿富豪街的豪宅一半空置，其脚下的中央公园常有流浪汉风餐露宿。有时候我不禁心生歹念，如果纽约学一学巴塞罗那的奇葩法律，任何人可以占用空置房屋，会怎么样？
for《外国文艺》202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