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大学退学做蓝领，少走4年弯路

21岁的小波决定过最低意愿的人生。她从大学退学，辗转于书店、餐厅和民宿打工，远离既定的轨道，甘当一名蓝领。日复一日的打工生活中，她的欲望和野心逐渐缩小，也有了时间重新思索教育与工作的意义。她有时认为，自己跳出了过往的评价体系，握住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盘，有时又充满无力感，觉得能够让内心变得稳固，不被时代洪流冲垮，就已实属不易。

2023年2月20日，过完年不久，我收到了我的学籍异动同意书，正式从山东的一所一本高校退学。此时，我已经独自在浙江一所民宿前台工作了两个月，我的同班同学们，大多在家里过着寒假，等待开学后读大三下学期。

在民宿，我每天早上8点上班，先帮定了早餐的客人上餐、收碟，再在前台接待客人，办理入住，也帮忙炸薯条，做点小吃。

前台只有我一个人。我住在民宿里，24小时带着工作手机，有时会在凌晨一两点接到要求加被子、送东西的电话，睡不安稳。深夜，民宿里喝醉酒的也有，无理取闹要求换房间的也有。有时我会觉得烦躁，但又马上告诉自己，服务行业就是这样，这就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工作。

这家民宿是小作坊式的。打扫阿姨就是老板的妈妈，也会管事。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对工作的理解，和阿姨出现了偏差。我以为工作范围应该是清晰的，流程应该是规范的，每个人做自己负责的事就好。但阿姨不这么想，也不直接跟我沟通。

一天早上，客人头天跟我沟通了要9点吃早餐，我就在8：30起床准备，但阿姨6：30就起来了。我刚下楼，就看见她在大厅，用一种意味不明的眼神看着我，不说话。我想，她估计是觉得我睡得太久、偷懒了。我就跟她解释，客人定的是9点吃早餐。她却还是不说话，就那样看着我。我就转身，准备离开大厅，去开民宿院子里咖啡馆的门。

我正准备出大厅，就听见阿姨在背后说了一句：“没有客人也要早起呀！那么多活要干的。”我的手刚摸到门把手，就被震慑住了。那天早上，我偷偷躲在咖啡厅哭了一场。

后来我才想明白，当时店里几位打扫的阿姨都“阳”了，只剩下我跟她两个人，她觉得我就应该自觉地顶上，跟她一起去打扫客房。后来，我就照这个理解去做，阿姨对我的态度，果然好了。

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跟她正面沟通。但当时，我身上没有任何存款，又需要待在那里，为自己下一步人生做规划。没有人让着我，我只能逼自己去适应环境。

图 | 小波现在工作的民宿

在这里，客源多的时候，我一个月可以拿六千块。暑假之后，客源少，空闲时间就很多。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就在民宿的咖啡馆喝咖啡，在大厅里看书、学英语。一个月有4天休息日，有时候，我会去街上看电影、吃火锅，有时候会去杭州等地旅行。

上个月，我爸妈带着妹妹去成都玩，我为他们安排了一晚四百多的酒店，付了钱，看见爸爸在群里说：谢谢。看见家人在群里发的熊猫的照片，我也觉得开心：别的同学还在找父母要学费的时候，我已经能分担一部分家里的开销了。

刚提出退学的时候，父母的反应非常激烈。大二上学期，我结束一年的休学打工，回到学校，没几个月就到了2022年底。那时，不仅疫情白热化，我的精神状态也白热化了。被封在学校，我压力越来越大，每天在寝室刷新闻哭，哭完就睡。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事态发展到什么地步，又继续哭。辅导员每天催我做核酸，如果我没接到电话，就会一直打，打手机号、打QQ电话、打微信电话。打通后，他就会说，他每次都要给我擦屁股，给我施加精神压力。

我在家庭群里说，如果我再继续这个状态，可能就上不下去学了。当时我妈一个电话就打过来，问我，你到底想干嘛？

我感觉到妈妈情绪有些崩溃，说了几句，她就哭了。后来，我知道，妈妈当时生活压力也很大。

我家在四川绵阳下的乡镇，父母都在工厂。妈妈是库房管理员，爸爸在流水线，两人加一起，每个月赚六千多点。我还有一个妹妹，比我小10岁，也得花钱。从小，爸妈为了能让我在绵阳市上学，花了很多钱，我的小学和初中都上了父母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学校。

爸妈供我念这个大学挺不容易。所以我一直想，就算是给爸妈一个交代，也要把毕业证拿到，之后再出来工作。

但是回学校之后，我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也忍不住开始怀念休学打工时的经历。我想起，2022年8月，当时我在成都一家民宿打工，遇到了毕业于同个学校同个专业的学姐。学姐比我大五届，毕业后去互联网大厂做过直播运营，现在在那家民宿做管家，月薪3500元。

入职破冰会上，学姐开玩笑式地告诉我，我读完大一就来民宿工作，“等于直接少走了三年弯路。”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句话被我牢牢记在心里。我开始怀疑学历的价值。在那之前，我认为，只有拿到大学毕业证，才能好就业。可是那天，我开始想：既然毕业以后还是要来这里，我也不抗拒蓝领工作，为什么不现在就干这个？

早在大一刚开学时，我就知道我读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就业不好。新生交流会上，我原以为院长会说喜气洋洋的话，他的发言却给我们泼了盆冷水：“我们专业找工作找不过人家中文系，你去教外国人，人家英文系也能代替你。”

高考时，我超了一本线5分。之所以报这所大学这个专业，是因为它刚好和我考得一分不差。那时我已经知道，文科不好就业，但没想到，已经差到藏也藏不住的程度，让院长直接把这件事讲出来了。

后来，我在跟学长学姐的交流中也知道，汉语国际教育，不中不洋，的确在就业市场上很尴尬。就算当语文或英语老师，人家也觉得你不精也不专。我们的使命是去教外国人学汉语，但如今国际交流不那么频繁，市场上对我们的需求并不多。

身边的同学或者学长学姐，知道就业难后，都攒着劲去考研。这样做能延迟就业，也提升学历和竞争力。但我家里经济情况不好，如果要考研，继续读书，父母可能负担不起。

高中的时候，我喜欢看人文社科的书籍，觉得自己要做对社会有责任感、有正义感的人，想考好的大学，接受好的教育。我甚至想过做记者。可这几年，我的无力感越来越强。我发现，有很多事情不是靠努力就能改变的。

既然离那条正确道路上的理想人生越来越远，那么我还需要循规蹈矩，过上别人眼里“体面”的生活吗？我突然觉得没有必要，只要薪水能过得去，做什么都可以。

图 | 2022年，小波曾在莫干山上的民宿打工

父母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但他们也说过，如果成为不了，就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相比在学校的生活，我想，我现在的选择，就是让我健康、快乐的。

大二上学期，没办法坚持读书时，我又想到学姐那句话。我告诉爸妈，我实在读不下去了，想先打工赚钱。我跟爸妈讲了我的规划：这两三年先在国内打工，攒了钱再申请国外的签证，去国外打工。最后用攒下的更多的钱，申请海外的学校。父母长期负担我的学费，手头几乎没有存款。在几次沟通下，他们最终同意了。

我也给自己出了一道题：如果继续读书，我还有三年毕业，可能拿到一张找不到工作的毕业证。而如果这三年我在国内外持续打工，能攒到15万。

我是要这15万，还是要这张毕业证？

每次被不确定性围剿时，我都喜欢打开账户，看看我的存款余额。钱，尤其是自己赚的钱，是最确定的，能握在手里的东西。

我选择了这15万。

决定彻底退学之前，我休学过一年，在外打工，探索新的可能。

2021年8月，我读完了大一的课程，向学校提出休学。其实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初中和高中，我都呆在班里积极分子最多的班。上课时，大家上蹿下跳地回答问题，碰撞思想。上大学后，我却倍感失望。

大一，上一门逻辑课时，老师几乎每一节课都要强调，“你们男生应该比女生学起来容易。”我们班里大概四十多人，女生多，总坐前排，男生少，都挤在最后一排。她想鼓动男同学的积极性。

我对老师言语中的性别刻板印象觉得惊诧，但四周却没人露出不适的表情。我内心的诧异，从“老师怎么可以这样讲？”变成了“我上的是个什么大学？”

上课时没有人主动和老师交流，教室里死气沉沉。老师讲的PPT也是多年前做的了。学了一年后，我感觉自己无法获得学习知识的快乐，也没有获得实在的技能。我开始泡图书馆，阅读一些国内外文学和社科书籍。大二上时，我一学期都没怎么上过课，仍旧过了7门课的期末考试。

我的室友都蛮努力，也有人不想上课，就去考四六级、教师资格证。我也看了不少书，学校的中文书库是我待的最多的地方，那里的一个角落，一直藏着我的小板凳。随着书看得越多，我愈发对这里的评价体系产生怀疑。

我清楚地记得，辅导员有天找我谈话，问我：“你以后要做什么，考公还是考编？”他完全没有问我有没有其它的路要走。我说：“我还没有想好。”

我对人生价值的理解，是它不一定靠工作去实现。人生价值应该是多元的——看到更大的世界、读够一生能读到的最多的书、认识很多朋友……但我遭遇的评价体系，是扁平而单一的。

休学前半个月，我正在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我还记得书中的一个片段，讲到“一个奇特的、火红的下午”：主人公去公路旅行，来到一个很偏僻的小旅馆，在里面大睡一觉。傍晚黄昏，他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过来，感觉自己很热，脸上的余温还未褪去。他有一两秒，突然不认识自己。

这个描述我记了很久。我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醒来后，面对一个陌生的自己，面对新鲜的、充满可能的生活。

在大学，我的生活日复一日，明确地重复着同一种无意义。我那时19岁，却感觉自己的人生不会再出现新的东西了。我希望，哪怕能有那么一秒，能去体验那么一个状态。

在此之前，我也尝试在微信上告诉爸妈，我想休学，但他们坚决不同意。我问我爸：“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我是想说，如果继续无意义地待在学校里，我感觉我以后会后悔。

我爸却说：“我后悔我年轻时，没在学校好好学习。”

我知道，父母是不想让我将来也进厂打工。但我当时就觉得，即便在现在的学校好好学习，毕业也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何况，在学校我的精神状态已越来越差。

爸妈一直不同意休学，我就跟他们反复讲，再待在学校我可能会死。后来有一天，我手机关机。爸妈打我的电话没打通，联系了辅导员。辅导员联系了我室友。室友找到我，发现我在寝室睡觉。那天后，我爸妈的态度就突然缓和下来，同意我去休学。

我知道爸妈手头很紧张，就说，我这一年，不会花你们一分钱。

于是在2021年8月，大一下期末周结束之后，我没有继续上大二上学期，而是带着身上剩的一千多块生活费，花70块买了张动车票，就从烟台去了青岛。

图 | 到青岛后，小波去了小麦岛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青岛一家书店里上班。那是个连锁店，全国各地都有，装饰得很文艺，我曾梦想去那里当店员。

因为没有毕业，书店人力招我来时，说一个月只能给3000元，也不包食宿。后来，我又做了服务员、民宿管家，有的工资更高、还包食宿。但书店是我上过的最快乐的一个班。

书店有早班和晚班，晚班要待到22点才能离开。上班时，我每天大部分时间站在那里看书。有客人来了，我就帮忙找书、打包和收银。下班后，不会有人再找我。

我在青岛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青旅上班。他给我找了青旅的小阁楼，老板说，如果不开空调，一个月就收我300块房租。我就住在这栋7层青旅的顶层阁楼，十几平的木屋，放了三张榻榻米，我睡其中一张。

阁楼很热。一天，我午觉睡得很沉，感觉自己要昏死过去。我在梦里极力把自己叫醒，发现已经过了半个下午。那时我刚到青岛没多久。我突然找到那个感觉——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面对一种全新的生活。凯鲁·亚克的那个“奇特的、火红的下午”仿佛向我走来。

然而，书店的工资还是太低了。工作两个月后，我拿了两笔工资，想再努努力，为自己买一个相机。于是我跳槽到了浙江莫干山的一家民宿，工资涨到了每月4500块，包食宿。19岁的我，觉得4500对我吸引力好大。后来，我又去上海一家西餐厅当了半个月服务员，负责端盘上菜、收盘。这是我做过的最辛苦的工作，每月到手四千多，也包食宿，但非常忙。

餐厅卖西式的早午餐，班尼迪克蛋等，那种上海人爱吃的东西。这家店位于市中心，人流量很大，“翻台率”很高，意思是一张桌每天要坐很多波人。最忙时，我们会限时就餐一个半小时。

我每天10点起床，从宿舍走路20分钟上班，从11点开始上到晚上20点。大多时候，我一天只有时间吃一顿员工餐，时间不确定，有时在下午两三点。员工们挤在后厨，坐在装食材的箱子上。地板滑腻腻的，过道很窄，我们需要随时站起来让其他同事过路。客人在一墙之外说这杯咖啡融合得不干净，说外滩的店更好吃，我都能听得很清楚。

我肠胃不好，不规律地吃饭一段时间后，就感觉受不了了。端盘子时，周围也很嘈杂，催得很急。我其实并不抗拒做服务员或者收银员，但在这家餐厅，我还是会产生一些无力感，还有重复劳作的枯燥感。

跨了年，我又去杭州做了5个月前台，去云南逛了一圈，然后就在成都的民宿，遇见了告诉我毕业证没用的学姐。

拿到第二笔工资时，2021年10月的国庆节，我终于为自己买到了一直想买的相机，那是一部富士XT30，花了5600元。这是我赚到钱后，给自己的第一个奖励。

图 | 小波为自己买的相机

那天我想到了我的好朋友，她也是19岁、在读大二，也有自己的相机和电脑，都是父母买的。我把相机拿在手上，仔细端详。我想，我的19岁，已经可以自己赚钱，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第一次尝到财务独立的甜头，这种感觉我记了很久。直到后来退学时，我心里还有这种底气：我可以自己赚到钱，可以自己把自己送出国读书。

那时我觉得，仿佛只要自己努力，一切目标都可以达到，但是后来我发现，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心气儿也是会被逐渐磨损掉的。

“如果我有钱，就可以帮你找中介，走正规的渠道，而不是靠你自己。”在家里，聊到我想先退学打工，再攒钱留学的时候，爸爸曾这样对我说，表情失落。

有时，想到父母从小到大对我教育的付出，我也会觉得愧疚。但是，打工以来，我又放下了一定要去留学的想法。

2022年初在书店时，我认识了一个青岛本地的姐姐，她在英国杜伦大学念本科，因为疫情滞留在国内打工。2022年底，我看见她发朋友圈抱怨说找不到工作。她告诉我，现在就算是留学生，也没那么好找工作。

她今年毕业，在英国和国内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几轮面试都不顺利。她想继续在国外读研，但还要花家里更多钱。她不确定，这些年留学花出去的钱，最后能不能赚回来。

和她聊过后，我发现我把“送自己出去念书”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如果是为了学到东西，我可以不花钱就学到。我很擅长在互联网上检索信息，大一就在公开网站上学完了人大、复旦的几门课，也能查到国外大学的课程。如果是为了就业，申请不到好的国外大学，帮助也不会太大。

我逐渐说服自己，留学深造也没有太大必要。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通过吃苦就能实现。有时还需要家庭资源和社会环境的支持。

我打工一年自力更生的感觉，更像一种膨胀的底气，在不确定的漩涡前，有时也是一种幻觉。

打工以来，我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的价值。人一定要做“体面”的工作吗？这个社会真的比需要一个清洁工而言，更需要一个有学历的大学生吗？

有时，我想到高中时喜欢读书的自己，如果知道现在的自己居然在当一个服务员，一定会觉得活不下去了。

可当我确实做了服务员，我也接受了。一个清洁工人可能可以把一条大街扫得很干净，一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也可能并不能为社会做好什么事情。

从年初开始，我已经在这家民宿工作了9个多月，同龄的同学们，正在读大三。我的室友，每天都在自习室准备考研。认识的学长学姐，有的在读研，有的在二战、三战，都还没有就业。我和他们，从我选择不一样的人生路径之后，已经在两个世界。

忙的时候，他们给我发消息，我没及时回，之后就会说我上班太忙，很累。但我从来不会跟他们说，我遇到什么难搞的客人，有什么具体的经历。之前，我和我最要好的高中同学天天讲话，但现在，上一次讲话已经是一周以前。

和老友们没话讲后，我感到非常痛苦，但最后也放弃了这些关系。我知道，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和我做同样选择的人很少，几乎没有。

图 | 小波用相机在民宿周围拍的照片

我脱离了轨道，但我不后悔现在的选择。我目前的快乐来自于，我已经跳出了过往的评价体系。我人生对错的判断权，已经完全握在自己手里了。我不再享有走“正确人生”给我带来的好处，同样也不必背负“正确人生”给我带来的凝视和束缚。

以后的人生，是我自己握住方向盘。当我意识到，我将自己决定人生驶去哪里时，心里会生起很蓬勃的勇气。

但是，我也感觉自己的欲望和野心缩小了。以前，我想得到好的教育，有不错的工作。这三年，我看到太多无能为力的事情，意识到我自己对外部环境的把控能力、对自己人生走向的决策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

现在，我觉得人按照自己的最低意愿，去过好自己的人生，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去年5月，在杭州酒店做前台时，我经常去浙江图书馆借书。我记得毛姆的《刀锋》中的一段话。主人公拉里是青年飞行员，在一战后感到迷茫，放弃了大好前程，不上大学，也不工作。在被朋友问到以后有什么打算时，他说，他打算在美国做体力活，攒了钱，再买辆出租车，在纽约做出租司机，“因为纽约有丰富的藏书。我生活用不了多少钱，我不在乎我睡在哪里，一天我有一顿饭就够了。”

拉里的朋友认为他疯了。他却说：“我没有。我很清醒，而且很实际。”

我被这段话撞了一下。它描绘出了我的一种最低意愿的人生：在一家小书店里当店员，成为蓝领，读够我这一生所能读到的最多的书。打工，去不同的城市，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

一年前，我把它抄在本子上。今天，我在无意中翻到，感觉自己又被撞了一次。在书中，我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被理解、被接受了。

但这种接受，难以出现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如果我跟我妈说，我一天只吃一顿饭，看很多书，人生就够了——我妈只会觉得我疯了。

我喜欢的播客里，曾有人说过一句话：“大时代很重要，但也要回归自己的生活。”我想，我所做的这一切，可能都是在大时代不确定性冲击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我回避如何上岸、何时上岸的追问，去寻找自己笃信的价值观，构筑自己的精神围篱。

围篱总需要修修补补，但足够让自己的内心变得稳固。找到价值上的锚，可能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被时代洪流冲垮的唯一办法。

* 本文根据小波讲述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