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论暴力》（1970）
选自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新左派的激情与活力和他们的信誉，事实上与现代武器不可思议的自毁式发展紧密相连；这是在原子弹的阴影下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以刑事暴力大规模干涉政治的经验：他们在高中和大学里知道了集中营和灭绝营，知道了种族灭绝和酷刑。
我们的术语学没有区分“权力”（power）、“强力（strength）”、“武力”（force）、“权威”（authority）以及“暴力”（violence）这样的关键词——所有这些词指向不同的现象，如果不是这样，这些词就几乎不能存在。……对这些语词的正确使用不仅是一个逻辑语法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
——汉娜·阿伦特
一
这些反思是由近年来的一些事件和争论所引发的，它以20世纪为背景，而正如列宁所预言的，这个世纪的确成了一个战争和革命的世纪，因而也是一个充满了暴力的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暴力正是这些战争和革命的共同特征。但是，在当前的情势下，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至少同等重要，虽然还没有人预想到这一点。暴力工具的技术进步如今已经达到了如此地步，还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够配得上它的毁灭潜能，或者证明它在武装冲突的实际应用是正当的。因此，战争——自古以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最终的、残酷的仲裁手段——已经大大丧失了效用，并且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光芒。超级大国——也就是那些在文明的最高水平上阔步前行的国家——之间“启示录式”的棋局，是按照这样的规则来进行的：“一方取胜，就是双方的终结”；[1]这种游戏和任何在此之前的战争游戏毫无相似之处。它的“理性的”目的不是胜利，而是威慑，军备竞赛也不再是为战争做准备，如今也只有“不断提升的威慑力才是和平的最佳保障”这个理由才能证明其正当性。我们怎样才能从如此荒唐的处境中抽身而出，对此尚无答案。
库布里克电影《奇爱博士》（1964）剧照因为暴力（violence）——和权力（power）、武力（force）以及强力（strength）不同——总是需要工具（正如恩格斯很久以前所指出的），[2]所以，技术革命、工具制造上的革命对战争具有尤为重要的影响。暴力行动的实质受到手段－目的这一范畴的支配，如果用在人类事务上，这一范畴的主要特征往往是，目的面临被手段压倒的危险，而本来应该是目的为手段提供理由，需要手段来达到目的。因为人类行动的目的与制造活动的产品不同，根本无法获得可靠的预测，所以用来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常常和未来世界，而不是意图目标的关系更为密切。此外，一切人类行动的结果都不为行动者所控制，暴力则给自己添加了任意性的因素；在人类事务中，还没有什么比战场更能让运气，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这种完全无法预料的因素的侵扰不会消失，即便人们称它为“偶发事件”，并且试图用科学来消除它；模拟实验、剧本提纲、博弈理论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都不能消除它。这些事情里没有确定性，甚至在某种可计量的情况下，消灭彼此也不是完全确定的。那些试图完善毁灭手段的人最终使技术进展到某种水平，在此，他们的目的，也就是战争，借助于任由其控制的手段而最终消失了。[3]
这一事实就像一个反讽，它提醒我们注意这一无孔不入的不可预期性，当我们进入暴力领域中，我们就遭遇到这种不可预期性。战争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人类隐秘的求死欲，也不是难以遏制的攻击本能，甚至不是貌似合理的裁减军备所固有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4]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政治领域中，还没有什么能够代替这一国际事务的最后仲裁者。霍布斯是对的，他说过：“没有剑的契约不过是一句空话。”看起来，只要民族独立（也就是不受外族统治）和国家主权（也就是在外交事务中的不受审核、不受限制的权力要求）仍然得到认同，就不会有什么能代替战争。
葡萄牙康乃馨革命（1974年）美国是少有的几个国家之中的一个，在那里，自由和主权适当分离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只要美国共和的基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威胁。根据宪法，对外协定是国内法的一部分，而且——正如詹姆斯·威尔逊大法官在1793年所说的——“美国宪法完全不知道主权一词”。不过，这些头脑清楚、自信满满地脱离传统语言和欧洲主权国家的概念政治格局的时代早已过去，美国独立战争的遗产被人遗忘，并且有好有坏地，美国政府开始分享欧洲的遗产，就好像这是它的祖传之物——很遗憾，它没有意识到，欧洲力量的衰落是由政治破产、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概念的破产所导致的。过去的看法是，战争依旧是最终的理性（ultima ratio），依旧是政治借助于暴力的延续物，在对不发达国家的外交事务中还没有证据证明这种看法未曾过时，只有那些没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小国还印证这种看法，这一事实并不令人感到安慰。
第一次车臣战争（1995-1996）期间，当地居民在弹夹上晾衣服著名的偶发事件似乎总是来自世界上那些古谚语“除了胜利，别无其他选择”仍然通行有效的地区，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的确，在这些情况下，极少有事情比过去几十年里信任科学头脑的人的声望在政府部门中不断提升这件事情更令人震惊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足够冷静，去“思考那些不可思考的事情”，而在于，他们根本不思考。他们并不沉浸于这种过时的、无法计算机化的能力，而是考虑某些假定的后果，不过，他们并不能通过实际情况来检验他们的假定。这些对未来事件的虚设构造中所包含的逻辑缺陷总是同样的：一开始表现为假定的东西——无论是否包含替代品，根据其复杂程度——通常在几段之后就立刻转变成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又盘活了整个系列的类似的非事实，结果是，整个事情的纯粹推断性却被遗忘了。毋庸说，这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用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话来说，这是“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孤注一掷的尝试”，“模仿科学的表面性质，而那些科学实际上具有重要的知识内容”。近来，理查德·N·古德温（Richard N.Goodwin）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对这种战略理论”最显著并且“最深刻的反驳不是它有限的效用，而是它所包含的危险，因为它会引导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理解了这些事情，并且掌握了它们的走向，而事实上我们并不理解”，这篇文章极其出色地勘查了诸多此类虚张声势的伪科学理论之“无意识的幽默”特征。[5]
根据定义，事件就是所发生的中断常规进程和常规程序的事情；只有在一个没发生什么重要事情的世界之中，未来学家的梦想才可能成真。对未来的预想只不过是对当前自动进程和程序的投射，也就是对那些如果人们不作为，也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就会出现的过程的投射；一切行动——不管好坏——和事故都必然会破坏整个格局，而预想就是在此之中运作的，它要在那里获得证据。幸运的是，“大量未曾预料的事情远远胜过政治家的审慎”，蒲鲁东这句曾经的评论依然是真理。它甚至更加明显地超过专家的计算。把这样未曾预料的、未曾预想的并且无法预期的事情称为“偶发事件”或者“过去的最后一息”，斥责它们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著名的“历史垃圾堆”，这一行业中最古老的伎俩；毫无疑问，这种伎俩帮助整理理论，不过，这要付出使它更加远离现实的代价。危险在于，这些理论不仅因为从实际可辨明的当下潮流中提取证据而貌似合理，而且，它们尤其有内在的一致性，具有某种催眠效果；它们催眠了我们的常识，而常识正是我们感知、理解和面对现实与事实的心智机体。
“越战”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当地居民谁要曾经思考过历史和政治，他就不可能会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无所知。粗略一看，暴力一直以来很少受到特别关注，这实在令人吃惊。[6]（在最新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暴力”一词甚至连个条目都算不上）。这表明，暴力及其任意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理所当然，并因而被人们忽视，没有人会质疑或者检验那些对所有人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些在人类事务中只看到暴力的人使人们相信，这些事务“总是随意的、不严肃的、不确切的”（勒南[Renan]），或者上帝永远带着兵戈，他们对暴力和历史也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任何要从过去的记载中寻求某种意义的人，都几乎必定会把暴力看作是一种边缘现象。无论是把战争称作“政治借助其他手段的延续物”的克劳塞维茨，还是把暴力定义为经济发展加速器的恩格斯，[7]他们的重心都在政治和经济的延续性上，在一个仍然由先于暴力行动的事件所决定的过程的延续性上。
因此，直至近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仍然认为：“与民族力量的深层文化根源相悖的军事决策不可能稳固，这一说法是至理名言”，或者，用恩格斯的话说，“在国家的权力结构与它的经济发展相抵触的任何地方”，采用暴力手段的政治力量都将失败。[8]如今，所有这些关于战争与政治或者暴力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陈旧说法都已经不适用了。“二战”并没有带来和平，而是冷战和军事—工业—劳动复合体的建立。
苏联解体后，原先苏联境内留下了许多坦克坟场谈及“优先考虑制造战争的潜能作为社会中的原则性构造力量”，坚持“经济体系、政治哲学和法令大全服务于并且延伸到战争体系，而非相反”，断言“战争本身是基本的社会体系，在此之中，其他次级的社会组织相互冲突或者共同密谋”——所有这些昕起来似乎都比恩格斯或者克劳塞维茨在19世纪的言论更加合理。
战争技术的实际发展甚至比《来自铁山的报道》（Report from Iron Mountanin）的匿名作者所提出来的倒转的论断——战争并非“外交（或者政治，或者追求经济目标）的延伸”，相反，和平是战争以其他手段的延续物——更有说服力。用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话来说，“热核战争不能被看成是政治借助其他手段的延续物（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断言）。它可能是一种全面自杀的手段。”[9]此外，我们知道，“少许武器就能够在片刻间消灭国家力量的其他所有资源”[10]，有人已经认为，生化武器使得“一小群人就可以……搅动战略平衡，并且它足够廉价，以至于“那些没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也能够生产，[11]“几年之内”机器人士兵就将让“人类士兵完全过时”，[12]最后，在常规战争中，穷国将比大国更加不易受到打击，只因为它们“不发达”，而在游击战中，技术优势要比“贵重的装备更容易得到”。[13]
80年代，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游击武装所有这些新添的让人不安的因素完全颠倒了权力和暴力的关系，并且预示了小国和大国未来关系的倒转。任何特定国家能够支配的暴力数量可能不再是国家力量的可靠标志，或者抵抗实际上更小更弱的国家的破坏的可靠保障。这和政治学的一个古老洞见有着不祥的相似性，即权力不能用财富来衡量，过量的财富可以腐蚀权力，对共和国的权力和安康来说，富裕尤其危险——这个洞见并没有失效，因为它一直被人遗忘，尤其是当它所包含的真理适用于暴力武器从而获得新的有效性维度时。暴力工具在国际关系中变得越来越可疑和不确定，它在本国事务中，尤其是事关革命时就获得更大的声誉和吸引力。
新左派强硬的马克思主义论调和一种完全非马克思的信条的持续发展相一致，这种信条是由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当然，马克思知道暴力在历史中的地位，但是，对他来说，这种地位是次级的，不是旧社会中固有的暴力而是矛盾才导致它的终结。新社会的出现后于、但不是出于暴力事件，他将这暴力事件类比于分娩的剧痛，它在生命的诞生之前，但显然并不导致生命的诞生。同理，他将国家看成是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暴力工具；但是，统治阶级的实际权力并不包含或者依靠暴力。
1959年古巴革命（哈瓦那）这是由统治阶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人们常常注意到，有时也哀叹，受到马克思学识影响的革命左派排除了暴力手段的使用；“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公开反对——紧随革命之后，它就像罗马专政一样，只会持续非常有限的一段时间。除了由无政府主义者小集团制造的少数个体的恐怖行动外，政治刺杀在极大程度上是右派的特权，而有组织的武装起义仍然是军队的特色。左派仍然相信，“一切阴谋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他们深（知），革命并非有意、任意而为，它在所有地方都是形势的必然结果，而形势完全独立于具体党派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引导。”[14]
在理论层面上还有一些例外。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在本世纪初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生命哲学结合起来——结果表面上与萨特时髦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用军事词汇来思考阶级斗争；不过，在结尾，他提出，没有什么比著名的总罢工神话更加暴力了，而如今，我们会更倾向于认为，这种行动方式属于非暴力的政治武器。50年前，即使这种温和的提议都使索雷尔招致法西斯主义者的恶名，尽管他狂热地支持列宁和俄国革命。在给法农（Fanon）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所写的前言中，萨特对暴力的赞誉远远胜过索雷尔著名的《思考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甚至超过法农本人，他希望为法农的论点作个总结——但他仍然提及“索雷尔的法西斯言论”。这表明，萨特对于他与马克思在暴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毫无意识到了何种程度，尤其是当他说，“不可遏制的暴力……就是人类自身的再创造”，正是通过“疯狂的愤怒”，“大地上受苦的人”才“成了人”。这些看法极为引人注目，因为人的自我创造这个观念深深植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传统之中，这个观念正是所有左派人道主义的基础。但是，根据黑格尔的看法，人是通过思想“生产”自己的，[15]而马克思则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翻转过来，对他来说，是劳动，这种人类与自然进行新陈代谢的形式，实现了这一功能。
法农虽然有人可能会争辩，所有这些关于人的自我创造的看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人类状况的事实性的反抗——无论是作为自然物种的一员还是作为个体，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因此，萨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看法比这种非事实（non-fact）所产生的具体行为更为重要，但是，仍然不可否认，思考和劳动这种本质上和平的活动与所有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剩下的是一个死去的人和一个自由的人”，萨特在序言中这样说道。马克思从来不会写出这样的话。[16]我引用萨特的话，是为了表明革命者思想中出现的这种新的朝向暴力的转变，这一点就连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最能言善辩的代言人都未能注意到，[17]
由于这显然不是观念历史中的抽象概念，就更值得关注了（如果人们翻转“思想”这一“唯心主义的”概念，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想到“劳动”这一“唯物主义的”概念；人们绝不会想到暴力这一观念的。）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有其自身的逻辑，但这是经验的产物，而这种经验是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不曾知晓的。新左派的激情与活力（élan）、他们的信誉，事实上是与现代武器不可思议的自毁式发展紧密相连的；这是在原子弹的阴影下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以刑事暴力大规模干涉政治的经验：他们在高中和大学里知道了集中营和灭绝营，知道了种族灭绝和酷刑，[18]知道战争中大批屠杀平民，而如果没有这一切，那么即便只限于“常规”武器，现代军事行动也不再可能。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憎恶任何形式的暴力，以及对非暴力政治的几乎理所当然的拥护。这一运动获得巨大成功，尤其是在公民权利领域，随之而来的是反对越战运动，它已经成为决定这个国家的舆论氛围的重要因素。但是从那以后情况已经变了，非暴力的拥护者变得被动，这一切也不是秘密。有人宣称，只有“极端主义者”才倾向于赞誉暴力，这些极端主义者还发现——就像法农笔下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惟有血债血偿”[19]才是真理，这类说法毫无意义。
戴高乐出访阿尔及利亚解决民族问题，1958年新的好战分子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赤色法西斯分子以及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的“路德派捣毁机器者”，[20]学生们使用同样无意义的口号，诸如“警察国家”、“晚期资本主义潜在的法西斯主义”以及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的“消费社会”来还击。[21]他们的行为被归咎于各种社会和心理因素——在美国对他们的成长过于放任自由，在德国和日本对过多权威反应激烈，在东欧缺乏自由，而在西方则过度自由，在法国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工作稀缺，在美国则几乎各行各业都职位过剩——所有这些因素看起来都足够合理，但是，它们显然和某个事实冲突，即学生造反是一种全球现象。看来这一运动的社会共性并没有受到关注，不过，从心理学上来看，这一代人在每个地方看起来都具有十足的勇气、令人吃惊的行动意志，以及同样令人吃惊的对变革可能性的坚信。[22]
但是，这些特征并非缘由，如果有人问，是什么实际上导致了这场遍及全世界的完全未曾预料的大学运动，那么忽略以下这个最显而易见、也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就显得非常荒谬了，这个因素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类似的东西。——它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技术的“进步”在许多情况下直接导致灾难；[23]这一代人所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看起来不仅不能消除他们拥有的技术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已经达到了某个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你所能做的事情没有不会导致战争的”[24]。
注：60年代的日本“安保运动”中，从共产主义同盟分离出来的关西派创立了赤军，大阪市立大学学生森恒夫担任领导者，并与永田洋子率领的革命左派合并，成立联合赤军。（参见若松孝二导演的电影《联合赤军实录：通向浅间山庄之路》）森恒夫自杀，永田洋子被判死刑后撤，2011年因病在东京拘置所死亡，时年65岁。当然，对大学的廉正来说——用参议员富布赖特[Fulbright]的话来说，当大学开始依靠政府主持的研究项目，它们就失去了公众的信任[25]——没有什么比得到严格执行的与战争指导的研究和一切相关事业的分离更加重要的事情了；不过，指望这就能改变现代科学的本性或者阻止战争的进行，就太幼稚了，否认由此导致的缺陷可能会导致大学标准的降低，这也是幼稚的。[26]这种分离看起来惟一不会导致的事情是全面撤回联邦基金；因为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尔姆·莱特文近来指出的，“政府不能不支持我们”[27]
——正如大学不能不接受联邦基金；但是，这只不过意味着，他们“必须学会如何不再需要金融支持”[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考虑到大学的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极大提高，这就是一个困难但绝非不可能的任务。简单地说，技术和机器的似乎无法抵制的增长绝非仅仅威胁到某些失业的阶层，而且威胁到所有国家、所有人类的生存。
经历过60年代的友克洋的动画电影《阿基拉》剧照新的一代会比那些“三十开外”的人更加关心世界末日的可能性，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是因为他们更年轻，而是因为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决定性经验。（对我们来说还只是“问题”的东西“已经融入了年轻人的血肉之中”。[28]）如果你问这一代人中的一员两个简单的问题：“你希望50年以后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和“你希望五年以后你的生活会怎样？”那么，答案之前经常加上了“如果那时世界还存在”和“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用乔治·沃尔德（George Wald）的话来说，“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代人，他们根本不确定会有一个未来”[29]。
因为，正如斯彭德所说的，未来“就像埋在现在里的定时炸弹，滴答作响”。有一个问题经常听说：这一新生代是谁？对此人们倾向于回答，是那些听到滴答声的人。对另一个问题“完全否定他们的人是谁？”的回答可能是，那些不知道、或者拒绝面对事情真相的人。学生造反是一种全球现象，当然，它在各个国家、各个大学的表现形式则迥然不同。暴力实践尤其如此。暴力主要还只是理论和修辞上的事务，代际冲突与实实在在的团体利益冲突并不吻合。在德国，情况显然正是如此，终身教授在过多的讲座和研究班中保有既得利益。在美国，当警察和警察暴行介入本质上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占领行政大楼、静坐示威等，学生运动就会严重激化。只有出现校园黑人权力运动时，严重的暴力才登场。黑人学生大部分都承认缺乏学术修养，并且将自己组织成一个利益集团、黑人共同体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就是降低学术标准。他们比白人造反者更加谨慎，但是，从一开始（甚至在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事件发生之前）就很清楚，黑人学生的暴力不是理论和修辞上的事务。此外，西方国家的学生造反不能指望在校园之外的任何地方获得民众支持，并且，当它使用暴力手段时，就会遭到公开的敌视，这已经是一条规律了，而支持黑人学生的言词或者实际暴力却获得大量黑人小团体的支持。[30]
1968年，美国学生运动黑人暴力的确可被看成是和美国上一代人的劳工暴力类似；就我所知，虽然只有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曾经明显地提出了劳工暴乱和学生造反之间的类似，[31]
但是，学术机构令人不解地更多倾向于屈从黑人的要求，即使它们显然是愚蠢无耻的，[32]而不是为白人造反者的非利益的通常具有很高道德价值的主张让步，看起来甚至这些学术机构也用这种方式来思考，在面对利益加上暴力时比面对事关非暴力的“参政民主”时更觉得安心。大学权威给黑人的要求让步，这常常被解释为白人共同体的“负罪感”。我认为，这就像行政部门和托管委员会一类的机构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官方《关于在美国的暴力的报道》（Report on Violence in America）的结论所包含的明显真理：“如果武力和暴力得到大民众的支持，它们就是社会控制和说服的有效手段。”[33]新近出现了学生运动对暴力的赞誉，这是不可否认的，它具有令人费解的特殊性。新近的好战分子的言辞显然受到法农的激发，他们的理论观点通常只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残羹冷炙的大杂烩。的确，任何人如果曾经读过马克思或者恩格斯的著作，都会对此感到困惑。谁还可能把信赖“无阶级的游手好闲者”，相信“流氓无产者是造反的城市先锋”，[34]
并且确信“暴徒为人民指明道路”这样的意识形态称为马克思主义呢？萨特以他高超的文辞技能表达了这一新的信仰。受到法农著作的鼓励，他现在相信，“暴力如同阿喀琉斯的长矛，能治愈它所造成的伤口。”假如事实如此，那么报复就成了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了。这种理想比索雷尔的总罢工理想更加抽象，也更加脱离实际。它等同于法农的一些最糟糕的过激言辞，比如，“宁可有尊严地忍饥挨饿，也不愿受奴役中有面包吃。”反驳这一说法无须历史和理论；任何人只要对人体的种种运动过程稍加观察，就会知道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不过，如果他说的是，宁可有尊严地吃面包，不愿受奴役吃蛋糕，那就失去了修辞的魔力。假如人们读过这些不负责任、冠冕堂皇的言论——我所引用的这些言论都相当有代表性，除了法农比其他大部分人都更努力贴近现实以外——而且从我们有关造反史和革命史所了解的知识的角度来观察这些言论，那么他们就会倾向于否定它们的重要性，并把它们归结为一时的情绪或者这些人情感中的无知和高贵。
法国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1960年）当他们遭遇史无前例的事件和发展，心中却没有任何处理问题的手段时，他们就会令人吃惊地把那些马克思希望一劳永逸地从革命中解除的思想和情感拿出来重新使用。又有谁曾经质疑过：被损害的人梦想拥有暴力，受压迫的人“至少曾经梦想”自己站到了压迫者的位置上，穷人梦想拥有富人的财产，受迫害的人梦想“把猎物和猎人的角色”对换，最后的人梦想“最后成为第一，第一变成最后”的王国？[35]正如马克思所洞见的，关键在于梦想从未成真。[36]
奴隶造反和被剥夺继承权的人与被压迫的人中的起义实属罕见，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在所发生的少有几次情况下，也正是“疯狂的愤怒”把每个人的梦想变成了噩梦。就我所知，这种“火山般”爆发的力量从未像萨特所说的那样，“相当于给他们施加的压迫力量”。将民族解放运动和这样的爆发等同，就是预示这些运动注定要失败——这与不太可能的胜利不会导致世界（或体制）的改变，而只会导致人员的变动这一事实完全不同。最后，如果认为存在“第三世界的联合体”这样的事情，并在非殖民化时代提出新的口号“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联合起来！”（萨特语），就只会更大规模地重复马克思最糟糕的幻想，并且更不合理。第三世界不是现实，而是意识形态。[37]
巴西塞拉佩拉达金矿（1986年），电影《地球之盐》中也有相似场景问题仍然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时新的鼓吹暴力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和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之间的决定性分歧？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什么他们如此固执地坚持那些不仅被现实进程所驳斥、而且显然和他们自己的政策不一致的观点和学说昵？这场新的运动所提出的一个积极的政治口号？即主张“参与性民主”，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响应，并构成东西方造反运动最重要的共同点。它来自革命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也就是议会制，它总是受挫，但它却是自18世纪以来所有革命惟一真正的成果。但是，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字面上或者实质上涉及这个目标的地方，与此相反，他们两人的目标是这样的社会，在此之中，对公共活动和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将会和国家一起消失”。[38]
新左派的口号在理论问题上出奇的懦弱，和它在实践中勇敢无畏形成奇怪的对照，所以它仍然停留在夸夸其谈的阶段，它被召唤用来含混地反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制（甚至它仅有的代表功能也即将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政党机器，它“代表”的不是政党成员，而是政党官员）和原则上排除参与的东方一党专政。在这种奇怪的对过去的忠诚之中，更令人吃惊的是，新左派看起来完全不知道造反具有何种程度的道德特征——如今这已经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事实[39]——这和它的马克思式的论调相互冲突。
1980年，法国环保组织抗议核电站建设的确，关于这场运动，没有什么比它的无私性更加令人震惊的了；在一篇发表在《公共利益》（1968年7月26日）上的关于“1968年法国革命”的文章中，彼得·斯坦菲尔斯（Peter Steinfels）非常正确地写道：
根据其后来对索邦官员的蔑视和口号‘社会革命是道德革命，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佩吉（Péguy）本来可以成为这场文化革命合适的庇护者。
当然，每一次革命运动都是由一些无私者所领导的，他们受到同情心或正义感的鼓舞，马克思和列宁当然也是如此。不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极力抵制这些“感情”——如果当权者用“感伤主义”来草草打发道德论证，那么它倒是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非造反派——并且用领导者是人类的先锋，体现了人类历史的最终利益这类说法来解决“无私的”领导者这一问题。[40]
不过，他们仍然首先维护劳动阶级的非虚构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且支持它；只有这一点给了他们一个在社团之外的坚实的立足点。而这一点正是现代的造反派从一开始就缺乏的，也正是他们所不能找到的，尽管他们极力寻求大学之外的联盟。所有国家中工人们对此运动的敌视有据可查，[41]在美国所有和黑人权力运动——这一运动中的学生们更加紧密地植根于他们自己的共同体，因而在大学里处于更有利的位置——的合作完全崩溃，这些都让人对白人造反派深感失望。在黑人权力运动中，人们拒绝为不同肤色的“无私的”领导者扮演无产阶级的角色，这是否明智是另一个问题。在德国这个青年运动的老家，如今有一个学生团体建议将“一切有组织的青年团体”排列登记，[42]
这并不让人吃惊。这一建议的荒谬之处显而易见。我并不确定，对这些不一致性的解释最终会是怎样。不过，我怀疑这种对一个典型的19世纪的学说忠心不二的深层理由和进步观念有关，这些人不愿弃绝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统一纳入“左派”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又无法达到我们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所发现的合理性和复杂性的程度。
“占领华尔街”（2012年）不一致性向来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阿喀琉斯之踵；它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进步观，又要同样顽固地拒绝依照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来赞誉历史，而只有依照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才能证明并且保证这种不一致的正当性。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观念在17世纪之前还不为人知，18世纪时发展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hommes de lettres），到了19世纪则成了几乎普遍接受的信条。
不过，早期的这一观念和它的最终阶段之间的差别是决定性的。17世纪——就这方面来说，帕斯卡尔和丰特内勒（Fontenelle）是最好的代表——把进步看成是几个世纪的知识积累，到了18世纪，“进步”这个词就隐含了“人类的教化”的意思（莱辛的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教化的终点和人的未来一致。进步不是无限的，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被看成了自由王国，它可能就是历史的终点——它常常被解释为基督教末世论和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世俗化——这种看法实际上仍然是启蒙时代的标志。不过，从19世纪开始，所有这些限制都消失了。用蒲鲁东的话来说，现在，运动（motion）是“原始作为（le fait primitive）”，“只有运动的法则才是永恒的”。这种运动无始无终：“运动存在：那就是全部！（Le movement est; voilà tout）”就人而言，我们所能说的只有“我们生来可能完美，但我们永远不会完美。”[43]
马克思借鉴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每一个活的有机体都孕育着后代的种子，每一个旧社会都以同样的方式孕育着自己的继任者的种子——的确不仅最巧妙，而且也是历史进步永不停息的惟一可能的理论保障；既然这种进步运动被认为是来自对立冲突，那么，就有可能将每一次“倒退”都解释成一次必要却是暂时的反复。当然，将最终的分析建立在一个隐喻的基础之上，这种保障物并不是建立体系的最坚固的基石，不过很不幸，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许多伟大的哲学体系都是如此。一旦人们拿它和其他的历史概念——比如“永恒轮回”，帝国兴衰，本质上毫无关联的事件的任意杂陈——相比较，它的巨大优势就变得明显，所有这些其他的历史概念都同样能够找到证据并且得到辩护，但是，没有一个能确保线性时间的连续和历史的持续进步。在这一领域内惟一的竞争者就是视黄金时代为历史开端、万物之源这一古老的观念，但是，它暗地里非常令人不快地确信历史是持续衰退的。
“俄国革命”海报为了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只需跨入未来，对此我们也是不由自主，但是这种安慰人的想法却包含一些令人忧伤的副作用。首先，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的整个未来对个体的生活毫无助益，一个人惟一确定的未来就是死亡。如果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而是只从总体上考虑，那就会有明显的证据来反对进步，用赫尔岑的话来说：
人类发展是一种按年代顺序排列而愈发不公平的形式，因为后代们能够享受他们先人的劳动成果，却无须付出同等的代价。[44]
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
这将总是让人迷惑……前人们辛勤费作，似乎只是为了后人……而且只有最后的人才会有幸住进（完成的）房子里。[45]
不过，这些缺陷极少为人注意，进步观念的一个巨大优势远远胜过这些缺陷，这就是，进步观念不仅能够合理解释过去而无须打破时间的连续性，而且能够用来指引未来的行为。马克思在翻转黑格尔的观点时发现：他改变了历史学家们眼光的朝向，他们不再朝着过去的方向看，如今，他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进步观念回答了“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这一令人烦恼的问题。最起码这个答案可以是：让我们所拥有的变得更好、更强等等。自由主义者对发展的乍看上去非理性的信仰，也就是如今我们所有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的典型特征，是建立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之上的。在左派更精巧的层面上，进步观念教导我们把当前的矛盾冲突发展成它们固有的综合。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得到保证：不会有全新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只有我们已知事物的“必然”结果。[46]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除了已经存在的，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出现”，[47]
这句话多么振奋人心。我无须补充说，在本世纪，我们常常被迫面对完全未曾预料的事情，所有这些体验与这些观念和学说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之所以大受欢迎，看起来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纯理论的或者伪科学的逃离现实的避难所。学生造反运动几乎完全是由道德动机激发的。它当然算得上是本世纪的一桩完全未曾预料的事情。和前辈一样，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也只是利益分配的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不同分支，它给我们上了关于操控，或者毋宁说关于操控的限度的一课，对此，我们最好谨记在心。人们可能受到物理压力、虐待或者饥饿的“操控”，他们的意见也可能被有意的、有组织的错误信息任意改造，但这不是通过“隐蔽的游说者”、电视、广告或者任何其他自由社会中的心理学手段来达成的。很遗憾，理论脱离现实，它就至多只是一件冗长乏味、靠不住的事情。这些痴迷操控的人对它的过分恐惧绝不亚于那些把希望建立在此之上的人们，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何时会恶有恶报。关于理论陷人荒谬境地，有一个最恰当的事例，它就发生在伯克利近来的“人民公园”事件之中。那时，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带着步枪、出鞘的刺刀和装在直升机上的催泪瓦斯，攻击手无寸铁的学生们——而他们之中极少“做过比取绰号更危险的事情”——一些卫队士兵公开与他们的“敌人”亲善，其中之一还扔下武器，并且喊道：“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出什么事了？我们生活在己受启蒙的时代，只有精神失常才能解释这一点；“他被匆匆做了精神病检查[并且]被诊断为得了‘受压抑的敌对心理’疾病。”[48]
1969年，东京警方和激进学生发生冲突当然，在我们这个迷信时代，进步观念是个更加严肃也更加复杂的课题。[49]19世纪对无限进步的非理性信仰如今已经获得普遍接受，这主要是由于自然科学令人吃惊的进展，自现代以来，自然科学实际上己经成了“普遍”科学，并且因而能够指望完成探索浩瀚宇宙这一永不终结的任务。
通用设计制造的登月舱
阿波罗15号登月成功科学即使不再局限于有限的地球及其本性，它仍然应当服从永不终结的进步，这一点绝不是完全确定的；对人性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所谓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处理人类精神产品，根据其定义，它必然走向终结，这一点是显然的。许多领域都无休止、无意义地追求原创学术，而在这些领域，如今也只可能有渊博的学识，这种追求要么导致彻底的不相干，也就是著名的“对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要么导致伪学术的发展，而它实际上毁灭了它的对象。[50]值得注意的是，青年造反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完全出于道德或者政治动机，它主要是反抗对学术和科学的学院式赞誉，而在他们眼里，这两者则出于不同理由被过分容忍了。事实是，在这两件事上，我们很有可能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毁灭性的倒退点。科学的进步不仅不再和人类的进步（不管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步调一致，而且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的终结，正如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最终毁灭所有使得学术仍有价值的东西。
换句话说，进步观念不能再用作标准，以此评估我们已经无法掌控的灾难性的飞速发展进程。既然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主要是暴力，我必须提醒人们注意一种颇具诱惑力的误解。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一个按时间顺序的连续进程，而且历史进步不可避免，那么可能只有以战争和革命形式出现的暴力才能打断这一人类事物领域中的自动进程，鼓吹暴力者就可以赢得重要的一分。就我所知，从理论上看，这一分从未得到，对我来说，毋庸置疑，近些年来的破坏性学生运动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这一信念之上的。不过，和单纯的行为不同，所有行动的功能就是要打断那些本来自动推进、因而可预期的过程。二正是在这些经验的背景下，我试图提出政治领域中的暴力问题。这并不容易；60年前索雷尔曾经评论道，“暴力问题仍然晦暗不明”，[51]直到今天事实仍然如此。我曾经提到，人们普遍不情愿将暴力作为独立现象来对待，现在我必须证明这一说法。如果我们转向关于权力现象的讨论，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左派和右派政治理论家之间存在着一个共识，即，暴力只是权力最明显的表现形式。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曾经说过，“一切政治都是争取权力的斗争；最终的权力就是暴力”，这种说法回应了马克斯·韦伯，他将国家定义为“建立在合法手段、也就是所谓合法的暴力之上的人对人的统治”。[52]这一共识非常奇怪；因为，只有遵循马克思将国家解释为统治阶级手中的压迫工具，将政治权力等同于“暴力组织”这种说法才有意义。因此，让我们转向另外一些著作家，他们并不相信，政治实体及其法律制度只是强制性的上层建筑，是某些基础性力量的次要表现形式。比如，让我们看一看贝特朗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他的著作《权力》（Power）或许是近来关于这个主题最有名、也可能最有趣的专著。他写道，“对于一个沉思历史画卷的人来说，战争表现为一种国家的符合其本质的行为。”[53]这或许会促使我们发问，战争的消亡就意味着国家的终结吗？国家之间暴力的消失是否会导致权力的终结？看起来，答案将依赖于我们怎么理解权力。权力据说是统治工具，而我们被告知，权力来自“统治的本能”。[54]
当我们在茹弗内尔的书里读到，“当一个人强制自己，并且使别人成为他的意志的工具，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不平凡的人”，而这给他带来“无比的快乐”，[55]我们马上会想到萨特关于暴力曾经说过的一些东西。伏尔泰说过，“权力在于使别人的行为如我所愿”；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正是在此刻我才有机会“不顾及别人的抵制而行使自己的意志”，这让我们想到克劳塞维茨，他将战争定义为“一种强迫对手如我所愿地行事的暴力行为”。斯特劳斯-于佩（Strausz-Hupé）告诉我们，权力一词代表“人上人的权力”。[56]回到茹弗内尔：“发令与被服从：没有这些，就没有权力——就其成为权力而言，此外别无所需……权力不可或缺的东西：其本质就是命令。”[57]如果权力的本质就是发令的效力，那么没有比枪杆子里出来的权力更加巨大的权力，很难说清，“警察发出的命令和持枪者发出的命令之间到底有何不同”。这段话我引自亚历山大·帕塞里·德恩特雷沃斯[Alexander Passerin d’Entrèves]的重要著作《国家的概念》[The Notion of the State]，这是我所知道的惟一一位意识到区分暴力和权力的重要性的著作家。
我们必须确定，‘权力’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区别于‘武力’，必须搞清楚，根据法律使用武力，这如何改变了武力本身的性质，并且呈现给我们一幅完全不同的人类关系的画卷”，因为“合法化的武力不再是武力。
不过，即使是这一迄今为止文献中最精致、也最有创见的区分也没有触及事情的根本。按照帕塞里·德恩特雷沃斯的理解，权力就是“合法化的”或者“制度化的武力”。换句话说，上面所引的这些著作家都将暴力定义为权力的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帕塞里·德恩特雷沃斯则将权力定义为一种减弱了的暴力。分析到最后，它们是一回事。[58]从右派到左派，从贝特朗·德·茹弗内尔到毛泽东，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权力的本性这样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吗？依照政治思想的传统，这些定义非常可取。它们不仅来自绝对权力这一旧观念，这一观念伴随欧洲主权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出现，而这种民族国家最早也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代言人就是16世纪法国的让·博丹（Jean Bodin）和17世纪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他们也和古希腊以来将政府形式定义为人对人的统治——或者是君主制和寡头政治中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统治，或者是贵族制和民主制中最优秀或大多数人的统治——所使用的言辞相吻合。如今，我们应该加上一种最晚近、也可能是最可怕的统治形式：官僚政治或者一种复杂的官僚系统的统治。在此之中，没有人可以被认为是负责任的，无论是一个人还是最优秀的人，也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我们可以很恰当地称这种统治为无人统治（ruled by nobody）。
如果依照传统政治思想，我们将专制政治等同于无须为自己证明的政府，那么无人统治显然就是所有统治形式中最为专制的，因为甚至没有人可能被要求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回答。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明确责任和确认敌人变得不可能，而这正是当前全世界的动荡不安、喧哗骚动和它失控发疯的危险趋势的最深层的根源之一。此外，这一古代用语还奇怪地得到希伯来-基督教传统及其“命令式的律法观”的巩固加强。这个概念不是由“政治现实主义者”发明的，而是一个更早地对上帝“诫命”几乎自发扩展的产物，根据这种扩展，“命令与服从这种简单的关系”的确足以指明法律的本质。[59]最后，更为现代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和哲学信念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法律和政治传统。对许多在人类动物性中发现的天生的支配本能和固有的攻击性来说，我们在此之前就已经看到了非常类似的哲学陈述。根据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文明的第一课（是）服从”，他谈到“两种倾向状态……一种是对向别人施加权力的渴望；另一种是……不愿意别人给自己施加权力”[60]。如果我们还信任我们自己在这些事情上的经验，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屈服的本能，一种对服从和被强人统治的强烈的渴望，这在人类心理中至少和权力意志一样突出，而且从政治上来看或许更加重要。“他是多么适合统治 / 人们多么乐意服从”，这句古老的谚语有好些版本看起来是为所有年代所有国家所知晓的，[61]它或许可以指出一项心理学的真理：也就是，权力意志和服从意志相互关联。
尼泊尔共产主义政党尼共（毛）在农村地区涂刷的宣传标语再次用穆勒的话来说，“乐意屈从于专制统治”并不总是由“极端的被动性”导致的。相反，强烈的不情愿服从常常伴随有同样强烈的不情愿支配和控制。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根据穆勒的心理学，古代的奴隶制经济就会是无法解释的了。它的明确目的是，将公民从家庭事务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进入共同体的公共生活，在其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如果的确没什么事情要比控制和统治别人更甜蜜的了，那么主人就不会离家半步了。不过，还存在着同样古老同样历史悠久的另一种传统和语汇。当雅典人的城邦国家称自己的政体为政治权利平等（isonomy），或者罗马人说公民团体（civitas）是自己的政府形式，他们脑子里的权力和法律概念，其本质并不依赖于命令-服从的关系，它也不是将权力和统治或者法律和命令等同起来。18世纪大革命中的人们翻遍古代文献，构造一种政府形式，一个共和国，在那里，建立在人民权力的基础上的法律统治会终结他们认为是“为奴隶准备的政府”的人对人的统治，这时，他们所寻求的正是这些事例。很不幸，他们也仍然谈论服从——不过不是对人的服从，而是对法律的服从；但是，他们实际上想要说的是支持公民已经一致同意的法律。[62]
这样的支持从来就不是毫无疑问的，就可靠性而言，它根本不可能比得上暴力行为所能要求的真正的“毫无疑问的服从”——也就是每一个持刀抢包或者持枪抢劫银行的罪犯所指望的那种服从。正是人民的支持赋予国家制度以权力，这种支持不过是产生法律并使其开始运作的一致同意的延续。在代议制政府这种情况下，人民被认为是统治着那些管理他们的人。所有政治制度都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和实体化；一旦人民的活生生的权力不再支持它们，它们就会僵化腐烂。这正是麦迪逊所谓的“一切政府都依赖于意见”，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不同形式的君主制，而且同样适用于民主制。“认为多数人的统治只能在民主制中起作用，这是一种奇怪的幻象”，正如茹弗内尔所指出的：“国王不过是孤家寡人，他比任何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加需要社会的普遍支持。”[63]即便是僭主，那个反对所有人而统治的人，在暴力事务方面也需要帮手，虽然他们的人数可以相当有限。不过，舆论的力量，也就是政府的权力依赖于人数；它“和与它相关的人数成正比”[64]，因此，正如孟德斯鸪所发现的，专制是最多暴力也是最少权力的政府形式。的确，权力和暴力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是，权力总是需要人数，而暴力到了某种程度甚至无须人数也能施行，因为它依赖的是工具。一个在法律上无限制的多数人的统治，也就是没有宪制的民主制，也可能非常可怕地压制少数人的权力，并且非常有效地压制异议，而无须使用任何暴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暴力和权力是一回事。
权力的极端形式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暴力的极端形式则是一个人反对所有人。没有工具，后者根本不可能。因此，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宣称手无寸铁的极少数人已经成功地通过暴力手段——喊叫、大吵大闹，等等——扰乱大课堂，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投票支持正常的教学程序，这是非常误导人的。在近来发生在某个德国大学里的事情里，几百个宣称获得这种奇怪的胜利的学生中竟然有一个孤独的“持异议者”。在这些事例中，实际上所发生的是严重得多的事情：多数派显然拒绝使用权力和压制捣乱的人；学术程序中断，因为不再有人情愿举手赞同现状（status quo）。大学反对的是“巨大的否定性统一体” ， 对此斯蒂芬·斯彭德曾经在另一个场合谈到过。所有这些只能证明，少数派所拥有的巨大潜能，可能远远大于人们通过清点公共舆论民意测验中的人头而能指望的。仅仅观望的多数派饶有兴致地旁观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喧嚣对抗，它实际上已经是少数派的潜在同盟。为了了解关于一小撮“好战分子”的说法是多么荒谬，人们只需想像一下，在前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如果一个或者几个手无寸铁的犹太人试图扰乱某个反犹太主义教授的课堂，会发生什么事情。
1939年，德军士兵搜查华沙犹太人住处我认为，想到当前政治科学的状态，真让人伤心，我们的术语学没有区分“权力”、“强力（strength）”、“武力”、“权威”以及“暴力”这样的关键词——所有这些词指向不同的现象，如果不是这样，这些词就几乎不能存在。用德恩特雷沃斯的话来说，“强力（might）、权力、权威：在如今的言论中人们不太在意所有这些词的确切含义；即便最伟大的思想家有时也随意使用这些词。不过，有理由认为它们指称不同的事情，因此，应该仔细地评估和检验它们的含义。……对这些语词的正确使用不仅是一个逻辑语法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65]把它们当成同义词来使用，不仅表明了某种对语言含义的充耳不闻，这已经足够严重了，而且它还导致某种对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熟视无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倾向于引入新的定义，不过——虽然我将短暂地屈服于这种诱惑——这里所涉及的可不仅仅是粗心的言谈。隐藏在表面的混淆之下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根据这种信念，所有这些差别最多也只有极小的重要性：这种信念就是，最关键的政治问题是，并且永远是谁统治谁的问题。权力、强力、武力、权威、暴力——这些只不过是用来表明人统治人的手段的语词罢了；它们被认为是同义词，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功能。只有人们不再将公共事务还原为统治事宜之后，人类事务领域中的原始材料（original data）才会表现出，或者毋宁说，再现它们本来的多样性。在我们的语境中，这些材料可以列举如下：
- 权力对应于人类不仅行动而且一致行动的能力。权力绝非个体的性质；它属于某个群体，并且只有群体聚集在一起，它才依旧存在。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力”时，我们实际上指的是他被一定数目的人授权以他们的名义来行动。当权力发源的群体（权力在人民，没有人群或者群体，就不会有权力）消失了，“他的权力”也随之消失。在通行的用法中，当我们谈及某个“有权力（powerful）的人”或者某个“有权力的人物”，我们总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权力”这个词。我们不借助隐喻所指的是“强力”。
- 强力毫无疑问表示单个物、个别实体所具有的某种东西；一个对象或者一个人的固有性质和典型特征是，它可以在和其他事物或者人的关系中证明自己，不过它本质上独立于它们。即便最强大的个体的强力也总是被多数人压制，他们常常只是为了毁灭强力而联合起来，而这仅仅因为强力具有特别的独立性。从柏拉图到尼采，多数人对单个人的几乎本能的敌意总是被归咎于怨恨，弱者对强者的嫉妒，不过，这种心理学的解释错失了要点。群体及其权力天生反对独立，反对这种个体强力的属性。
- 武力，在日常谈话中我们常常把它用作暴力的同义词，如果暴力被用作一种强制手段，情况尤其如此。用专业语言来说，武力一词应当留下来指“自然武力”或者“环境武力”（la force des choses），也就是说，用来指物理或者社会运动所释放的能量。
- 权威则是这些现象中最难以捉摸的，所以，权威一词最经常被滥用，[66]它可以被赋予某些人——比如，在父母和孩子、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之中存在着个人权威这样的事情——它也可以被赋予某些职务，比如罗马元老院（auctoritas in senatu）或者教会的僧侣机构（一个神父即使喝醉了也能够有效地赦免罪恶）。它的标志是那些被要求服从的人的毫无疑问的承认：它既不需要强迫，也不需要说服。（要么是打孩子，要么是开始和孩子商量，也就是说，要么对孩子行事如专制君主，要么平等待他，这样，父亲可能会丧失权威。）要保持权威，这需要对人或职务的尊重。所以，权威最大的敌人是轻蔑，而最可靠的破坏方式就是嘲笑。[67]
最后，正如我曾经说过的，暴力因为它的工具性而与众不同。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它接近于强力，因为和所有其他工具一样，暴力工具也是设计用来成倍地增长自然强力，直到在发展的最后阶段，这些工具能够替代自然强力。或许有必要加一句，这些分别虽然绝非任意，但也不可能丝丝入扣地对应着现实世界中的分块，尽管它们都是从这个现实世界中提取出来的。
所以，在有组织的共同体中的制度化权力常常伪装成权威，要求即刻的、毫无疑问的承认；没有它，社会就不能运行。在纽约发生的一件仍然是孤立的小事表明，如果社会关系中的真正权威已经衰落到甚至它的派生的、纯粹功能性的形式也不再起作用，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地铁系统里发生的一点小故障——一列列车的车门失灵了——演变成一场整个线路持续4小时牵涉5万多乘客的严重停运事故，因为当客运机关要求乘客们离开这列出问题的列车时，他们拒绝了。[68]此外，我们将会看到，没有什么比暴力和权力的联盟更司空见惯了，也没有什么比看到它们的纯粹、因而极端的形式更不同寻常了。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并不能推出，权威、权力和暴力都是一回事。不过，必须承认，在讨论实际上只是权力的一种特例的东西——也就是政府权力时，人们尤其倾向于根据命令和服从来思考权力，并且因而将权力等同于暴力。
因为，在外交关系里和在国内事务中一样，暴力表现为使得权力结构免受个别挑战者——外国的敌人，本国的罪犯——的攻击的最后屏障，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暴力是权力的前提条件，权力只不过是一张门面、一副天鹅绒手套，它要么藏着铁腕，要么证明是纸老虎。虽然一经仔细推敲，这种观点就变得不那么合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革命现象或许最好地说明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自从本世纪初以来，革命理论家们就告诉我们，随着政府独占的武器的杀伤力不断增长，革命的机会也明显减少。[69]最近70年的历史以其关于成功的和不成功的革命的不同寻常的记录，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那些甚至试图反抗如此强大对手的人疯了吗？暂且不谈完全成功的例子，即便暂时的胜利又如何解释？事实是，国家拥有的暴力手段和人们自己能够掌握的东西——从啤酒瓶到莫洛托夫燃烧弹和枪支——之间的鸿沟总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技术进步也几乎不能导致任何差别。教科书上关于“如何干一场革命”的操作指南，从异议到密谋，从抵抗到武装起义，循序渐进，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点上，即革命是“干出来的”。在暴力对抗中，政府的优势总是绝对的；但是，只有政府的权力结构仍然稳固——也就是说，只有命令被服从，并且军队或警察力量愿意使用他们的武器——这种优势才能持续。
1948年10月19日，韩国丽水—舜天叛乱事件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形势就会陡然生变。不仅无法压制造反运动，而且军队本身有时也会改变立场——比如在匈牙利革命中，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就改变立场了。在这些年徒劳无益的越南战争中，我们应该知道一些这类事情，在得到苏联的大量援助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越南的民族解放阵线都是用美国制造的武器来和我们战斗。只有这种情况发生之后，政府的权力解体使得造反者得以武装自己，人们才能够谈及“武装起义”，它常常在根本不会发生或者已经不必要时才出现。如果命令不再被服从，暴力手段也就毫无用处；服从问题并不取决于命令—服从关系，而是取决于意见，当然也取决于持有这种意见的人数。每一件事情都取决于暴力之后的权力。预示着革命的权力突然的戏剧性崩溃让我们在一瞬间看清，公民服从——对法律、统治者、制度的服从——只不过是支持和同意的外在表现。
在权力已经解体的地方，可能发生革命，但绝非必然。我们知道许多这样的事例，一些完全衰落的政权也得以长期存在下去——要么是因为没有人考验它们的力量，并且暴露它们的虚弱性，要么是因为它们足够幸运，没有卷入战争和经受失败。只有在面对面时解体才常常变得明显；不过，即便权力已经流落街头，也需要有一群对这样的结果有所准备的人将这种权力捡起来并且承担责任。我们近来已经证实，无须采取比相对无害的、本质上非暴力的法国学生造反运动更多的行动就暴露了整个政治体制的脆弱，在青年造反派吃惊的注视下，这一体制迅速地解体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检验了这一体制；他们只想挑战大学体制，却导致政府权力体系以及庞大的政党官僚机构垮台了——“一种使所有等级解体的形式（une sorte de désintégration de toutes les hiérarchies）”[70]。这是一种标准的革命形式[71]，它没有演变成革命，因为没有人，至少没有学生打算掌握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没有人，当然，除了戴高乐。没有什么会比他的诉诸军队，旅行去拜访马苏（Massu）和在德国的将军们更能反映情况的严重性了，这是一次柯瑙色（Canossa）之行，如果历史上有这么回事的话，这些就发生在几年前。不过，他所需求并且获得的是支持，而不是服从，他所使用的手段不是命令而是让步。[72]如果命令还管用，他就不会离开巴黎了。从来不存在完全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的政府。即便极权统治者（他主要的统治手段是严刑拷打）也需要一种权力基础——秘密警察及其情报网。正如以前提到过的，只有发展出机器人士兵才能完全消除人的因素，可以想象，它能让人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消灭任何他想消灭的人，这样才能改变这种权力对暴力的根本优势。
1968年墨西哥特拉特罗尔科大屠杀即便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暴虐的统治，主人对人数上总是比他们多的奴隶的统治，也不是建立在优越的强制手段之上，而是建立在优越的权力组织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主人们的有组织的团结之上。[73]孤立无援的单个人永远不会拥有足够的权力来成功地使用暴力。所以，在国内事务中，暴力是作为反对罪犯或造反者——也就是说，反对那些拒不服从多数人的一致同意的个体——的最后的权力手段起作用的。就实际的战争而言，在越战中我们已经看到，如果面对装备简陋但训练有素因而更加强大的对手，在暴力手段上的巨大优势也会变得毫无用处。当然，我们要在游击战争的历史中学到这一教训，这一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拿破仑不可征服的军队在西班牙的失利。
让我们暂时转用概念语言：的确，权力是一切政府的本质，但暴力不是。暴力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和一切手段一样，它总是需要它所追求的目标的指导和证明。如果一个东西由别的事情来证明，它就不可能是任何事情的本质。战争的目的（及结果）——的两层意义——是和平或者胜利；但是，对“和平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却没有答案。和平是绝对之物，即便在有记载的历史中，战争时期几乎总是超过和平时期。权力属于同一个范畴；正如人们所说的，权力是“目的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政府追求政策，并且利用权力来获得预定的目标。但是，权力结构本身先于所有其他目标并且比它们都更加持久，所以，权力远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实际上是一群人能够根据手段—目的范畴来思考和行动的确切条件。既然政府本质上是有组织的、制度化的权力，那么当前的问题“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就没什么意义了。对此问题的回答要么是回避问题的实质——让人们能够生活在一起，要么是危险的乌托邦——增进幸福或者实现无阶级的社会或者某个其他的非政治的理想，如果人们热切地要加以实施，结局只会是某种专制。权力无需被正当化，它是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所固有的；真正所需的是合法性。人们通常将这两个词当作同义词，这和流行的将服从与支持等同一样误导人，让人糊涂。一旦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且一致行动，权力就出现了，但是它的合法性来自最初的聚集，而非任何在此之后的行动。合法性受到挑战时就通过诉诸过去来为自己奠基，而正当化则和未来的目的相关。暴力可以得到正当化，但它永远不会是合法的。
它所意图的目的陷入未来越远，对它的正当化就越会丧失合理性。没有人质疑在自卫中使用暴力，因为危险不仅很明显，而且就在当下，为手段正当化的目的就在眼前。权力和暴力虽然是不同的现象，但它们通常相伴出现。我们已经发现，一旦它们结合起来，权力总是优先的、主导的因素。不过，当我们在其纯粹状态中面对它们——比如，面对外来侵略和占领，情况就完全不同。我们看到，当前流行的将暴力和权力等同，这是建立在将政府的存在理解为人对人通过暴力手段的统治的基础上的。如果外来征服者碰上一个腐朽的政府或者一个不善于使用政治权力的国家，它就很容易获得统治地位。在所有其他事例中，困难的确很大，试图占领的入侵者就会试图立刻建立傀儡政府，也就是说，找一个本地的权力基础来支持它的统治。苏联坦克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完全非暴力的抵抗之间的正面冲突就是在其纯粹状态中的暴力和权力之间的冲突的标准案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统治地位很难，但也绝非不可能。
1968年苏联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我们一定要记住，暴力并不依赖于人数或者意见，而是依赖于工具，正如我以前提到过的，暴力工具和所有其他工具一样，会提高，和成倍地增加人类的力量。那些仅仅用权力来反对暴力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所面对的不是人，而是人造物，它的非人性和毁灭性的力量随着对立双方的距离的增加而增加。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枪杆子里出来的是最有效的命令，它导致最快速的、并且最完美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杆子里出来的是权力。在暴力和权力的正面对抗中，结果几乎毫无疑问。如果甘地强大的、成功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碰上另一个不同的敌人——斯大林的苏联，希特勒的德国，甚至战前的日本，而不是英国——那么结果就将不会是殖民地解放，而是屠杀和屈服。不过，英国在印度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克制也有好的理由。完全暴力的统治只有在权力逐渐丧失的地方才会有效：苏联政府对内和对外都逐渐丧失了权力，这一点在它“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上变得明显——就像欧洲帝国主义的逐渐丧失权力在非殖民化和屠杀之间的选择上变得明显。用暴力代替权力，这可能带来胜利，但是代价很高；因为这代价不仅是被征顺利者付出的，也是胜利者用他自己的权力付出的。当胜利者碰巧在国内享有立宪政府的美名时，事情尤其如此。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完全正确，他说：
如果我们颠覆世界秩序，并且破坏世界和平，我们就必然不可避免地首先颠覆和破坏了我们自己的政治体制。[74]
帝国主义时期“附属民族的政府”（克罗默[Cromer]勋爵语）施加给宗主国政府的非常可怕的反弹作用意味着，在遥远国土上的暴力统治最终会影响到英国政府，最后一个“附属民族”会是英国人自己。最近在伯克利大学校园里发生了瓦斯攻击事件，所投放的不仅是催泪瓦斯，还有另一种“日内瓦公约认为违法，军队在越南曾经用来驱赶游击队的”瓦斯，同时，戴着防毒面具的卫队士兵阻止任何人“远离瓦斯地区”，这正是这种“反弹”现象极好的例证。人们常说，腐败滋生暴力，从心理学上讲这非常正确，至少对那些具有道德或者物理的自然力量的人来说是如此。从政治上讲，关键在于，权力的丧失会诱惑人用暴力代替权力——在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我们就能在电视上目睹这一过程[75]——而暴力本身导致腐败。在暴力不再得到权力的支持和限制的地方，众所周知的手段和目的关系的颠倒就发生了。现在，手段，那种毁灭手段决定目的——结果是，目的就成了一切权力的毁灭。
1982年黎巴嫩贝鲁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还没有什么地方会比使用恐怖手段来维持统治更明显地体现了暴力战胜权力中的自毁因素，而关于这种使用的奇怪的胜利和最终的失败，我们或许比任何我们的前辈知道得更多。恐怖手段并不等同于暴力：毋宁说，它是当暴力已经摧毁所有权力却仍不撒手，相反仍然掌控一切时出现的一种政府形式。人们常常注意到，恐怖手段的效力总是完全依赖于社会原子化的程度。在恐怖力量完全释放之前，所有有组织的对抗都必须消失。这种原子化——相对于它所包含的恐怖，这只是一个极其苍白的学术用语——由于告密者的无所不在而得以维持和强化。告密者的确无处不在，因为他不再是一个领取警察俸禄的职业人士，每一个我们接触的人都可能是潜在的告密者。
关于这样的完全发展的警察国家是怎样建立的以及它如何运作——或者毋宁说，在它控制范围内怎么会无物运作——现在我们可以在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olzhenitsyn）《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中学到，这本书或许会成为20世纪文学的经典之作，当然，也包含了斯大林政权存在的最好证据。[76]建立在恐怖手段之上的极权主义统治与建立在暴力之上的专制统治和独裁统治之间的决定性差别是，前者不仅反对它的敌人，而且反对它的朋友和支持者，它害怕一切权力，甚至它的朋友的权力。当警察国家开始吞噬它自己的孩子，当昨天的刽子手成了今天的牺牲品，恐怖就达到了顶点。这也是权力完全消失的时刻。如今仍然有相当多的对苏联非斯大林化的合理解释——我认为，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员们自己意识到，这种统治的持续导致的不是暴动——对此而言，恐怖手段的确是最好的防护措施，而是整个国家的瘫痪。对此总结如下：从政治上讲，说权力和暴力不是一回事，这还不够。权力和暴力是对立物；一方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就会缺席。权力出现危机之处，暴力就出现了，如果任其发展，结局就是权力消失了。
1967年红场阅兵这隐含着认为暴力的对立面是非暴力，这并不正确；非暴力的权力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多余的。暴力能够摧毁权力；它根本不能产生权力。黑格尔和马克思非常信任辩证的“否定力量”，据此，对立面不会毁灭彼此，而是逐渐地相互转化，因为矛盾促进而非终结进步，这种观点建立在一个相当古老的哲学偏见之上：恶只不过是一种善的褫夺性样式（modus），善可以来自恶；简而言之，恶只是仍然隐蔽着的善的一种暂时的表现形式。这种历史悠久的观点已经变得危险。许多从未昕说过黑格尔或者马克思的人共同持有这类观点，只是因为，它们唤起希望，并且驱除恐惧——一种用来驱除合法的恐惧的不牢靠的希望。说这些，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将暴力和恶等同；我只想强调，暴力不可能来自它的对立面，而它的对立面就是权力，为了理解暴力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检验它的根基和本性。三当大量基金会的资金汇入社会科学家们不同的研究课题，当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籍已经泛滥，当许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生理学家、生态学家和动物学家——也参与竭尽全力地解决这个人类行为中的“攻击性”之谜，甚至还出现了一门叫做“战争学”的全新科学，这时，还用我以上所用的方式来谈论暴力的本性和根源，就一定会显得自以为是了。不过，我尝试提出两个辩解。首先，虽然我发现许多动物学家的著作非常吸引人，但是我看不出它如何可能适用于我们的问题。
为了知道人们为自己的国家而战争，我们根本不必去发现蚂蚁、鱼和猿猴的“群体地盘占有”本能；为了研究过度拥挤会导致恼怒和攻击，我们根本无须用老鼠做实验。花一天时间待在任何大城市里的贫民窟里应该就够了。我很奇怪，也常常很高兴地看到，有一些动物的行为像人一样；我看不出来，这怎么能够证明或者谴责人类行为。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被要求“承认人类的行为非常类似于一群地盘性的物种”，而不是相反——某些类别的动物的行为非常像人。[77]根据阿道夫·波特曼[Adolf Portmann]这些关于动物行为的新的洞见并没有弥合人与动物的差距；它们只是指出，“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要比我们想像的多得多，这也适用于动物。”[78]在“消除”了动物心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之后（我们是否实际上成功了，这另当别论），现在我们为什么应该试图发现“人是怎样‘动物中心的’”。[79] 行为科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动物中心主义只不过是同一个“错误”的两面，这不是很显然的吗？此外，如果我们将人定义为属于动物王国，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要求他从其他的动物物种上获得自己的行为标准？恐怕答案很简单：用动物做实验更容易，而这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把我们扔进笼子里，这不太像话；麻烦在于，人会欺骗。第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结果都是要让我们比做这些研究之前更愿意同意，暴力行为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人们把攻击性定义为一种本能驱动，人们说，它在自然家庭中所起的作用和营养本能、性本能在个体与种族的生命延续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但是，这些本能一方面是由强制性的身体需要，另一方面是由外来刺激所激活的，和它们不同，动物王国中的攻击本能看起来独立于这样的刺激；相反，刺激的缺乏显然会导致本能的受挫，导致“受压抑的”攻击性，而根据心理学家们的看法，这会导致“能量”的郁积，它最终的爆发会更加危险。（这就好像，人的饥饿感会随着饥饿的人数的减少而上升。）[80]根据这种解释，没有刺激的暴力是“自然的”；如果它丧失了它的理性根据（rationale）——这基本上是指它的自我保存功能，那么它就成了“非理性的”，而据说这就是为什么人比动物更加“像野兽一般”的原因。（在文学中，我们常常被提醒注意狼的宽大行为，它并不杀死战败的敌人。）暂且不提将“能量”和“力量”一类的物理学词汇挪用到生物学和动物学领域中是误导性的，它们在这些领域中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并不能够被测量，[81] 我恐怕，潜藏在这些最新“发现”后面的是一个对人类本性最古老的定义——将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据此，我们只不过是在理性这个附加的属性上区别于其他动物种类。现代科学未加批判地从这一古老的假定出发，进一步“证明”，人和动物王国中的某些物种共享所有属性——除了“理性”这一额外的礼物使得人类成了更加危险的野兽。正是理性的使用使得我们变得令人感到危险的“非理性”，因为理性是“原始本能的存在者”[82]的属性。
当然，科学家们知道，正是人这种工具制造者发明了那些使它摆脱我们在动物王国中发现的“自然”束缚的远程武器，而制造工具是高度复杂的脑力劳动。[83]所以，科学被要求通过掌握和控制我们的本能，通常是通过在这些本能的“提升生命的功能”消失之后，为它们找到无害的发泄渠道来治愈理性的副作用。行为的标准也是来自其他动物种类，对它们来说，生存本能的作用并没有被人类理性的介入所破坏。现在，严格地说，人和野兽的特殊区别不再是理性（人这种动物的自然之光），而是科学，关于这些标准的知识和使用它们的技术。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人拒绝听从科学家或者无视他们的最新发现，他就是非理性地行动，就像一只野兽。为了反驳这些理论及其内涵，我将在下文中证明，暴力既不是像野兽一般，也不是非理性的——无论我们是根据人道主义者的日常用语，还是根据科学理论来理解这些语词。暴力常常来自愤怒，这一点人所皆知，的确，愤怒可能是非理性的、病态的，但所有其他的人类感情也可能如此。毫无疑问，创造出使人变得非人的环境——集中营、严刑拷打、饥荒，这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变得像动物一样；在这种情况，没有愤怒，也没有暴力，它们令人瞩目的不在场正是非人化的最显著的标志。愤怒绝不是对悲惨和苦难的自发反应；没有人会对无法治愈的疾病、地震或者看起来无法改变的社会条件表示愤怒。
只有当有理由怀疑，情况本来可以改变实际上却没有时，人们才会愤怒。只有当我们的正义感受到打击，我们才会表示愤怒，而这种表示并不必然反映出人格受伤，关于这一点整个革命史已经指出了，在革命中总是一些上层阶级的人引发并且领导了被压迫被践踏的人的造反运动。当遭遇极其危险的事情或者状态时就诉诸暴力，这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因为它具有固有的直接性和迅速性。以从容的速度行事，这和愤怒与暴力针锋相对，但是这并不使它们成了非理性的。相反，在私人以及公共生活中，有一些情况下暴力行为的迅速性可能会是惟一合适的治疗方法。关键并不在于这使得我们可以排放怒气——的确，捣毁桌子或者用力关门也同样做得到。关键在于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不要论证或者对话，不考虑后果地行事——是重新矫正正义的天平的惟一方式。（比利·巴德[Billy Budd]，他打死那个做伪证而不利于他的人，就是一个经典的事例。）
在这种意义上，愤怒以及有时——并不总是——伴随着它的暴力属于“自然的”人类情感，消除人的这些情感，这就意味着，这是对人的最大的非人化和阉割了。我们为了正义而自己掌握法律的这些行为和文明共同体的宪政相冲突，这不可否认；但是，它们的反政治的特点——这一点表现在麦尔维尔（Melville）的伟大小说中——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非人的或者“仅仅”情绪性的。缺乏感情，这既不会导致也不会促进合理性。面对“无法忍受的悲剧”依然“泰然处之”，或许的确“令人惊异”，[84]也就是说，这并不是控制的结果，而是茫然不解的明显表现。为了理性地面对，人们必须首先被“触到”，情感的对立面并不是“理性”——不管它可能意味着什么——而是不能被触到，这通常是一种病态现象，或者是多愁善感，是一种感情的滥用。只有当愤怒和暴力无可替代，它们才变成非理性的，恐怕这正是关心人类攻击性的精神病理学家和战争学家所推荐的，它对应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某种情绪和非反思的态度。比如，我们都知道，白人自由主义者面对黑人的冤屈而高喊，“我们都有罪”，已经变得很时髦，而黑人权力运动则被证明只是因为太满意了而没有利用这种“忏悔”来煽动非理性的“黑色愤怒”。
“冷战”期间，美国向英国租借迪戈加西亚岛，用以修建印度洋军事基地，当地椰子种植园的黑人被强行迁出。所有人都有罪的地方，没有人有罪；对集体罪恶的忏悔是防止发现罪犯的最好屏障，罪行的严重性是不作为的最好借口。此外，在这一特殊的事例中，一种危险的、令人迷惑的、逐步升级的种族主义进入了某些高级的、更加不可捉摸的领域。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裂痕不会因为被转化成无辜的集体和有罪的集体之间，甚至更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得以治愈。“所有白人都有罪”，这不仅危险得毫无意义：而且是一种逆向的种族主义，它非常有效地被用来给黑人实际的冤屈和合理的情感提供了一条通往非理性的渠道，一条逃避现实之路。
在1954年的“克拉克娃娃实验”（Clark Doll Experiment）中，实验者让黑人小孩在白色人偶和黑色人偶之间选一个他们认为友善的、颜色漂亮的、愿意与之玩耍的，结果67%的黑人小孩选了白色人偶。此外，如果我们历史地考察参与者（engagés）。转变成愤怒者（enragés）的缘由，首当其冲的不是非正义，而是伪善。它在法国大革命后期——当罗伯斯庇尔对伪善的战争将“自由的专制”转变成恐怖的统治时——的历史地位众所周知，也无须在此加以讨论；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长久以来，一些法国道德学家认为伪善是万恶之首，并且它在“好的社会”（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占据首要地位，他们一直拥护这场战争。
没有多少著作家赞誉为暴力而暴力；但是这些少有的著作家——索雷尔、帕累托、法农——受到某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深深憎恶的激发，并且被引导至比传统左派更彻底地和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标准决裂，而传统的左派主要是受到怜悯和对正义的强烈渴望的激励。撕开敌人脸上伪善的面具，暴露它以及使它得以无须暴力手段而统治的阴谋诡计，也就是说，为了显现真理，即便要冒毁灭的危险也要激发行动——这些仍然是今天校园和街头的暴力活动的最强大的动机。[85]这种暴力也并非非理性的，因为人生活在现象世界之中，人和世界打交道依赖于表象，所以，虚假的幻想——不同于适当的计策，接下来是在适当的时间公开——不可能符合所谓的理性行为。只有人们肯定，语词的作用是展示而非掩盖，它们才可以依赖。是理性的外表，而非在它之后的利益激发了愤怒。当理性被用作陷阱时才使用理性，这并非“理性的”；就像用枪自卫不是“非理性的”。如果这种对伪善的暴力反抗试图为了特殊的目标而提出自己的策略，那么不管它本身多么有说服力，也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raison d'être）；当它“理性化”时，也就是说当通过对抗的反击成为一种行动，寻求质疑，以及伴随而来的从心理学上对隐秘动机的寻求开始时，它就成了“非理性的”。[86]
60年代，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警察诺维尔·冈布斯(Norwell Gumbs)在工作我以前说过，暴力的效力并不取决于人数——一个手握枪炮的人可以围困住几百个组织良好的人——不过，在群体暴力中，它的最危险的引人注目的特征凸现出来，这绝不是因为人多就安全。在军事和革命行动中，“个人主义是首先要消除的（价值）”，这千真万确；[87] 我们用群体的一致性取而代之，这种一致性更强烈地被感受到，并且证明是更加强大的，虽然比各种公民或者私人的友谊更不持久，更不紧密。[88]当然，在所有非法的事业中，无论是刑事的还是政治的，为了自身安全，群体需要每一个个体将为了在被允许进入暴力共同体之前切断进入正派社会的道路而“做出某种不可挽回的行为”。但是，一旦某个人被允许进入，他将陷入令人陶醉的“将人们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暴力实践的”着魔状态，“因为每一个个体都形成暴力链条中的一环，汹涌奔腾的暴力的庞大机体的一部分。”[89]法农的话指出了战场上的兄弟情谊这一众所周知的现象，在战场上，最高贵、最无私的事情时常发生。在所有使人平等的事情中，死亡似乎是最强有力的，至少在它被允许扮演政治角色的某些场合中。死亡，不管是真的将要死去，还是内心里意识到自己的有死性，都可能是最反政治的经验。它表明，我们将从现象世界中消失，将离开我们的伙伴，而这两者正是一切政治的条件。如果考虑到人类经验，那么，死亡就是最孤独的，最无力的。但是，如果群体性地、通过行动来面对死亡，死亡就改变了它的面孔；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比死之将至更能强化我们的生命力了。
1945年，苏联士兵和美国士兵庆祝战争结束我们自己的死亡伴随着我们所属的群体、归根结底就是物种的潜在不朽，我们通常对此几乎毫无意识，现在却进入了我们经验的中心。就好像生命本身，物种的不朽生命得到个体成员的永恒的死之将至的滋养，这一生命本身“汹涌奔腾”，它在暴力实践中得以实现。 我认为，在这里我们仅仅说是多愁善感，是错误的。毕竟，正是在这里我们充分经验到了人类状态的一个突出特征。不过，在我们的语境中，关键在于，这些基本力量不容置疑的经验，它们从未找到制度性的、政治的表达，死亡作为平等化的手段在政治哲学中毫无地位，虽然人的有死性——人是“有死的”，古希腊人常常这么说——在前哲学的政治思想中被理解为政治行动最强烈的动机。正是死亡的确定性使得人们在事件和言辞中追求不朽的名声，激发他们建立政治实体，而它可能是不朽的。所以，政治正是逃避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进入保障某种不死尺度的差异之手段。霍布斯是唯一一位在他的著作中以死面对暴死的恐惧这种形式而扮演关键角色的政治哲学家。
但是，对霍布斯来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决定性的；每个人同等地具有杀人的能力，它导致在对此的恐惧上人人平等，这一点导致自然状态中的人结合成一个政治实体。无论如何，我所知道的任何政治实体都不是建立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它在暴力中的实现之上的；历史中的集体自杀的确是按照这一原则来组织的，并且因而常常称自己是“兄弟情谊”，它们算不上是政治组织。但是，的确，集体暴力中强烈的兄弟情的出现误导了相当多的人，让他们满怀希望，以为新的共同体以及“新人”将要诞生了。这种希望是个幻象，理由很简单，没有什么人类的关系比这种兄弟情谊更加昙花一现了，它只有在性命攸关时才能得以实现。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法农给他对暴力实践的赞誉下了结论，他评论道，在这样的斗争中，人们意识到，“生命就是无尽的斗争”，暴力是生命的基本要素。这听起来不是很合理吗？人们不是常说，死亡就是“永远的安息”，随之而来的不就是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是斗争和不安吗？安宁不就是无生命或者腐朽的明显表现了吗？暴力行动不就是年轻人的一种特权吗？——他们被认为充满活力。
所以，对生命的赞誉和对暴力的赞誉不就是一回事吗？无论如何，索雷尔在60年前就是按照这种思路思考的。先于斯宾格勒，他预言了“西方的没落”，已经清楚地看到欧洲阶级斗争中的衰落迹象。他认为，资产阶级已经丧失“能量”在阶级斗争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只有无产阶级被说服为了重申阶级差异，唤起资产阶级的斗争精神而使用暴力，欧洲才能得救。[90]所以，在康拉德·洛伦茨发现动物王国中攻击所具有的促进生命的作用很久以前，暴力就被赞誉为生命力，尤其是它的创造力的标志。索雷尔受到柏格森的生命冲力（élan vitat）的影响，追求为“生产者”设计的，并且雄辩地反对消费社会及其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哲学；他觉得，这两个群体是寄生虫。在他的书中，资产阶级的形象——平和的、谦恭的、伪善的、享乐的、没有权力意志的、资本主义的末流产物而非代表——和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的理论是“构造物”，而非“意志的表达”[91]）有希望通过工人的形象而得以平衡。索雷尔把工人看作“生产者”，他将创造出新的“道德性质，要提高生产，这些是必要的”，他将毁灭“像股东大会一样拥挤的议会”，[92]用“完全灾难性结局的形象”对抗“进步的形象”，“一场不可遏制的风暴将席卷旧的文明”。[93]新的价值看起来不是特别新。它们是一种荣誉感，追求名声和荣耀，没有憎恨也“没有报复心”的战斗精神，对优厚的物质条件漠不关心。的确，它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社会明显缺乏的价值。[94]“通过唤起在任何有组织的军队中自然产生的荣誉感进行社会斗争，这能够消除那些道德无能为力的罪恶感。如果这是惟一的理由……那么，在我看来，这个理由对暴力的辩护士来说就是决定性的。”[95]人们能够从索雷尔那里学到很多关于激发人们抽象地赞誉暴力的动机的知识，甚至还能从他的博学的同时代意大利人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那里学到更多的关于法国变革的知识。法农比两者都更加熟悉暴力实践，他深受索雷尔的影响，甚至当他自己的经验明显和索雷尔的范畴唱反调时，他也仍然使用这些范畴。[96]
致使索雷尔和帕累托强调革命中的暴力因素，其决定性的经验是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用帕累托的话来说，他们“非常惊讶地看到，（德雷福斯们）用来反对对手的方法和他们自己所反对的一样堕落”[97]。在这一关键时刻，他们发现了我们现在称为现存体制（Establishment）而以前称为系统（System）的东西，正是这一发现让他们转而赞扬暴力行动，并且使帕累托对工人阶级感到绝望。帕累托明白，工人迅速融入社会和国家的政治实体，这实际上宣告了“资产阶级和工人的联盟”，宣告了工人的“资产阶级化”，根据他的看法，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系统，他称之为“富人民主[Pluto-democracy]”——一种混合的政府形式，富人统治就是资产阶级统治，民主就是工人统治。索雷尔为自己对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式信仰给出的理由是，工人是“生产者”，社会中惟一的创造性要素，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他们有义务解放人类的生产力；麻烦只在于，一旦工人对工作和生活条件感到满意，他们就会执意拒绝仍然做无产阶级并且拒绝扮演他们的革命角色。不过，还有一样别的事情在索雷尔和帕累托死后几十年才完全表现出来这件事情对这种观点来说更是灾难性的。现代社会中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绝不能归诸工人生产力的提高，而完全归诸技术的发展，这既不依赖于工人阶级，也不依赖于资产阶级，而是依赖于科学家。索雷尔和帕累托所痛恨的“知识分子”突然不再是边缘的社会群体，而且作为新的精英出现，他的工作对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变几乎超过这几十年来人们所承认的，它已经成了社会运行的本质因素。有许多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一新的群体没有，或者说还没有发展成一个权力精英集团。但是，的确有理由相信丹尼尔·贝尔的话：
不仅最好的才能，而且最终整个社会声誉和社会地位的复合体也将植根于知识分子和科学团体。[98]
它的成员比过去的阶级体系中的团体会因为明确的利益而更加分散，更少聚合；所以，他们没有动力组织起来，缺乏对一切和权力相关的事务的经验。因为和文化传统（革命传统也是其中一种）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他们和过去的范畴更紧密关联，这些范畴使他们不能理解现状和他们的现实地位。我们总是伤感地看到，我们最有造反精神的学生们是多么的怀旧，他们还指望，“真正的”革命动力来自社会中的那些群体，这个社会越热切地指摘他们，他们就越不得不丧失任何可能扰乱消费社会的缓慢进程的东西。不管好坏——我想，害怕和希望都同样有理——真正新的和潜在的社会中的革命阶级将包括知识分子，他们还未实现的潜在力量非常巨大，或许对人类的利益来说是太大了。[99]但这些只是猜测。不过，在这一语境中，或许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柏格森和尼采的生命哲学以索雷尔式的方式复活了。我们都知道，暴力、生命和创造力的古老结合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当代的造反心理中。毫无疑问，对生命的绝对真实性的强调，因而对做爱作为生命最辉煌的体现的强调，这是对制造末日武器以及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真实可能性的回应。
60年代末，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发起“床上和平运动”但是，新的生命赞誉者用来自我理解的范畴不是新的。在生命“创造性”中看到社会的生产性，这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相信暴力是促发生命的力量，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尼釆，而认为创造力是人的最高的善，这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格森。这种看起来如此虛幻的对暴力的生物学证明也和我们古老的政治思想传统中最有害的成分紧密相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根据传统的暴力思想，和暴力一样，权力对扩张主义者来说是天生的。它“内在地急切要求生长”，它是创造性的，因为“生长本能对它很合适”。[100]就像在有机生命领域中，所有生命要么生长，要么衰败，然后死去，在人类事务领域中，权力也被认为只能通过扩张来维持自己；否则，它将萎缩并且死去。“停止生长，就开始腐烂”，这是一句来自叶卡捷琳娜（Catherine）大帝时代的俄罗斯谚语。我们被告知，国王被杀，
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暴政，而是因为他们的孱弱。人们竖立断头台，不是作为对专制主义的道德惩罚，而是作为对孱弱的生物学处罚。
所以，革命反对既有的权力，“这只是表面的看法”。它们真正的“作用是陚予权力以新的活力和振奋，推翻长期以来阻碍其发展的障碍”。[101]当法农说到体现在暴力行动中的“创造性的疯狂”时，他所想到的是这一传统。[102]我认为，没有什么会比政治事务中的有机体思想传统在理论上更加危险的了，根据这一传统，权力和暴力用生物学的词汇得以解释。根据今天对这些词汇的理解，生命和生命所谓的创造性是它们共有的主导因素，以至于暴力根据创造性而被证明是正当的。我们当前对这些事情，尤其是暴乱的讨论所使用的有机体隐喻到处弥漫——比如“患病的社会”这一概念，暴乱就是它的征候，就像发烧是疾病的征候——这只能最终促进暴力。所以，那些建议用暴力手段来重塑“法律和秩序”的人和那些建议非暴力改良的人之间的争论，一开始就不祥地听起来像两个医生之间的争论，他们争论外科手术和药物治疗哪个对病人更好。病人的病被认定得越严重，外科医师看起来就有发言权。此外，只要我们用非政治的、生物学的词汇来讨论，暴力的崇尚者就能诉诸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在自然的大家庭中，毁灭和创造不过是自然进程的两面，所以，集体的暴力行为，暂且抛开它固有的吸引力，它看起来就像为生存的斗争以及为延续动物王国的生命的暴死一样，很自然地成了人类群体生命的前提条件。如果种族因素被纳入进来，那么，有机体隐喻虚假的合理性所带来的危险就尤其具体。不管是白人的还是黑人的种族主义，它们根据其定义就伴随着暴力，因为它们诉诸自然的有机体事实——白的或者黑的皮肤——说服或者权力都无法改变它；当大难临头，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消灭具有这些皮肤的人。
“二战”期间数以百万计的吉普赛人（辛提人和罗姆人被纳粹杀害）种族主义不同于种族，它并非一种生命事实，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所导向的行为并非条件反射的行为，而是建立在伪科学理论上的有意的行为。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课堂上，学生正在学习“种族课”课程
“二战”时纳粹德国通过鼻子尺寸、瞳孔颜色和男性包皮等特征来分辨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在种族斗争中，暴力总是残忍的，但它不是“非理性的”；它是种族主义的逻辑的、合理的结果，我所指的种族主义并不是某一方的某些相当模糊的偏见，而是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体系。
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期间逃跑中的图西族人和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不同，在权力的压制下，偏见可以屈服——我们看到，这种事情就发生在非常成功的民权运动中，这种运动是完全非暴力的。（“直到1964年……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相信，屈从，或者更弱一点的隔离是错误的。”）[103]但是，联合抵制、静坐罢工、游行示威成功地取消了南方的歧视性法律法规，而当它们遭遇大城市中心的社会状况——一方面是黑人聚集区的突出需求，另一方面是白人低收入群体在住房和教育方面的首要利益，它们被证明完全失败了，并且起了反作用。这些行为方式所能做的，并且的确已经做的就是，暴露这些状况，暴露到大街上，在那里利益的根本不可调和性被危险地显露出来。
50年代末，田纳西州的黑人妇女在咖啡馆不被允许坐下，图中背对镜头坐着的白人男性是“猫王”但是，即便是今天的暴力行为、黑人暴动以及白人强烈抵制的潜在暴力都还不是种族主义者意识形态及其残忍的逻辑体现。正如近来所说的，暴动是“对真正冤屈的清晰的抗议”；[104]的确，“克制和选择性——或者……合理性当然是[它们]最关键的特征”。[105]白人的强烈抵制活动同样如此，和所有的预期相反，它至今仍然不具有暴力特征。它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完全合理的反应，这些利益集团强烈抗议被挑选出来为错误设计的融合政策负全责，而这些政策的制定者则能够轻易地逃避这种后果。[106]最大的危险来自另一个方向；因为暴力总是需要证明，所以街头暴力的逐步升级可能需要真正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来为它证明。
明确表现在詹姆斯·福曼（James Forman）“宣言”中的黑人种族主义或许更多地是对近些年来混乱的暴动的反映，而非它的缘由。当然，它可能促发真正暴力的白人抵制行为，它最大的危险会是将白人的偏见转变成一种正式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对此，“法律和秩序”将会真的变成单纯的门面。在这一仍然不太确定的事例中，这个国家中的舆论氛围或许会恶化到某种程度，以至于它的大多数公民愿意为了街头的法律和秩序而付出警察国家的无形统治的代价。我们今天所具有的、一种警察的残酷并且完全公开的抵制活动还不是这种警察国家的无形统治。
1962年，民权运动人士在一家餐厅被白人种族主义者袭击利益冲突中的行为和争论并非以其“合理性”而著称。很不幸，还没有什么比“被启蒙的自身利益”的信条更经常被现实否定了，无论是就它的字面而言，还是以更为精致的马克思式变体的方式。相反，只要一点经验加上一点反思就会告诉我们，它是违背了自身利益的本性而被启蒙的。让我们从日常生活中举一个例子，也就是当前普遍的房客与房主之间的利益冲突：被启蒙的利益将聚焦在适合人居的建筑上，但是，这一利益非常不同于房主的高利润和房客的低租金，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和它们对立。仲裁人，也就是所谓的“启蒙”的代言人通常的回答是，从长远来看，建筑的利益是房主和房客的真正利益，它没有考虑到时间因素，而这对所有相关人士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自身利益是对自身感兴趣，是这个自身死了，搬出或者卖了房子；由于自身不断变化的状况，也就是说，完全是由于人的有死境况，自身作为自身就不能根据长效的利益，也就是根据使它的居民得以生存的世界利益来进行估算。房子的损耗是以年来计的，提高租金或者暂时降低利率则就是今天明天的事。当然，经过必要的变更之后（mutatis mutandis），劳资冲突等也是类似的。当自身利益被要求服从“真正的”利益——也就是说，不同于自身利益的世界利益——时，它总是会回答说，万事总得首先考虑自己（Near is my shirt, but nearer is my skin）。这未必特别合理，但十分现实；这是对人的私人生活和完全不同的公共世界生活期望值之间时间上的不一致的并非高尚却充分的回应。要指望那些对公共事务（res publica）没有一点概念的人在事关利益时非暴力地行事和理性地论证，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暴力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只有当它能够达到某个目的，而此目的必须为它证明，它才是合理的。因为当我们行事时，我们根本不能确知我们所为的最终结果，所以只有追求短期目标，暴力才可能是合理的。暴力不能为历史、革命、进步或者反动提供根由；但是它能用来夸大差异并且使它们引起公众的注意。正如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Conor Cruise O'Brien）（在一场关于理念剧中暴力的合法性的争论中）所引用威廉·奥布赖恩（William O'Brien），这位19世纪爱尔兰平均地权论者（agrarian）和民族主义的鼓吹者的话：有时“暴力是保障中庸之道为人注意的惟一方法”。为了获得可能的东西而要求不可能的东西，这并不总是适得其反的。的确，和其鼓吹者所试图告诉我们的不同，暴力更是改良而非革命的武器。如果法国学生没有暴乱，那么法国也不会收到自拿破仑改革陈旧的教育系统以来最高昂的罚单；如果不是因为春季学期的暴乱，哥伦比亚大学里也没有人会想到接受改革；[107]在西德，“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存在甚至不被人注意，除非他们进行挑衅活动”，[108]这大概也是千真万确的。毫无疑问，“暴力”不仅为“医治灵魂”和教育斯瓦希里人，而且为实际的改革付出代价，不过问题在于，它无论如何都是要偿付的。
因为只有为了短期目标，暴力和分裂战术才有意义，所以，看起来就像近来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一样，既有的权力将屈服于无意义的、明显破坏性的要求——比如无须必要的考核就接纳学生，教给他们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课题——只要这样的“改革”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暴力将不会有效地用于相对长远的结构变化的目标。[109]此外，即便暴力有意识地进入一个非极端主义的短期目标框架之中，暴力的危险也将总会是，手段盖过目的。如果不能迅速达成目标，结果就不会仅仅是失败，而是暴力实践被引入整个政治实体。行动是不可逆的，失败后要恢复现状，总是不太可能的。和所有行动一样，暴力实践改变了世界，而最有可能的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更加暴力的世界。
1971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最后——回到索雷尔和帕累托早先对体系的指摘——公共生活越资产阶级化，暴力的吸引力就越大。在一个完全成熟的官僚政治中，人们找不到可以与之论辩，展示差异，施加权力的人。官僚政治是这样一种政府形式，在此之中，每一个人都被剥夺了政治自由和行动的权力；因为无人统治并非无一统治，而在所有人都同样无权的地方，我们就有了一个没有暴君的暴政。遍及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的关键特征是，在所有地方它们都被引导而反抗统治着的官僚政治。这就解释了乍一看似乎令人不解的事情——东方的造反运动需要言论和思想自由，而对西方的青年造反派来说，他们藐视这些自由，认为它们是无关紧要的。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整个事情是混乱的；如果我们从一个明显的事实出发，即，在每一个地方，甚至在那些言论和集会自由仍然完好无损的国家中，庞大的政党机器已经成功地控制了公民的声音，那么事情可能会更明朗一些。东方的持异议者和抵抗者要求言论和思想自由作为政治行动的前提条件；西方造反派的生活状况则是，这些前提条件不再为行动，为有意义的自由行动开辟道路。的确，他们关心的是Praxisentzug，中止行动，正如一位德国学生延斯·利滕（Jens Litten）所恰当地称呼的。[110]
政府转变为行政部门，或者共和国转变为官僚政治，还有公共领域灾难性的衰弱，这一过程是穿过近代的一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这一进程在政党官僚政治兴起后的近几百年中大大加快了速度。（70年前，帕累托承认，“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中，自由……我指的是行动的权力，它日渐衰微，罪犯除外。”）[111]使人成为政治存在者的是他的行动能力；它使得他能够和他的同伴聚集在一起，一致行动，追求某些目标和事业，要不是他被赋予这种能力——也就是着手新的事物，这些目标和事业他根本想不到，更不用说他心中会有渴望了。从哲学上来说，行动是人类对出生状况的回应。因为我们都是通过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作为新来者和萌芽，我们能够开创新的事物；没有出生这一事实，我们甚至不会知道，新奇事物是什么，所有“行动”将要么仅仅是行为，要么是维持活动。除了语言，还没有什么其他能力，包括理性和意识，比行动更彻底地将我们区别于其他所有动物种类。行动和开始不是一回事，但它们紧密相关。
1990年齐奥塞斯库政权结束后的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街头使用取自生命过程的隐喻，不能充分表达创造性的任何成分。生育的创造性并不比死亡的毁灭性更大；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个永恒轮回的不同阶段，在此轮回中，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就好像被符咒镇住了。暴力和权力都不是自然现象，也就是说，不是生命过程的体现；它们属于人类事务的政治领域，这些事务本质上的人类性质是由人类的行动能力，从新事物开始的能力来保障的。我认为，可以说，还没有什么其他的人的能力比行动能力更加受到现代进步的伤害，因为，正如我们已经逐渐明白的，进步意味着生长，这是一个无尽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过程。一个国家的人口、事物和财产越多，需要的管理以及管理者匿名的权力就越大。一位捷克作家帕维尔·科胡特（Pavel Kohout）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实验高潮时写作，他将“自由公民”定义为“共同统治的公民（Citizen-Co-ruler）”。他的意思和“参与性民主”是一回事，这个词我们近些年在西方经常听到。科胡特补充说，如果“下一个千年不想变成一个高度文明的猴子时代”——或者甚至更糟，“人变成了小鸡或者老鼠”，它们被一个“精英集团”所统治，而它的权力来自借助于知识的智慧顾问，他们实际上相信，智库中的人是思想家，计算机也能思考，那么如今世界最需要的就可能是“一个新的榜样”；“顾问们将会变得不可思议的狡诈，他们不追求人类的目标，而是完全追求抽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以一种不可预见的方式转变成人工大脑了。”[112]
这一新的榜样不会是由暴力实践来建立的，虽然我倾向于认为，当前许多对暴力的赞誉是由行动能力在现代世界中严重受挫所引发的。的确，聚居区的暴乱和校园造 反活动使得“人们觉得，他们正以某种他们极少能有的方式一起行动”。[113]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是不是新鲜事物的开端——“新的榜样”——或者是人类将要 丧失的能力的垂死挣扎。今天的事情表明，我们看到，超级大国已经因为承受着它们的庞大所带来的可怕重负而深陷泥沼，看起来似乎是，最终在某个小国，或者大 国的大众社会中某些小而精的部分中才会有机会建立“新的榜样”。近些年来变得明显的解体过程——公用事业的衰微：学校，警察，信件投递，垃圾收集，运输等；城市中公路的死亡率和交通问题；空气和水污染——都是大众社会需求的自然结果，这已经变得难以控制了。伴随着这些过程并且常常使它们加快速度的是不同政党系统的同时衰落，它们都是最近诞生的，并且被设计用来服务于大量人口的政治需要——在西方，这是为了使代议制政府得以可能，直接民主不再可能，因为“房间里容不下所有人”（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语），在东方则是为了使得对广袤国土的绝对统治更加有效。庞大苦于脆弱；除了小国家，所有国家的权力结构中的冲突都正在公开和扩展。
没有人能够肯定，爆发点会在何时何地达到，但我们能够观察，并且几乎可以测算，力量和恢复力将会如何从我们的制度中一点一点不知不觉地被破坏，并且不断泄漏。此外，近来兴起了一种非常新的民族主义的分支，它通常被理解为右翼，但或许更多的是一种不断扩张的、遍及世界的对“大国”的怨恨之征兆。以前，民族感情试图通过将不同种族群体的政治情感集中到作为整体的民族之上而将它们统一起来，如今，我们看到，一种种族的“民族主义”开始威胁着要分裂最古老的、优秀的民族国家。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和普罗旺斯人，对这些种族群体的成功同化是民族国家兴起的前提条件，这种同化看起来也得到完全的肯定。现在，它们转向了分裂主义，抗拒伦敦和巴黎的中心化（centralized）政府。如果出于庞大所产生的压力而导致的中心化变成了反作用力，那么，这个根据联邦原则、建立在权力分立基础上的国家——只要分立受到尊重，它就是强大的——就义无反顾地进行对美国来说新的中心化行政管理实验——联邦政府的权力大过州的权力，行政部门的权力削弱了国会的权力，这一点得到了一切“进步”力量的一致赞同。[114]这就好像，最成功的欧洲殖民地想要重蹈宗主国的覆辙，草率地重复宪法的创建者打算纠正并且消除的错误。不管中心化在管理上的优势和劣势如何，它的政治结果总是一样的：权力的垄断导致这个国家中所有真正的权力源泉干涸或者流失。在美国，这个建立在权力多元并且相互制衡的基础上的国家，我们遭遇的不仅是权力结构的解体，而且是，表面上原封未动并且自由展现自己的权力实际上丧失了控制力，失效了。权力的无力这种说法不再是一个诙谐的悖论。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1968年进行的“检验系统”运动暴露了对帝国主义冒险的广泛怨恨，使得参议院里的对立和街头对立联系起来，强化了一种至少当时引人注目的政策变化，并且指明，大多数青年造反派将会很快变得亲近，利用这第一次的机会不是为了废除这一系统，而是为了使得它重新运作。
所有这些权力都会被政党官僚政治捣毁，和所有传统相反，这种统治试图用一个不受欢迎的候选人来代替总统选举，如果他碰巧是一个职业政党工作人员（apparatchik）。（类似的事情是，在共和党会议期间，洛克菲勒败给了尼克松。）还有其他的例子来说明权力无力中固有的引人注目的矛盾。因为科学研究中显著的团队效应——这或许是美国对现代科学最突出的贡献——我们可以精确地控制最复杂的过程，这使得登月像平常的周末远足一样，没什么危险；但是，这个所谓“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终结一场在这个地球上最小的一个国家上的战争，而且很显然，这场战争对谁都没好处。这就好像我们被奇境妖术所迷惑，它让我们在丧失了做可能事情的能力的情况下做“不可能的事情”，让我们在不再能够合适地应对我们日常需求的情况下获得格外异常的功绩。如果权力和我们—想要—并且—我们—能够（它不同于单纯的我们—能够）还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权力已经无力了。
科学带来的进步和我—想要毫无关系；它们遵循自己不容变更的法则，强迫我们做任何我们能做的事情，不计后果。我—想要和我—能够彼此已经分裂了吗？瓦莱里（Valéry）50年前说过：“On peut dire que tout ce que nous savons, c'est-à-dire tout ce que nous pouvons, a fini par s'opposer à ce que nous sommes.”（“人们会说，所有我们所知的，也就是，所有我们有能力做的，最终反过头来反对我们所是的”）他说得多么对吗？我们不知道，这些发展将带我们到哪里去，但是我们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力的每一次减弱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这只是因为，那些权力在握并且感到它正在流失的人，不管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总是会发现，要抵制用暴力代替权力的诱惑，是多么困难。
诗人琉璃姬：写作也是将头摁进黑夜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