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与真——周作人《人的文学》及其他

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12）讨论的并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问题。尽管他在文章中多次引述这一名词，说的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的一些道理，与“主义”无关。周作人一直很强调的“科学”精神，在这篇很响亮的宣言里就已经结晶为一段见道箴言，值得整段引述：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兰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兰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子、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著眼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许多年代了。

周作人深研西方经典，此论很可能受柏拉图启发，尤其末一句，借鉴太阳喻之意甚明。光从内容来看，周作人所讲的无非是进化论；然而就表述形式而论，则有更深沉的意味。对周作人来说，有些道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人类文明演进史就是一部“闻道先后史”。道理就像巍然不动的石块，在宇宙中永远地沉默着，等着被光照耀，而不是可以随意被采摘、穿戴、生产的“果子”“衣裳”，不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玩意儿。道理不是造，而是被发现出来的，是一种人类克服“愚昧”，在“旁皇”中挣扎着“乱闯”，最终得见阳光的结果。

周作人此论所以高明，是因为他是一个对历史、学问、道理抱有极认真态度的人。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相信世界是可认识的，道理并非全然是历史的（“并无时间的限制”），而是在本质上有对有错的。换句话说，锻造了他坚硬的真理意识，而他文风中厚重的古典气息也正是从中而来。废名赞扬周作人的文章“科学”，富于“人情物理”，也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周作人在本质上是非历史主义的。借用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历史主义倾向于将一切知识都视为历史的，其后果就是理性和抽象的普遍真理必须被批判，因为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往往和理性原则相悖。因此，民族主义必定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此一现象尤重。因此，周作人的观点放在那个时代来说是太超前了，但对今人极有借鉴意义。在探讨中国近代思想史里的“古今之争”“中西学战”时，当今学界的一个主要倾向便是将西学视为一种“压抑”与“整合”的体制，带着一种挽歌式的情调与民族主义的骄矜，论述“中学”落败的可惜。此种只谈古今中西新旧，只谈权力体制整合压抑，而不论观点本身对错的倾向，可谓极为普遍。今日读王东杰《声入心通》，里面开门见山便将中西学完全立于“入侵”与“抵御”的关系，这便在相当程度上把一部“闻道史”直接转化为“学术战争史”。因此无论是结论还是材料，不少有失分寸。

兹举一例。王东杰在论述早期国语运动时，提到其时提倡切音字者有一普遍的理论根据，即认为以字母为基本单元的英语比以汉字为单元的汉语学习起来容易得多。很显然，王东杰并不赞成这一观点，因此举钱玄同作为对立面：

不过，那时候跟着章太炎读书的钱玄同便不这样认为。1906年，他在日记里说：“中西文之难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不过西文有二十六个字母，此中国所无耳。”但中文也有优长，于“同类之名词，类皆以其物之总名为偏旁，而右旁之字则取谐声”，故“睹其偏旁而可以知其为何类之物，睹其右旁之字而可读其音也”。西文则“字各为字，各不相侔”，难以会意。“惟中国音学久废”，若能重振，“则中文较之西文未见其为难也”。钱氏所云主要是形声字，“偏旁”即今日所谓形旁，“右旁”即今日所谓声旁。按其思路，汉字有声有形，音义俱全，实际极是先进，唯“音学”失传已久，故声音方面的长处没有发挥而已。不过，这仍是赞同汉字在“声音”方面失了分。

然而，钱玄同这一西文“字各为字，各不相侔”的观点本身是否有道理？恐怕未必，因为至少就英文而言，词根与词尾皆有表“同类”的作用，这实有助于语言习得者迅速记诵，因此钱玄同这个反例实际上是相当弱的。当然，如果不考虑观点本身的对错，那研究者可以说的大话，赋予的大义就太多了。

做思想史研究既以思想为研究对象，那么必须要对思想本身持一绝对认真的态度，要剖析其是否合理，要有真理意识，这正是西方思想史家（哲学家）的做法，即抓住前人的逻辑漏洞狠批猛攻，继而提出新的真理体系。如果仅以一未经反思的“历史”意识认定所有思想皆有“历史的价值”，这其实一方面是研究者自己思考的偷懒，一方面也是对研究对象的不尊重。施特劳斯即痛心于这种真理意识在19世纪以降的消散。其实，真理感并不削弱反而增强历史感，这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表达的第二层意思：

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

只有把历史的彻底还给历史，我们才能历史地“认定我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