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家，街头与工作

让我们来观察一个巴西城市。在它之中总会有一个反复发生的运动：人们下班回家以及出门上班。“家-住宅”（casa）和“街头-街道”（rua）相交互并互补为一个循环。无论男女老少、贫穷富裕，每天都在执行这个循环。人们可以通过步行或者开车完成这段路程，而这样一个人们完成并且反复完成的日常聚合出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被两个基本的社会空间分隔开，也就是家和街头。

街道是工作、国家和法律的所在之地，但也是惊喜、诱惑与休闲发生的地方。它还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而这和家-住宅里的平静与安宁相反，家是人们在外打拼归来后休养生息的地方。

家庭都居住在住宅里，而家庭的核心是拥有住宅实体的人们。骨肉相连使得人们拥有了共同的名字，并为共有的兴趣、倾向与目标提供了依据。这往往体现在“家庭传统”中，那些人们所守护、尊重和保存的价值观。即使是一个贫穷的家庭，这些传统也会体现在家具、食谱和习惯中。人们由此和“其他人”区分开来，也正是如此，人们对家族的理解即拥有共同的人格。

毫不夸张地说，每个巴西的“家”（casa）就是一个“道德的人”（pessoa moral）：当其中某个成员遭受不幸或者碰上问题时，这样一群人就会有能力共同对其反应。在日常生活中，“传统”在生老病死义务的庆祝中被翻译成了“义务”。这样一种过程乃至延续到死亡之后——扫墓时，墓碑成为了人们在另一个世界的家。

因为这一切，共同占有一个住宅-家的群体会有维护动产和不动产的高度意识，并且十分注意保护族群里更脆弱的成员，例如孩子、妇女乃至他们的仆人。巴西与其他现代国家不同，家里的仆人也是这个空间以及整个家庭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当我们在巴西说“家”（casa）时，我们不仅仅在提及一个住所，而是在谈论一个倾尽情绪、感受、故事和人格的空间。

而当我们在家里被性别男女和年长年幼分类时，一种社会维度开始出现了：我们被“尊重”、“荣耀”和“耻辱”这些感受，以及“内-外”、“肮脏-干净”这些基本对立所掌控。这些往往是我们在巴西社会最早学到的东西。在我们面对父母、兄弟姐妹、亲人、仆人、客人、朋友、干亲（compadres）以及所有那些我们敞开家门欢迎的人时，正是这些东西引导了我们的行为举止。

作为一个同时具有包容和排斥性质的空间，家中也会有“住家者”（agregados）：这些人住在家里，但不是家庭的一部分。一个从北边来谋生的亲戚、一个有经济困难的朋友、前来提供服务的受雇者、需要和大城市高层谈谈的干亲、因政治信仰受到迫害需要避难所的朋友。宠物也属于这个范畴，这也有助于从正面与负面的角度确认住所的概念和定义。我们的小狗是最温顺的，我们的小猫有最光洁的皮毛，我们的小鸟总是唱得最高，我们的植物总是香气浓郁、草木茂盛。

一切在我们家中的事物都是好的、美的、得体的。这起着一个重要的区分作用，它为我们深刻的社会认同提供了决定性的基础，并且调和了我们作为个体（indivíduos）的存在。这种个体身份里有着 “非人性”（impessoalidade）的特质，它往往在人们互不相识的城市中才生效。而在作为人（pessoas）时，我们拥有给予了血缘和出生的住所。

家-住宅汇集了一个复杂而精彩的象征网络，这是巴西宇宙的组成部分。它裁剪了一个充满亲戚情感的空间，在这里，和谐会凌驾于困惑、竞争与失序之上。商贸——购买、出售和交换——被排斥在家庭之外，强调区别的政治讨论同样如此。在竞争和匿名身份主导的外部世界或“公共”空间中，事物可以立即交换为金钱。而在信任、爱与忠诚这些我们认为具有重大价值的亲情概念里，它们都被替换为无需收费和长回报周期的人情和礼物。

在家里，我们因崇高的个人认可（reconhecimento pessoal）而为人所知。这好像一种“超公民身份”（supercidadania），与街头这种认可的不存在相反。家，一个“属于我们的事物”，能为所有人的愿望安排妥当并满足任何一个成员的个人需求。这样一个艰巨任务的管理工作往往会交给“母亲”、“妻子”或其他胜任这个角色的人。是“母亲”在维护门面作为一个整体，是“母亲”知道该说什么、家里剩下什么，是“母亲”了解每个人的喜好。

因为家不受变化不断的国家成文法律管理，它变得比公共机构更值得信赖。政权和货币代代迭换，周末的午餐仍一如往常...... 因此，家（我们是自己立下的规矩的主人）的超级公民身份与街头（尽管我们有自己的计划和意愿，但必须遵守法律）的次公民身份（subcidadania）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家-住宅为理解巴西世界提供了一种特别的阅读体验。当然，所有现代社会都会有住宅和街道。但在我们这里，家-住宅构建了一个在街头-街道中占据主导的规范实践相区别开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家保护我们远离街头，因为在前者那里我们是国王和主人，而在后者那里我们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说在现代国家中，家-住宅和街头-街道（公共和私人）被相同的规范治理，在巴西，总体上管理街头-街道、国家机构和公共空间的法律和我们心中属于家-住宅的习惯则有着一个明显的不同。

但街道空间是怎么样的？

我们知道它是“运动”发生的场所，那么在相互不认识且没有不同的人流中，街道就会像河一样流动。而我们往往把这些人叫做“人民”和“大众”。在家中，所有人都有“貌”（rosto）（和灵魂）；而在街头，“个体”（indivíduos）只拥有“脸”（cara）和身体。街道是使我们的城市有人居住的“大众”空间，直到今日，它仍往往与贫穷和剥削联系起来。

我们将“街头”当作“斗争”和“战斗”的地方，属于“生活的艰难现实”。“生命”（vida）之流，伴随着它的矛盾与惊喜，都属于街头。在那里，由钟表、日历和日程表规划的事件不停奔流穿梭，形成故事。它比家中的时间流逝得更快，因为在家里，时间被趣闻、事件和纠葛暂停。在街头没有爱、没有关照、没有尊重也没有友谊。它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当我们的孩子第一次独自出门去看电影、参加舞会或上学时，那种令人不安的仪式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的一腔热血汇入巴西街头这片充满邪恶和不安全感的海洋时，是何等的不安占据着我们内心。

街头给家作为补充，而家给街头以平衡。在巴西，家和街头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说在家里有着基于重要性、性别和年龄排成的梯形等级制度 [首先是父亲，即“一家之主”（chefe da família），然后是儿子，接着是“家中的女主人”（dona da casa）]，街头则是基于在法律、信号灯和日益民主的公共秩序前的人人平等。这些价值观不随法令改变，所以它们一直是一对亲密且互补的敌人，吉尔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就说过这点。一方损失时，另一方就有所得。在家里被否认的东西，像是非人性（impessoalidade）、平等和工作，在街上都能找到。在巴西，如果没有家和街头间的对比，世界将毫无意义。

此外，街道是属于工作-劳动（trabalho）和“谋生”（batente）的空间。这种 "工作"在民间和圣经中都被视为惩罚。单词本身已经说明很多了，它来源于拉丁语的tripaliare，意思是用tripaliu来惩罚。这是一种古罗马酷刑工具，由用来折磨奴隶的枷锁组成。在天主教语境里，工作还在被当作惩罚，这与加尔文宗的改革传统里将其转变为一种对灵魂的救赎和对世界的完善完全不同。

我们的英雄纪念堂中总是三种类型的人物因此是有理可循的。有二流子（malandro），(一个人的能力在于克服作为惩罚的劳动，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回报)、有遁世者/圣徒 [像宗教领袖那样，放弃今世今地的工作，而去为另一个世界工作的人，像宗教领袖、墨守成规者（rotineiros）和魅力领袖（carismáticos）那样]。以及“工作狂”（caxias），这类人并非劳动者，而是律法的遵守者，一个要求别人工作的人。

说到底，我们将劳动者当作正面形象是新近的事物，街头和工作是人们可以诚实致富和赚取尊严的地方这种观点同样如此。我们对工作的看法仍是模糊的，甚至是消极的。

但是，在一个直到不久前还存在奴隶，且体面的人不会上街或用双手工作的社会里，还能有其他办法吗？当然没有...... 在我们这个奴隶制色彩如此浓厚的体制中，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混乱的。在一个被吉尔贝托·弗雷雷称作家长制和奴隶制的社会中，老板——作为劳动者的主人——不仅仅是剥削他人劳动的人。他同样也是劳动者在社会、政治和道德规划中的唯一代表人。

这俨然渗透到了我们对工作以及工作关系的观念中。直到今天，我们常常将工作任务和友谊混淆，这让员工无所适从，也让老板试图施加一种双重控制。他试图管理工作，毕竟他是给予工作的人。他也可以管控员工的诉求，因为这可以诉诸于个人关系的道德性，而个人关系往往会遮掩雇主-员工的这层关系。这个问题最经典也是最清晰的案例就是家庭佣工，他们在家里做的是他们本应被禁止的事情：具有高度亲密性的工作，在完成工作任务时，友善和生产经济关系往往会混淆不清。

就这样，工作的概念在一个家与街头关系如此复杂的体制里变得含混不清，可以对行为、人、关系和道德进行评判、分类、度量和做决定的空间被构建出来。家与街头通过“另一个世界”的空间进行互补，并都得到补充。它们由此形成了我们社会性的基本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