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哲艺：你们这一代的焦虑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
记者：《燃冬》是您比较自由和随性的一次创作，因为您以前的创作模式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么即兴，或者这么快速。您自己说是一个控制欲比较强的导演，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吗？
陈哲艺（以下简称陈）：对，我超级白羊座。我太太就说我控制欲很强，生小孩的时候她说绝对不要生一个白羊座。
记者：那小孩是什么星座？
陈：也很难搞，处女座。（笑）
记者：既然这样，在拍摄《燃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时刻是你觉得可能它有一点失控的？
陈：其实没有所谓的失控，其实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很放飞、完全即兴的创作。有人在说我们没有剧本就去拍，但其实不是的，演员进组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剧本了，当然拍摄的过程中剧本有修改。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进组那天，我们的主创和摄影师，一起读完剧本，都觉得这是一个感人的、有魅力的故事。我觉得可能跟我早期在新加坡读了三年电影，后来去英国读两年导演系的硕士有关系，很多时候我的创作方式都还是比较精准跟工整，每场戏我都要抓得很清晰。但是这次不一样，应该是心态的调整，希望自己更加自由和放飞，但是最后还是把很多细节抓得很紧，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那么轻易放过自己的一个人。
记者：经历了《燃冬》，现在你学会放过自己了吗？
陈：我还是没有放过自己（笑）。但是我确实在尝试不一样的东西，不管是影像上，还是叙事上，很多方面。比如我之前的作品（如《爸妈不在家》《热带雨》），都是非常写实的，但是在这里我加入了很多梦幻的、有灵性的元素，是有隐喻和意境在的。《爸妈不在家》和《热带雨》是完全没有配乐的，但是在《燃冬》我就希望很多东西能够通过音乐来表达，所以我很早就找到了新加坡的音乐人（Kin Leonn）。我一边拍，每次剪出一场戏就发给他，他就隔两天写音乐给我，然后我们再讨论。
而且《燃冬》创作的源头也不一样，它来自我想突破自己、走出自己舒适区的愿望，我不想一直重复我自己，所以我就去一个不同的地方，不熟悉的环境，不熟悉的气候，班底都是没有合作过的主创（除了与周冬雨远程合作过一部短片），还有我从来没有在一部电影里面拍过那么多动物，还有里面的熊是完全用特效来做。所以其实这个片子对我自己来说，是全方位新的尝试跟挑战。
记者：感觉爽吗？
陈：它让我很兴奋。它又让我回归到一个更年轻的创作方式，更自由放肆的，没有很多包袱的创作方式。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流行让我在家里做了两年的“家庭煮夫”，每天就是关在家里带小孩做饭，能有一个机会去释放自己，我是很感谢这部电影的。
记者：买菜做饭，这个状态好像就是《永恒风暴之年》里的，所以当中有很多你自己的投射对吗？
陈：它是一个很个人的作品，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所有的作品都很个人。最近我再来看《燃冬》，有很深的感触，这个时候我后知后觉，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非常私人，跟我现在的阶段非常贴近。我今天早上去跑步的时候，一边跑一边在想浩丰的一句台词，就是他们吃泡面那场戏，浩丰说，“我那么的努力，去了一个新的地方，那又怎样，一切都没变。”（片中，浩丰饰演一位在上海做金融工作的外地年轻人）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又怎样呢？
记者：这个是不是跟你现在来到香港生活的经历也有关系？
陈：也不全是，现在我的感觉是，我拍了这样一个“中国片”，来到了一个更大的市场，又怎样呢？一切都没变。看电影的观众多了，真正懂你的人变多了吗？当然可能因为观众基数变大，确实更多人看到，但是好像并不是所有观众都在明白我在干嘛。十年前（陈哲艺十年前凭首部长片《爸妈不在家》获66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十年后，演员不一样了，环境不一样了，但是我表达的东西一直是我内心的那些东西，而我还是一样的孤独。
记者：你拍完每部电影都会有这种孤独感吗？
陈：我觉得今年更特殊吧。《燃冬》今年在戛纳的首映是这届戛纳首周的周日，然后十年前我的第一部长片《爸妈不在家》也是在那年戛纳的首周周日首映。真的是整十年，从29岁到39岁，即将步入40岁。我最近也觉得蛮奇怪，我以为我在拍年轻人，而且当时跟我们年轻的主创们一起去蹦去跳，喝酒、玩闹、滑冰，感觉好像自己又年轻了一次，但是现在看，拍来拍去结果还是在拍我自己，电影里最深的这一块情感，其实是我自己的。
记者：那来到这个广大的、新鲜的市场，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正向的感受呢？
陈：做片子的时候真的是愉快的，跟我们中国的演员，中国的制片，大家真的是都彼此怀抱信任，一起去冒险，在做这件事情。
记者：有没有担心中国观众对你的接受度？
陈：其实反倒是在戛纳的时候也一样担心，因为这部电影跟我以前的电影太不一样了，所以我自己根本不是担心我们这边的观众，我是对所有观众的反应都很好奇。可能以前大家觉得陈哲艺是一个非常写实的，拍家庭电影的，那他来拍一个自由的、青春的电影，是什么样的？
记者：你在电影当中尝试了很多有些魔幻的、灵性的东西，比如三位主角遇到的鹿群，长白山的熊，还有他们三个突然就在一个冰做的迷宫里追逐。这些片段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陈：就地取材。我当时非常确定的一点是，我的三个主角虽然是在城市闲逛，但是他们最后会回归大自然，大自然治愈了他们。我就在地图找一个真正的大自然，找到了长白山，勘景时一下子就爱上了。我去搜了很多长白山当地的神话故事。比如在朝鲜族，他们是把长白山叫做“白头山”，而且朝鲜族把熊视为自己民族的源头。我一直讲说好想能在山上看到一头熊，我就把它写进去。而且我在长白山拍了很多照片，山、水、树的颜色深浅灰白，你不觉得很像国画？我就跟美术说，你把古往今来所有画过长白山的画搜集起来，把它们做到一本书里。
记者：所以刘昊然在书店里翻的那本长白山的书是现实不存在的，是美术老师专门做出来的。
陈：对，就很有意思。包括我们当时想找周冬雨这个角色的家，约了很多当地的房屋经纪去看房。但是看房时间要约的，就会有比较多空闲的时间去等房屋经纪来，有次在人民公园附近，我就拉着制片人和美术去逛公园，在那里我看到了一群猴子，然后又是豹子，然后又是鹿，我觉得好神奇，这不是一个动物园，它就是一个公园（却有这么多动物）。所以这个我又写进去。所以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真的被这个地方迷倒了。
记者：所以是你在延吉的亲身经历本身就有魔幻和浪漫的成分。
陈：对，所以我觉得我拍的东北跟之前犯罪片、悬疑片的刻板印象完全不一样。我看到的东北虽然很寒冷，但是我看到了它的阳光，它的色彩，它的活力，而且我看到它的青春。当地离韩国很近，很多年轻人穿得很“潮”的，而且当地跟韩国一样，咖啡文化非常盛行，有很多咖啡馆，年轻人也很多。
记者：这是一个对中国观众来说很新的体验，因为东北经过文学、影视的不断阐释，它在我们的印象里是一个文化上很“衰老”的地区。
陈：所以我很不希望大家说我到中国东北拍了一部电影，因为“东北”这两个字本身就是有含义的。
记者：它只是一个吸引了你的，陌生的地方。
陈：对，所以我觉得我来中国拍电影，没有任何包袱，东北对我来说很新鲜。我是以我很赤子、很纯的心去看待这个地方，所以我也希望中国的观众也可以用这样一个纯净的心来看这部电影。
记者：其实刘昊然饰演的浩丰在片子里的经历就有点像神话传说。神话里会说织女下凡，衣服被人拿走了，所以不能回到天上。浩丰来了这里，丢了手机、飞机晚点，所以他回不去。为什么设置这样一个比较极端的条件给他？
陈：我当时就在想怎么可以让他必须在这里留下，但是又是短暂的。这个短暂的时间非常美好，它就像一场梦，梦是一定要结束的。三个人在这场短暂的梦里，得到了继续勇敢生活下去的勇气。
记者：浩丰有抑郁症的设定是怎么确定下来的？
陈：疫情的时候我一直在家，看了很多跟年轻人有关的东西，公众号文章、B站、豆瓣。而且大家关在家里，都好喜欢拍vlog你知道吗？我很奇怪，因为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不会想要有个摄影机对着自己，吃饭、走路什么都拍的。我发现大家的精神状态好像是不健康的，我觉得这代年轻人的焦虑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
我自己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很“卷”的人，我一直很努力，比如我现在去跑步，我想有一个好的身体，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以前可能会带着一点批判去看，比如我经常说我助理，你们怎么像块豆腐，一压就碎。但是现在我越多去了解，越觉得大家是真的很艰难，这一代人不像自己的父母一代，可以用相对比较少的付出就买到房子可以安身立命，实际上这一代年轻人面临的环境真的是更艰难的。又因为大家活在一个网络时代，很多事情必须即时地作出回应，要交差，要找到一个答案，我现在可以明白他们的压力就像滚雪球一样，内卷就是一直滚但是滚不出来。
记者：所以你现在对“躺平”这个词比较理解了吗？
陈：我在拍的时候其实是很疑惑的，但是最后我没有给出任何答案，我只是对他提了一个问号。其实我这么“卷”的人，现在也会去询问，我拍片是为了什么？为了满足小众的趣味，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我拍了这么久，电影也没有让我变得非常富有，可我牺牲的是什么呢？是陪伴我小孩长大的时光，是陪伴我家人的时光，那么我现在会想，这些牺牲是值得的吗？
记者：这些怀疑是拍完《燃冬》才有的吗？
陈：是近期一直在想的。所以我想深度地了解年轻人的“卷”和“躺”。其实我跟你聊这些的时候，我眼睛里都是转着泪的，这些情绪其实就是浩丰的情绪。
记者：你真的在跟浩丰这个人物相通。
陈：其实拍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灵魂还没有那么接近，我很客观的，但是现在，我怎么觉得我跟他怎么就卷到一块了？
记者：拍其他电影有这样的经历吗？
陈：其实我拍每一部电影都是这样的，都是我很赤裸的情感，所以拍电影真的好累，他在消耗我的灵魂。我把我的内心交出来，把自己的内里赤裸，摆在你面前给你看，但是很多时候，好像人家也没有很认真地去看你。你真的懂我吗？我会这样想。之前带《燃冬》去戛纳的时候邀请是枝裕和，他不懂英文和法文，但他很愿意来，所以我们专门给他弄了一版日文字幕。我们已经保持了十年的交流，你会觉得有一个人懂你，支持你，这个对我很重要。
记者：这种时刻不多。
陈：对，不然好孤独。现在电影越来越数据化，越来越大众，我却觉得离观众越来越远。我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你看我的电影最后都还是有一个希望的结尾，但是最近就变得好悲观。其实这里有一个存在危机。疫情期间我待在家里不能拍片，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个身份。
记者：是什么身份？
陈：我本来是一个导演，当然我也是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爸爸，但是我一直是一个电影人，我要创作（才能存在）。所以后面可以出去拍片，去拍《燃冬》和《漂流人生》，我的一个欲望就是夺回这个身份，但是后来我好像进入了另一个危机，大家回到电影院，想看的却不是我拍的这样的片子，那我还需要存在吗？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疑问？
陈：之前我很想证明我还存在，但是现在电影努力地去宣传给大家，需要把它包装成另一个东西，我觉得好累，你要把一个如此内心的东西推给最广大的观众看，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那我这样的导演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记者：我们聊点轻松的吧，这个话题的指向有点终极了。我们聊一下演员。跟周冬雨是第二次合作了，对你来说她是一个怎样的演员？
陈：我其实对冬雨要求非常高，当然她已经是三金影后，说明大家对她的表演非常认可，我也是，但是我没有那么轻易地放过她，所以她经常说，为什么他们拍个四条五条就过去了，我要拍二三十条。我觉得她可以到更远的地方。
记者：她在《燃冬》有突破吗？
陈：拍到后期的时候我们再看，会觉得她在电影里有一种你从没有看过的女人味。就是当你感觉到，你把演员拍出了另一个味道的时候，导演会有很大的满足感。包括刘昊然，我可以告诉你是在哪一场戏，我觉得刘昊然升级了，那时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很骄傲的老爸。
记者：哪一场呢？
陈：浴室那场。我说你们隔着这个浴帘，在欲望与理性之间挣扎，而且它又是一个离别，百感交集，然后我看到刘昊然在滴泪的时候，我有很深的感动。
记者：那场戏刘昊然好像有一点脱去原先很男孩的那种气质。
陈：对，其实在一场戏之前，我都还是要求刘昊然有男孩的感觉，很单纯的那种。但是到浴室这里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他已经熟悉的身体，感觉就不一样了，灵魂和身体都有成长。
记者：可是他的设定是一个金融行业的工作者，为什么想在他身上找到一种单纯？
陈：我太太也是做金融，但是是我遇到的最单纯的女生。其实我觉得浩丰如果不是内在有个反差的单纯，他可能就不会是抑郁的。
记者：其实这三个角色都是用内心非常柔软和单纯的东西在跟世界碰撞，所以他们会有挫败的感觉。
陈：我觉得你看到的角色的单纯，也是我的单纯。
记者：屈楚萧呢？
陈：屈楚萧跟我太太都是摩羯座，我很相信星座的。我太太做事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屈楚萧也是。比如弹吉他那场戏，他把手指弹破了也要练好。有时候他觉得哪条发挥得不好，会偷偷地去跟我说，刚刚摄影师说那条拍得不好；然后又跑去跟摄影师说，刚刚导演觉得那条不够好。两边说，就想达到一个完美，真的很可爱。我真的很爱他们三个，他们三个让我年轻了。
记者：我们今天安排的访问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跟陈导聊尽兴。
陈：我以后不去跑步了。（笑）
记者：其实我觉得在中国，确实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理解、感受您的作品的。今天我来到这里也是抱着这样的愿望。希望我们作为观众的努力，能某种程度上减轻您的自我怀疑。
陈：谢谢。希望《燃冬》能够遇到懂它的观众。
