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续写当代文学史作业丨双雪涛

双雪涛（1983-），生于沈阳。2007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2009 年起发表影评，2011 年小说处女作《翅鬼》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首奖，2012 年凭借长篇小说写作计划《融城》获得第十四届台北文学奖年金，作为首位入选该奖项的大陆作家被台湾媒体纷纷报道。至今已出版中篇小说集《翅鬼》、《天吾手记》、《聋哑时代》，中短篇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猎人》，另有与其他文学创作者合著的随笔集出版。

“艳粉街”是双雪涛文学创作的精神原乡，无论是在具有悬疑色彩的《平原上的摩西》里，还是展演历史寓言的《光明堂》，亦或是平实叙述回忆的《走出格勒》，它都充当着故事主人公生活与行动的场所，也是现实生活中作者想象书写的基点。正如双雪涛所说，“在我的血液里，无论表面看起来如何，无论写东西之后如何如何，我还是艳粉街的孩子。”将烟囱、工厂、铁路、大雪、结冰的湖面以及教堂等物象联结之后构筑成文学层面的地域景观，再将人物放置其中，展开疏离而真实的叙述。作者把乡愁融于对倾颓、失落、被遗忘但依旧拥有冷硬温度的“东北——沈阳——铁西区——艳粉街”这一背景的回望之中，审视人作为个体与城市空间的复杂关系，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城市既囊括个人，又予以滋养。作为一个生于八十年代又书写八十年代的作家，双雪涛依据口耳相传的掌故与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想象，以社会寓言为载体，对在“共和国的长子”——东北这块土地上的生活进行着庞大的意义拓展。

双雪涛创作聚焦底层生活与边缘群体，在基于东北生活经验的叙事话语中包含着对于历史浪潮中失落群体的关怀与理解，通过“虚构的记录”刻画出冷峻的日常苦难，并通过边缘人群庄严而悲情的“出走”来彰显面对命运的抗争姿态。“日常生活”、“苦难基调”与“边缘群体”三位一体，联结成作品中不可忽视的旋律。九十年代初，“下岗”浪潮在东北延展成无边际的阴霾。《走出格勒》中爱好写诗的父亲经历了下岗与坐牢之后，自觉人生无望，甚至羞于和儿子见面。母亲在工厂倒闭之后，每天清晨外出卖毛嗑。《北方化为乌有》中，作为工厂主任的刘泳父亲反复对女孩姐姐言及北方的瓦解与消失，而他为了拯救工厂，意图举报厂长等人侵吞国家财产、挪用工人养老保险的罪行，因此遭遇暗杀。《跷跷板》中，“我”的女友父亲刘庆革作为厂长，在 1995 年面对工厂不景气、必须要让一批工人下岗分流的情况下，选择了割舍发小甘沛元，因而滋生仇怨，牵扯出了一桩杀人案件。《光明堂》中，父亲失业之后整日酗酒，将我送至姑姑家中，体认着教堂中的爱恨与善恶，直至遇到林牧师被杀案。《大师》中，父亲在下岗之后于下棋中寻觅人生况味。《平原上的摩西》中，李斐的父亲李守义接到下岗通知之后失去经济来源，由于刑警的错误判断被卷入劫杀出租车司机案件，继而车祸、伤亡，几家人命运从此改变。“下岗”事件作为集体状态坍塌的典型表征，冲击着无数渺小的个体，也被个体以平静姿态接受，并融入日常之中。经由双雪涛冷硬的笔触与平淡的叙事风格，人性深处的幽微伤痕无声地展露出来。

而身处日常苦难的边缘群体，并不总会在庸常的水流中缓缓溺去，而是以“出走”姿态宣告他们的抗争。《光明堂》中不愿意塑领袖像，只愿意为树荫下起舞的右派女孩捏裸体雕塑的廖澄湖，始终坚持自我内心的选择，在政治高压下振聋发聩地说出“你保卫的是毛主席，我也有要保卫的人。”疯狂的革命口号与虚妄的历史步伐在平实的自我阐述中顿时消弭，败于自觉的抗争。《大师》中的父亲是遭遇下岗与婚姻破裂等诸多不幸的前仓库管理员，在棋局与生活中都能清醒自持、进退有度，最后也以“让”这一举动成就落魄人生的耀眼禅意。《飞行家》中的李明奇经历下岗之后，依旧胸怀飞行的隐秘梦想，经受时光与苦难的洗礼之后，也驾驶热气球“飞过打着红旗的红卫兵，飞过主席像的头顶，一直往高飞”了。在双雪涛的创作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如此的边缘群体，他们大多穷苦潦倒、经受磨难，但仍然在粗粝的生活中坚韧地行动。他们是被时代搁置的可以忽略的个体，但仍然对悲剧意味漫溢的生存环境发起顽抗。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历史与时代之间，双雪涛设置了足够的张力，让这些平凡的群像的步伐足够坚忍与张扬。

除却为人称道的鲜明的地域化写作，双雪涛作品中足够引人注目的是频繁出现的宗教元素。他讲基督教中关于爱、恨、悲悯与宽恕的讲述融于文本之中，藉由并不生涩的宗教意象传达关于善恶价值的深入思考。基督的意象在创作中反复出现，作为隐喻串联起叙事，并与阶级、历史、文化、地理、心理等多种因素缠绕，具备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长眠》中教堂的设置助推了故事环境的虚化，使其在某种程度上踏入魔幻现实主义的领域，《天吾手记》中女孩面对天吾指出教堂的存在并作“耶稣”的譬喻，《大师》中和尚携带的金色十字架映照着文中父亲内心怀揣的耶稣式的赎罪感。《北方化为乌有》与《宽吻》中的教堂充当着点缀的角色，示着方位与历史，即使微小但也足以印证双雪涛对于宗教意象的有意识运用。而《平原上的摩西》从篇名开始，便以宗教元素为重要线索将故事铺展开来。文章以庄德增、蒋不凡、李斐、傅东心、庄树、孙天博、赵小东七个视角分别叙事，最后由追查多年的出租车连环案交集穿插出一对小儿女的湖心谈话。故事中李守廉的人生轨迹与道德品质可以和《出埃及记》的摩西形成富含深意的对照——作为工人阶级的他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将自己的技艺倾囊授予徒弟，下岗之后依旧细数着毛主席像下的工人个数，李守廉的信守承诺、厚道、忠诚与对底层工人阶级的捍卫与摩西对希伯来人的引领两者共通。除此之外，摩西曾为保护族中同胞杀死埃及人，逃亡出走，李守廉因反抗城管的暴力执法与反抗误认为他是连环杀人案凶手的警察蒋不凡也曾出逃过两次。李守廉在面对“城管”与“警察”所代表的强权时对于自身所代表的底层群体受到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进行爆发，对“不义”与“不公”进行下意识的反击，逃亡的行为被尊严与正直驱动，恰如摩西一样，笃定、坚韧与心怀力量。

感伤主义是回荡在双雪涛创作教堂里的圣乐，弥漫在他冷静克制的字里行间。除却前文所叙述的较为典型的对于东北底层人群的日常进行苦难式的书写以外，在他的校园生活、玄幻传奇与都市际遇三类小说中，这种基调随处都可以被感知。《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安德烈的天分与聪慧被世俗的偏见击碎，也正是因为他不合时宜的偏执与不被接纳的机敏，他的智慧并未有所建树。在主角“默”父亲的葬礼上，安德烈大喊着“默，别哭，我在这儿呢”被拖上救护车，与主角所乘的灵车方向相反地远去，筑成了超出文本意义之外的“背道而驰”。而结尾的“我再也没踢过足球/仅此而已”难掩主角的哀伤与落寞，置读者于无边际的沉默之中。采用故事嵌套模式的《刺杀小说家》中，“我”为了赚钱去看北极熊，准备通过刺杀小说家来获取佣金；而在小说家笔下的世界里，男孩久藏受母委托，离家前往京城杀“赤发鬼”为父报仇。除了“复仇”这一行动天然具有强烈的悲壮感之外，前期小橘子父亲的缺位在之后“红衣人”的回归得到填充，并发出“爸爸和妈妈一直在你身边，你只是不知道而已”带有哲理性的慰藉话语，再次将父母与家庭的议题抬诸表面，呈现代际关系中的裂痕。结尾久藏回家路上因母亲等待心生舒坦，但细究却可以感知完成复仇大业之后的苍凉。《宽吻》中的都市际遇更是流露出寂寞的感伤情调，海豚的被困实际上也是人类灵魂被束缚的隐喻，而“我”于庸常生活中的困倦，既因为遇到了阮灵而更鲜活几分，也因为听闻海豚被圈养后成为瞎子的故事陷入更深的迷惘之中，最后裸身抱着“海子”往水底去。这一则都市寓言以水为载体，展现了现代人类生存环境的窒息可能，也在寻找着几乎渺茫的泅渡方法，感伤情绪也如同水一样四溢开来。双雪涛的写作上善于运用时间的错落与空间的悬置，叙事上也善于运用虚实交错。《间距》中时间错落最为突出的段落便是马峰对于“时间分叉”理论的叙述，不同时代的灵魂扮演不同角色，自然地相遇，编织成似乎可以自洽的剧情，但实际上只可能存在于想象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轨道上，只有一个游荡的灵魂，这则理论不具有任何应用上的目的，而只是单纯的“建造”与“呈现”。空间的悬置最突出表现在《光明堂》的“湖底”设置中，镜子湖底解答了柳丁、张默、廖澄湖与赵戈新人际谜团，以眼镜男无情冷酷的审讯过程为基底，复现了集体意识笼罩之下渺小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纠葛与杀伐。虚实叙事在小说中更是俯拾即是，隐喻、想象、通感与梦境等接连出现，共同为克制的写作者上演着深沉的戏剧。

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末期，大陆民间流传着出现了东北文学复兴潮的说法，无论是揶揄还是考量之后的真实总结，不可否认的是，身处这股潮流中的双雪涛是极为杰出与具有代表性的。他用冷峻、克制的笔触描绘出历史与时代下感伤的东北图景，也尝试在陌生化中洞悉幽微人性，在他的文字之间，既有无限展开的沉默，也有平常而隽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