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丨技术社会视角及其现代性批判
摘要
随着科技进步的不断加速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技术日益呈现为一种失控的独立力量，因而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中心问题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现代性批判思潮中，一种可称为“技术社会”的批判视角逐渐浮出水面。在这种视角看来，技术已经在现代社会成为自主的统治力量，西方现代性的承诺被彻底背叛，人类陷入了僵局。这种视角与消费社会视角构成现代性批判的两种基本框架，它们都与马克思有着复杂的关系。较之后者，技术社会视角更加侧重政治经济机制而不是意识形态，因而对于理解今日世界物化之极端化趋势具有更大的理论价值。技术社会提出了对现代性物化之极端化趋势的理解，并提醒我们反思环境与人的命运问题。
关键词
技术社会；高级现代性；现代性批判
作者简介
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随着当代技术灾难和风险（如食品与卫生安全）的增长以及极端技术（如基因编辑）和巨型工程（从超大型水利工程到火星殖民计划）的增多，技术问题再度成为现代性批判的焦点。说“再度”，并非指对技术的关注在现代性思想史上曾经中断。相反，技术一直是现代性批判的中心问题。从马克思到今天的新卢德主义，形成了一部丰富的技术批判思想史。其中，关于技术的理解以及解放议程的探寻亦发生了多次转折。只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消费社会似乎压倒技术社会成为现代性批判的焦点。在我国相关论域中，特别是新千年后，对消费社会的研究受到热捧，而对技术社会的研究甚至缺乏必要的理论化。反观现代性历史，工业（后工业）、消费和技术是始终相伴的基本维度，在不同时期它们的作用此消彼长。当技术成为主导维度，对技术社会的理论化就成为今天现代性批判的重心。本文试图简要梳理技术社会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与马克思的关联，阐明其在现代性批判中的地位，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性工作。
一、“技术社会”问题的性质及其在现代性反思中的地位
“凡事被推向饱和，必然要发生沉淀。”〔1〕麦克卢汉以此为据告诫技术积累可能会挑战我们使用技术的福利目标而成为自身之累。技术具有潜在的负面效果，在技术的社会运用中，存在着像化学中的溶解度那样的现象。当然，社会远比自然复杂，溶入其中的东西的溶解度不只是受制于自然极限，而且取决于人类生活的感受能力（这同样是客观的）。就像炒菜，适量的盐不仅满足我们的生理需要而且给生活提鲜，盐放多了菜就毁了，而适量并非由盐的溶解度（化学规律）决定，而是由我们的味蕾（生理和文化）决定。整个现代性沿着物理化学法则一路狂奔，在今天，它已经成了一盘“过咸的菜”。就像在财富问题上发生的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在社会整合（integration）上技术替代了意义（meaning）成为主导原则，且技术演化在目标上从肢体延伸走向器官替代，在路径上从有效集成向无效分蘖（in⁃valid tiller），推动社会性质从有机聚合（organic convergence）走向技术集成（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从而在整体上造成我们称之为“技术社会”的状况。
讨论技术社会，并不意味着将人类社会从一开始视为由技术决定，相反，我们强调的是技术社会乃是历史产物。技术本身在人类历史中始终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其作用方式、强度和范围也是经过一个积累过程才达到今天的程度。因此，技术自主性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本身选择和创造的产物，这种表面上的悖论恰恰就是现代性基本矛盾的产物，在现象上也可以说是一种颠倒：人类把创造历史的自主性托付给了作为手段或工具的技术。
技术社会状态意味着启蒙走到了终点，手段过多而目标流失了，或者用鲍德里亚的方式来讲，手段过度地实现了它所追求的目标从而使这些目标成为空洞的形式，形成了超级现代性（hypermo⁃dernity）。〔2〕就如今天多数饮料绝不是为了解渴，而仅仅是为了满足“想喝”的欲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诸如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思想才散发出智慧的光辉。谈论技术社会，实质就是阐明技术在我们社会中作为自主力量出现的条件、演化的路径和逻辑。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是将之作为人类宿命加以接受，批判性分析必然要触及这一问题：在今天，我们是否丧失了某种掌握自身命运从而获得解放目标的机会。
从现代性批判看，技术一直是中心问题之一。不过，正如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的争论，技术批判始终受困于两个基础性问题：技术决定论以及泛意识形态批评。20 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性批判并没有抛弃技术社会视角，但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消费社会逐渐成为与技术社会同等重要甚至更加显著的主题。罗斯托在其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将消费社会视为现代化的成熟阶段特征，提出了替代《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叙事。这在西方主流社会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甚至影响了现代性批判的路径。在主流方面，著名的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便试图从技术社会与消费社会两个维度来阐明现代性的前景及其问题；在批判理论这一边，列斐伏尔及其两个著名的弟子——鲍德里亚和卡斯特——都试图以消费社会作为前提来打开新的批判维度，即“消费被控的官僚社会”（列斐伏尔）、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鲍德里亚）、马克思主义都市理论（卡斯特）。其次，以福柯为代表，把技术批判融入话语理论从而解决了左派批判理论依仗意识形态批判的困境①，但亦推动了社会建构论的泛化。在这两种流行趋势中，技术问题反倒受到抑制了。
不过，从现代性批判看，随着资本主义在范围上（全球空间）的扩大以及程度上（日常生活的万物商品化）的加深，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技术不只是资本主义殖民的工具，而且愈益成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它替代商品走到统治的前台。换句话说，就如流行社会理论所称，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随着技术愈益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并且似乎越来越压倒生产和消费的独立力量，亦形成了技术社会（即机械结构），它取代了迄今为止社会演化的有机模式（即自然积累模式）。以环境为例，城市演化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变化，古代城市是人类活动自然积累的有机产物，而当代城市则是按照机器原型设计的产物。以生活方式为例，随着智能化家电和交通通讯工具的普及，不仅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人关于世界的看法都完全适应了机器的节奏。
技术社会视角并非如传统人本主义那样批判今日社会的机械性（如雅斯贝斯、芒福德），而是强调技术本身乃是具有自身独特规律的历史产物，当技术凌驾于人、社会和精神因素之上成为社会的首要组织原则时，社会本身就会陷入技术定律。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必须重思环境和人的命运问题。
二、技术社会思想发展的简要历程
最早表达出技术社会思想的应推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他的批判矛头直指“浮士德型的技术”。在他看来，这种技术决心要成为自然的主人，这代表着西方人“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这世界”的幻想。然而，在这种幻想推动下产生的各种机器，“在它们的形式上愈来愈不近人性，愈来愈折磨人、神秘、奥妙。它们用一些微妙的力、流和张力，结成一块无限的网遮盖着大地”②。1930年代，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强调技术已经成为现代性的秩序基础和特征，这一观点获得了极大认同。雅斯贝斯强调，对自然有效支配的结果是，“人已经开始把这个星球包裹在一张机械构成的大网内了”〔3〕。对于雅斯贝斯来说，在个人直接的、现实的周围世界中不再有任何东西是由这个个人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制造、规划或形成的了。在人类拥有强大的改造自然力量并试图成为自然主人之际，个体却被从其周围世界摘除了，生活被还原为某种功能，“个人被融入了功能之中，存在被客观化了”〔4〕。“机械之网”这种比喻清晰地表明20世纪早期西方学者在经验上对技术社会的描述，后来十分流行的海德格尔的“座架”概念乃是对这种观点的形而上学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现代性的技术反思达到了新的高潮。其中，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被管理的社会”概念（《启蒙辩证法》1944年首版）、吉迪翁提出的“机械化挂帅”③概念（1948年）、盖伦提出的“技术时代”④概念（1949年）共同见证了技术社会思想的成形。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1964年）以及同年出版的埃鲁尔的《技术社会》英文版标志着技术社会理论达到高峰。⑤埃鲁尔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现代技术特征。在他看来，理性（rationality）、人工性质（ar⁃tificiality）、技术选择的自动化（automatism of tech⁃nical choice）、自我增强（self⁃augmentation）、一元论（monism）或整体论（hol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以及自主性（autonomy）等乃是现代技术的核心特征或定律。〔5〕遗憾的是，埃鲁尔的著作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回应。在20世纪60年代激进语境中，马尔库塞这支思想火炬既照亮了理论，也成为运动之柴火。
不过，埃鲁尔仍然长时期地影响了英语界关于技术问题的哲学探索。例如，国际“哲学与技术学会”（SPT）1989年赞助了在埃鲁尔出生地的波尔多大学召开的“技术与民主讨论会”，会议文集于1992年以“技术社会中的民主”为题出版。该文集的主编兰登·温纳将技术社会这个学术观念归功于埃鲁尔，称赞他是技术社会的最重要批评者。〔6〕温纳是埃鲁尔的追随者，其重要著作《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1977）便是以《技术社会》作为出发点的。〔7〕温纳的“自主性技术”概念的精确含义是“自我生成、自我维持和自我规划的机制之统治”。这一概念的基本思想是：“技术发展超过一定水平之后，由不受限制、明确表达、强烈主张的目的来施行统治就成了一种奢望，不再被允许。”〔8〕2012年，埃鲁尔诞辰百年，里斯本大学社会研究院主办了题为“重新思考埃鲁尔与21世纪技术社会”的国际研讨会，通过对埃鲁尔持续影响的评估充分表明了“埃鲁尔归来”（Ellul Returns）。〔9〕不只是因为埃鲁尔率先以“技术社会”这种措辞来描述当代社会，而且其技术自主性思想为后来从技术角度来审视社会的理论动向提供了强大支撑，埃鲁尔可谓当之无愧的技术社会思想之父。
受到上述思想史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现代性批判中，关于技术社会的研究相当广泛。只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关于技术社会这个主题的专门研究并不突出。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它被消费社会这个主题压抑了；另一方面，受福柯等人的广泛影响，在西方语境中，技术政治学获得了激进学者的偏爱。就这两个方面来讲，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提供了方便工具，极大地满足了左翼意识形态批判的要求。不过，无论如何，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及其广泛的影响来看，技术社会实际上构成整个现代性批判的前提认识。这一前提认识的基本思想便是：
现代技术是组织世界的一种手段，并且从潜在意义上说对这一组织活动的程度没有什么限制，这种观点是根本的。最终，人类影响范围内的所有事物都能够或将要被重建、重新合作、改造，并被合并到技术手段的系统当中。在这个无所不包的安排中，人类社会——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整个范围——只是一个部分。〔10〕
换句话来说，事实上当代的技术批判理论甚至大多数现代性批判都倾向于承认技术已经成为当代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按照温纳的说法，“现代技术条件的统治，事实上的确取代了其他的建构、维持、选择、行动和执行方式，这些方式更通常地被认为是属于政治范围的”〔11〕。也就是说，技术成为当代最深刻的政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技术社会成为我们遭遇的直接结构。
三、“技术社会”思潮中的马克思幽灵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阐明了技术在整个社会演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方式，从而有效地说清了技术积淀的机制及其实际路径。在20世纪，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曾经在现代性的技术批判中占据核心位置。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法国理论逐步在英语界成为主流，加之英文霸权地位，尽管不乏像安德鲁·芬伯格这样马尔库塞的传人试图以综合的方式推动现代社会的技术批判，但在总体上，技术问题成为左派、激进理论的软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斯坦利·阿罗诺维兹、安德鲁·罗斯等为首的美国知识左派与科学家之间的“科学大战”，更是暴露了从科学和技术外部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思路之隔靴搔痒的问题。可以说，由于缺乏有力的技术社会研究，现代性批判甚至变成了对资本逻辑的泛意识形态控诉，这反而使批判本身蒙羞。
不过，在技术社会研究中，从20世纪早期直到晚近，多数理论家都会自觉地从马克思那里汲取资源。首先，令人感兴趣的是盖伦，他关于技术社会的理解是建立在他自己的哲学人类学基础上的，而在后一方面，无论是某些具体观点，还是基本方法论，都与马克思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Harich这样评价盖伦：“我仍然对你的学说中满足哲学人类学的一切，即把人的质的变化概念化，表示钦佩。我认为，您作品的这些方面，甚至在无意中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提供了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为此，我们将不得不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为您树立一座纪念碑。”〔12〕
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技术批判思潮中，埃鲁尔独树一帜。虽然60年代以降，在全部法国思想中，以福柯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引领了国际理论和学术，埃鲁尔在其中似乎并不突出，但他确实被低估了。其技术自主性、技术社会等重大观点不仅在相关研究中成为奠基性的理论，而且可以说在对现代性演化机制与技术关系的分析上，无人能出其右。求学时代，埃鲁尔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二战后他在波尔多的政治研究所长期讲授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哲学和经济学思想。虽然在对技术的定义和理解上，埃鲁尔都提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的观点，但其研究方法确实秉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和精神。他像马克思那样，认为技术是中立的工具，并且具有历史性的结构变化。同时，他认为，决定着一个社会面貌的力量不是恒定的。在埃鲁尔看来，技术是19世纪闯入社会的新东西，它现在已经接管了人们的活动，而不只是他们的生产活动，技术文明的统治是一种新现象。在总体上，埃鲁尔是少数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然而又断然强调这一重大观点的思想家：资本不再像19世纪那样是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在今天，它的地位被技术替代了。⑥因此，在今天，一切都有必要从技术的角度重新思考。尽管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埃鲁尔持有某种决定论的立场，但这并不影响其分析的力度。这是因为，在二战后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他尖锐地指出：“当前，技术已经达及其进化的这个阶段，它的转型和进步几乎不需要决定性的人为干预。”〔13〕对照同一时期的马尔库塞，可以断言，他们共享了技术已经成为当代的统治力量这个观点。不同的是，埃鲁尔从技术变迁的角度阐明了技术统治机制的形成，而马尔库塞则集中于对后果的批判。正是这种相似与不同，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中的潜能，从而亦解释为什么许多人本主义理论家在进行批判时都有意无意地援引马克思。
在当代技术批判中，尽管直接公开地表明自己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理论家并不多，但马克思确实是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因而高扬人本主义立场的波斯曼便是典型代表。他根据技术在一种社会中所占地位区分出三类文化：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基于这种区分，他对技术在历史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期。在他看来，在欧洲中世纪便开始了技术统治历程的，培根是第一人。他强调：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工具发展的需要。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面去，因为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于是，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14〕
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因为它几乎是所有现代性批判的共识。不同的是，在波斯曼《技术垄断》成书的年代，即20世纪90年代，他认为美国开始了一种新的文化时期，陷入了“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15〕。波斯曼将泰罗制视为技术垄断的原型，在他看来，泰罗的著作首次表明了这样的理念：人听凭技艺和技术的摆布，人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低于机器时，社会就会享受到最佳的服务。〔16〕这也是技术垄断的含义，即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术和技术的统治。从更广泛的文化史看，波斯曼实际上与阿道斯·赫胥黎的看法是一致的，后者在《美丽新世界》中以福特作为新时代的开端。在理论上，波斯曼试图从“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角度来阐明今天的虚无主义问题。在他看来，“在技术垄断条件下，不可能有超越性的宗旨或意义，不可能有文化的有机整合”〔17〕。也就是说，在缺乏意义支撑的前提下，若一味地追求和适应新技术，文明就会失去目标。在此语境中，亦不难理解那些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旨趣。例如，晚近的安德鲁·芬伯格是个自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技术社会的激进民主化”乃是其《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现代性》以及《质疑技术》这些论著的共同主题。〔18〕基于马克思的思想，他试图为摆脱现代性技术极权主义提供出路。
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需要做的工作更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9〕。然而，在马克思身后，生产力进步的程度超出了他的估计，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却未如他预言的那样灭亡。因此，我们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资产阶级是否重新获得（换句话说，至今它仍然具有）“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的能力？我们注意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解释了资产阶级呼唤魔鬼的法术之秘密，核心是现代科学的运用。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20〕。马克思以工艺史的事实阐明了现代科学乃是资本的产物，科学与技术便是作为资本积累的工艺条件而存在的。提出技术社会问题，便是要阐明资本积累的工艺条件如何维持且扩大了资本积累的界限，同时阐明今天是否到了新的界限。人类再度面临马克思试图加速社会历史变迁的那一境遇。
四、结语
不断加速的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环境，而且积累起足以毁灭地球的力量（如核武器），加之战争以及商业等对技术的滥用，人类面临着“全球风暴”（geostorm）的风险。如果不对这一严峻的人类状况进行反思，“文明”这个术语亦将褪去其历史的光辉。或许，正是这种担心推动着20世纪的理论家们持续地以技术作为中轴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反思。技术社会思想乃是这种反思的重要成果。与关注技术本质的人本主义伦理反思以及对技术统治后果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批判不同，这种思想要求我们深入现代技术的形成机制以及人类对自然、他人甚至自我关系进行控制的运用。虽然技术社会思想突出了技术自主性这个问题，但它在总体上不是技术决定论，而是要求我们关注自身对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从而重新定义当今世界的政治含义。作为一种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现代性批判视角，技术社会思想以其巨大的历史感和当代生存关切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旧世界创造新文明的旨趣再度尖锐地置于当代人的面前。面对日益因为技术而极端化的世界，现代性到了转折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人类要么因为对技术手段的过度依赖而加速沉沦，要么在新的可能性上重新组织起来创造新的文明。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4期
脚注
①关于这种困境，詹姆逊曾经指出，在十月革命至里根政府期间，“意识形态理论构成较好的捕鼠夹：每一位有自尊心的理论家都感到有责任暂时拥护某种意识形态理论或创造一种新的理论，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一群追逐新模式的好奇的读者，即使新的模式只是意识形态名称上的花样翻新和认识论、形而上学、实践或其他什么的代用品”。参见Fredric Jameson，
The Cultural Turn，London：Verso，1998，p.137。泛意识形态批评成为左派理论被人诟病的问题。
②参见〔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齐世荣、田农、林传鼎、戚国淦、傅任敢、郝德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71页。必须指出的是，斯宾格勒不是一般地讨论技术，当他用“浮士德型的技术”这个修辞时，他表达的意义与在他之前的马克思使用的“科学”“工艺学”“机器体系”以及在他之后的海德格尔所称的“现代技术”概念是一致的，指的都是建立在近代实验科学之上的技术。只是，虽然他们都非常明确地把现代技术现象与古代区分开来，但也都没有对二者不同的特点进行具体分析。
③吉迪翁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类进入了全面机械化时代（the time of full mechanization），在这个时代中，“问题不再是机器替代人手，而是对有机体的质料和非有机的自然之干预”，正是这种干预使技术问题发生了重大逆转。参见Siegfried Giedion，Mechanization Take Comma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44。
④盖伦在1949年出版的《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1957年再版易名《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直接使用了“技术社会”这种提法，将之与消费社会并称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只是盖伦并没有系统描述这种社会的结构和形成。参见〔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何兆武、何冰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0-41页。
⑤埃鲁尔深受马克思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将马克思的“机器体系”思想发展为“技术社会”思想的理论家。埃鲁尔于1954年出版《技术》一书（原书标题为La Technique：ou l’enjeu du siècle，直译为《技术：世纪利益》），该书1964年的英文版易名为《技术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埃鲁尔在全书的正文里并没有使用技术社会一词，而只是在“致读者”中强调技术社会乃是自己讨论的语境，而他将技术视为归根结底意义上的社会现象。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New York：V Alfred A. Knopf，Inc.，1964，p.xxviii.
⑥在《技术社会》第一章中，埃鲁尔便强调指出：吐槽资本主义是无用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技术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参见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1964，p.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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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9、40页。
〔5〕〔13〕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1964，p.79，85.
〔6〕Langdon Winner，ed.，Democracy in a Technological Society，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2，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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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elena M. Jerónimo，JoséLuís Garcia，Carl Mitcham，eds.，Jacques Ellul and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Springer，2013，p.6.
〔12〕Wolfgang Harich，Arnold Gehlen：Eine Marxistische Anthropologie？，Baden-Baden：Tectum，2019，S.110.
〔14〕〔15〕〔16〕〔17〕〔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9、53、58、71页。
〔18〕〔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