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于谦祠

一直都知道于少保葬于西湖侧畔，但这一趟探访却经历了九曲十八弯，好一顿波折。

相比恢宏巨制，一眼就能望见的岳王庙，于谦祠隐于三台山下的密林中实在不算惹眼，前去祭拜的游人自然也并不许多。所幸常伴少保大人左右的绿树已成荫，黄昏时分，在夕阳的映射下显得那样温柔静谧。

不知道这算不算历史开的一个玩笑。同葬西湖畔，同样为保家卫国抛头颅洒热血，相比岳飞坟前人头攒动，“八千里路云和月”激情澎湃吟唱至今，于谦身后竟如此寂寞少人知。是的，岳家军大败金兀术固然可歌可泣，岳飞壮志未酬遭奸人陷害忽固然可悲可叹，可是又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就在与岳王庙遥遥相望的三台山下，也有一个人像岳飞一样，受命于家国危难之际，却最终含恨死于奸人之手。不能不说，历史是如此的吊轨复杂，让人说不得、骂不得，唯有深深地长叹一声。

于谦，字廷益，钱塘人。明史记载，曾有相明的说于谦将来会做一个拯救时局的宰相。果不其然，当大明在经历了朱瞻基及“三杨”的一段治世后，年纪轻轻的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撺掇下，远征大漠，结果被也先军俘虏，王振身死。“皇帝被俘虏！”“蒙古军卷土重来！”土木堡之变后的大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明朝精锐几近覆没，京师人心浮动。于是，有人提议仿照宋廷南迁，有人还在为战还是守举棋不定，但更多人则伺机寻求报复。只因那个死了的王振身前仗着是皇帝的心腹欺压了太多的朝臣，当然也包括于谦。如今皇帝被俘，群龙无首，江山社稷危在旦夕，这些茫然失措，不知前路在何方的朝臣出于公义也出于私愤，最后竟公然在朝堂上大打出手。据史书记载，朝臣们出于义愤，揪住王振的党羽马顺一通猛打，朝廷一时再无秩序与法纪，刚刚被认命监国的朱祁钰吓得直要逃回后宫。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于谦拉住了他，据说为了从愤怒的人群中穿过，于谦的衣袖也被撕破了。然而正是他对朱祁钰说的一句，“马顺等人罪该诛死，打死勿论。”一场几乎颠覆大明命运，改写历史的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不过，危机并未因此解除，就在大明乱作一团时，也先攻破紫荆关，长驱直入，京师在他似乎已如囊中之物。面对朝廷内外此起彼伏的争议声，于谦先是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驳斥了“南迁”的建议，继而奏请皇太后立朱祁钰为帝。朱祁钰对此大惊，一再推辞。于谦就说：“这是为了江山社稷，并非为了自己。”朱祁钰这才临危受命。事实也证明此举不但稳住了朝廷的阵脚，同时打乱了也先欲用朱祁镇要挟大明的计划。而于谦的功绩还不仅于此，面对即将兵临城下，挟持朱祁镇前来的也先军，他也在积极筹备：迁徙城郊居民到城中，招募民兵修缮器甲、率二十二万大军到九城门外列阵，并亲率一支部队在德胜门外布阵，抵挡也先。他为了鼓舞将士奋勇向前，将部事交给侍郎吴宁，关闭所有城门。有人提议，敌军压境，我方可坚壁清野，以逸待劳。于谦却说：“何必示弱，让敌人更加轻视我们？”其所展现出的谋略胆魄，让人不禁遥想当年，同样“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寇莱公。

但就像寇准一样，救大明于危难之际的于谦还是不可避免地卷入宫廷斗争中，遭遇歹人的嫉恨和算计。随着也先败走京城，已然成了上皇的朱祁镇回到故土。但就像当年宋高宗担心的那样，回到紫禁城的朱祁镇借弟弟朱祁钰病重之际，重新夺回大权。如此一来，于谦作为先皇旧臣就成为新皇新人的眼中钉。那个曾经提议南迁，被于谦驳斥的大臣徐有贞甚至这样进谏皇帝，“不杀掉于谦，这一行动（史称“夺门之变”）就没有借口。”看到这里，不由感叹，当年宋高宗正是忌惮岳家军一鼓作气，一不小心直捣黄龙迎回徽钦二帝，才连发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飞撤退，岳飞不从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如今于谦迎回上皇，却落得跟岳飞同样的结局。当被判谋反的消息传来，与于谦一同问罪的大臣王文无法忍受这种诬陷，极力申辩。于谦劝他：“这是他们的主意，辩解有什么用？”大有泰然受死的态度。

据说于谦自也先入侵后，便发誓不与敌人共生存，常常在办公室里留宿不回家。他死的那天，阴霾密布，天下都以为冤枉。指挥朵儿将酒洒在于谦死的地方表示祭奠，放声痛哭。其上司知道后大怒，将其鞭打了一顿。但第二天他仍去祭奠。最后，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的忠义所感动，将他的遗骸收殡起来。又过了一年，于谦归葬杭州。英雄入土，万事皆休，徒留一声叹息回荡在历史的长廊里留待知音人。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古人重名，古代士人尤重。辛弃疾曾有两句词，“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谓道尽古今所有仁人君子的心声。即便有些文人志士一味唱诵逍遥自在，也不过是为了养精蓄锐、厚积薄发，抑或到了终究得不到之时，为排解不为君王知，不能担当天下重任的苦闷才会想起到那个空虚缥缈的时空里寻求一丝宽慰与平静。君不见闲适旷达如陶渊明者也会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凌云壮志。而世代志士求名者中，最可叹的当属东晋一代枭雄桓温，有一天他躺在床上说：“我做不出一番大事业了，将会被晋文帝、景帝所耻笑。”接着一下坐起来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桓温直率让人见之忍俊不禁，求名求到即使是遗臭万年之名，也在所不辞，好功名之心之强烈可见一斑。

然而好功名在这里并非全为贬义，仁人志士求名之不朽，求的永远都是事业的不朽。《左转·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用宋代名臣韩琦的话来说就是“德被生民而功施于社稷，勒之金石，播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比韩琦晚一辈的王安石倒是不大在乎个人的声名，他的《贾生》诗这样写，“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但王安石到底也是在乎自己的功业存废，当青苗、均输法，以至免役法悉数被废，这位拗相公再也把持不住了，据说晚年的他甚至把家宅都捐了，只在庙里长住。至于于谦终生仰慕的宋代名臣文天祥，临死前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亦渴望用生前的壮行在身后为自己正名。

但对比于谦，他什么都没得到。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中，真正能做到出将入相，在盛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到了晚年功成身退，放马南山的原本就寥若星辰。更多英雄豪杰则早已在时间大浪中淘洗待尽，连同他们的痛、他们的爱、他们的恨消融在这青山绿水之中，不见了踪影。“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故人西辞，尘归尘，土归土，能留下的不过是后来者的一声感慨，但在这之外我仍不免浮想联翩，想于谦，若能重来一次，再回到那个家国遭遇险境之时，他还会毅然决然地站出来吗？我想，他会的。如果说，大敌当前、临危不乱是一个持重大臣应有的气度，那么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一以贯之，并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命运就是君子所为之道了。

史书载，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孔子此处“油然而笑”，多么高远洒脱，但为何不容然后才能见君子？因为无论创一番事业还是做一个重大决定，其背后都伴随着太多的不确定和风险，艰难程度甚至有时无可估量，太过冲动的人无法做到有始有终；太过天真的人无法做到稳扎稳打。更重要的一点，历史是无情的，其最无情之处在于，我们所在的这片热土从不缺豪杰，它善于孕育，也善于遗忘。”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行动若只是奔着名利二字而去，最终不是被名利所困就是半途转道。

于是，我们看到，在大是大非面前，真正的仁人志士往往会超越个人局限，放眼广阔的天地，行使他们认为应尽的使命。就好像被文天祥视为榜样、被王夫之推崇为“三国第一人”的管宁，华钦一般的人物，却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甘愿避走辽东，以讲解诗书，谈祭礼、整治威仪为业。我们崇敬范仲淹，也多半因为他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当一个人真正把自己的荣辱放下，专注于他所谓的大业同理想，也就意味着他已抛下所有的营营苟苟，至于那个生前身后名，在他们，或许只是个“小我”留在世人眼里的一个倒影，一段他人眼中的是与非，对与错，但其实和当事人已然无太大关系。想来几百年前的于谦，之所以选择放弃申辩，毅然赴死，或许就因为他早已洞见上述这一切，遂摆脱了世俗价值观的桎梏，将自己的所有都倾注在那个有限的“生”上，生命、生活，人生，用最切实的行动展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真正意义。这自然让我们想到他的名篇《石灰吟》，“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身后门庭冷清固然令人唏嘘，但就像名与利一样终究只是他人眼中的一句笑谈或骂语，何足挂齿，只要“我留”足矣。

斯人已逝，往事不可谏，但来者犹可追。历史之所以如此丰富精彩，时代之所以如此迷人，仅仅因为历史和时代从不赖于那些已然刻在牌位上的名姓，全赖于一代又一代那些活着，并愿意用生命诠释至高正义和理想的人，这便是活着的最大意义。既然如此，何不拿出勇气和毅力负起我们应有的责任，直面迷雾重重的前路，不惮于道阻且长，不溺于不必要的羁绊，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如此也算不负上苍赐予我们生的一场了。

就在我作如是想，不经意间，秋风起，吹落黄叶满地。当我离开于谦墓出来时，看到一家老小沿着甬道进来，领头的老人捧着一束鲜花。我心中一喜，尽管祭拜之人稀少，到底还是不缺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