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t you know you got a sure thing, a sure thing

高中時離家不遠開了新劇院，可以低價看電影，尤其工作日便宜。整個暑假我每週都去電影院，星期一星期二早上十點，花五十塊錢不到包場，幾乎來者不拒。有人說爆米花電影太散亂沒法靜下心自己看，對我來說只要是大銀幕，無論是一個人看還是很多人看，都會「失魂」，「著迷」，「附體」，變成「想像的人」，膠片底色呼之欲出的「幽靈」，無論他們怎麼說，是只在影像經驗裡成立的自在遊蕩的自我。爛片歸爛，我好像是真的。一部電影看個兩三次，就會變成在看自己的夢，敘事橋段看得多了確實是沒有差別了。

這種灰心丧气的無差別感一直持續到今天，每次我看銀幕上的人，覺得「人」這回事總在哪裡繼續著，而我要瞭解它「就像這樣」。想當然無非是給心靈放假，也使看電影作為休息成為可能。因為電影結束後，我又回到了凝固的灰色中，大口呼吸混凝土和別人吃剩掉在地上的爆米花。

在這家電影院我看的最後一部電影是《路邊野餐》，當時有五個觀眾，分散地坐開，中途突然走進來一個男人，《小茉莉》的歌響起，他坐在過道邊上點了只菸，電影院是禁止吸煙的，再後來電影票漲價了，再後來畢贛的新片上映了，我是在另外一家電影院看的。我記得那天臨出門前我跟我媽又是很不愉快的一次對話，我也沒有能力安慰她的焦慮，騎車飛快，差點趕不上電影。

電影是一種膠囊，如果你空腹服用，它就變成胃痛，可能到很久以後還常常隱隱作痛，痛归痛，终究是光和色。銀幕裡外任何東西讓你倒胃口，你都可以做觀眾，只要做觀眾就有好胃口。電影院是好胃口的訓練場。有人会在电影院吃炸雞，這是多麼扎實的防偽技術，他咀嚼著肉，吐掉骨頭，劃清界線，電影是電影，食慾是食慾，活著是活著，沒別的了：能吃得下就生来是做觀眾的料。我就不是个做觀眾的料？不甘願，买辣味的薯片和可口可乐。辣歸辣，變態辣，我對生活執迷不悟，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許電影不過是另一種。走出電影院，我的眼睛被電影禁慾了，看什麼都是看電影，我的眼睛就是取景器，人對著人張開嘴吐泡泡，對話中的字如海龜向著大海漫長爬行，日常生活的秩序一次次湧過它的背，都不足以讓它游起來，直到它脫離陸地，朝著那沒有盡頭的地平線，沈潛。

我就是權宜之計。生活就是一部必須拍下去的爛片，反正出錢的不是我，說來就得來，結果到了不賣座的時候就怪到我们这些演员頭上。電影票確實收集了滿滿一盒子，如果在點鈔機中過一遍，會不會在某些爛片的票經過的時候發出警報呢。

五六點鐘我在車站邊上坐下，和等車的人在長凳子上一起坐著。其實我哪也不去，已經到了目的地，只是到的太早無所事事而尷尬，和全世界面面相覷，我也會害羞。但只要和等車的人坐在一起，什麼也不等看著也像等，那就等什麼也不奇怪。大街上的幾個人，迷迷糊糊是宿醉了，在写字楼上班的人還沒起床，我还看见一个熟悉的茫然的脸，好像是下了夜班，又或許是附近大學的新生。背著登山包的是游客，翻着地图寻找已经开门的餐厅，拖著登山包的是流浪漢，在垃圾桶里翻飼料。生存是擲地有聲的睡眼惺忪。隔夜的麵包趴在地上，蒼蠅和牛奶。發霉的都是有機物，在反烏托邦世界，這是個稱讚。

新的一天是用壞的風箏。他們走進咖啡館，手上拎著還是那個風箏，準備去還是那個海灘。一天又一天，總是那個第一個人，然後一個移民，那一個不知道做了些什麼也好像不太難過的人，那一個好像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卻好像不太在乎的人，一個急切需要更清醒的人，一個不太期待清醒的人。都市的血液中不同的細胞，白領，扳道工，大學教授，的士司機，接過清醒的速效藥。每時每刻，每時每刻。有人更加清醒，然後向別處去，向別處去。城市在這些漠不關心的微笑中，在這斷斷續續地迭代著增量的清醒中流動，交響樂，山地自行車，活力，節奏感，活力。刺眼的不是別的而正是賣咖啡的我，下班時我累的笑不動。「你和這個地方發生的一切都毫無關係；因為你一成不變，一無所有；但你憤怒不是因為沒處可去，而是因為你隨時都可以走，你是輕易被替代的血小板；要命的是你又並不想待在這」罵罵咧咧累了，我就從籠子里出來了，大約是晚上八九點的樣子，我躺在床上對自己說，「現在你，你到家了，哭吧。」

结果我們唯一緊抓的自由——melancholy。My baby blue，天花板，假如我能讓你看到花的心思，你會發現它一片空白什麼也沒有想。一片空白。

「如果你沒有任何限制，你有很多錢和時間，可以做任何事，你想做什麼呢？」

「做一個很大的熱氣球，飄得遠遠的，環遊世界不停。」

一个人覺得城市不再有吸引力，是对想像力失去信心了。年轻的人，你躲躲闪闪，却还是被世界的无关紧要一拳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